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赋税
在萧衍建梁即位的第一年（天监元年，502年），就废除了宋、齐以来民怨极大的比例财产税。这是南朝财政史上的一件大事，但《通典》等政书都未予反映，只是在《梁书》的序言中有寥寥数语：
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台建，仍下宽大之书，昏时杂调，咸悉除省……（天监）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无文饰，宫掖不过绫彩，无珠玑锦绣；太官撤牢馔，每日膳菜蔬，饮酒不过三盏……[1]
“去人赀”应是废除以民户资产比例征税的制度。“计丁为布”则又回到以绢布为调税的传统。《梁书》对梁代税制语焉不详，《隋书•食货志》在这方面却有相关记载：
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其田，亩税米二斗。盖大率如此。[2]
可见梁代税制主要是对成年男女征收租粮、调绢（及布、丝、绵）。但对于田产还有“亩税米二斗”之制，这应当是在丁男丁女的租调之外征收的，可以看作宋、齐财产税的遗留（其实东晋时就已试行过依田亩征粮之制）。向百姓征收实物而非钱貌似比宋、齐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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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书》卷五十三《良吏传》，第765页。
[2] 《隋书•食货志》，第674页。
实则为后来梁武帝借铸币改革搜刮民间奠定了基础。
梁朝建立之初，北魏已经占领了寿春，对淮南江北之地形成直接威胁；不久梁州刺史夏侯道迁又投降北魏，魏军进占关中，威胁益州和汉南。在这种压力下，梁武帝于天监四年（505年）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北伐，试图将魏军逐出淮南。为了筹集军费，梁朝“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 [1]，名义上是官民自愿捐献，实际还是采用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530年）北伐时向百姓富民收取临时财产税的措施。但在此后，萧衍逐渐摸索出通过铸钱聚敛财富的手段，所以此后梁朝虽经常有大规模对北战争，但已不再采用强行加税的办法筹集军费了。
梁朝钱制和梁武帝发明铁钱
梁武帝最早铸钱的时间不详，大概在天监（ 502-519年）中期。自萧道成、萧赜以来必须用完整的“大钱”完税，经过剪凿的不完整铜钱则要按二比一汇率折算，造成当时社会上两种铜钱并行，且存在固定折换率的情况。梁武帝早期的铸钱政策，也因循了这种局面，即同时铸造两种铜钱：
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2]
可见梁武帝铸造的“五铢”对应完整的古钱；“女钱”则对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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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第42页。
[2] 《隋书•食货志》，第689页。
过剪凿的古钱。这样就保证了钱制的稳定。但问题也和宋、齐时代一样：政府手中的铜少，难以大量铸钱，所以各种古钱也要继续流通使用。梁武帝却频频诏令不许使用古钱，“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原因何在？可能在他的计划中，铸造足值五铢和女钱只是权宜之计，待新钱全面取代旧钱之后，就要对新钱进行减重贬值了，如果社会上新、旧钱并行，新钱缩水会导致其对旧钱的折算率降低，政府就难以从增发钱币中获益。
到普通四年(523年)末，梁武帝找到了新的铸币手段：铸造铁钱，同时全面禁止铜钱流通，所谓“尽罢铜钱，更铸铁钱”。最早发行铁钱时，与足值旧铜钱的官方兑换比例应是一比一。铁的价格远低于铜，造成“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 [1]。就在开铸铁钱的数月之后，梁武帝的堂弟萧昱就因盗铸钱被捕：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普通五年，坐于宅内铸钱，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临海郡……[2]
可见当时盗铸钱应处死罪，但宗室也经不起盗铸的诱惑。铜钱禁止流通之后，铜价必然随之跌落，梁武帝的这次币制改革，受损失最大、最直接的是储存了大量铜钱的富户和达官贵人。比如梁武帝之弟临川王萧宏，武帝曾借机探查其钱库，见到“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梁武帝长子豫章王萧综曾“以宏贪吝，遂为《钱愚论》，其文甚切” [3]。大概也是嘲弄其在铁钱改革时遭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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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食货志》，第690页。开始铸钱时间见《梁书•武帝纪下》，第67页。
[2] 《梁书》卷二十四《萧昱传》，第372页。
