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479年），萧道成代宋建齐。此举引起北魏军队南侵，双方在淮河沿线展开了一系列战事。但此时魏孝文帝年龄尚幼，其祖母冯太后执政，缺乏对外扩张的冲动；萧道成长期驻防淮南，拉拢边疆武将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战斗力比较强，也使北魏难以在战场上获得优势。所以在南齐初年的一系列战事中，齐军保守住了淮河防线，北魏始终未能将边界推进过淮河。
南齐初年的战事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蛮人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南北战争当中。边境蛮人部族生活在淮河上游两岸的山林地带，特别是淮南大别山区及桐柏山区，他们长期受到南朝政权的欺压，希望获得外援。随着460年代北魏占领淮北，南北交界线逐渐靠近蛮人地区。蛮人的上层（多数以桓、田为姓）遂招引魏军进入这一地区，从而引发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事。480年代，在桐柏山北麓的沘阳、舞阴、醴阳地区，魏齐军队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战事，齐军尚保持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太和十七年（493年），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迁都洛阳，并对南齐政权展开了数次大规模进攻。从孝文帝时期开始，北魏对南朝的战争模式实现了“中原化”的完全转型：兵种上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战术上野战和攻坚战、城垒防御战并重；后勤补给模式上以后方运输为主，不再依赖战场劫掠。只有依靠这种战争模式，北方政权才能够在淮河流域立足，并稳步推进到淮河以南、长江沿岸，最终训练水军进行渡江作战，完成南北统一。这个过程北魏只进行了一半，便因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终结，但继起的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政权，仍是按照这个模式继续完成统一。
下文主要分析493-528年间（即魏孝文帝后期到世宗、肃宗朝），北魏对南方齐、梁政权的战争，侧重讨论以普遍征兵制为基础的动员形式在战争中的应用，以及这种动员形式与战场季节、地理等因素的互相影响，并如何使北方军队成功进入江淮之间的战场。
迁都洛阳时的动员规模
太和十七年（493年）夏，孝文帝元宏打破了与南齐持续数年的和平通使状态，宣称要对南齐发动讨伐。从后来几个月的进程看，元宏此次实际是准备迁都洛阳，只是为了避免酝酿阶段的种种阻力而采取了“南伐”的形式。为了保障大量人员、辎重南迁，北魏在黄河上修建了浮桥，并免除了河南、淮北地区七州的军粮。[1]由于在到达洛阳之前迁都计划一直秘不示人，此次“出征”完全按军事行动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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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高祖纪下》：“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已丑，诏免徐、南豫、陕、岐、东徐、洛、豫七州军粮。”（第172页）这七州是临近南齐的战区，也是洛阳周边地区，在将来的战事或者迁都事业中，都是负担较重的区域，免征军粮的政策颇难理解。也许是考虑到大部队会长期驻留这几州，届时将直接向当地居民筹措粮秣；也许是当地征发的士兵及民夫较多，本身就要形成对粮食的大量消耗。
员，但详细的动员数字则有不同记载。《魏书•高祖纪下》：
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1]
但《魏书•天象志》和《北史》记载的数字却都是“步骑三十余万” [2]。《资治通鉴》用《北史》之说，但未出“考异”。从现实情况看，以“三十余万”较为接近真实：在太和二十到二十一年(496-497年)之交，孝文帝从第一次真正南征的战场返回洛阳，对尚书仆射李冲说起来能成行的太和十七年南征计划：“朕去十七年，拥二十万众，行不出畿甸” [3]。可见493年他离开平城时直接率领的禁军部队只有二十万，这也是北魏禁军全面动员之后比较合理的规模。那么，“三十万”的说法又从何来？可能是北魏全境为此次“南伐”而动员的总兵力。因为北魏步兵最主要来源是河北地区，从来都是直接开赴河南战区，不会翻越群山赶到平城；与战区距离最近的河南和青齐地区的军队也应当是就近集结待命，不会远涉到平城。而《北史》为了夸大孝文此次南伐的声势，遂将总的动员数字都计入了从平城出发之军中。至于《魏书》本纪“百余万”说法的来源，可能是当时檄文、诏书中故意夸大的数字。关于此事虽无直接证据，但有一旁证：孝文帝中途止于洛阳时，关中发生羌人叛乱，原定的西路军转而进行平叛作战，其中卢渊所部“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 [3]，可见兵力夸张了五倍之多。
