司马氏自249年“高平陵之变”掌握曹魏政权，到265年代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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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宣帝纪》，第6页。
[2] 《三国志•魏书•张邰传》：“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邰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至荆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还屯方城。”（第526-527页）有趣的是，司马懿也知道冬季水浅会阻碍东吴水军的攻势，正始三年(242年)诸葛恪攻击江北，司马懿主张积极迎击，其理由便是“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吴军只能进行陆战，而这正是北军所长。见《晋书•宣帝纪》，第15页。
[3] 《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昶传》，第749页。
[4] 以上见《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傅嘏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详细记载此事，见第626页。另据《三国志•魏书•王基传》（第752页），此时的荆州刺史王基也持“大田”的保守主张，但胡遵，毌丘俭二人持何观点已经不详。
晋，历时三代，至280年方攻灭东吴统一中国。在这三十年对峙之中，司马氏家族最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取得对东吴作战的胜利，更是如何防止前线手握重兵的将帅投降敌军、反戈一击。因为司马氏家族长期以权臣身份掌控曹魏政权，会引起忠于曹氏的将帅臣僚反对，也会引起有野心者的仿效。250年代所谓“淮南三叛”，即驻守扬州（治所寿春）、紧邻东吴前线的三位重臣接连起兵，都出于对司马氏掌控曹魏政权的不满。在263年邓艾、钟会攻灭蜀汉后，钟会也萌生了占据蜀地自立的念头，险些造成新的割据局面。这些“叛乱”都给司马氏以警醒，使其注意防范封疆大吏的离心趋向。这些人外可与东吴结合，内则有唤起忠于曹氏的号召力，比单纯的外敌危险得多。
当时东吴前线最基本军事单位是州，为了防范前线将领反叛，司马氏用掌军权的都督与州刺史互相制约。西线荆州辖区较大，兵权较重，甘露四年(259年)，司马昭“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 [1]，以沔水为界将荆州分为南、北两个战区，使二者相互牵制。在司马炎正式代魏建晋之后，仍对边州都督、刺史保持着极高警惕。当时石苞受命都督扬州（淮南）诸军事，便受到司马炎猜忌，险些招致杀身之祸：
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敕镇东将军、琅邪王伷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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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二《太祖文帝纪》，第36页。
[2] 《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第1002页。
这是泰始四年(268年)之事。晋武帝司马炎为防范石苞起兵，在发布免职诏命时，又调集了朝廷禁军和徐州都督的兵力前往淮南可见其忌惮之深。在统筹灭吴的战略部署时，司马炎也非常注意防范将领叛变，努力使前线都督与刺史相互牵制。这种错综复杂的制约关系使得伐吴之役险些功败垂成，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王濬舰队在战争中所受的种种牵制。
羊祜经营荆州与王濬的升迁之路
司马炎在考虑东吴前线的都督人选时，最重要的因素是与皇室有亲属关系。灭吴计划最积极的推动者，就是晋皇室外戚羊枯（司马师的妻弟）。269年，羊祜被任命为荆州都督，驻防襄阳。因为其可靠的皇戚身份，晋武帝遂将十年前分置的荆州二都督合并，统归羊祜指挥。[1]他在荆州经营屯田，为灭吴之战做准备。各种伐吴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以王濬担任益州刺史和负担修造战舰。但与王濬相关的史事多有模糊之处，所以先要做一简单辨析。
（一）羊祜在269-273年之间曾任“征南将军”。 本传载王濬入仕之初，其府主为“征南将军”，但未言明其人：
王濬，字士治，弘农湖人也……后参征南军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为人志太，奢侈不节，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将欲济其所欲，必可用也。”转车骑从事中郎，识者谓祜可谓能举善焉。除巴郡太守……[2]
按，王濬初入仕时任征南将军府之参军事，受到羊祜器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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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诏罢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将，以所统诸军在汉东江夏者皆以益祜。”（第1015页）此事不系年月，但在273年吴将步阐来降之前，所以应在羊祜到任襄阳后不久。
[2] 《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第1207-1208页。
此征南将军应是羊祜。但据《晋书•羊祜传》，羊祜从未有过“征南将军”之号。其到任荆州之初：
泰始初，诏曰：“……以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给本营兵。”……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如故。[1]
