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南燕之后，刘裕又经历了攻灭卢循天师道军、蜀地谯纵政权的战争，和东晋内部的两场内战（对荆州的刘毅、司马休之），压平了南方割据势力和东晋政权内部的反对派。到416年，他将进攻目标转向羌人姚氏的后秦政权。
后秦核心区为关中，并占据着河南地区的西半部。秦晋间的边境线很长且曲折参互。在刘裕攻灭南燕之后，双方西段边界在南阳盆地北缘和秦岭；中段边界在淮河北侧；东段则在泗水西侧。黄河以北是北魏疆域，但北魏又占据着黄河南岸的滑台等地（河济之间），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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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武帝纪上》：“大军进广固，既屠大城。超退保小城。于是设长围守之，围高三丈，外穿三重堑。停江、淮转输，馆谷子齐土。……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第16页）
[2] 以往割据青齐的曹嶷、段龛等武装，虽向东晋称臣，实际上仍是独立割据状态。
秦、晋、魏三方形成鼎峙格局。
义熙十二年(416年)正月，秦帝姚兴去世，姚泓继位。此时后秦外有赫连勃勃武装的骚扰，内有宗室成员的不满和觊觎，统治很不稳定。但北魏和后秦皇室有联姻之好，所以北魏坚决支持姚泓政权。姚兴死去的消息传到东晋，刘裕迅速做出伐秦决定。二到三月间，他操纵晋安帝朝廷给自己加“中外大都督”之号，东晋举国戒严，进行全面军事动员。[1]四月，刘裕正式发布文告，声称“今当奉辞西旆，有事关河” [2]，宣布伐秦计划，但战事直到秋季八月才正式开始。（关于此次战役，可参考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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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宋书•武帝纪》和《南史•宋武帝纪》，加大都督时间为三月；但《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七为二月。大概朝廷二月发布加大都督之诏令，但刘裕要根据惯例辞让，最终接受时已至三月。伐秦檄文的发布日期，据《南史•宋武帝纪》为四月乙丑。则从二月获悉姚兴死讯，到四月发布檄文，是刘裕前期酝酿和准备伐秦阶段。
[2] 《宋书•武帝纪中》，第36页。
刘裕对第一阶段战事的部署
九月，晋前锋诸军发起攻势。这和以往东晋，以及此后南朝的历次北伐都不同的是，没有选择夏季进行战争。晋军本来自三、四月已讲行动员，完全可以在夏初展开攻势。但刘裕这次打破惯例，在秋冬发动进攻，是综合了天时、地理和敌我兵力形势之后的全盘计划：
从地理上看，后秦的疆域范围较大，核心区关中有山河四塞之险，刘裕吸取了桓温伐前秦失败的教训，不再从陆路翻山北上，那样后勤保障难以维系，风险过大。他计划先占河南，再攻关中。河南不是后秦的核心区，所以不会发生太惨烈的战事，但只有占领河南，晋军才能开通自淮入黄的航道，溯黄河前往关中。
从季节上看，晋军在九月展开攻势，用整个冬季占领河南地区，这种“反季节作战”，正是要让士兵们在向北进军的过程中逐步适应北方的寒冷天气。待到来年春天已经稳定占据了河南，开通入黄航道，晋军主力舰队驶入黄河，诸军乘春夏季涨水之机再进攻关中，从季节上讲最有利。届时，晋军有汴水、泗水两条航道提供后勤保障，正好进行最艰难的战役。且士兵们有了冬季作战经验，即使战事拖延到下一个冬天，也不致影响大局。如果冬季在河南作战失利，撤回淮河以南也比较容易，不至有重大损失。
所以，伐秦战事第一阶段的目标，首先是占领河南地区，以攻占洛阳为标志；其次是开通自彭城进入黄河的两条航道：汴水一石门航道和泗水一黄河航道。各路军队的进攻计划是：
中线：沈林子、刘遵考二将从彭城出发，溯汴水向西北，负责攻占汴水沿线，并掘开石门水口。虽然汴水航道早已湮塞，但从彭城去往洛阳，走汴水航道更近，且可以避开北魏控制的河段，最为便捷。所以刘裕对沈林子等开通石门的任务寄予厚望。
东线：前锋军总指挥王仲德率东线晋军，[1]自青齐地区（南燕故地）西进，监督朱牧、竺灵秀、严纲三将开通巨野一带的桓公渎故道，沟通泗水和黄河。自桓温伐燕以来，这条航道已经荒废近五十年；同时，东线晋军向黄河南岸的北魏据点进逼。一支由朱超石、胡蕃率领，前往半城（今山东聊城东南）；[2]另一支由王仲德率领，进向滑台城（今河南滑县）。滑台是黄河南岸重镇，北魏兖州治所就设在这里。晋军开通桓公渎，舰队自泗水入黄河，必须经过半城、滑台河段，才能溯流驶向洛阳。刘裕希望尽量避免同时对北魏展开战事，但为了保障泗水、黄河航道的畅通，必须拔除北魏在黄河南岸的据点，也可防止魏军趁秦晋鏖战之际窜扰东晋后方。
西线：檀道济、王镇恶北上进攻许昌、洛阳。史书未载两人从伺处出发，从当时形势判断，应当是从重镇寿阳出发向西北进军。这支西路军也是以陆地行军作战为主。