九月，孝文帝一行进至洛阳后，群臣进行了一番“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的表演，孝文帝便宣布停止南伐，正式迁都。但由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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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高祖纪下》，第172页。
[2] 《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八月……己丑，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余万。”（第1 10页）《魏书》卷一百五《天象志二》：“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余万。“（第2368页）
[3] 《魏书•李冲传》，第1186页。
[4] 《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城郭宫室残破、需要重新进行建设，迁都各项事务也需要安排，所以此后的一年间，孝文帝一行辗转于河北、平城和北疆六镇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为“南伐”进行的战备当已逐渐撤销，已动员起来的军队也恢复正常状态。
第一次南征
太和十八年（494年）夏，孝文帝一边部署迁都事务，一边试图发起南征。河南民力此时已用于新都建设，孝文只能从其他地区征兵。但主持日常政务的官员对此不太积极，因为按照常理，北魏政权无力在迁都之际维持大规模战争，所以此次征兵因臣僚的怠工而延误。御史台官对元澄等尚书官员提出弹劾，批评其在关西动员不力：
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维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良等所居官。[1]
出土《高道悦墓志》对此事亦有记载：
荆扬未宾，豹尾翾路，星遣飞驲，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阅集洛阳。而兵使褰违，稽犯军律，宪省机要，理膺绳究。尚书仆射任城王，地戚人华，宠冠朝右。尚书右丞公孙良，才望冲远，天心眷遇。皆负气自高，曲树私惠。君并禁劾，会□洗咎，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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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第1399页。本传传没有载此事具体时间，但此时任城王澄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从其本传的任职情况看，应是从太和十七年（493年）冬正在营建洛阳，到第一次真正南征班师之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夏，故应是494年之事。
声格，遐迩敛属……[1]
核以墓志，《魏书•高道悦传》之“秋季”原为“季秋”，即是九月，集结地点是洛阳，正好乘冬季对南齐发起攻势。此事因牵涉高官太多而不了了之，而集结到洛阳的兵员应远低于预计人数。
经过一年辗转，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朝廷回到了初具规模的洛阳。此时，南齐宗室萧鸾刚刚篡夺帝位，齐政局迅速变幻，各种流言蜂起，边境有传闻称齐“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孝文帝有心乘机发动南伐，但负责政务的李冲和元澄二人反对，他们认为新都洛阳正在营建，暂无实力支持大规模战争。孝文也承认“襄阳款问，似当是虚”，曹虎未必真会投降，但他仍认为，即使没有适当的战机，也可以借南伐“巡淮、楚，问民之瘼，使彼土苍生，知君德之所在”， [2]即向南方政权及民众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这也和孝文正在推行的汉化改革密切相关。所以虽然没有时间进行充分动员准备，孝文仍迅速投入了第一次真正的南征作战。十二月，按照孝文的部署，魏军分为四路，对南齐发起进攻，自西向东依次是：[3]
远西线：“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攻击汉中地区；稍后，驻防仇池的元英所部也参与到进攻汉中的战事。这里是群山地带，军队行动缓慢，但魏军还是击溃了齐军的数座营垒，开始围攻南郑，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孝文帝在东线宣布撤军，元英等才撤回仇池方向。[4]和其他几路魏军相比，元英这一路战果最多，但因为地处西陲，对全局战事影响甚微。
