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末年刘裕主导的北伐是南方政权军事成就的最高峰。在此后百余年的南北对峙中，南朝在军事上逐渐转入被动，随着疆域缩小，国力也随之削弱，最终被隋统一。这个历史大趋势背后的原因，除了当时南方开发程度尚低、人口与经济总量不如北方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方缺乏尚武的社会氛围。虽然每个朝代都由军人集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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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第181页。
创，但军事将领们（包括以征战起家的皇帝）进入社会上层之后，迅速被士族阶层崇尚雅致情趣与文学艺术的生活方式同化，难以保持勇武精神，整个社会也呈现重文轻武的趋向，最终造成南朝的积弱与灭亡。
南朝皇室对文化品味的追求
宋开国皇帝刘裕本是戎马一生的军人，自幼未曾求学，文化程度很低。他的书法极差，谋士刘穆之只能建议他多写大字，“一字径尺，无嫌”。结果刘裕“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 [1]。与刘裕一起起兵的北府将领刘毅在这方面也有表现。刘裕攻灭卢循之后，刘毅曾在庆功宴上作诗炫耀其有文化：
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2]
刘毅因战功不如刘裕，只得自命在“风流”方面胜出。这种社会氛围也使得刘裕急需表现出文化修养，但他引经据典时难免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招致不讲情面的僚属指摘：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郑）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3]
到宋文帝刘义隆一代人，文化素质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元嘉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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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第1305页。参见王永平：《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2] 《晋书•刘毅传》》，第2210页。
[3] 《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第1696页。
北伐失败，刘义隆曾作诗抒发其悲愤之情：“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 [1]。刘义隆诸子——孝武帝刘骏、明帝刘彧等也很注意塑造自己有文化的形象。刘骏自命书法高超，当时书法名家王僧虔担心引起皇帝嫉恨，“常用拙笔书”，得以明哲保身。[2]刘骏还有诗《戏马台梨花赞》传世，[3]戏马台在淮北的彭城，他称帝后并未到过彭城，所以应是元嘉末年以皇子身份驻防彭城时的作品。刘或在称帝之前也颇有文史、经学著述，[4]他还自以为擅长围棋，群下投其所好，恭维他棋艺为第三品。[5]
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虽然出身将门，但也颇有文化，本纪称其“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 [6]。在驻防淮阴时，他担心北魏的攻势和宋明帝的猜忌，曾作《塞客吟》以喻志。[7]齐武帝萧赜也颇有文采，当时北魏使臣李彪数次出使南齐，萧赜与李彪多有诗作唱和，这也是向北朝显示其文化素养。[8]南齐宗室竟陵王萧子良喜欢招揽文士，他身边的所谓“竟陵八友”囊括了当时的著名文人沈约、王融、谢朓、范云、任昉等人，梁朝开国皇帝萧衍亦在其中。[9]梁武帝诸子也多有以文学经史著称者。昭明太子萧统延揽门客编辑《文选》，成为后世文学楷模。[10]继萧统为太子的萧纲（简文帝）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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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索虏传》，第2334页。
[2] 《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第592页。
[3] 《艺文类聚》卷八十六《果部上•梨》：“宋孝武帝梨花赞曰：沃瘠异壤，舒惨殊时，惟气在春，具物含滋，嘉树之生，于彼山基，开荣布采，不离尘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页）另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九《果部上•梨》，第4297页。
[4] 《宋书•明帝纪》：“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瑶所注《论语》二卷，行于世。”（第170页）
