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各路军队的进展，晋伐吴之战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至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十八日，为第一阶段，战事主要发生在长江北岸诸地区，以及自三峡至江陵的长江南北两岸；自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十五日，为战事第二阶段，王濬舰队从江陵东下，配合江北各军攻克敌沿江诸城塞，顺流直下，于三月十五日登陆占领建邺，尽俘吴后主朝廷，战事宣告结束。
在第一阶段的战事中，各路伐吴军队所遇到的抵抗很强烈，且都有较大战果，但各路统帅对于战事进度的意见并不一致，其中最关键的争执，是能否顺利渡江。在第二阶段，晋武帝已明确指示王濬舰队攻占建邺。但未能及时厘清王濬舰队与下游陆路诸军（主要是中线扬州都督王浑）的指挥关系，导致王濬与王浑发生争执。下面将重点分析西晋高层对于伐吴进展的预判，以及在实战过程中的抵牾。
第一阶段战事
据《晋书•武帝纪》，晋武帝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诏命前线各军展开全面进攻。由于诸军进入临战需要一些时间，加之原边界距离吴军重要城垒尚有一定路程，所以到次年正月、二月才进入激战阶段。
关于王濬舰队启程的时间，《华阳国志》卷八载为咸宁五年(279年)“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 [1]。《晋书•王濬传》则载为“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自建平郡（今巫山县）以下的三峡江段都由吴军控制，吴军预先在峡中“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而羊祜尚在世时已从吴军俘虏口中获悉这些布防地点，所以王濬舰队已有针对性措施，顺利通过三峡江段。[2]这表明在益州舰队的下江行动中，荆、益两州保持着密切的协作。
按照晋武帝战前的诏书部署，王濬舰队在驶出三峡，进入荆州江段后，便开始接受荆州都督杜预的指挥（节度）。[3]二月三日（庚申），
——————————
[1]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2] 《晋书•王濬传》，第1209页。
[3] 《晋书•王濬传》在记叙完平吴过程后回溯：“初，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第1210页）《资治通鉴》在太康元年三月亦照录。但至建平与至秣陵中间相隔时间甚长，这是两个诏书的内容：“受杜预节度”是开战初期（一月之前）的部署，“受王浑节度”则在战争即将结束的三月。王濬在占领建邺之前，未及见到“受王浑节度”诏书，从而引发诸多争执及误会，详见后文。
王濬舰队攻克江北重镇西陵，继续沿江而下，攻击两岸吴军。
自襄阳南下的杜预所部，正月时已包围了吴江陵城，但一直未能攻克。杜预遂派一部兵力沿长江北岸向上游进军，以便接应王濬舰队；同时又派少数兵力偷渡长江，“奇兵八百，泛舟夜渡” [1]，埋伏于乐乡城外。乐乡是吴军在长江南岸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且是其长江舰队停泊基地。当上游吴军被王濬舰队击败，逃入乐乡城内时，杜预所遣伏兵随之混入城内。王濬舰队于八日（乙丑）抵达乐乡城外江面，与吴军舰队展开会战，将其尽数歼灭，吴荆州舰队统帅“水军督陆景”被俘。[2]王濬军与城内伏兵里应外合，于当日攻克乐乡。此战彻底消灭了吴军长江上游的水上力量，使得江北吴军孤立无援，杜预军遂于十七日（甲戌）攻克江陵。
至此，吴军在长江上游的重要据点已全部被晋军攻占。
同时，指向长江中游的荆州军（江北都督胡奋）、豫州军（刺史王戎）也逐渐进抵江边，围困夏口和武昌二城。下游的扬州都督王浑、徐州都督司马伷所部，也基本肃清了江北吴军。战线基本推进到长江一线。
