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河流与季节
在4-6世纪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中，江河并非只起到了分割南北的作用。作为交通运输手段，水运在前现代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南方政权。江南水乡的居民生活多依赖舟楫，所以南方军队在北伐中，也更多借助河流进行后勤运输，甚至是作战部队的进军也依靠舰船和水军。除了惯常的生活习惯，这还和南北方的自然物种差异、兵种差异有关：南方政权控制的区域多非马、牛等力畜原产地，所以缺乏拖曳车辆的牲畜（长江流域固然多水牛，但水牛不适应北方的寒冷和干旱，所以在淮河以北的战场上作用有限）。
另外，南方政权缺少骑兵，也使其军队后勤更多地依赖后方运输，而不能靠在战区征集（抢劫）粮食。骑兵行动速度快，在同样时间内搜索的区域要比步兵大得多，所以便于在战区抢劫物资、因粮于敌，但这个优势只属于北方军队。这也迫使南军更重视运用河流进行水运。
与水运相关的是季节问题。到冬季，北方（淮河以北）河流封冻无法航行。北方降雨量较少，且集中在夏季。只有在雨季涨水时，北方河流才能保证航运所需的水量。所以南方军队的北伐多选择在夏季进行，且即使在雨季，也往往需要采取人工手段，如修筑堰坝，使自然河流改道等来提高航道中的水位，保障通航。当然，除了水运，南军选择夏季北伐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南方人多不适应北方冬季的严寒；北方河流封冻之后，也不能用作防范北军骑兵的天然屏障（黄河在这方面比较明显）。这些因素都使得南军北伐尽量集中在夏季，避开严冬。
东晋十六国的百余年时间里，北方局势经历了数次激烈变动。石赵王朝、前秦王朝的崩溃都引起了北方的长期混战，给南方军队提供了北伐契机，所以东晋军队曾数次将战线推进到黄河。到南北朝时，双方对峙僵持的局面相对稳定。北魏政权统治北方的百余年时间里，逐渐将南北交界线从黄河推移到淮河。同时，北方经历过两百多年的民族融合，因政局动荡而发生全面的社会崩溃情况已经难以发生了，所以在北魏政权崩溃，北方陷入动荡时，南方萧梁政权的北伐亦难有作为，而很快呈现出东、西魏与南方政权对峙的局面。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淮河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漕运（内河航运）间题，王鑫义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他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淮河沟通长江、黄河的诸河道，以及这些航道在南北方战争中的运用情况。[1]故本编的论述重点并不在这些航道本身，而是以东晋时期的几次大规模北伐——桓温征前秦、前燕，刘裕征南燕、后秦为例，从战略角度探讨南军在北伐中如何综合利用内河航运、季节等因素，以及这些外部条件对战局产生的影响。
江—淮、黄—淮水系与南北战争
南方军队北伐都要自长江进入淮河，再从淮河流域北上进入黄河。自春秋末期吴国就开凿了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水系。在东晋南北朝时，这条江淮运河一直可以使用，南军舰队自江入淮，都是循这条河道。进入淮河后再溯泗水到彭城，有两条河道通向黄河：向西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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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鑫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
北是汴水，通往黄河荥阳段的石门水口；向正北方溯泗水而上，可辗转进入济水，驶入黄河。下面对这两条航道在东晋之前的情况做一简单介绍：
沟通黄河和淮河的水系比较复杂。黄河在流出豫西山地之后，自荥阳以东都是广阔的平原，少有山地约束。黄河含沙量大，河床淤积迅速，所以河道在平原上发生过多次南北摆动，向北流可入渤海，南流可入黄海。且黄河在荥阳以下河段经常分流出若干“支津” [1]。这些支津或与干流并行注入渤海（如济水），或向东南汇入泗水（如汴水、荷水等，详见下文），再与之一起注入淮河。自战国以来，人们出于灌溉、航运需要，经常对这些黄河支津进行人工疏浚或改道。由于黄河水含沙量大，这些支津也经常淤塞、废弃和改道。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因为分裂动荡，河道缺少人工维护，淤塞情况更为严重。在南方政权北伐时，往往先要对航道进行人工疏浚开掘才能使用。而开掘河道的工作受战局影响，多难以按计划进行，反过来又影响战事的成败。在桓温和刘裕自淮河入黄河的北伐战争中都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自东汉以来，在沟通黄、淮的航道中，汴水地位最为重要。自彭城通往洛阳，以汴水最短、最便捷。因其沟通淮河和京师的漕运价值，在西晋统一时代，汴河在人工疏浚之下都可通航。280年西晋灭吴时，王濬舰队自益州驶出三峡，杜预便写信鼓励他：“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2]这里“自江入淮”，是走邗沟航道；“逾于泗汴，溯河而上”，则是从淮河驶入泗水，到彭城时转入汴水，至石门进入黄河，最终进入洛阳。这说明当时这条航道是畅通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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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史念海先生说，流入干流的河道为“支流”，自干流分出的河道为“支津”。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2] 《晋书•王濬传》，第1210页。