可见羊祜都督荆州之初，军号为“卫将军”。本传载他的军号后来又提升为“车骑将军”，但那时已是吴将步阐来降的273年、王濬早已调任巴郡、广汉太守了。所以在羊祜到任荆州之后不久，其军号向曾升为“征南将军”，而当时王濬正在其军府任参军事，此军号为羊祜本传失载。
（二）王濬在泰始七年（271年）曾准备到贾充的车骑将军府任从事中郎。关于王濬在征南参军之后、巴郡太守之前的职位，本传载其“转车骑从事中郎”，此时担任车骑将军的是重臣贾充。[2]所以王濬在征南参军之后、巴郡太守之前，曾到贾充的军府担任从事中郎。此次迁转的因由，应是贾充准备外调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秋七月癸酉，以车骑将军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贾充原一直在朝廷任职，车骑将军为虚号，此时调外任都督，方需扩充府僚。王濬可能得到羊祜的保荐，才获此升职。但当时贾充不愿放弃中枢之权，所以拖延迟迟不肯赴任，到这年冬天将女儿嫁给太子，方正式获准留任朝廷。[3]所以王濬的“车骑从事中郎”，也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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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羊祜传》，第1014页。
[2] 据《晋书•武帝纪》，在泰始八年(272年)七月，“以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第62页），此时方由羊祜继任车骑将军之号，而此前王溶早已担任过巴郡、广汉太守，并升至益州刺史了。
[3] 《晋书•贾充传》未载其迟留多久，但载其被迫出发赴任时，“会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第1168页），可见当时已是隆冬。证以《武帝纪》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第61页）
期的有名无实之职。大概在贾充确定不调外任之后，王濬也就转任益州的巴郡、广汉太守了。
西陵之战引发西晋对水军建设的重视
到泰始八年(272年)六月，益州发生兵变，刺史被杀，王潜平息叛乱，被升为益州刺史。此事其本传和武帝纪记载甚明确，无可争议。[1]但《资治通鉴》在此月（泰始八年夏六月）记载其开始建造战舰，却未必正确。因为当时益州刚刚结束叛乱，未必能有大规模造舰之举。
在此年九月，吴西陵督步阐投降晋朝。西陵扼守长江东出三峡之口，起着防范益州（蜀地）舰队顺江东下的战略作用。晋荆、益两州军队前往增援，与吴军发生激烈战斗。步阐投降之初，晋军的部署是：
（一）以荆州刺史杨肇率兵三万前往援助西陵。
（二）荆州都督羊祜率兵五万攻击东吴在江北的重镇江陵，试图以围魏救赵之策缓解西陵围城局势。
（三）益州的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顺江而下，攻击东吴在长江最西端的据点建平城，试图在破城后直下三峡，增援西陵之军。
东吴负责西线荆州防务的是江陵都督陆抗，他针对晋军的部署是：
（一）亲自率兵从江陵急进西陵，在城外掘壕，阻绝杨肇援军入城，并围困城内的步阐军。
（二）留一部分兵力固守江陵对抗羊祜，同时命江南公安等地吴军水路增援江陵。江陵吴军还掘开河堤放水，使羊祜军队粮船搁浅，不得不改用车运，运输效率大为降低。
（三）以水军督留虑的舰队扼守三峡，阻击晋巴东水军，使其无法增援西陵及江陵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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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华阳国志》卷八误将此事系于泰始十年（274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页）。
双方军队的战事自十一月开始，杨肇军被阻击于西陵城外，损失惨重，到十二月被迫撤退，又被陆抗军追击，伤亡惨重。羊祜所部进展艰难，也被迫从江陵撤兵。随着晋军撤退，西陵被吴军攻克，步阐笺人都被处死，此战官告结束。晋朝追究战败责任，荆州刺史杨肇被免为庶人，羊祜军号也从车骑将军降为平南将军。但就任不久的益州刺史王濬未受处分。这说明投入战场的巴东水军并不属其指挥序列（应是归荆州都督羊祜指挥）。朝廷对羊祜等人的弹劾原文为：
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1]
细究晋军以八万优势兵力败于三万敌军的根源，在于没有掌握长江上的“制水权”：第一，羊祜五万主力不能及时攻克江陵，重要原因在于内河断流、粮运不继；第二，杨肇所部驰援西陵，也是从陆地进军，“兵少粮悬”而致失败；第三，巴东出发的晋军舰队被阻绝于三峡，无法为西陵、江陵战场提供兵、粮援助。反观东吴的胜利，则处处与控制长江有关：可以通过长江航道快速运兵、粮，阻击晋军于西陵城下；江南的东吴驻军也可以通过航运增援江北战场。所以，此次失败使羊祜开始重视组建长江舰队，而王濬的益州此时方开始成为大规模造船基地。
王濬在益州造舰的开始时间与波折
王濬本传未载其造舰工作始于何时，《资治通鉴》则系于泰始八年（272年）夏其刚刚就任益州刺史时，显然过于提前。其实王濬在益州造战舰历时较久，且分为不同阶段。下面逐一论述。
在咸宁五年（279年）秋，王濬上书晋武帝，陈说立即伐吴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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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羊祜传》，第1016页。战役过程见《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附陆抗》。
要性，其中提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 [1]。古人用虚岁计年，所以其开始造船的时间应是273年，正是羊祜的荆州军惨败于西陵的第二年。