但自全面进攻开始以来，贾充一派从未停止对伐吴前景的质疑：
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2]
张华本传未载此事具体时间，《资治通鉴》则将其放在平吴之后，属于倒叙，亦无法查证具体时间。本书认为，此事应发生在战事开始
———————
[1] 《晋书•杜预传》，第1030页。
[2] 《晋书•武帝纪》对攻克乐乡的时间记载颇含糊，此处从《晋书•王濬传》（第1209页）。
[3]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第1070页。
后至二月中旬之间。因为在王濬军攻克乐乡之前，晋军的进展颇不乐观：杜预军攻江陵、胡奋军攻夏口、王戎军攻武昌，都难以破城；司马伷、王浑两军虽扫荡江北，但临江而不敢渡，使战局有陷入拖延的趋势。张华、杜预、王濬等力主伐吴者，显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只有在王濬舰队攻克乐乡后，才取得了在长江南岸的第一个重要据点，江北的江陵也在九天后攻克，战局才呈现出转机。
在王濬的益州舰队驶出三峡，即将与杜预的荆州陆军会师之际，指挥权问题也在凸显。开战之前，晋武帝已经做出部署：“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杜预到任荆州尚不到一年，而王濬在益州经营已有八年之久，只因为杜预与皇室有亲，官品也高于王濬，才有这种安排。
如果杜预在王濬舰队归入自己麾下之后率部登舰，直取建邺，必将建立灭吴首功。但杜预从大局出发，做出了不和王濬争功的姿态。他判断：如果王濬舰队能够从三峡攻克沿途要塞，开到江陵与自己会师，那么早已功勋卓著，自然不甘心受制于人；如果王濬舰队无力攻克吴军诸要塞，也就无法赶到江陵一带与荆州军会师，更谈不上接受自己指挥的问题。早在获悉益州舰队攻克西陵时，杜预便写信给王濬，鼓励他顺江直下，径取建邺，“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王濬得此信后大悦：这解除了他被人抢功的顾虑，正可以放开手脚建功立业。为了向皇帝暗示这种心情，他还专门将杜预的信件转呈武帝，希望武帝能让自己放手一搏。
江陵克定的第二天（十八日，乙亥），王濬舰队开到江北，与杜预主力会师。同在这天，晋武帝发布诏书，将王濬军号提升为平东将军，由“监”升格为“都督梁、益二州军事” [1]。这是对他数日之前攻克乐乡的嘉奖。发这道诏书时，晋武帝还未必知道占领江陵的消息，但他在这天稍晚时获悉江陵已定，于是又发布一道诏书，部署继续进
————————
[1] 《晋书•王濬传》及《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军的事项：[1]
（一）唐彬舰队划入王濬指挥之下。[2]
（二）杜预军队继续进占荆州的长江以南地区。
（三）杜预军队中划拨一万人给王濬、七千人给唐彬，编入长江舰队。
（四）王濬、唐彬舰队继续向下游进军，占领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并继续东下：王濬舰队协助胡奋攻夏口，克城后胡奋军队划拨七千人给王濬；唐彬舰队协助王戎攻武昌，之后王戎所部划拨六千人给唐彬。然后王、唐舰队顺流攻占建邺。
（五）由于舰队东下，贾充的指挥中心也从襄阳东移到项城，以便协调长江下游战事，特别是司马伷、王浑等军与王濬舰队的协同问题。
这道诏书表明荆州方面的胜利给了晋武帝信心，使他不顾贾充等人反对，执意将伐吴进行到底。另外，这也是他了解了杜预和王濬关系之后的部署：杜预无意于争功，所以命其留在上游；下江直取建邺的任务则留给了王濬。
第二阶段的战事和争议
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晋军在长江中游和下游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王濬舰队自江陵东下之后，迅速加入了对夏口、武昌二城的攻势。这两城的情况和江陵相似，都是吴军在长江北岸的军事据点，吴军依托长江对其进行补给和增援，所以长期坚守不下。王濬舰队切断了吴军的江上通道，并增加了临江方向的攻势，所谓“濬自发蜀，兵