然，邗沟、汴水等航道水量有限，难以通行大船，王濬舰队中体型较大的战舰是无法通过的）。
到西晋末战乱时期，青州刺史苟晞和控制朝廷的东海王司马越交恶，遂进军占领汴河边的仓垣城，掐断了东南方到京师的漕运干线，使洛阳陷入饥荒，最终迫使司马越带主力禁军离开洛阳，到豫州地区就食。[1]此举也说明在西晋一朝，泗水一汴水航道始终是东南江、淮流域粮赋进入洛阳的最重要通道。
另一条沟通黄淮的通道，即从彭城继续溯泗水而上，王鑫义先生称之为“泗黄漕路”，王鑫义先生所举关于这条航道的最早记载，是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荀羡北伐前燕，“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 [2]。但这条航道在东晋之前，特别是在西晋统一时代是否存在？通过《水经注》等文献可以发现，在泗水上游的高平郡（国）湖陆县，一条“荷水”（又称南济水）向西沟通泗水与济水。溯济水向西，可以驶入汴水上游，再从石门水口进入黄河。这是因为济水和汴水在上游同源，都出自黄河的石门水口。[3]
史念海先生认为：“菏水本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水道，也就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商鲁之间所掘的沟。”[4]这条经由荷水一济水进入黄河的航道虽如此古老，但在汉魏文献中极少有记载。其原因可能是：以汴水为骨干的航运格局，是以洛阳为中心的统一时代的产物。当时东南去往洛阳的漕船都自彭城进入汴水航道，这比经荷水航道便捷；而冀、青、兖州的粮赋则溯黄河干流运往洛阳，导致荷水一济水航道利用价值降低。当然，在统一时代，荷水一济水航道也并非全无利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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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事为正史失载，见《水经注疏》卷二十三《汲水》：“汳水东迳仓垣城南，即大梁之仓垣亭也。城临汳水，陈留相毕邈治此。征东将军苟唏之西也，邈走归京。晞使司马东莱王讚代据仓垣，断留运漕。”（第1960-19 61页）汳水即汴水之异写。
[2] 《晋书》卷七十五《荀羡传》，第1981页；王鑫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第12-13页。
[3] 《水经注疏》卷八《济水二》。
[4] 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上），第75页。
值。因为汶水亦注入济水，兖州的中心区（即泗水上游、汶水流域诸郡县）使用这条航道进入洛阳较为便捷。西晋末青州刺史苟晞被起事武装击败后，“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 [1]，高平邸阁（粮仓）储存的粮食，当从荷水一济水送入洛阳最为方便。如果运船顺泗水到彭城，再经汴水送往洛阳，就比较迂远了。
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荷水汇入济水之处，继续向下游行驶，过巨野泽到达东阿一带时，济水与黄河干流之间距离很近。369年桓温伐前燕至济水，就是从这里的四渎口进入黄河的。那么在此前的汉晋承平时代，这段黄河与济水间是否有航道沟通？史书都没有明确记载。《水经注•河水》则云：
河水又东北流，迳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曰泲水，受河也……东北流，迳九里，与清水合，故济渎也。
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2]
此处的清水即济水北段。因为济水在流出巨野泽之后，经过沉淀作用，水流已经较为澄清。到四渎口一带再次与黄河水合流之后，清浊对比格外明显，故被称为清水。四渎口这段沟通河、济的河道，又被称为“孟津河”（与黄河的盟津段重名，但非一地），《水经注•河水》称其“迳九里”，即九里长，《济水》卷则称有十里长，[3]两说基本近似。“四渎祠”则因为这里能够辗转沟通江、淮、济、河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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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六十一《苟晞传》，第1668页。
[2] 《水经注疏》卷五《河水五》，第472-473页。
[3] 《水经注疏•济水二》：“济水又东北……河水自四渎口东北流而为清。《魏土地记》曰：盟津河别流十里，与清水合，乱流而东，迳洛当城北，黑白异流，泾、渭殊别……”（第737页）
从祠的存在来看，这条航道应在桓温、荀羡之前已经有了。因为郦道元生活的520年代和桓温北伐相距一百五十年左右，如果从桓温时才初次开通四渎口，则未必能在百余年的时间内形成民俗特征的“四渎祠”崇拜。另外，从两汉至西晋的数百年承平岁月，济水和黄河都是重要航道，两水在四渎口相沟通的渠道仅九里长，[1]这种工程在汉魏晋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