[3] 《南史》卷五十一《萧宏传》，第1278页。按，萧宏死于开铸铁钱三年之后的普通七年，本传末载梁武帝看到的库藏是铜钱还是铁钱，以情理度之，应当是在开铸铁钱以前的事。
此次铁钱改革之际，正逢北魏内部发生六镇起义局势大乱，梁武帝乘机发起大规模北伐（普通六年，525年）。此次梁朝再未向民间大规模征税，却出现了“大军北讨，京师谷贵”的现象，[1]应是大量铁钱流入社会造成的通货膨胀，铸铁钱成为梁朝军费最便捷的来源。这次北伐旋因主帅萧综戏剧性的叛逃告终。此后北魏统治解体，梁武帝多次北伐，一直未取得明显成效，但梁朝的财政状况却越来越好。为了推广铁钱的使用，在开铸铁钱四年之后的大通元年（527年）春，梁武帝宣布百官俸禄“自今已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 [2]，给钱则意味着不再发放绢、米等实物。梁武帝还向寺院系统注入了大量铁钱。527、529、547年，他三度到同泰寺“舍身”，后两次都由百官出钱一亿为其赎身，[3]这也是为了使大量铁钱进入流遥领域。到梁武帝统治后期的公元540年代，官铸铁钱日多，梁朝上层官员、宗室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也补偿了废止铜钱受到的损失，普通百姓却因为通货膨胀而生计日蹙，且还要承担北伐等兵徭力役，下层社会日益凋敝。
时人并不了解铸钱与财政、经济的关系，对社会的贫富悬殊局面却有直观感受。散骑常侍贺琛曾向梁武帝上书痛陈当时的社会问题：自铁钱流通以来，官员不仅俸禄无缺，还通过侵占贪污积累起大量铁钱，又立即在养歌女、办宴会等奢侈消费中挥霍一空，整个社会的货币流动速度空前加快（以现代经济学概念，则是GDP迅速增长）：
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文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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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第168页。
[2] 《梁书•武帝纪下》，第71页。
[3] 《梁书•武帝纪下》，第73、92页。其实第一次也可能有用钱赎身之举，史书简而未载。
少，今所费之多……[1]
这些现象背后则是满目民生凋敝。因为百姓缴纳的米布丝绢都是实物而非钱，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受到的损失最大。但贺琛也有疑问：“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课，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此“关外”盖指建康近郊的石头津、方山津等税关。[2]贺琛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赋税貌似轻微的情况下，百姓生活却越来越贫困？他只能归因于州郡长官的苛剥。
这个上书引起梁武帝勃然大怒，因为这完全否定了他为帝四十余年的政绩。“书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他辩解的核心，就是澄清自己生活简朴，并未滥用国库开支，所以社会凋敝的说法纯属恶意污蔑：
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官人，亦不食国家之食，积累岁月。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
梁武帝自称全家“不食国家之食”，但他和子孙妃嫔绝对不会耕田织布，只能消费百姓的租调财物。梁武帝又自称“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应当就是靠发行铁钱获利。他沾沾自喜地认为这一政策是不传之秘，天下无人理解，“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其实贺琛并未指出官吏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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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第544页。本传末载上书年月，但上书中提到“自普通（520-526年）以来，二十余年，刑役荐起，民力雕流”，可见在540年代。《资治通鉴》系于大同十一年(545年)。
[2] 《隋书•食货志》，第689页。
靡、百姓贫困的实质原因在于滥发铁钱，而梁武帝的震怒和急于辩解恰恰显示了其心虚：他不愿正视铁钱对百姓造成的伤害，所以急于表白自己“得财”是有某种常人“不能得知”的“方便”，并且自己没有滥用这些钱财——“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而他始终躲闪、不敢正面回答的，正是下层社会的贫困和上层社会的奢靡并存的问题。虽然梁武帝只字未提自己铸钱之事，却做贼心虚、欲盖弥彰地引用了汉文帝的例子：汉文帝节俭治国、却放任邓通铸钱：“汉文虽爱露台之产，邓通之钱布于天下，以此而治，朕无愧焉！”显然，他虽不肯承认自己铸钱的恶果，但也知道后世之人必然看到此点，所以预先埋伏下了这一句自辩，其用心也可谓良苦了。
同在540年代，还发生了铁钱的“不足陌”现象，即用数十钱作为一百钱流通：
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1]
中大同元年（546年）诏书的原文是：