八月，在前线的东、中、西三路晋军进入攻势之时，刘裕亲自统帅的晋军主力也从建康出发，乘舰队驶向淮河、泗水。九月，刘裕主力抵达彭城。[3]前锋诸将此时刚刚与敌接战，泗黄航道和汴水航道都未开通，所以主力舰队必须留在彭城，待航道开通后入黄河。按照刘裕部署，前锋诸军攻克洛阳、开通航道之后，都要集结在洛阳待命，等主力舰队开到洛阳，再一起溯黄河向潼关进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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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武帝纪中》）载王仲德时为北兖州刺史，但卷四十六《王仲德传》则载其职为冀州刺史。盖两职授予时间稍有先后，两传各载其一。冀州或北兖州，都在新占领的青齐地区的西部。
[2] 据《魏书》卷一百六中《地形志二中》平原郡聊城县有畔城。但《魏书》所云之畔城，皆在黄河北岸；宋军所进向之半城，应在黄河南岸，盖此段黄河南北两岸都有一城，临河方向皆做半缺状，故都可称为半（畔）城。南岸之半城，后被宋军营建为碻磝城。《水经注疏•河水五》云：“河水……迳碻磝城西。《述征记》曰：‘碻磝，津名也。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为津也。其城临水，西南崩于河。一可见其残半之状。（见第468页）
[3] 《宋书•武帝纪中》：“八月丁巳，率大众发京师……九月，公次于彭城……”（第36页）
[4] 《宋书•王镇恶传》：“初，高祖与镇恶等期，若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前。”当王镇恶等违令冒进遭遇困难时，刘裕又斥责其使者：“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第1369页）
第一阶段的战况
东线：王仲德部陆路循黄河西进，首先攻克魏军的凉城。驻防滑台的北魏兖州刺史尉建被晋军震慑，弃城渡河逃往北岸，王仲德立即占领滑台，肃清了北魏在河南的驻军。[1]魏帝拓跋嗣不了解晋军意图，派叔孙建率兵渡河至滑台城下探寻晋军北上的目的。王仲德派使者向魏军转达：晋军此行是为西征姚秦、光复洛阳，需要溯黄河进军，所以要向北魏暂借这段河道，他声称晋军本准备以租借形式获得滑台城，“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但尉建仓皇逃遁，才使晋军轻易占领瘩城。叔孙建得到王仲德这个保证后，表示不反对晋军西征，但晋军应早日归还滑台。魏帝获悉王仲德的解释后，又遣使到彭城面见刘裕，得到的回答与王仲德所言相同。[2]
但竺灵秀等开泗黄航道的工作并不顺利。十月，西路军已经攻占洛阳，但泗黄航道仍未开通。此时已进入严冬季节，受土地封冻影响，工程难度更大，且黄河结冰之后，北魏军队随时可以侵袭河南地区，所以王仲德部承受着巨大压力挖掘渠道，并警戒滑台一带的黄河边界。
中线：沈林子、刘遵考所部沿汴河故道西上。汴水上游的石门水口已经湮塞多年，水量无法保障航行，所以沈林子、刘遵考所部无法乘船，而只能从陆路进军。[3]汴水中游的谯郡、梁郡，原是秦、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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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武帝纪中》云：“公又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仲德破索虏于东郡凉城，进平滑台。”（第36页）但北魏史书对此的记载稍有不同。《魏书》卷三《太宗明元帝纪》）：“九月……司马德宗相刘裕溯河伐姚泓，遣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从陆道至梁城。衮州刺史尉建畏懦，弃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台。”（第56页）《魏书》“梁城”，即《宋书》之凉城。但关于王仲德部的进军方式，《宋书》载为“水军入河”，《魏书》则为“从陆道”。两相对勘。应以《魏书》为是。因为在九月时，泗水入黄河的航道尚在开凿之中，未能开通，晋军舰队不可能驶入黄河。当然，《宋书》所载是刘裕给王仲德的指令而非实际战事，即命令他开泗黄航道后以水军夺取滑台，由于工程艰难，王仲德遂不待通航而从陆地进军。
[2] 《魏书》卷二十九《叔孙建传》，第703页。
[3] 参见本章末附录《刘裕伐后秦“水军出石门”辨正》。
力都较薄弱的边界地带，有一些独立武装，此时加入沈林子所部。[1]后秦兖州刺史韦华驻防仓垣，在晋军压力之下，弃城撤往成皋，晋军进占仓垣。