西线：“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负责接应传说中的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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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释北魏高道悦墓志》，《文物》1979年第9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第104页。墓志此事之后才有“既而从县洛中”，即正式迁都洛阳，亦可证此事应在第104页。墓志
[2] 以上见《魏书•任城王澄传》，第466页。
[3] 以下关于进攻部署的引文见《魏书•高祖纪下》，太和十八年（494年），第175页。
[4] 《魏书》卷十九下《元英传》，第496页；卷七十《刘藻传》，第1550页。
虎投诚。因为魏、齐边界距离襄阳尚远，这路魏军的任务是先攻占南阳郡。但魏军将领域阳王鸾、卢渊、李佐、韦珍等互不统属，卢渊认为军粮缺乏，难以远征，遂先围攻赭阳县（今河南省叶县附近）。几路魏军作战消极，顿兵赭阳城下三个多月。当齐援军即将赶到时，卢渊率先逃命引起溃败，被齐军追杀损失惨重。[1]
中线：“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在上游渡过淮河，试图攻占义阳城。义阳是南齐司州治所，守军据城抵抗，魏军迟迟不能破城。当南齐援军陆续赶到时，孝文帝的撤军命令也传达至此，魏军遂撤回淮北境内。[2]
东线：“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攻击淮河中游南岸的寿阳、钟离等城，试图在淮南取得立足点。孝文帝本人则率禁军驻扎悬瓠城，这里向西南是义阳战场，向东南是钟离（包括寿阳）战场，便于指挥协调。
对于魏军攻势，萧鸾朝廷的反应和刘宋时期的历次对魏作战相似，就是坚壁清野，严密防守边界上的重要城池，同时紧急增援被围困的城市。到太和十九年（495年）一月底，孝文帝看到前线各路都未取得明显战果，一座重要城市都没攻克。遂亲率主力渡过淮河。齐人对孝文亲征的感观见诸《南齐书•魏虏传》：
宏自率众至寿阳，军中有黑毡行殿，容二十人坐，辇边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铁骑为群，前后相接。步军皆乌循槊，缀接以黑虾蟆幡。牛车及驴、骆驼载军资妓女，三十许万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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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2] 《南齐书•魏虏传》：“遣（王）肃与刘昶号二十万众，围义阳”（第994页）。按，攻义阳的魏军不可能有这么多。可能是因为萧衍参与了解救义阳的援军，而《南齐书》成于梁代，遂大大夸张了萧衍的战功，顺便拔高了魏军的数量。
[3] 《南齐书•魏虏传》，第994页。
可见魏军对南方人造成的震慑，主要是其军马和力畜的众多。不过“三十许万人”的数字也有些夸张，《资治通鉴》在收录这段内容时，改为了“众号三十万” [1]。元宏在寿阳八公山流连赋诗，肯定想到了一百一十二年前在这里兵败的苻坚。他应当从苻坚的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最重要的是避免在战场上做孤注一掷的冒险。随后，元宏主力循淮河东下，与正在围攻钟离城的元衍东路军汇合。
按照元宏的设想，魏军“将临江水”），再现当年拓跋焘兵至瓜步的一幕。但此时南齐主力崔慧景、裴叔业所部已开到钟离附近。而且三月将至，春水渐涨，齐军舰队已自海口驶入淮河，魏军主力有被隔绝于淮河南的危险。元宏不甘心在一城未下的情况下撤军，一时颇有骑虎难下之感。但此时元宏妻兄（亦是妹夫）司徒冯诞病死于军中，次日元宏便借机宣布班师，结束了第一次南征。在齐军威胁之下，魏军主力的撤退极为狼狈，有万余名士兵被遗留在淮河中心的洲岛之上，在向齐军交纳了五百匹战马之后，才被允许渡回北岸。[3]
对第一次南征的总结
元宏第一次南征历时近半年，虽然一度对南齐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最终却未能取得任何拓地或歼敌战果，攻南阳的西路军还有重大伤亡。这次失利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战前准备不充分，时机选择不正确。在洛阳新都营建之际，难以进行充分的战备动员，就匆忙投入了战事。且战事开始时已是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春季马上就要来临，但元宏没有考虑这些因素。