——————
[1] 除有说明者外，此处内容皆出自《晋书•武帝纪》，太康元年二月乙亥日，第71页。
[2] 《华阳国志》卷八：“巴东监军唐彬及平南军皆受指授。”（第104页）此为节文和缩写，实际上，平南（即平南将军杜预）所辖部分士兵划归王濬指挥之事，在《晋书•武帝纪》中有原文照录，见第三条部署；唐彬军归入王濬指挥则仅见于此。
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 [1]，短期内都被顺利攻破。按照晋武帝二月十八日诏书的部署，王濬及唐彬舰队从胡奋、王戎部补充了兵力，[2]继续顺流驶向建邺。此时应已进入三月中旬。
在东线，开战以来的三个月里，司马他的徐州、王浑的扬州军队已进至长江沿线。吴军在下游江北地区没有重兵驻防，所以这两支军队的进展颇为顺利。但在兵临长江之后，他们迟迟没有渡江举动。这种迟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畏战，因为吴军舰队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制水权，晋军徐、扬两州都缺乏大型军舰，怕遭到吴军拦截而不敢渡江。以前的曹仁、最近的杜预都曾用轻舟偷渡长江，但司马伷、王浑两人显然缺乏这种魄力。另一方面则是这二人都怕招致贾充反感。所以司马伷、王浑达成了默契，消极对待渡江灭吴之事。
在王濬舰队参与攻击夏口、武昌时，东吴方面也在试图发起反攻。
吴丞相张悌率领吴都建邺的精锐兵力三万人渡江至历阳，北上玫击晋扬州都督王浑、刺史周浚所部。吴军内部曾对此方案有争议，丹杨太守沈莹认为，上游的晋军舰队行将来到，应集中兵力扼守长江，准备与晋水军决战。张悌则认为，待到晋舰队驶入下游时，东吴的军心早已涣散，不如趁现在与晋扬州军决死一战，如能战胜，吴军上下士气大增，尚有全盘扭转战局的可能。从当时形势看，张悌的意见是积极和正确的。但两军会战于江北版桥，吴军大败，损失近万人，张悌等将帅也都战死。[2]
————————
[1] 《晋书•王濬传》，第1209页。
[2] 《晋书》卷三十九《冯紞传》：“伐吴之役，紞领汝南太守，以郡兵随王潜入秣陵。”（第1162页）汝南属豫州，所以冯紞所部应在王戎划拨给唐彬的六千兵力之中。
[3] 见《三国志•吴书•孙晧传》，裴注引《晋纪》《襄阳记》。关于此战吴军损失数字，《晋书•王浑传》为“首虏七千八百级”（第1202页），而在战后后“二王”互相攻讦，王濬则向朝廷揭发说：“又闻翼人言，前张悌战时，所杀财有二千人。而浑、浚露布言以万计。”（第1214页）显然二千或以万计都有些夸张，《晋书•王浑传》所载应是较为可靠的数字。另外，关于此战发生时间，《晋书•武帝纪》载予二月末，《资治通鉴》则载于三月初且不言出处。要当发生在二、三月之交时。
到此时，贾充还在坚持其伐吴必败的论调。他的依据是，如今军尚未能渡江，而春季行将过去，长江将迅速涨水，江南一旦进入暑热天气，将不利于北方军队作战，所以必须立即停止攻势。这种意见不仅限于朝廷上层，杜预麾下的荆州军官也颇有应和之声。[1]这种反战声势显然影响着王浑、司马伷等将帅，使他们依然观望而不敢乘胜渡江，以免得罪贾充。
就在王濬舰队驶向下游之际，晋武帝又发布了一道诏书，指示王濬“至秣陵，受王浑节度” [2]。从诏书字面意思看，“至秣陵”至少是已经渡江围困建邺之后。那么在王浑渡江之前，和王濬的指挥关系又该如何？似尚未明确。另外，这个诏书的发布日期也难以确知。因为王濬舰队在中游的最后一站是武昌，彼时他还未收到这个诏书；待舰队离开武昌之后，一路再未遇到吴军有力抵抗，所以顺流长驱直下，与江北的晋军再没有联系，更无从得知有此诏书。
而王浑得到这个诏书之后，确信自己拥有了对王濬舰队的指挥权，遂一直在江北坐待舰队东来。扬州刺史周浚、别驾何惲都劝他乘胜渡江、直取建邺。但王浑坚持待王濬舰队来后渡江，方万无一失。[3]
