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进占中原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面要巩固对中原的统治，进行从草原到汉地统治方式的转变，同时也面临着与周边诸多政权的战争，所以在这一阶段北魏的战略目标、战术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首先，北魏进占中原之后，柔然族在北方草原迅速崛起，对北魏北境形成巨大威胁。所以在5世纪前半叶，魏军多次对柔然发起大规模攻势，并随时防范柔然的侵袭。这使得北魏必须保持强大的骑兵武装，采取大纵深、短时间骑兵运动战模式，这和草原时期拓跋人的战争模式基本一致。
其次，在北魏周边，东北有北燕，南有东晋（刘宋），西有后秦、赫连夏以及河西的诸割据政权。在对这些政权的战争中，北魏则必须采取中原的战争模式：步骑兵协同作战和持久的攻、守城战。在5世纪，北魏经历了对这种战争模式的适应过程。
这些不同的战术需求导致从拓跋珪到献文帝拓跋弘(465-471年在位)时期，北魏军队的步兵比例逐渐增加，军队构成形式比较多元，基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军事元素并存，主要有拓跋骑兵、臣服部族骑兵和汉地征调的步兵三种成分。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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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齐书•魏虏传》，第986页。
边疆臣服部族的骑兵（高车等）
北魏占领中原之后，原后燕地区的大量民众被迁徙到代北进行垦殖，逐渐改变了代北地区纯牧业的生态环境，主体拓跋人也从纯粹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农业定居生活，这使得他们不再具有游牧族兵民合一、全民皆兵的特征。但在北魏政权的草原边疆，纯牧业的部族和生活方式依然存在。这些部族或是草原时代拓跋人的近邻，或者是被北魏征服而强制迁徙到边疆的草原部族（如高车）。他们负责提供战马和骑兵，北魏政权在进行战争时，经常从这些部族中调发骑兵参战。
比如422年，明元帝拓跋嗣乘宋武帝刘裕去世之机，对刘宋发动攻击，试图占领河南、青州地区，拓跋嗣准备亲征时，随同他的就有“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余人” [1]。这里的“蕃附大人”就是服从北魏统治，但仍保留着一定独立性的游牧部族首领。随同拓跋嗣亲征的有鲜卑将领尉眷，本传载其“征河南，督高车骑，临阵冲突，所向无前，贼惮之” [2]。他指挥的这支高车骑兵部队，就是被北魏征服和迁徙的草原牧民。到孝文帝时准备征讨南齐，还派宗室元“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夷人宁悦” [3]。这些“夷人”也是保留着草原生活方式的游牧族。
当边境部族产生离心倾向时，北魏政权往往将其迁徙到内地驻防，既使其脱离本土不易反叛，又可监视驻地民众，收到互相牵制之效果。在太武帝时，“北部民”试图脱离北魏控制逃入草原深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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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太宗明元帝纪》，第62页。《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九改此句为“（拓跋嗣）自将诸国兵五万余人南出天关，逾恒岭，为斤等声援”（第3749页），则部分失去了《魏书》的原意。
[2] 《魏书》卷二十六《尉眷传》，第656页。
[3] 《魏书》卷二十一上《献文六王•广陵王羽》，第546页。
魏军追击俘获，安置到冀、相、定三州为营户，即世袭的军人。[1]孝文帝初年，北方边境的敕勒（高车）又发生叛逃，被魏军俘获的幸存者又被安置到冀、相、定三州或者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2]但这些北方部族到内地之后，只能放弃其游牧生活方式，作为骑兵的战斗力也逐渐减退。
拓跋鲜卑骑兵（羽林、虎贲、直从）
北魏征服中原之后，部分本民族的拓跋骑兵或成为朝廷禁军，或驻防中原各地，但共同特征都是由国家财政供养，成为职业军人。这种拓跋族亲兵和从中原民户中征发的步兵完全不同。孝文帝初年，宗室元澄上书讨论政事，其中一条就是：
十曰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兵代之。[3]
“蕃兵”即从汉地民众中征发的步兵，服役期多为一年期，因其征发原则是成年男子每年需服一个月徭役，遂由十二丁各出绢一匹，补贴一丁服役一年。而职业化的拓跋骑兵称羽林或虎贲，区分自有来历：
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武人本挽上格者为羽林，次格者为虎贲，下格者为直从。或累纪征戍，靡所不涉；或带甲连年，负重千里；或经战损伤；或年老衰竭。今试以本格，责其如初，有爽于先，退阶夺级。此便责以不衰，理未通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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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徒居冀、相、定三州为营户。”（第97页）
[2]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延兴元年(471年)、二年，第135-136页。
[3] 《魏书》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任城王澄传》，第475页。
[4] 《魏书》卷二十一上《献文六王•高阳王雍传》，第554页。
这是世宗宣武帝时期之事，但元雍上表引用的是北魏惯例，用拉弓力量将士兵分为羽林、虎贲、直从三级。元雍上表提到这种考评涉及到“退阶夺级”，说明羽林、虎贲、直从都是享有正式品级待遇的职业军人，而非从普通民户中征发的一般士兵。由此也可以理解，北魏后期张彝父子要求将武人排除出吏部铨选的“清品”之列，引起“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烧毁其家。[1]因为羽林、虎贲不仅是职业军人。也是拓跋鲜卑的部族成员，自然不甘心其政治地位被剥夺。普通民众中征发的戍兵不会有这种奢望。