[5] 《南齐书》卷五十三《良政传•虞愿》：“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第916页）
[6] 《南齐书•高帝纪下》，第38页。
[7] 《南齐书》卷二十八《苏侃传》，第528页。
[8] 《魏书》卷六十二《李彪传》，第1390页。
[9] 《梁书》卷一《武帝纪》，第2页。另参见卷十三《沈约传》。
[10] 《梁书•昭明太子传》。
方面同样出色，他“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 [1]，本纪及《隋书•经籍志》载其文士经义著作多种。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南朝上层重文轻武之风达到顶点。《颜氏家训》对当时社会风貌有生动刻画：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2]
有讽刺意味的是，萧纲为太子时，还曾编著《马槊谱》，当时以“谱”品鉴琴棋书画之风颇盛，萧纲却是品鉴骑兵武器马槊。此书正文已经亡伕，但序文残章保存在《太平御览》之中，萧纲用富有节律的骈体文咏唱：
至如春亭落景，秋皋晚净，青霜旦尽，密雨初晴。纤骊沃若，天马半汉。盼金精而转态，交流汗血；爱连乾而息影，不畏衣春。镂衢与白刃争晖，翠毦与红尘俱动。足使武夫愤气，观者冲冠。巴童留玩，不待轻舟之楫；越女踟蹰，无假如皋之箭。[3]
在江南花柳明媚的场景中，在巴童越女的围观下，骑兵操练马槊的场面更像是一场雅致从容的游戏。元嘉二十五年（448年），侯景八百骑兵渡过长江，围攻建康，便是另一番景象：“及侯景之乱，（士大夫）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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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书》卷四《简文帝纪》，第109页。
[2] 《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7-158页。
[3]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第1627-1628页。
往而然。”[1]在侯景军队围攻台城期间，萧纲甚至还写作了一篇《围城赋》。[2]被侯景俘获囚禁时，萧纲“又为《连珠》二首，文甚凄怆” [3]。而其子萧大器在被侯景杀害前还在讲《老子》，[4]可谓历史的嘲讽。在江陵立朝的梁元帝萧绎也“著述辞章，多行于世”，在西魏军队展开对江陵的攻势时，萧绎还在江陵“龙光殿述《老子》义” [5]。
陈朝的前三代皇帝陈霸先、陈蒨、陈顼都是壮年登基，前半生多有征战，无暇顾及文艺。但陈蒨在教育诸子时已经比较强调文化修养。当时文士陆缮受命教授太子陈伯宗及其兄弟优雅的谈吐举止：
缮仪表端丽，进退闲雅，世祖使太子诸王咸取则焉。其趋步蹑履，皆令习缮规矩。[6]
而陈伯宗果然文弱无为，迅速被叔父陈顼取代。到后主陈叔宝一代，又以爱好文艺著称，而南朝历史也至此终结。[7]
南朝军事将领对文化品味的追求
晋末、南朝的将领多从行伍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他们最热衷的娱乐是赌博。刘裕—刘毅诸将虽然努力做出有文化的姿态，但在武人群聚的场合，赌博仍是最主要的消遣，且诸人举止颇粗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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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第157页。
[2]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第539页。
[3] 《粱书•简文帝纪》，第108页。
[4] 《梁书》卷八《哀太子萧大器传》，第172页。
[5] 《梁书•元帝纪》，第134页。
[6] 《陈书》卷二十三《陆缮传》，第303页。
[7] 《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第309页）另，《乐府诗集》卷八十七载陈后主作《独酌谣》四首，亦极纤丽。
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摴蒱，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说，良久乃答之。四坐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1]
宋明帝初年平定所谓“四方反叛”之后，明帝亲自到新亭迎接凯旋诸将，“劳接诸军主，樗蒲官赌” [2]，即朝廷出资供诸将大赌。天监六年（507年），梁军挫败北魏对钟离的进攻，被解救的徐州刺史昌义之设局，邀请援军主帅韦叡、曹景宗赌钱，“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 [3]。可见武将的品味都颇庸俗。但当他们位至公侯之后，则往往力图摆脱鲁莽武夫的形象，融入士族的交往圈子。这种情况在刘宋末、南齐时最为明显，且往往发生在“第二代”武人身上。比如刘宋名将沈庆之之子沈文季，到南齐初就颇为忌讳其武人出身，“文季风采稜岸，善于进止。司徒褚渊当世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在太子萧赜的宴会上，褚渊声称“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结果“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 [4]，二人发生口角。刘宋另一位将领张兴世之子张欣泰也颇忌讳提及其军人家世：