沈林子等乘胜进占石门。但开通石门水口的工作也不顺利。刘遵考指挥士兵们投入开渠工作，一度开凿出黄河入汴水的渠道，但渠道旋即发生崩塌，再度湮塞。此后数月内一直不能开通。[2]除了开掘石门水口，晋军还要砍伐汴河故道中的树木，因为自彭城至石门的七百里河道湮塞日久，已经树木丛生。周超之部受命砍树，这项工程也旷日持久。[3]
西线：王镇恶、檀道济沿颖水向西北，一路攻克秦军城垒。驻防项城的后秦徐州刺史姚掌向晋军投降。晋军继续北上攻占许昌，又于十月连克阳城、荥阳，至此，洛阳外围关隘已被晋军控制。逃奔到成皋的秦兖州刺史韦华也向檀道济投降。[4]后秦在洛阳驻军仅五千余人，[5]驻防的征南将军姚洸急忙向长安求援。姚泓派出骑兵三千、步兵一万增援洛阳。当援军未赶到时，姚洸分兵防守洛阳城东的巩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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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自序》：“时襄邑降人董神虎有义兵千余人，高祖欲绥怀初附，即极为太尉参军，加扬武将军，领兵从戎。林子率神虎攻仓垣，克之，神虎伐其功，径还襄邑。林子军次襄邑，即杀神虎而抚其众。”（第2455页）
[2] 《水经注疏》卷七《济水一》：“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将通之，不果而还。义熙十三年，刘公西征，又命宁朔将军刘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东注而终山崩壅塞……”（第658页）按，刘遵考开石门航道，应是从义熙十二年(416年)十月开始。《水经注》载刘裕伐秦，多径载为义熙十三年，其实战事乃从十二年延宕至十三年。
[3] 《水经注疏•汳（汴）水》：“汳水又东迳周坞侧，《续述征记》曰：斜城东三里。晋义熙中，刘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汳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停薄于此，故兹坞流称矣。”（第1966页）
[4] 《宋书•武帝纪中》：“伪兖州刺史韦华先据仓垣，亦率众归顺。”（第36页）似韦华以仓垣归顺，但仓垣是中路军沈林子所部攻占，见《宋书•自序》。《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至成皋，伪兖州刺史韦华降。”（第1342页）可见韦华是在沈林子攻势之下撤往成皋，然后投降檀道济、王镇恶军。如果没有檀道济本传的这个记载，成皋和荥阳则不能确定是中路军还是西路军攻占。
[5] 《晋书•姚泓载记》云，姚洸遣赵玄率精兵千余守柏谷坞，几乎全部战没。姚洸遂以洛阳降。《宋书•檀道济传》，洛阳被俘秦军四千余人，则战前洛阳驻防的秦军为五千余人规模。
柏谷坞，巩县守军未与晋军交战即逃回城中，柏谷秦军一千余人与晋军激战，几乎全部被歼。姚洸见晋军兵临城下，遂向檀道济、王镇恶投降。[1]此时增援骑兵已进至洛阳西不足百里的新安县，步兵进抵三百里外的湖城。得知洛阳陷落，这两支增援秦军改为原地驻防固守，阻止晋军西进长安。
到义熙十二年(416年)十月，晋军已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全部占领河南地区。从八月进军以来，只用两个月就取得如此战果，应当说进展比较顺利，但两处开凿航道的工作仍未能完成。按照刘裕的部署，三路北伐晋军分别驻扎滑台、石门和洛阳，等刘裕主力到来。
完全超出计划的伐秦第二阶段战况
在义熙十二年冬，泗黄航道和汴水航道都未能开通，刘裕主力舰队依旧停泊在彭城。从义熙十三年(417年)正月开始，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三将违反部署，擅自向关中进军。从这时开始，战事进入第二阶段——与原规划不同的第二阶段。最关键之处就是刘裕主力未能与前锋诸军汇合，双方都各自为战。下面对这一阶段战事进行简要梳理。（关于此阶段战事，可参考图8、图9）
三将擅自西征：义熙十二年底，晋军刚刚进占河南之后，后秦内部发生动荡和内战，到义熙十三年正月，叛乱被扑灭。此时，河南的晋军将领看到后秦受叛乱削弱，不愿坐失时机，遂不顾刘裕部署，主动向西发起攻击。最先擅自西进的是王镇恶。他从洛阳出发，循洛水西上宜阳，从南方迂回占领渑池，然后向潼关进军。檀道济、沈林子看王镇恶投入战斗，不甘灭秦之功被其独占，也率部西进。到达陕县（今三门峡市）后，檀、沈认为秦军重兵在潼关阻击王镇恶，黄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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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七，十月“甲子，道济进逼洛阳。丙寅，洸出降”（第3694页）。《宋书》《南史》的刘裕本纪，及《晋书•姚泓载记》均未载洛阳克复的具体日期。