拓跋鲜卑的部族兵分为羽林、虎贲、直从三级，和北魏的军事调发制度有直接关系。太武帝时，曾“诏发天下兵，三分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后命” [2]。到献文帝末、孝文帝初年，进行军事动员时，“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 [3]。这种三等分之法，可能就是羽林、虎贲、直从三级，当有战事调兵时，要按比例调发三等士兵，以保证出征和留守的兵力都不至于过强或过弱。直到清代康熙帝平三藩等战事，驻防京师的八旗兵仍保持这种按比例抽兵出征的做法，应当是北方民族的传统习惯。关于北魏的驻军，还有一条史料很重要：
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4]
这是北魏在占领中山之后的驻军。八军，军各五千人，共四万人。其他如邺城等地势必也有类似驻军。此处没有说明这种驻军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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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卷六十四《张彝传》，第1432页。
[2] 《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秋八月，第99页。
[3] 《魏书•高祖纪上》，第142页。
[4]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第1287页。
源和身份，但从其设立、驻防时间来看，似属于羽林、虎贲一类部族兵。另外，这些部队在向南方边境调发时，也是采用抽调兵员的方式，而非成建制整体调动。
北魏中前期在河北调发兵力的记载比较多，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太武帝时期。[1]但这些调发的兵力究竟是驻防鲜卑骑兵，还是汉地民户组成的步兵，则多无直接记载，根据有限的材料看，应是骑兵和步兵都有。这里先讨论征发骑兵的情况。如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十一月，北魏关中地区发生盖吴武装起事，刘宋政权给予这支武装很大支持，拓跋焘遂决意报复：
选六州兵勇猛者二万人，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各一万骑，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2]
此次调发的二万人都是骑兵，所执行的任务也是拓跋骑兵较为擅长的冬季袭掠，所以应是驻防中原六州的拓跋部族骑兵，和前述中山军府“渐割南戍”的情况类似。次年，北魏为镇压盖吴武装，继续从河北地区调兵：“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3]这里未提及兵种，但其任务是驻防秦岭诸山谷，防止盖吴军逃往刘宋方向，只有骑兵适合执行这种机动性较强的工作，所以应当和去年一样，也是驻防河北的拓跋部族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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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整个北魏时期，河北南部冀、定、相三州是最为富庶的地区，治所分别是信都，中山和邺城，正是北魏攻后燕时战斗最多的三城。《魏书•崔浩传》，神瑞二年(415年)秋，代北地区发生饥荒，明元帝曾准备将都城迁到邺城。崔浩反对迁都，提出可以让贫民到“山东三州”就食，也可以说明这三州比较富庶（第808页）。在占领之初，这里是魏军驻防较多的地区，但在实现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之后，这里又是向边境战场提供兵员最多的地区。
[2] 《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十一月，第100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载此事径作：“魏选六州骁骑二万”；胡三省注，“六州，冀、定、相、并、幽、平”，即北魏统治的中原腹地。（见第3916页）
[3] 《魏书•世祖纪下》，第101页。
汉地调发的步兵
在北魏占领中原之后，特别是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征战中，军队中开始有一些步兵成分，但在当时的战争中尚无太大作用，其来源亦难根究。但是到拓跋焘晚年与刘宋的大规模战争中，开始有在河北地区征发步兵的记载。就在前一轮调发二万骑兵的四年之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政权对北魏发动了大规模北伐。为了应对宋军攻势，北魏再次从河北调兵：
九月……庚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1]
此处赦免“三州死罪以下”，即以囚犯充军备战，和“发州郡兵”属同一事。所以这次征发的对象，应不再是驻防的拓跋骑兵，而是河北地区普通民户甚至罪犯组成的步兵。且和以往的记载不阅，这次调发的对象是“州郡兵”，多一“郡”字，可能显示了兵员是由地方郡县从民户中征调而来。此次与宋军的战争中，魏军多用汉人步兵协助杯跋骑兵作战。当宋西路军北伐至陕城时，与魏军发生激战，俘获的魏军之中“多河内人”，宋军统帅柳元景斥责这些人为异族效命，这些人的回答是：“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敢背中国也。”[2]可见这些都是汉人民户被强征为步兵，待遇十分低下。次年，魏军已攻入刘宋境内，围攻盱眙城时，拓跋焘向守城的宋军将领宣称：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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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世祖纪下》，第104页。
[2] 《宋书•柳元景传》，第1985页。
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氏、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1]
骑兵不便于攻城，所以拓跋焘以非鲜卑的步兵负担此任务，对其生命毫不在意。拓跋焘虽然宣称攻城用的是丁零、胡、氐、羌等少数民族，其实充当此任务的多数还是汉人步兵，只是因为守城宋军也是汉人，为了避免激起自己军队中的民族反抗情绪，拓跋焘才只提及其中的非汉族成分。另外，此次魏军南下主要靠抢掠维持粮秣军需。骑兵运动速度快，便于抢掠，步兵则没有这种优势，所以在长途行军中难免因饥寒减员。魏军此次南征减员颇多，损失的应当主要是非鲜卑族的步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