（欣泰）年十余，诣吏部尚书褚渊，渊问之曰：“张郎弓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马，无力牵弓。”渊甚异之。
到南齐萧赜（世祖）朝，张欣泰任直阁将军，负责禁军宿卫，但他努力显示自己的文化修养，终于得以调任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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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郑鲜之传》，第1696页。此事亦见《晋书•刘毅传》。
[2] 《南齐书》卷二十七《李安民传》，第505页。
[3] 《梁书•韦叡传》，第225页。
[4] 以上见《南齐书•沈文季传》，第776页。
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世祖者，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从车驾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过见，启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数日，意稍释，召还，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除正员郎。……[1]
另一位追随萧道成崛起的武人张敬儿也努力学习适应上层社会的举止规范。“敬儿武将，不习朝仪，闻当内迁，乃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窃窥笑焉。”“敬儿始不识书，晚既为方伯，乃习学读《孝经》、《论语》。”[2]他的女儿也嫁入高门谢氏（谢灵运之曾孙）。[3]到梁、陈时，高级将领的这种身份落差相对缓和，因为梁武帝能较好地处理武人和宗室、文臣的关系，关键职位都由宗室担任，武人能升迁到最高层的机会较少。陈朝则是因为外部军事压力较大，武人将领一直得势，且无暇过度重视文饰。但作为整体的社会氛围，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南朝一直盛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军事将领的技能、职业难以家传。每一轮帝位更迭都产生新兴的军人集团，但将领们地位上升之后，其子孙都不愿继续从事战争生涯，下一轮帝位更迭伴随着新的军人集团出现。这个过程循环不止，而南朝从未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军事贵族集团”。北方的西魏、北周、隋政权，则正是因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武人群体“关陇集团” [4]，才得以攻占北齐，再由隋王朝灭陈统一中国，由此开始新一轮的文武阶层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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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齐书•张欣泰传》，第881页。
[2] 《南齐书•张敬儿传》，第473页。
[3] 《南齐书》卷三十六《谢超宗传》：“谢超宗，陈郡阳夏人也。祖灵运……超宗娶张敬儿女为子妇”（第636页）。
[4]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7页。当代学者对于“关陇集团”的形成与北周的崛起已有较多研究，所以本书从略。
余论 文武分途与“南朝化”命题
通过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和对南战争历程可见，北方民族统治者必须借助汉地的统治手段与文化传统，方能实现中国的全面统一。但南北统一并不代表南方政治文化因素的消亡。从更长时段看，南朝的士族政治文化在唐代逐渐兴盛。造成了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壁垒，并对之后的中国历史造成深远影响。
自魏晋开始，士族社会带来了精致书面文化的繁荣，骈体文和格律诗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他士大夫文化的代表，如围棋、文人画、书法等，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南朝社会（包括深受南朝士风影响的北齐），这些文化形式高度发达，成为文人组成的官僚机器的象征和“准入门槛”。这造成了文官体系与军人阶层泾渭分明、难以整合的现象，并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尚武精神与对外扩张的动力。周隋关陇集团并未受到这种文化风气影响，军事实力较强，所以最终北周灭齐，隋灭陈实现统一。