岸疏于防范，遂北渡黄河试图从蒲坂进入关中。但秦军严密防守潼关、蒲坂，三将与秦军鏖战数月，都无法冲入关中。
刘裕水军入河：同在义熙十三（417年）年正月，王仲德部终于开通泗黄航道，而汴水航道一直未能开通。刘裕舰队只得溯泗水而上，准备入黄河开赴洛阳。这条航道比汴水迂回，且要经过魏军在北岸严密设防的河段，并非首选，但在石门开通遥遥无期，三将已经擅自西征的情况下，刘裕只能做此选择。
刘裕舰队在泗水一济水航道中行驶两个月后，方于义熙十三年三月进入黄河，靠士兵纤绳拖曳逆黄河激流而上，前进十分缓慢。北魏军队在黄河北岸严密监视，晋军舰船因风波漂流至北岸者，都被魏军杀死劫掠。刘裕遂遣朱超石、胡藩等在北岸登陆，与魏军骑兵展开激战。晋军采用抗击南燕骑兵的战术，用辎重车辆联结为长墙与北魏骑兵激战。此役重创魏军，使其不再敢骚扰晋军舰队西进。
前线的补给危机（正月至四月）：在刘裕先期部署中，要求王镇恶等前锋将领必须等到主力舰队行至洛阳，再一同进攻关中。这主要是为了建立稳定的后勤保障，因为只有主力舰队才能为陆地诸军提供足够的粮秣供应。当王、檀、沈三将擅自西进之后，军粮供应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新占领的河南地区人少地贫，资源有限，且与潼关战场之间隔着崎岖的豫西山地，难以通过陆路向战场运送军粮。而王、檀、沈三将没有舰队，也无法利用黄河航道从后方运粮。所以从开始西征后的三个多月时间内，三将只能靠与秦军作战缴获粮食，以及从战场附近的民户中征集。这数月恰是没有任何作物收获的青黄不接之时，前线晋军的处境极为窘迫。
王镇恶在西进途中比较注意接管后秦郡县组织，以便筹措粮秣。他本是关中人，又曾“流寓崤、渑之间。尝寄食渑池人李方家” [1]，熟悉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所以进军作战、筹措粮饷都比较顺利。攻占渑池县之后，他任命故人李方为县令。随后，他的军队又俘获秦弘农太守尹雅，王镇恶命尹雅继续任职，使其为晋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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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5页。
补给。
沈林子、檀道济所部从洛阳西进之初，是渡过黄河在北岸作战。这里刚经过后秦内乱的洗劫，加之晋军进入陌生环境，难以得到百姓支持，所以只能靠缴获敌军兵粮。“时伪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薛帛先据解县，林子至，驰往袭之，帛弃军奔关中，林子收其兵粮。”[1]沈、檀攻蒲坂不克，又转而渡河与王镇恶部合兵，一起进攻潼关。这使前线晋军兵力集中，粮食更难以为继。
后秦调集数倍于晋军的军队固守潼关，使其难以前进。此时已至三月，后方的刘裕舰队已从泗水驶入黄河，三将派人到下游求援，希望从速为前方提供粮援。此时主力舰队正在与北岸魏军苦战，因此刘裕对三将擅自西进十分不满，他打开战舰的窗户，指着北岸的魏军对信使说：“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2]
后秦军统帅姚绍也了解晋军的困难，他指挥秦军占据险阻地段，深沟高垒限制晋军的行动，使其逐渐陷入饥荒。得知后援无望，王镇恶遂留沈、檀与秦军相持，自己到战线之后的弘农郡筹措军粮，甚至深入僻远的豫西深山之中。[3]王镇恶四处征粮之时，前线晋军一度发生动摇，有人甚至主张撤退回洛阳，与主力舰队汇合后再做打算。此议被沈林子否决，为解除姚绍军队的围困，他率部冲击秦军营垒，缴获了一些粮食。随着王镇恶征集的粮食逐渐运到，前方晋军才免于断粮崩溃。[4]
四月，刘裕舰队驶出了北魏军队威胁之下的河段，与潼关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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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自序》，第2455页。
[2]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9页。
[3] 《水经注疏》卷十五《洛水》：“洛水又东，迳龙骧城北。龙骧将军王镇恶，从刘公西入长安，陆径所由，故城得其名。”（第1297页）所谓“从刘公西入长安”为概说，因为此时刘裕尚未至前线。此地在洛水上游，较为僻远，正常行军不会经行此处，只能是王镇恶部为筹集军粮，从黄河边翻山而来。
[4] 《宋书•王镇恶传》：“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第1369页）
建立联系，主力舰队调出部分战舰和军队增援前方，去年负责开通泗黄航道的严纲、竺灵秀所部受命乘舰船溯黄河而上，为潼关运送兵力和粮食。而前线的战斗也在围绕补给线进行。姚绍先派出姚赞所部绕出沈林子等后方，试图切断黄河航道，但这支秦军尚未修筑好营栅，就被沈林子击溃。[1]三万秦军与晋军争夺黄河航道，又被沈林子击败。严纲、竺灵秀率领的分遣舰队此时驶抵潼关战场，晋军才获得来自主力部队的粮援。[2]不久，秦军前方统帅姚绍病死，姚赞继任。