三月十四日，王濬舰队行至牛渚，王浑在北岸派遣信使到舰队，邀请王濬到自己军营相见。王濬则表示，吴军舰队正在前方的三山江面集结，战事方殷，无暇旁顾，且如今风向正有利，舰队行驶皆有序列，不能贸然改变方向。这就留下了一个争执，就是在信使见到王潜时，王濬是否得知那封让他“至秣陵，受王浑节度”的诏书？在战后争执中，王濬坚称当时：
————————
[1] 《晋书•杜预传》：“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邑，莫不束手。议者乃以书谢之……”（第1030页）
[2] 《晋书•王濬传》，第1210页。“秣陵”即吴都建邺，史书为避西晋末帝司马邺之讳而改。
[3] 《晋书》卷六十一《周浚传》，第1658页。
见浑军在北岸，遗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1]
史书中没有王浑控告王濬的原文，但可以推测，他肯定坚持信使已经告知王濬：有“节度”之命的诏书，请他到北岸就是要出示这个诏命。
无论如何，当天王濬舰队没有停留，而连夜直向三山。舰队副统帅唐彬看到王濬、王浑的争执已趋激烈，为明哲保身，遂托病交出指挥权，避免开罪于任何一方。[2]吴军集结的最后一支舰队共万余人，在强大的王濬舰队面前不战而溃。次日（十五日），王濬舰队行驶到建邺江面，吴主孙皓手足无措，只得投降。
在此时，西晋朝廷关于是否应渡江的争论正如火如茶，中书监苟勖附和贾充意见认为已不可能成功渡江，请求晋武帝惩办张华。杜预在荆州得知这些争论，“驰表固争，言平（吴）在旦夕”，信使行至洛阳近郊，平吴的捷报也正从前方传来，争论才告终结。[3]
而在建邺，二王之间的争执正愈演愈烈。十五日王潜接受孙皓投降，同时遣信通报王浑；当天晚间，王浑的一封书信送到王濬处，才提及“当受节度之符”。次日（十六日），显然晋武帝刚刚收到王浑对王濬拒命的控告（应为十四日发出），遂又发布一道诏书，重申王濬必须接受王浑的指挥。[4]同日，王浑军队也渡江到达建邺，[5]这说明王
————————
[1] 《晋书•王濬传》，第1211页。标点有部分动。
[2] 《晋书》卷四十二《唐彬传》：“彬知贼寇已殄，孙皓将降，末至建邺二百里，称疾迟留，以示不竞。果有先到者争物。后到者争功，于时有识莫不高彬此举。”（第1218页）按，建邺上游二百里，应是历阳一牛渚，即王濬拒绝王浑建议之地。
[3] 《晋书》卷四十《贾充传》，第1170页。
[4] 《晋书•王濬传》，第1211页。王濬上书提及“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诏书以十六目起洛阳，其间悬阔，不相赴接”，十六日诏书内容未载，所以只能做这种推测。
[5] 《晋书•王濬传》载王濬上书：“周浚以十六日前入晧宫”（第1214页）。
浑实际并不缺渡江船舶，此前的按兵不动只是迟疑观望而已。
王浑到达建邺后，对王濬抗命的指控日趋激烈，并控告其军队抢掠吴宫财宝，甚至“屯聚蜀人，不时送晧，欲有反状”，俨然有钟会和邓艾之争再起之势。晋武帝只得将两人召回洛阳，朝臣欲以“违诏”治罪王濬。晋武帝的裁决是：
濬前受诏径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濬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濬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
但王濬的行为已经触怒了贾充等反战派高官，他和王浑的争执也被打上了以寒门挑战高门的烙印，[1]在占领区善后及评定功勋等问题上频频遭遇刁难，必要时只能依靠晋武帝提供保护。直到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命濬孙王粹“尚颍川公主”，才标志着王濬家族正式被接纳为上层士族，而此时王濬已经去世五年了。
余论：晋灭吴之战的另一种可能