但为何造船的任务偏偏落在王濬的益州？羊祜所在的荆外，有汉江（即沔水）汇入长江，在襄阳修造的舰队也可以驶入长江。但问题在于汉江流量小，难以容纳大型战舰。当年司马懿在荆州造船后，便因“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而导致计划流产（见前文）。所以最为便捷的还是在益州造船，开战时可开出三峡，顺流直下。此时羊祜的都督区范围并不包括益州，但他的官位远远高于王濬，且是王濬旧日府主，可以利用其私人影响力动员益州造船。王濬本人亦热衷于伐吴，两人在这个事业上取得了一致。
王濬虽然从273年就开始造船，但这只是他和羊祜两人的默契，尚未得到朝廷及晋武帝的首肯，所以其规模不会太大。而他开始大规模建造战舰的时间，在《华阳国志》中有明确记载，是在咸宁三年（277年）三月：
三月，（王濬）被诏罢屯田兵，大作舟船，为伐吴调。别驾何攀以为佃兵但五六百人，无所办，宜召诸休兵，借诸郡武吏，并万余人造作，岁终可成。濬从之。攀又建议：裁船入山，动数百里，艰难。蜀民冢墓多种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2]
另据《三国志》，晋武帝为了不泄露伐吴计划，是秘密命令王濬造船，且只让其用现有的屯田兵造船，而没有发诏书动员其他兵力。但王濬为了尽快造船，还是接受何攀的意见，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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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王濬传》，第1208页。
[2] 《华阳国志》卷八，第103页。
员，因为没有正式诏命支持，遭到了其下属的广汉郡太守张斅抵制：
（张斆）晋武帝世为广汉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讨吴，无虎符，斆收濬从事列上，由此召斅还。帝责斆：“何不密启而便收从事？”斆日：“蜀汉绝远，刘备尝用之。辄收，臣犹以为轻。”帝善之。[1]
《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泰始八年(272年)，而据《华阳国志》，当是277年之事。这里提到武帝给王濬的命令是“中制”，即寄自朝廷的密信而非明抄诏令，也使得王濬征兵无虎符可用。张斅以郡太守公然抗命，几乎泄露造船之谋，却得到司马炎赞许，则是因为触动了其最敏感的神经——防范边帅叛乱。当然，王濬真正开始造船之后，零碎木屑蔽江而下，直入东吴境内，几乎已经无密可保，只因吴后主的昏庸怠政，才未能进一步加强江防。
据《华阳国志》，这年十月，王濬派何攀到洛阳上表，进陈伐吴策略，并命他在回程时途经襄阳，以便“与征南将军羊祜、荆州刺史宗廷论进取计”。可见王濬仍非常重视与昔日府主羊祜的协同。据《华阳国志》，咸宁四年(278年)：“刺史濬当迁大司农，至汉寿，重遣参军李毅诣洛，与何攀并表求伐吴。”[2]此时王濬在益州已整整六年，晋武帝防范疆臣坐大，调换他也很正常。且大司农属九卿，对于王濬来说也属于升职。更重要的是，伐吴战争即将开始，晋武帝显然是想改派更为得力的，甚至是有亲属关系的人刺益州，以便其立功受奖。
但羊祜立即向晋武帝进言，保举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获得批准，方使其继续进行造船工作。此事《晋书》的王濬和羊祜本传都有记载，但都不系年月，且与其他史事前后混杂；《资治通鉴》将其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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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阎温传》，裴注引《世语》，第551页。
[2] 《华阳国志》卷八，第103-104页。
始八年(272年)，显然有误。现对照咸宁四年(278年)后半年的诸事，可以证明《华阳国志》记载无误，且可以发掘出当时的更多历史细节。先看羊祜本传：
祜寝疾，求入朝。既至洛阳，会景献宫车在殡，哀恸至笃……疾渐笃，乃举杜预自代。寻卒，时年五十八……[1]
据《武帝纪》，羊祜卒于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这说明他临死前数月已经返回洛阳。能够旁证其返回时间的，是“景献宫车在殡”（即羊祜姐姐、司马师之夫人刚刚去世），据《武帝纪》，景献皇后卒于此年六月，羊祜于咸宁四年下半年因病回洛阳，恰逢其姐姐的丧事。而王濬被征调为大司农，《华阳国志》载于咸宁四年末条，应为下半年之事。显然，晋武帝也担心羊祜离任或去世后，王濬可能难于驾驭。
据《华阳国志》，王濬接到调令后离开成都，但至汉寿便不肯前行，派僚属到洛阳请求伐吴，也是担心在益州已经进行的造舰事业功亏一篑。据王濬本传：“车骑将军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于是重拜益州刺史。”此条羊祜的军号有误，因为羊祜此时已升为征南大将军。但可见他在洛阳向晋武帝做了不少工作，使得晋武帝增加了对王濬的信任，使其重任益州刺史。而且，此时王濬的职责还有增加，首先是军号升为龙骧将军，据说是羊祜引用当时东吴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故以龙为王濬军号（王濬小字阿童）；[2]不过据《华阳国志》，正式加这个军号是咸宁五年（279年）初之事，而羊祜已卒于去年十一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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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羊祜传》，第1020-1021页。
[2] 《晋书•羊祜传》，第1017页。
[3]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另外，王濬的都督区范围也有扩大，“假节，监梁、益二州军事”，因其资历较低，故为“监”而非“都督”。所监增加了梁州，是将梁州的氐、巴骑兵划入其指挥序列。益州本土素来缺乏骑兵，这是给王濬增督梁州的重要原因。所以年底进军之时，其军中便有“梁州三水胡”兵。据王濬本传，他修造的“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可见大船也是为了搭载骑兵。王濬舰队启程时，曾因“争骑”而斩部将李延，也证明其舰队中搭载了骑兵。[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