第二，全线进攻，平均使用兵力，没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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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第4375页。
[2] 《魏书•高祖纪下》，第176页；《魏书》卷九十八《岛夷萧道成传附萧鸾》，第2168页。
[3] 《南齐书》卷五十一《张欣泰传》，第883页。
目的。
第三，将帅选用多不得人。元宏的门第和身份观念严重，选择将帅更多地重视其出身和是否有文化，而不重视军事经验。受命指挥中路军进攻义阳的刘昶是刘宋宗室，才智低下，“天性褊躁，喜怒不恒”，在北魏朝会上从来都是诸王捉弄的玩物，却被委以方面之任；[1]西路军将领之一卢渊出自有文化的河北望族，但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和战争勇气，在受命出征前他就向元宏表示“臣本儒生，颇闻俎豆，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惟陛下裁之”。但元宏不为所动，最终酿成惨败。[2]
在班师途中，元宏也在总结这次南征的经验教训。当北返至黄河石济津渡口时，老臣高闾迎驾朝见，元宏在谈话中对自己的决策进行了辩护：
车驾还幸石济，闾朝于行宫。高祖谓闾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发洛之日，正欲至于悬瓠，以观形势。然机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诸将，并列州镇，至无所获，定由晚一月日故也。”
闾对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犹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战之法，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圣驾亲戎，诚应大捷，所以无大获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尔，庶事草创，臣闻《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臣愿陛下从容伊瀍，优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国缉宁，然后向化之徒，自然乐附。”
高祖曰：“愿从容伊瀍，实亦不少，但未获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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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第1308页。
[2] 《魏书•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3] 《魏书•高闾传》，第1208页。
按元宏的说法，此次南征本是贸然之举，去年自己并未决心出征，但已经进行了征兵动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初到悬瓠时只是想观察一下前线形势，但又觉得有战机，就率主力渡过了淮河。至于未能取得任何战果，他归因于战事开始较晚，因进入春夏季节而被迫退兵，如果再有一个月的时间，战果应当不止于此。
高闾则认为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兵力不够，“所以无大获者，良由兵少故也”，营建新都占用了太多兵力，“京邑甫尔，庶事草创”，建议暂时放弃对齐战事。孝文帝暂时没有接受高闾“良由兵少”的总结，他认为“实亦不少，但未获耳” [2]。
返回洛阳一年后，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元宏决心再度发起南征。他与李冲等群臣讨论上次南征的教训，就采用了高闾“兵少”的解释。他说，太和十七年从平城南下时，自己“拥二十万众”，兵力充足，但因迁都之决策而中止了南伐，所谓“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时”；上次（太和十九至二十年）的南征“天时乃可，而阙人事，又致不捷”）。这里元宏理解的“人事”主要就是集结的兵力。所以他认为，只要征发足够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对齐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南征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元宏开始筹备第二次南征，并为此进行了充分的动员：
六月……壬戌，诏冀、定、瀛、相、济五州发卒二十万，将以南讨。……丁卯，部分六师，以定行留。[3]