西晋灭吴之战的最高决策者是晋武帝，他的判断和决心最终促成了统一局面。但是，以贾充为首的反对者始终未曾放弃对伐吴事业的批评和阻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晋武帝出于制衡群下、防范边帅叛变的考虑，有意识地制造两派臣僚互相批评、攻讦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士族对皇权的掣肘，致使晋武帝对某些士族成员不得不保持优容姿态，特别是像贾充这种曾为司马氏夺权立过汗马功劳（杀死高贵乡公），同时又身在朝廷，没有外叛之虞的高官。
————————
[1] 《晋书•王濬传》载王濬上书，转引王浑对他的批评：“瓶磬小器，蒙国厚恩，频繁擢叙，遂过其任”。而王濬也承认“浑此言最信，内省惭惧”。（第1215页）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力主伐吴的代表人物，羊祜的作用格外重大。他的意见坚定了晋武帝伐吴的信心，而且为伐吴事业提携了最重要的人才：朝中的张华和荆、益二州的杜预、王濬，在伐吴之战中，荆益二州军队是最为积极的力量，不仅迅速解决了上游吴军，且参与了整个长江江段的战事，直至占领建邺。
主战派与反战派的互相攻讦牵制贯穿了伐吴之战全过程。这使得幸战派的将帅时时小心戒备，防止授人以柄，从而避免了出现类似钟会据蜀的阴谋。但另一方面，这种争执又使得伐吴事业几乎功败垂成：在战事第一阶段，如果荆益军队在西陵到江陵的战场上遭遇挫折，战局稍事拖延，必然因为贾充等人的反对而告中止，而主战派也难免遭到清算；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如果王濬在牛渚江面接受了王浑的调度，渡江攻建邺之举也势必拖延，届时贾充以最高指挥官（大都督）身份作梗，也很可能使伐吴大计功亏一篑。毕竟，在王濬舰队击败三山的东吴舰队之前，东吴还拥有最后一支保卫长江的水师主力。如果晋军攻势稍为放松，东吴完全可能重建长江上的优势。
在战事开始之前，王濬已经有过对东吴内政变化的担忧：“令晧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 [1]且从后来的历史看，这种变局也并非不可能： 550年代，江陵的萧绎朝廷被西魏攻灭之后，江南地方武装迅速分化、重组，陈霸先武装在混乱中崛起，抵抗住了北方政权的攻势，使陈朝在江南的统治又维持了数十年。而从西晋自身的情况看，如果280年的伐吴战事进入拖延，也将逐渐丧失对江南的优势和扩张性：
首先是西晋政治的内因：当时士族阶层的封闭和壮大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止。这个阶层文化上崇尚清谈狂放，生活上奢侈腐化，政治上则萎靡保守。张华和王濬在伐吴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恰恰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在世时饱受歧视排挤，而在他们之
————————
[1] 《晋书•王濬传》，第1208页。
后，通向上层社会的大门已彻底关闭，彼时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有作为的政治人物了。从这个角度讲，平吴之战是西晋王朝在堕落沉酣之前的最后一次振作，而且有幸获得了成功。
再从西晋的外部局势看，当时内迁的少数民族已经活跃在从关中到并州的内地，且塞外的鲜卑等部族叛乱此起彼伏。如果西晋未能及时灭吴，南方战线占用大量驻军，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资源将捉襟见肘，也会使西晋政权陷入南北方无法兼顾的困境。当这种困境进入极端时，将是和西晋末“刘石之乱”相似的局面，即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从这个角度说，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的南北分裂局面几乎是注定要出现的，西晋灭吴只是将这个局面推迟了三十年，并使南方政权从孙氏改为司马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