四月至八月战事：刘裕主力舰队于四月驶入洛阳，停留至七月。他试图找出绕过潼关，迂回至关中的途经。一方面，他命令荆襄和汉中一带的部队，翻越秦岭进军关中。其中沈田子、傅弘之所部从当初桓温伐秦的武关蓝田路线前往关中。这支晋军数量较少，沈田子所部不过千人。[3]另一方面，刘裕派参军戴延之率一支小船队溯洛水而上，探查洛水上游能否通入关中。戴延之等在深山中穿行数百里，最终发现水道不能通向关中，无功而返。
到了七月，刘裕得知开辟洛水航道无望，遂率舰队驶出洛阳，前往潼关。他还密令潼关前线的沈林子率万余兵力向西南方迂回，秘密翻越秦岭接应沈田子所部。
已在潼关苦战半年的王镇恶也在寻求攻入关中之策。他决心从黄河中行船入渭水，绕过潼关的秦军驶向长安。他为此带部下“伐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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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自序》：“绍复遣抚军将军姚赞将兵屯河上，绝水道。赞垒堑未立，林子邀击，连破之，赞轻骑得脱，众皆奔败。”（第2456页）
[2] 《宋书•自序》：“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粮所急，复遥林子争据河源。林子率太尉行参军严纲、竺灵秀卷甲进讨，累战，大破之，即斩伯子、默骡、小方三级，所俘馘及驴马器械甚多。所虏获三千余人，悉以还绍，使知王师之弘。兵粮兼储，三军鼓行而西矣。”（第2456页）
[3] 《宋书•自序》：“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数百”（第2448页）。《晋书•姚泓载记》）：“刘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众万余人人上洛，所在多委城镇奔长安。田子等进及膏泥。”又云：“时裕别将姚珍入自子午，窦霸入自洛谷，众各数千人。”（第3015页）盖翻越秦岭的晋军有多路，并非只从武关道进发，大概每支规模都不大，共计有万余人。
舟” [1]，制作吃水较浅的“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可冒着矢石逆流而进。“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2]趁七月雨季，渭河涨水之机，王镇恶所部乘船而上，驶向长安。潼关秦军只能在岸上徒步追赶。
八月初，当王镇恶军航行于渭水之上时，沈田子、傅弘之军抵达蓝田。此时沈林子部尚未赶到，秦帝姚泓带数万军队前往阻拦，但被沈田子部以少胜多，将秦军主力击溃，姚泓逃回长安。此时刘裕舰队也抵达潼关。秦前线的姚赞等守军放弃阵地，一路向西逃奔，希望在王镇恶舰队之前赶回长安。刘裕晋军主力紧迫其后入关，潼关天险被完全突破。
八月二十三日（壬戌）清晨，王镇恶水师进抵长安郊外，士兵弃舟登岸，与数万秦兵列阵决战，秦军再度被击败。王镇恶乘胜占领长安。姚赞等秦军赶到后，见都城已经沦陷，纷纷瓦解溃散。数日后，逃亡在外的姚泓向晋军投降，后秦灭亡，晋军全部占领关中地区。
刘裕伐秦之战，是在不适合南方军队的地理环境和季节里，对后秦和北魏同时进行战斗，历时一年终于攻灭了后秦政权。按照刘裕的计划，此后晋军将对北魏展开进攻，重新统一中国。但因为主持后方政务的刘穆之病死，刘裕主力匆忙返回江南，关中被赫连勃勃攻占，不久刘裕去世，南方对北攻势遂陷于沉寂。但从战略运用角度看，此次战争仍可视为南军北伐作战的巅峰之作。
伐秦之战中，檀道济、沈林子、王镇恶诸将不顾事先部署，不等主力赶到就急于西进，堪称积极进攻的典范。这是经过近二十年战争洗礼形成的刘裕军人集团的典型风格，它是对东晋士族萎靡、怯懦政治风气的彻底逆转。刘裕从399年的天师道内战时从军，连续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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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武帝纪中》，第42页。
[2]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9页。
厮杀在战场第一线，“征伐屡被伤，通中者数矣” [1]。他不仅本人从不畏战，治军也以严厉著称，对贪生怕死者毫不留情。410年对卢循天师道军作战时，军官徐赤特违令出战失败，使得建康一度危急。刘裕亲率部队堵住缺口，临战“出列陈于南塘。以赤特违处分，斩之”。在对天师道军追击过程中，双方舰队会战于雷池江面，面对敌优势舰队，“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于是众军并踊腾争先” [2]。刘裕军征讨荆州的司马休之势力时，敌据江岸峭壁固守，刘裕舰队无法靠岸，刘裕命胡藩所部强行登陆：