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2]
按，诏书云“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其实完全错误。“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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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食货志》，第690页。
[2] 《梁书•武帝纪下》，第90页。
减”（数十钱假作一百钱）实质是钱贵物贱，即钱的价值上升、货物价值下降。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铁钱在升值。这似乎显得不好理解，因为梁朝发行铁钱的本意是搞通货膨胀牟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现象发生在开铸铁钱二十余年之后，所以应是由于铁钱大量增发，加上民间盗铸，导致铁钱的价值已经低于铁价。这样民间盗铸者会因没有利润而停铸，甚至将铁钱熔铸为铁器，由此引起铁钱价格从低谷上升。《隋书•食货志》提及距离京师越远，不足陌的现象越严重，可能是因为京师官铸铁钱的积存量最大，盗铸的铁钱也较多（如前引梁武帝的堂弟在宅盗铸），所以铁钱的价格反弹较慢。简言之，此时各地铁钱的价值几乎等于当地铸铁的价格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到549年侯景之乱，梁朝统治基本解体，铁钱停止铸造，却一度更为增值，“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在当时战乱中，将领王僧辩曾出钱赎买一位文士沈炯，“酬所获者铁钱十万” [1]，可见梁末铁钱仍有一定购买力，但随着铜钱的复出，铁钱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陈朝的货币与财政
在梁末战乱中，推行铁钱的行政强制力消失，各种前代铜钱逐渐又进入流通。到556年，陈霸先基本控制长江下游地区，他扶植的梁敬帝朝廷“班下远近并杂用古今钱” [2]，开始允许先代铜钱流通，“今钱”则应指梁武帝铁钱。
557年，陈霸先开始铸造铜钱：“己卯，铸四柱钱，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钱一准十”，数日之后“复闭细钱” [3]。这里四柱所“准”之钱是哪种钱？所“闭”（禁止）之“细钱”又是何钱？史书皆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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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书》卷十九《沈炯传》，第253页。
[2] 《梁书•敬帝纪》，第146页。
[3] 《梁书•敬帝纪》，第148页。
言。以当时情况看，细钱肯定不会是足值的前代铜钱，因为此时开铸的四柱钱数量有限，不可能全面取代古钱；细钱也不应当是盗铸的劣钱，因为盗铸钱在南朝任何时代都是违法的（除了宋前废帝的很短时间）。所以细钱应是梁武帝时期的铁钱。铜钱对铁钱一比十、二十的兑换比例很正常，所以新铸四柱钱所准的价格，应当也是用梁武帝铁钱来衡量的，但它的职能是替代铁钱。至此，梁武帝铁钱终于退出流通。
《梁书》“四柱钱”之名来历不详，在《隋书•食货志》中没有四柱钱，只有“两柱钱”：
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熔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1]
按，柱可能是“铢”的讹误。盖“四柱”对铁钱的官方汇兑比例下降一倍之后，政府又对其重量进行缩水，变成了所谓两柱。当铸造粗糙时，钱上的“铢”字笔画减省，很容易被看作“柱”。至于“鹅眼”，似乎是两柱钱继续减重的产物，名称来历则不详。四柱一两柱一鹅眼系列的演变只经历了短短五年时间(557-562年)。在这五年之内，陈政权经历了频繁而激烈的战争。永定元年(557年)年底，陈霸先军进攻占据长江中游的王琳武装，遭遇惨败。永定三年(559年)末，陈霸先病死，其侄陈蒨（陈文帝）即位，王琳与北齐结盟，再度攻向长江下游。永定四年（560年）初，陈军挫败了王琳和齐军的攻势进占长江中上游地区，但北周军随即渡过长江，试图占领王琳故地。两军鏖战至永定五年（561年）初，陈军才将周军逐回江北。在如此连年战乱之中，陈政权必然通过铸造不足值铜钱保障军需，使得四柱钱迅速变成了两柱、鹅眼钱，价值降低极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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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食货志》，第690页。