从唐初到玄宗朝，随着关陇集团的解体，源自南朝和北齐的文化风尚又完全占领了唐的官僚机器，陈寅恪、唐长孺等学者总结的唐代社会“南朝化”趋势，部分也因此而发。这又造成了文臣和武将的职业隔膜，以及文人和武人身份的对立。安史之乱便是这种对立的爆发。此后的唐代官僚机器也一直无力驾驭武人阶层，从而导致藩镇长期割据和五代十国军人称帝。到宋代时，文官机器几乎获得了独尊地位，军人阶层处于被压制的从属地位，这保证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稳定，但也使得政权缺乏对外扩张性，长期积弱。
自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人化、文学化，除了导致中原政权缺乏扩张性，也使得中原朝廷与北方游牧族的隔阂加深，因为北方游牧族人比中原武人的文化程度更低。中原文人出身的宰相等高官，显然和游牧族首领缺乏相互欣赏。唐代突厥、回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集权政治，但其国家机器的发育程度一直不高，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同时期的唐政权已经过度文人化，北方民族难以效仿。这可能也是唐代突厥、回纥等北族对入主汉地缺乏兴趣的原因之一。所以十六国、北朝那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再也没有重现。当然，吐蕃帝国有比较完备的官僚机器和文化，但它萌生于青藏高原的南部农业区，和中原文明少有传承关系。
简言之，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官化、文学化，导致了政权的内敛，以及汉文化与游牧族隔阂的加深，而这种趋势在两晋和南朝已经出现了。从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汉人王朝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外扩张的动力和实力，基本只能维持长城边界（甚至连长城都无法保有）。能够统治长城内外的，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清。从这个脉络看，南北朝社会与政治的关键问题——国家机器内部的文武问题、民族关系上的南北问题——跨越唐、五代至宋、辽、金乃至明、清时期一直存在，成为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最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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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是我2006-2012年间，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完全按照“标准化”的学术模式生产出来的。
2005年，我干了五年“新闻民工”之后，又考研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当初想读先秦史方向，因为我工作的几年里常看《左传》，想写写关于春秋时期贵族婚姻与国际政治的问题。但那年分导师时，恰好先秦史方向没有老师，于是我跟了治隋唐史的张国刚教授读硕士。张老师给了我一个硕士论文题目：中古时期的范阳卢氏家族。这个家族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东汉到唐代都出了不少人才，所以我就从《后汉书》读起，想借机把整个从汉到唐的史书都看下来。
结果硕士读了两年后，我幸运地转成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这自然要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张国刚老师问我：要不要把范阳卢氏家族写成博士论文？那时研究中古世家大族的成果已经很多了，崔卢李郑几乎都有人写过，我感觉再写下去，也超越不了前面人的研究水平，所以想换个题目。恰好那时已经读到了《魏书》，感觉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战争很有意思，特别是南北方之间的战争，背后藏着很多东两，好像还没人系统地写过。于是和张老师说，想写个《南北战争三百年》。张老师说很好，可这题目不像个学位论文啊。于是就改成了《中国4至6世纪南北战争研究》，一直用到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出书，又回到了最早的标题。很多人回忆写博士论文的日子，觉得苦大仇深，我倒觉得挺开心，能有那么几年不操心别的，老老实实读书写东西，实际上是太奢侈了。
安我最初的想法，是把这几百年里的战争史，按照时间顺序原原本本写下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排比史料，寻找真相。因为涉及同一场战争，南方和北方的史书往往记载很不一样。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初步进行了一些辨析排比工作，但做得还很不够，疏漏不少。所以我最初的想法就是“跟《资治通鉴》较劲儿”。但这种写法不符合现在“论文”的体例（美国式的学术规范），要有足够多的“论”才行（如果是老欧洲东方学的传统，应该能容许我的最初想法）。于是写成了现在的样子。其实第二编的“战例”部分，基本就是我当初想写的形式。