……即日于马头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数丈，休之临岸置阵，无由可登。高祖呼（胡）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奋怒，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不受命，顾曰：“藩宁前死耳！”以刀头穿岸，少容脚指，于是径上，随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战，贼不能当，引退。因而乘之，一时奔散。[3]
刘裕麾下的将领大都是在镇压天师道、攻灭桓玄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以其敢打敢拼、不计后果的凌厉作风，一洗百年士族政治的萎靡颓唐风气。东晋偏安江左近百年来，军权由士族门阀把持，这些士族大都怯懦，贪生怕死，且视军队为家族私产，拥兵自重，不愿在恢复中原上耗费实力，所以桓温、殷浩等人的一次次“北伐”都归于失败。而刘裕集团在短短二十年间，连续攻灭了孙恩卢循天师道军、桓玄朝廷、谯纵政权、南燕政权、后秦政权，在内部铲除了刘毅、司马休之等离心势力，其军事成就堪称三百年间南方政权的顶峰。刘裕死后诸将凋零，对北方的军事优势未能维持，但使南朝政治回归专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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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上》，第784页。
[2] 《宋书•武帝纪上》，第20、22页。
[3] 《宋书•胡藩传》，第1444页。
权，是其对历史的影响。
附录 刘裕伐后秦“水军出石门”辨正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秋，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经过一年的战斗，晋军连克洛阳、长安，俘获后秦皇帝姚泓。关于此战过程，《资治通鉴》义熙十二年载：
（八月）丁巳，裕发建康。遣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军自淮、淝向许、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趋武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开巨野入河……[1]
刘裕北伐的重要根据地彭城，向北方有两条水道：（一）向北溯泗水，经桓公渎入黄河；（二）向西北溯汴水，在石门入黄河。《资治通鉴》云沈林子、刘遵考部“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即认为是以舟师溯汴水入黄河。后世史家亦沿袭此观点，未提出异议。
但是，核以《宋书》《魏书》《晋书》诸相关传记所载，都未云沈林子、刘遵考部有水军。与《资治通鉴》此条最相近的记载，是《宋书》卷四十六《王懿（仲德）传》：
义熙十二年北伐，进仲德征虏将军，加冀州刺史，为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向洛阳；宁朔将军刘遵考、建武将军沈林子出石门；宁朔将军朱超石、胡蕃向半城；咸受统于仲德。仲德率龙骧将军朱牧、宁远将军竺灵秀、严纲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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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七，第3689页。
钜野入河……[1]
此外尚有《宋书》载此次北伐沈林子“加建武将军，统军为前锋，从汴入河” [2]。《晋书•姚泓载记》：“晋太尉刘裕总大军伐泓，次于彭城，遣……将军沈林子自汴入河，攻仓垣。”[3]《宋书•武帝纪中》则只载“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 [4]，未提及沈林子、刘遵考部。《魏书•刘裕传》：“裕率众军至彭城，加镇北将军、徐州刺史。遣中兵参军沈林子自汴入河……”[5]这些史料，都未提及沈林子、刘遵考部为水军。
事实上，黄河分流入汴水的石门，在魏晋之际经常淤塞。如果石门不通，汴水无法获得黄河水，流量非常有限，不能供舟船通航。刘裕北伐时的汴水就是如此。《水经注•济水》：
