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规划
581年杨坚代周建隋，隋朝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的三千余万人口，而陈只剩江南之地和区区二百余万人口。这种形势和晋灭吴之前基本相似，但隋将战线向南推进更深，在三峡以东，隋几乎已全面控制江北地区。这比三国时东吴尚保有江北一些堡垒、城市的局面又有不同。随着杨坚政权的巩固和隋朝国力的壮大，隋开始进行渡江平陈的部署。
对于隋朝将帅们来说，三百年前晋灭吴的战略肯定是其制定进攻方案的重要参照。但在战事开始后，各种因素又导致了战役进程与晋灭吴并不完全相同。本节将讨论隋军对晋灭吴战略的借鉴，并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了不同的战役进程。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杨坚已经发布了讨伐陈朝的诏书。依照以往北方政权南伐的惯例，作战季节会避开盛夏雨季，所以到十月，隋朝才完成伐陈的战略准备，晋王杨广受命为淮南行台（驻扎寿春）。到十一月，伐陈主力才从长安开赴前线。这和晋武帝在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启动伐吴的时间完全相同。隋伐陈的整体部署为：
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1]
隋军基本沿袭晋伐吴的战略部署，只是稍有改动。《资治通鉴》此处取材自《隋书•高祖纪》，但《隋书》对诸统帅多记爵位，而《资治通鉴》则记为实际职务，比较便于观览。下面就结合《资治通鉴》进行详细分析：
东线：贺若弼出广陵渡江。《资治通鉴》作：“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这和晋徐州都督司马伷的出击方向基本一致，但西晋在进攻之前，东线的军事基地是淮北的下邳，而隋军此时已经推进至长江之滨，前进基地已是长江边的广陵城。
中线：又分东、中、西三路。
东路，“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和晋扬州都督王浑的出击方向一致。西晋战前只控制到淮南的合肥，尚未推进到长江边，主要军事基地在扬州治所寿春；而隋军则直接控制着江北的历阳地区。
中路，“（晋王）广出六合”，即从寿春出发，指向建康对岸的江北地区。这个出发地也和晋扬州都督王浑基本相同，但当初晋军并没用直接指向建邺对岸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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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第31页。
西路，“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和晋豫州刺史王戎出击方向一致。但晋军基地在淮北的项城，而隋军已经占据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的蕲春城。
西线：又分为东、中、西三路。
东路，“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和晋荆州都督杜预的出击方向一致。但三国时东吴一直占据江陵，西晋荆州的军事基地是襄阳；而隋军则已占据江陵。
中路，“（秦王）俊出襄阳”，这一路是襄阳的隋军舰队，沿汉江（沔水）而下进入长江。这和晋军江北都督胡奋攻击方向相同。但陈和吴不同，不能保有江北，其江夏郡治已经移到长江南岸，只能以水师阻滞隋舰队渡江。
西路，“（信州刺史、行军元帅杨）素出永安”，以水师自蜀地出三峡，和西晋王濬舰队出击方向一致。
以上是隋军和晋军相同的出击方向。此外，隋军还有海道出发的一路——“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即从海道直指江南。但这路隋军在战事中并未发挥直接作用。
隋军指挥序列：有三位行军元帅：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和清河公杨素。杨素的地位不能与两位皇子相比，所以隋军的战区最高统帅有两个，上游西线的杨俊和下游东线的杨广。晋伐吴时只有贾充一人充当大都督，奔波于东西两处，而隋军的部署更为合理，可以兼顾上下游同时展开进攻。另外，贾充的指挥部设在远离战场的襄阳和项城，而隋军的三位元帅（其中包括两位皇子）都各有负责的主攻方向，直接参与前线战事，显然更有效率。
杨素在上游的准备
在隋文帝部署平陈战事时，显然吸取了晋灭吴的经验，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在蜀地大规模修造战舰，以便在开战后控制长江，保障主力渡江。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任命杨素为信州总管，驻永安（三峡西侧的白帝城）负责修造战舰。[1] 杨素本传对此的记载是：
上方图江表，先是，素数进取陈之计，未几，拜信州总管，赐钱百万、锦千段、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等各有差。[2]