在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我还想过做更“野”的题目。那时给张老师核对《中国家庭史》的一些引文，看到了敦煌文书里一个“感梦生子”的判决书，案情是一个寡妇怀孕生了个孩子，被夫家宗族送官控告。寡妇的辩护是：自己做梦梦到了亡夫，这才怀孕有了孩子，而非犯奸偷情。当时的法官也没法判断真相，只好在判决书里乱扯一通，和稀泥了事。当时觉得这个案例很有趣，就想写人类的性犯罪史，尤其是关于“捉奸”的法律，随后就看秦汉法律简牍、唐律疏议、元典章、大清律和刑科题本，还有国外的种种法典判例，有些英美的判例需要花钱下载。后来张老师觉得我跑得有点远了，要求我做个中古史题材的，这样才敲定了南北战争这个题目。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里面，战争史算是个相对生僻的领域，因为东方传统里对战争的翔实记录太少，演义、戏说太多，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真实的层面，难以还原。西方倒一直有客观记录和分析战争的传统，但只能用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战争史。至少到目前，西方学者还没有研究中国战争史很出色的，因为这需要抠文言文的史料，有时一个字的理解就涉及大问题，让母语非汉语的人搞这个，有点勉为其难。所以我写这题目，问题意识上有些借鉴西方之处，研究方法上也有跟传统史学相承的地方，比如史地方面的考辨，对文献的梳理考证等等，战争和政治的关联很强，而政治史、制度史一直是中国传统史举的重要领域。书中有些想法，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考察论证，比如最后两章，关于南朝财政与政治文化的一些新端倪，在唐代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可能藏着中国古代为什么没能自己发展到近代化的大命题。这就需要对辽宋金元乃至明清史的专门研究了，以我的学力和精力难以胜任。近年来看到北大历史系张帆先生几篇对蒙元历史的宏观概括，如皇权加强、身份世袭制回归和社会活力减退，这些因素对明朝又有强烈影响。张帆先生这些论述，和我的一些宏观判断有呼应之处，所以窃感到有些幸运。
我写博士论文的这几年里，正逢美国“新清史”热起来，这派搞的也是北方民族的话题，它更强调北方民族对于中原汉地的“独立性”，算是后现代和文化相对主义那一路吧。但这派对我这论文倒没什么影响，因为中古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民族，现在早都没了，都同化到汉族里面去了（现在的羌族和当年的羌也没有关系），你不服也没办法。另外，我这论文写的是战争，人在战争里面都是最务实的，看见敌人有什么好用的兵器，做梦也想自己能有，事关生死存亡，就不考虑什么文化的独特性问题了。
所以我想，后现代学术很多论著搞得像胡言乱语，脱离基本常识，可能因为“后现代”这东西本来就是个文化概念，文化是个可以自由发挥的命题，谁都可以论证自己的文化跟别人“不一样”，全球独此一家。但文化可不是人生活的全部内容，还有很多更实打实的、更“唯物”的层面。就像吃汉堡或者面条，这种区别算是“文化”，但人总得吃东西，不吃就饿死，这就不是文化问题了。后现代学术的无聊之处，就是它试图去乱套很多已经超出了文化范畴的东西，用吃什么的问题去代替（或者说掩盖）吃还是不吃的问题，“何不食肉糜”，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解构”，其实是生活常识都没有了，属于富贵病。
我写的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冲突融合的大历史，自然不想关在屋子里一直翻古书，总想找机会多走走看看。2009年暑假实习，去了内蒙古通辽市的一个草原小镇阿古拉，都是蒙古族老乡，会说汉语的不多，过的半农半牧生活。住了一个月，却没什么感受，感觉跟我老家的华北老乡们状态差不多。2010年春天，去镇江看刘裕当年的京口，沿着刘裕当年行军的道路和时间，从京口（镇江）走到了建康（南京玄武湖），感到的却是沧海桑田，今天的长江已经不是当年的长江，不光“英雄无觅”，连“千古江山”也完全不一样了。
后来，2012年的暑假，毕业论文也写完了，想看看第五章里的那条“吐谷浑道”，就去了甘肃南部的白龙江流域，那里都是深山密林，藏着些以农业为主的藏族小村落。溯白龙江一直往源头走，到了甘川边界上的小镇郎木寺，忽然看到草原、黑帐篷和牦牛群了，一下子感觉走到了游牧和农耕、古代和现代的结合点上。藏族老乡们也给了我全新的认知。中国西部天大地大，自然和人文丰富多彩，历史和现实水乳交融，是和东部地区（内地）完全不同的世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的结果就是到新疆工作。真到这里之后，却发现种种条件限制，已经很难继续做中原的历史了……
整理这些旧文时，难免回想起清华读研的生活，绿荫长杨掩映下的红砖小楼，还真有点留恋。我本科在北大，硕士博士在清华，对两个学校有点对比的了解。论生活舒适，吃的、住得舒服，那要数清华。北大环境局促，各种服务水准也都不如清华。清华是工科底子，学生风格都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千人如出一辙。北大则特产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物，有很讨厌的，也有很好玩的，算是把人性自由生长的各种可能性都尝试遍了。有时也想写写两校异同，但枝枝叶叶，总关晴雨，最后还是写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