济水与河，浑涛东注，自西缘带山隰，秦汉以来，亦有通否。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将通之，不果而还。义熙十三年，刘公西征，又命宁朔将军刘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东注，而终山崩壅塞。刘公于北十里，更凿故渠通之。今则南渎通津，川涧是导耳。[6]
可见沈林子、刘遵考部受命循汴水攻占石门，正是要凿通湮塞已久的石门，恢复汴水流量。
另外需要注意，石门未开通，不等于汴河故道内完全没有流水。因为在得不到黄河水源的情况下，汴河仍在河南地区有比较小的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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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王懿（仲德）传》，第1392页。
[2] 《宋书•自序》，第2455页。
[3] 《晋书•姚泓载记》），第3叭0页。
[4] 《宋书•武帝纪中》，第36页。
[5] 《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第2133页。
[6] 《水经注疏•济水一》，第658页。
范围，这一流域的降水可以形成径流，只是水量比较小。但这不排除雨季时仍能形成洪涝灾害。《水经注•汴水》：
……义熙十二年，霖雨骤澍，汳水暴长，（彭）城遂崩坏。冠军将军，彭城刘公之子也，登更筑之。悉以塼垒，宏壮坚峻，楼橹赫奕，南北所无。[1]
义熙十二年(416年)夏，正是刘裕北伐后秦准备启程之时。虽然汴水在暴雨季节能形成洪涝，但仍不能通航。因为多年缺水，河道内已经长满树木。《水经注》同卷载：
汳水又东迳周坞侧，《续述征记》曰：斜城东三里。晋义熙中，刘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汳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停薄于此，故兹坞流称矣。[2]
可见要恢复汴水通航，不仅需凿通石门，还需要清理河道树木。这一工作非短期所能完成。
刘裕帅主力溯黄河入洛水，进抵洛阳时，汴水尚未开通。跟随刘裕出征的戴延之亲至黄河分流出汴水的故地观看：“三皇山上有二城，东曰东广武，西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百步。汴水从广涧中东南流，今涸无水。”[3]
义熙十三年(417年)上半年，晋前锋诸军和秦军在潼关的战斗异常激烈，相持甚久。为打破僵局，王镇恶准备抛开潼关秦军，乘船溯渭水直进长安。《宋书•武帝纪中》：“七月，（刘裕）至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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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经注疏•汳水》，第1991页。
[2] 《水经注疏•汳水》，第1966页。
[3] 《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戴延之《西征记》，第327页。
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1]王镇恶就地伐木造船，也说明他们西进时汴水不能通入黄河，不然舟舰不至缺乏。《宋书•王镇恶传》：
大军次潼关，谋进取之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谓。伪镇北将军姚强屯兵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破之，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士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2]
八月，王镇恶攻克长安，生擒后秦皇帝姚泓。伐秦之役至此告成。刘裕在长安驻扎至十二月，因为后方刘穆之病死，方急忙班师回建康。大概在此行中，刘裕才终于凿通了石门，由汴水南归。《宋书•武帝纪中》：
（义熙十三年）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留腹心将佐以辅之。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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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武帝纪中》，第42页。
[1] 《宋书•武帝纪中》，第42页。
[3] 《宋书•武帝纪中》，第44页。
结语地理环境并非战争的决定因素