可见杨素在永安的造舰规模颇大，完全堪与王潜在成都的工作相比。杨素于开皇五年（585年）十月到任信州刺史，比伐陈战役开始的588年整整早了三年，他能及时完成此项事业，也可旁证王濬可以在伐吴之前二年（277年）开始大规模造舰。王濬时候的益州包含了四川盆地大部地区，而在隋初州一级行政区的范围已比较小，当时巴蜀地区已经被划分为十几个州，信州只是其中之一，杨素大规模造舰，仅信州一州显然不足以提供足够的人财物资源，需要从他州调拨。杨素所任“信州总管”，必然包含了都督巴蜀地区其他诸州的指挥权，只是为史书所略。
杨素的造舰事业是隋文帝平陈的重要依仗，他对此寄托了极高的期望。还在展开攻势之前半年，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发布声讨陈叔宝的诏书，宣称自己即将展开的灭陈大计应天顺人，其中就提到有神龙出现在长江之中，引导隋军直下金陵（建康）：
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弓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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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开皇五年：“冬十月壬辰，以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第23页）。
[2] 《隋书•杨素传》，第1282页。
睹，岂非苍旻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1]
此时平陈战役尚未开始，杨素舰队尚未驶出三峡。“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一句，应是巴蜀地区各州的舰队向信州集结。这说明造舰工程并非仅在信州一州，而是在巴蜀各州同时展开，建造完毕后驶往最下游的信州集结，归人杨素舰队序列。伐陈之战开始时，杨素被授予“行军元帅”，和杨广、杨俊两位皇子相同，高于其他任何一路伐陈军统帅。这也表现了隋文帝对杨素舰队的期望之高。
贺若弼在下游的渡江准备
在杨坚建隋后不久，就任命韩擒虎为庐州总管，贺若弼为吴州总管，负责长江最下游的对陈防务。[1]据《隋书•地理志下》，庐州即为南朝梁之南豫州；吴州原为南朝梁、陈之南兖州，北周占据后改为吴州，治江都（即魏晋广陵城）。庐州的历阳为古代最重要的渡江地点。隋文帝将造舰任务都交给了杨素，韩擒虎和贺若弼都没有造船工作。
但贺若弼对渡江作战之事非常积极。他曾“献取陈十策，上称，赐以宝刀”， [3]，平陈战争结束之后，他又重新编写过这些建议：
平陈后六年，弼撰其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上弗省， 曰：“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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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书•高祖纪下》，第31页。
[2]《隋书•高祖纪上》）：“三月……戊子……以上开府、当亭县公贺若弼为楚州总管，和州刺史、新义县公韩擒虎为庐州总管。”（第14页）按，此时贺若弼尚不是吴州总管，其调任应是此后不久之事。因为《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传》于开皇二年之后，曾提及“上常命览与安德王雄、上柱国元谐、李充、左仆射高颈、右卫大将军虞庆则、吴州总管贺若弼等同宴”（第1328页）。可见贺若弼到楚州不久即调任吴州总管。
[3]《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第1344页。
[4]《北史》卷六十八《贺若弼传》，第2381页。按，“十策”或“七策”仅见于《北史》；《隋书•贺若弼传》未载。
十策在战后减为了七策，可能没有用到的三条被删去。十策出自贺若弼，这在隋朝高层已不是秘密，但贺若弼却要将其作为隋文帝的“御授”，显然是卖一个空头人情，无怪杨坚不愿领情。这曾付诸实践的七策中，三条与渡江舰船有关：
其三，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于渎内。陈人觇以为内国无船。
其四，积苇荻于扬子津，其高蔽舰。及大兵将度，乃卒通渎于江。
其五，涂战船以黄，与枯荻同色，故陈人不预觉之。
可见在贺若弼的渡江方案中，并没有等待杨素舰队到来再渡江的打算（也许已经删去的三策中有，但未派上用场，今日也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他不准备在长江中与陈水师主力决战，而是要麻痹陈水师，乘其不备时以小规模船队偷渡。一旦踏上南岸土地，就可发挥隋军的陆战优势。第六策是渡江之后的安排：“先取京口仓储，速据白土冈，置兵死地，故一战而克。”特地强调“置兵死地”，也是因为没有信心歼灭陈舰队，夺取长江制水权。这和当年北齐两度渡江进攻建康，以及北周时贺若敦（贺若弼之父）渡江进攻湘州的态势几乎完全相同，且吸收了其父未能速战速决，最终失败的教训，准备一举攻灭陈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