冀、定、瀛、相、济五州都在黄河下游南北两岸，是北魏统治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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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获”字后似有脱漏，而“愿从容伊瀍”似是衍文，为误抄上文高闻语所致。
(2) 以上见《魏书•李冲传》，第1186页。
[3] 《魏书•高祖纪下》，第182页。
地，从这里征发的都是一年期“蕃兵”（参见前文对薛虎子所辖徐州戍兵的分析）。“六师”则是朝廷直辖的禁军，可见禁军部分留守洛阳，部分出征。此外参战的应还有南线边境戍兵。大致推测，参与出秤的禁军，和边境原有的驻军，规模都应在十万左右。五州军队征发和集结都需要一定时间，六月进行征发已经留出了这个提前量。所以到八月，元宏率禁军离开洛阳，正式开始第二次南征。
元宏吸取了前次南征战线过宽、兵力分散的教训，此次将主攻方向确定在南阳盆地和义阳地区。因为这里距离新都洛阳距离最近，威胁最为直接，而且前度魏军受损失最大的也是南阳方向。元宏亲率主力攻击南阳及汉水以北（沔北）地区，豫州刺史王肃受命攻击义阳。
魏军主力首先到达前度卢渊等战败的赭阳城。齐军依旧采取据城固守的策略。元宏留部分魏军围城进攻，自己带主力南下到达南阳郡治宛城，依旧留部分军队围攻，主力继续南下，分兵围攻新野。这样，沔北地区的大小城垒都被魏军分兵围困。孝文帝则率以骑兵为主的禁军往返于各城之间督战，并准备阻击自襄阳北上的敌援军。
围城战持续了三个月，到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一月，新野城首先攻克。这意味着切断了南阳齐军的退路，引发了湖阳、赭阳、舞阴等城垒的齐军弃城遁逃，部分被魏军截获歼灭。到二月，宛城也被攻破。魏军完全占领了南阳盆地。齐军崔慧景、萧衍部从襄阳北上，试图进行反攻，但进至邓城时，被元宏亲率的骑兵主力迎击，齐军损失二万余人，被迫退回襄阳。关于魏军南征的兵力，《南齐书》云：
宏时大举南寇，伪咸阳王元憘、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宝掌王元丽、广陵侯元燮、都督大将军刘昶、王肃、杨大眼、奚康生、长孙稚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其诸王军朱色鼓，公侯绿色鼓，伯子男黑色鼓，并有鼙角，吹唇沸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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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齐书•魏虏传》，第997页。
这个记载比较夸张。首先，此时刘昶已死，不可能参与。王肃所部主攻义阳，与元宏不在同一战场。且全部南征的魏军也不会有百万之众。《南齐书•魏虏传》又载“宏自将二十万骑破太子率崔慧景等于邓城，进至樊城，临沔水而去” [1]。对于魏军主力骑兵的数量也过于夸大。《南齐书•曹虎传》所载数字则相对真实：“……崔慧景于邓地大败，虏追至沔北。元宏率十万众，从羽仪华盖，围樊城。”[2]《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也采用了这个说法。
三月，南阳地区战事结束，元宏率禁军前往悬瓠城休整。此时东路军却遇到困难：王肃围攻义阳许久不能克城。齐军裴叔业部五万人渡过淮河，攻击魏南兖州治所涡阳城。涡阳属于王肃的都督区，[3]但距离豫州治所悬瓠较远，离徐州治所彭城较近，[4]所以徐州、豫州方面都有救援之责。徐州魏军首先赶到，被齐军击败。[5]元宏命豫州军傅永等前往解涡阳之围，又被齐军击败，损失万余人。王肃忙于攻击义阳，无力分兵，遂向元宏请求增兵救援涡阳。元宏却拒绝了这个请求，他声称：自己派兵少则无济于事，“多遣则禁旅难阙”，所以他命王肃以保住涡阳为重，义阳不能攻克便罢。王肃得此指示后放弃义阳之围，东上救援涡阳。据《南齐书•裴叔业传》：
虏主闻广陵王败，遣伪都督王肃、大将军杨大眼步骑十余万救涡阳，叔业见兵盛，夜委军遁走。明日，官军奔溃，虏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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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齐书•魏虏传》，第998页。
[2] 《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第563页。
[3] 《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加都督豫、南兖、东荆、东豫四州诸军事。”（第1409页）
[4] 《南齐书•裴叔业传》：“涡阳，虏南兖州所镇，去彭城百二十里。”（第870页）