《读史方舆纪要》等传统史地著作多有一句惯用语“得某地者得天下”，对山河、城市在军事上的意义也往往做出决定性的定论。而通过本编诸战例的分析可见，在实际战争中并不存在这种僵化的必然性。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并非地理环境，而是一个军事一政治体的自我整合程度，社会形态、政治结构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它们决定着战争的发生、形式，而战争又影响着社会、政治结构的重组。
在战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强调军事技术、地理环境、统帅决策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意义。但将视野拉远就会发现，政治结构才是决定政权军事成就的关键。本编以桓温和刘裕的北伐为例，讨论了不同政治结构下的战争形态。东晋门阀政治之下掌握军政权力的士族门阀拥兵自重，互相觊觎和掣肘，对北方的战争一直少有建树；而刘裕为首的北府军人势力则消灭了士族分权，确立了令行禁止、赏罚严明的政治秩序，一洗士族政治的萎靡，从而对外连续攻灭北方政权，对内重建了皇权的独尊地位。再以近代为例，北洋水师的覆灭、甲午战争的失败，根源在于晚清政权的涣散，地方实力派借办洋务拥兵自重，与桓温的失败如出一辙。而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的志愿军能够与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平分秋色，也正因为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消灭了离心倾向，使政权具有极高的运行效率与社会动员能力。
当然，政治结构并非自动生成。集权、高效的政治结构，也都是战争洗礼和锤炼的产物。春秋贵族社会的分权特征很明显，但通过“三家分晋”等内部战争，逐渐形成了以战国七雄为代表的新型集权国家，又经历百余年战争过渡到秦朝的统一。东晋门阀政治涣散，也是在一次次内战中出现了北府兵势力的崛起，最终由军人势力结束了十族的统治，并将战争机器转向对外扩张。而西晋八王之乱后的政治涣散局面，在北方也是通过刘、石政权的战争而重建集权的。政治体系和战争由此实现互动，战争孕育的新军人阶层建立更高效的专制政体（或表现为北方民族入主的形式），并进行新一轮扩张。政治分权涣散——通过内战走向集权——新兴政权对外扩张。构成了一个从内到外、从政治到军事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国历史自春秋进入战国争霸、秦统一和西汉的大扩张，是这个循环的第一次展示；而自两晋十六国的解体、南北朝的争霸到隋及唐前期的大扩张，则是这个循环的第二次展示。
第三编 成功转型与积重难返：南北朝的战争与政权
本编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角度，讨论由于民族特征（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南北朝政权维持战争的不同方式，以及南北战争对两方政权形态的影响。
本编前三章探讨北魏政权的战备形态与对南战争特点，主要研究北魏从占领中原到迁都洛阳之后政权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南作战方式的不同。在拓跋珪到拓跋焘时期，北魏政权还保留着草原民族的诸多特点，兵种以骑兵为主，缺乏系统的后勤保障，擅长野战而短于攻城，对东晋南朝的战线只能维持在黄河一线。献文帝拓跋弘时期，北魏已逐渐适应了对中原的统治，兵种上，步兵有较大增长，并有了初步的后勤保障体系，开始适应攻城战和长时间防御战，得以进占山东半岛和淮北地区，将对南战线推进到淮河。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魏政权已经深度中原化，用普遍兵役制征集大量步兵投入对南作战，将战线推进到淮河、汉水以南地区，为南北统一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十四章是关于南朝政权用货币财政手段筹措军费维持战争的研究。南方商品和货币经济比较发达，南朝政权可以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筹措军费，但也进行了对社会经济的多次洗劫，使得南方社会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发展。第十五章探讨南朝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对北战争中形成的军人集团多次改朝换代，新皇权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又经常对军人势力进行打击，这种斗争削弱了南朝的军事实力，使南方最终被北方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