到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春，陈朝又“改铸五铢钱” [1]，与鹅眼钱的兑换比例是一比十。[2]此后，陈的外部威胁有所减轻，政治局面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天嘉五铢钱的铸造和使用维持了十七年时间。从573年开始，陈军对北齐进行北伐，将边界从长江北推到淮河沿线。但到577年，北周攻灭北齐，迅速对陈军展开进攻。太建十年(578年)春，陈北伐主力被周军击败于淮北，损失惨重。陈宣帝只得再次征发军队固守淮河一线。以往数年北伐已经极大消耗了陈的国力，如今尚未休养生息，又受到周军新的威胁，陈的财政状况非常拮据。太建十年（578年）四月，陈宣帝诏书提及“戎车屡出，千金日损，府帑未充，民疲征赋”，表示要裁减宫廷开支，“应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其余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诸有俸恤，并各量减” [3]。财政困难之下，陈宣帝很自然地又拿起了货币贬值作敛财的手段。太建十一年（579年）七月，“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 [4]。六铢比五铢增重有限，但却要兑换十枚五铢钱，是对民间赤裸裸的掠夺。
就在这年冬，周军开始渡淮南下，陈宣帝紧急增兵试图阻击，但立即被周军击溃。经过一个多月战事，周军全面占领淮南江北之地，南北边界又回到长江。在如此败局之下，陈朝政府甚至已经无力全面推行新铸的六铢钱，导致六铢钱与旧五铢钱的兑换比例跌至一比一。不久陈宣帝去世，六铢钱停止铸造，社会上流通的依旧是五铢钱，直至陈为隋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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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陈书•世祖纪》，第55页。改铸五铢在天嘉三年（562年），但《通典，食货志》则云在天嘉五年(564年)。
[2] 《隋书•食货志》，第690页。
[3] 《陈书》卷五《宣帝纪》，第92页。
[4] 《隋书•食货志》，第690页。具体时间从《陈书•宣帝纪》。
总 结
东晋门阀分权的政权形式使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而当南朝皇权变得强大之后，迅速开始用铸币、赋税等财政手段来支持战备活动，政权对社会资源的聚敛程度显著提高。为了维持战争经费开支，南朝政权采用的财政手段有举借国债、铸币贬值和变相增加税赋等。宋元嘉末大量举借国债而无力偿还，加之赋税减少带来的财政危机，政府只能靠铸币贬值来筹措开支和抵消债务，最终带来币制的彻底崩溃。但南朝的铸币行为与现代社会的发行纸币又有不同：（一）铜币的重量最终决定其购买力。（二）政府铸币（哪怕铸造不足值铜币）的能力有限，而社会上仍流通着大量汉代以来的铜币。新铸不足值铜币的购买力最终会低于足值铜币，从而形成不同铜币的兑换比例。（三）南朝的部分赋税也是征收铜币，当铜币贬值后，政府的税收也在随之缩水。梁武帝显然认真考察了之前政权铸币、税收的教训，所以他取消了征收钱币的财产税等税种，使税收以实物为主，铸币（铁钱）贬值就不会造成政府税收减少。这样做的最终后果就是使铁钱价值跌落到铁的实际价格附近，商品交易又回到了实物易货贸易的水平-同时，政府在铸造铁钱和防范盗铸方面投入了较多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也要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
通过以上对南朝财政与战争的讨论可见，南方社会经济的商品化、财政的货币化程度都要比北方高，这会带来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已经出现了社会经济走向“近代化”的端倪。但另一方面，南方的这些新经济因素并未变成军事实力，政权通过变更钱制、税制筹措军费，使得南方货币体系和整体经济多次遭遇重大动荡，对民生及社会整体也造成了较大破坏。
如果我们将考察时段放大，会发现这些问题并非南朝独有，唐代后期到两宋，几乎又将南朝这一幕重演了一遍。
北朝的财政体系主要基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实物租调为主，实现统一的隋和稍后的唐代，依然维持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基本格局。到唐代中期、，由于均田制解体、商品经济发展，政府实行新的“两税法”，提高了钱币在赋税中的比重，学界将其称为唐代中期财政的“南朝化”。但钱币用途增加之后，立刻发生了不敷使用、“钱重物轻”的问题，和南朝时期如出一辙。唐后期和两宋时期，财政货币化程度提高，政府供养军队、维持战争，也更多地依赖财政手段，但这没有提高军队的效率和战斗力，反而使战争、军费开支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社会对战争的承受能力降低。这也几乎是南朝历史的重演。
作为对比，社会发展程度更低、商品经济与货币更少的北方，军事实力却一直占优势，最后由北方政权攻灭南方，实现中国的统一，南方社会也被拖入更为简单、落后的状态。从隋的统一到元的统一，都是在上演这一幕。朱元璋建立明朝，为了对抗北方的军事压力、维持基本的军事实力，也有意识地压制南方新经济因素，实行了一套粗朴而有效的、被学者黄仁宇批评为“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财政一军事制度。这背后可能隐藏了一个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过程中，可能必然经历军事动员能力下降、社会对战争承受能力降低的阶段，如果社会能“挺”过这个阶段，实现初步工业化，就能获得军事优势。但如果在这个阶段被北方简单社会攻灭，则永远没有工业化的可能性。从南朝到明清，中国历史可能一直在这个大循环中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