[5] 《南齐书•裴叔业传》：“伪徐州刺史广陵王率二万人，骑五千匹……虏新至。营未立，于是大败。广陵王与数十骑走，官军追获其节。”（第871页）但据《魏书》>卷二十一上《广陵王羽传》，元羽当时为青州刺史：“都督青齐光南青四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第550页），不可能赶到涡阳。当时魏徐州刺史应为孝文帝之子、京兆王元愉，《魏书》卷二十二《京兆王愉传》：“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页）。但元愉年少，统兵者应另有其人。
伤杀不可胜数，日暮乃止。[1]
王肃所部兵力应不会有十余万之多。《南齐书•裴叔业传》承认此战齐军战败，损失颇大，而《魏书•王肃传》则只记载“肃乃解义阳之围，以赴涡阳，叔业乃引师而退” [2]，未载其战果。
至此，夏季即将来临，元宏准备暂缓对南齐的攻势，他本人驻扎悬瓠城，待秋季再展开进攻。[3]去年夏季征发的五州士兵作战已近一年，需要换防，所以元宏在四月份诏命：“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悬瓠”，以替换上一年的士兵。禁军骑兵也应当进行了相应换防，但史书未载。
到八月时，各州新兵已经抵达悬瓠，但元宏忽然病重不起，对齐战事只能中止。九月，魏军方面声称因为萧鸾新死，“礼不伐丧”，宣布撤兵。[4]元宏的第二次南征至此结束。
第二次南征的总结及余波
497-498年的第二次南征，魏军成功占领了以南阳、新野为核心的沔北地区，将边界南推到汉水附近。这是元宏等北魏君臣吸取了第一次南征教训的成果：
第一，提前进行广泛动员，确保参战的兵员数量，以及利用好冬季作战的“窗口期”；
第二，明确战役目标，集中兵力，在重点方向实现突破（沔北和义阳）；
第三，在攻击沔北地区时决策正确，围城和打援相结合。对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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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齐书•裴叔业传》，第871页。
[2] 《魏书•王肃传》，第1410页。
[3] 《魏书•广陵王羽传》，载元宏此时给元羽的诗体信：“吾因天历运，乘时树功，开荆拓沔，威振楚越。时暨三炎，息驾汝颍。势临荆徐，声遏江外，未容解甲，凯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举……”（第550页）
[4] 《魏书•高祖纪下》，第184页。
军据守城垒的情况，魏军并不采用步步推进、逐城攻克的战术，而是以主力推进至敌境纵深，对顽抗城垒进行分兵包围，以步兵进行长期围攻，骑兵主力则在战线前方运动，伺机打击敌援军。这种快速推进、同时攻击多城的方式，和467-469年慕容白曜攻青齐时逐城推进的战术很不相同。这是因为此次魏军投入的兵力很多，同时有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使一线军队不必四出抢粮，可以全力投入攻城作战。
但此次魏军只占领了沔北，未能进占义阳，在淮南取得立足点，艮实现了部分预定目标。元宏对此的决策颇为奇怪，因为在王肃围攻义阳，齐军围攻涡阳之时，元宏主力军已经开进到离涡阳较近的悬瓠，他声称自己兵力不足，拒绝将禁军投入战事，可能是将禁军骑兵作为预备队，防范齐军进行反攻。但救援涡阳也是魏军机动部队应当承担的任务之一，骑兵部队如对涡阳城下的齐军进行打击，正可发挥其野战优势，同时解除王肃部的后顾之忧，使其可以从容攻克义阳。那么元宏为何拒绝派禁军投入作战？他的这种保守心态，可能和总结了苻坚淝水之战失败的教训有关，所以坚持任何时候身边都要有足铭强大的禁军武装。持重而不弄险，是元宏和拓跋珪、拓跋焘的很大不同。
元宏的第二次南征还有余波，就是在次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初，南齐试图夺回沔北之地，陈显达率四万齐军突破魏军防线，于二月攻占马圈城。[1]元宏不顾病情率兵救援沔北，击败陈显达部，歼灭齐军三万余人，再次将齐军逐回汉水以南。这就是元宏的第三次南征，但仅限于挫败南齐攻势，维持去年战事的既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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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通典》第一百七十一卷《州郡一》，马圈城在襄阳北三百里，见第4462页。
总结孝文帝改革与北魏政权转型
史书关于献文帝拓跋弘的记载极少，这可能和他与冯太后的矛盾、禅位及颇为可疑的死因有关，所以北魏正史对他的记载颇多隐讳。从仅有的一点记载看，拓跋弘在军事方面与拓跋焘有些类似，比如亲率主力远征柔然，他甚至还曾经试图进行全国总动员，对南齐发起征讨，但此计划并未付诸实践。在他统治时期，北魏占领并巩固了青齐、淮北地区，政权的汉化进程在缓慢而自发地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方式复杂多样，并没有一种鲜明特征，和拓跋弘好战、笃信佛教、对冯太后的退让隐忍等表现一样，都呈现出含混、复杂的形态。而到了冯太后和孝文帝元宏的汉化（中原化）改革时期，特别是元宏迁都洛阳之后，随着北魏政权自身性质的急剧转变，三长制、均田制、官员俸禄制的实施，北魏政权能够充分地利用汉地的财赋、人力咨源，且使百官生活摆脱了对战利品分配的依赖。所以北魏的军队变得更加中原化、正规化：制度化的后勤补给取代了抢掠冲动，汉人民户中征发的步兵数量大增，在对南战争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
直接影响北魏与南方（南齐）政权间关系的，是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在迁都之前的十余年间，北魏与南齐之间基本保持了和平共处。双方使节往来频繁，边境地区也呈现出安定和交流增多的态势。[1]但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马上发动了对南齐的大规模战争。在此后五年里，魏、齐之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战事。虽然元宏在499年病逝，南齐也在两年后被梁取代，但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再也未曾中断，直到530年代北魏政权彻底解体。
出现这种从和平到战争的转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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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然边界地区醴阳发生过蛮族酋长的叛变，引起双方间规模不大的战事，但在战事结束之后，北魏的大臣向太后和元宏坦承：挑起战端的是北魏一方，南齐的反应合乎道理，所以北魏应当主动遣使恢复两国关系，冯太后和元宏也采纳了这个意见。见《魏书》卷五十五《游明根传》，第1214页。
首先，地缘政治及军事地理层面。当北魏定都平城时，淮河流域、汉水中下游地区属于极远的南方，根本无法威胁到北魏最重要的代北、河北地区。且淮河、汉水流域湿热多雨、终年不冻，河道和丛林太多，不适宜骑兵运动，所以北魏没有向淮河、汉水以南扩张疆土的冲动。但洛阳与淮河、汉水流域在气候、地理上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迁都之后很多鲜卑大臣都难以忍受洛阳夏天的暑热，而当他们适应了洛阳之后，淮河、汉水流域也就不那么陌生了。再者，当北魏定都洛阳之后，距南齐控制的南阳盆地、淮河中上游地区只有四五百里，这使得洛阳缺乏安全感，必须将边界线推进到淮河和汉水以南。孝文帝的三次南伐都是围绕这个目的展开的。
其次，制度和社会层面。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后，北魏政权对汉地的控制力和资源的征发能力大为增强。在对南方战争中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征发步兵的数量。在元宏的第二次南征之中，北魏在后方诸州两次征发一年期士兵，这种蕃兵在每年八月集结到前线战区，在秋冬季节进行作战，来年夏季则与下一轮士兵换防。在后来的宣武帝朝对梁作战中，仍在沿用这种战争动员模式。这种以征发步兵为主的军队可以进行时间较长的围城攻坚战，也可以驻防在淮河流域的城垒中进行持久防御，且适应当地水网、山林地形，是北魏军队向淮南扩张及坚守的最主要力量。
第三，文化层面。孝文帝元宏汉化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在文化上改造拓跋鲜卑，使之在语言、风俗、生活习惯上全面汉化。伴随着这一过程，自元宏到高层臣僚都不再有拓跋焘那种“我鲜卑”式的自外于华夏的心态，开始把北魏政权看作继承了汉、魏、晋正统的中原王朝，实现对南方的统一就是顺理成章之事。在元宏前两次发起南征时，群臣多认为正在营建新都洛阳，不应过度征发百姓，但再无人质疑兼并南方的合理性。
在进攻南齐的战事中，元宏一直在刻意营造王者之师的仁义形象。他命令沿淮战区释放所有掳获的齐境民众，禁止魏境的百姓趁火打劫。[1]在进军到淮河以南的齐境之后，魏军还尽量从后方运来军需品，所谓“车驾巡淮而东，民皆安堵，租运属路”，对齐境百姓也“如在内地，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直，民稻粟无所伤践” [2]，这和拓跋珪、拓跋焘时代魏军赤裸裸的抢掠已完全不同，而它背后则需要一整套后勤保障体系。在第一次南征之前，元宏就已经对臣下坦言，他南伐的主要动机就是“巡淮、楚，问民之瘼，使彼土苍牛知君德之所在” [3]，即向南方政权及民众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同样因为这种原因，魏军的第一次南征缺乏准备，军事上并不成功，才有了后来的第二、第三次南征。南齐方面的史籍虽不会正面记载元宏的这些道德表演，但《南齐书》在记叙495年魏军包围寿阳的庞大兵力时，也记载：“（元宏）不攻城，登八公山，赋诗而去。”[4]显露出某种诧异的心态，毕竟元宏的南伐和南朝人对魏军南下的记忆太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