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文透露了一些关于完成祠堂修筑工程所需时间的线索。遗憾的是，这些证据往往隐含在长篇大论、铺陈艰难困苦的字句中，整篇文字夸夸其谈。东阿县官芗他君在公元150年去世，享年90岁，他的夫人于次年去世，享年86岁。他们的子嗣在公元152年开始修祠堂，但据称直到两年后的公元154年8月23日才竣工（见图3.14）。来自许县的文吏在安国祠堂题记中夸张地称，这座祠堂“作治连月”，并“功扶无亟”（见本节题记）。从刻文提到的日期来看，祠堂实际上在安国去世后11个月内就完成了。桓孱的祠堂在他去世后8个多月即告落成。尽管如此，两个弟弟在他去世后多久开始托人修建这座祠堂则不得而知。山东曲阜附近的一座祠堂仅用1个多月就竣工了。
图3.14 芗他君祠堂石阙题记。东汉，公元154年8月23日（永兴二年七月戊辰朔廿七日甲午）。纸墨拓片。高120厘米，宽1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
关于一项工程通常需要招募多少工匠这个问题，我们掌握的信息也不够全面。在芗他君的刻文中，大概提到了4位工匠（石匠2位，画师1位，还有其他工匠1位）的名字，但据说参与工程的共有十几人。安国刻文中明确留有3位工匠的名字（王叔、王坚、江胡），可能还有另2位工匠。相比而言，东汉诸侯王墓的画像石则动用了超过120位石匠进行开采和加工。很显然，上述的劳动分工方式使工艺最熟练的师傅能迅速完成工作、赚取酬金，然后奔向下一个任务。他们可能不是从头到尾地跟完整个项目。
提高精确性和节省人工的设备
和髹工一样，汉代的石匠和画师开发了一套工具和技法来提高精确度，节省人工物力，并且保持基本的质量水准。首先，绘制车轮的草图显然用到了圆规，以确保迅速画出完美的圆。轮盘中央的凹痕就是圆规脚固定的位置。此外，一块画像石上所有轮子的直径完全相同，即使是更远背景中的轮子也是如此。圆规的应用似乎变得更为广泛。在公元2世纪山东中部的画像石中，马的臀部和人体的部分轮廓也是靠圆规来呈现出完美的弧线。显然，绘制简单而重复的由垂帘、玉环，以及钱币等构成的区分不同组画像的边框时也用到圆规。虽然至今未有汉代圆规被发掘出土，但石匠描绘的创世神女娲常常手持这件工具（见图3.11，右侧）。女娲的丈夫伏羲则手持木匠的矩，它是石匠和画师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工具。画师使用矩来画出短线，但一尺（23.1厘米）以上的线则显然需要用类似于后世工匠所用的墨斗一类工具来绘制。这是一根濡墨的细线，将之牵直拉紧，然后在中段弹下，就能留下一条黑线。
很显然，石匠也使用了包含整套画像构图的模印来绘制某些画像石的场景，特别是用来画石阙和墓门上的图像（见图3.12）。有三条证据可以证明他们使用了模印。首先，在几块保留了草图的画像石上，所画的线条粗细一致，这与用毛笔直接画出的线迥然有别。有时甚至可以看到所画线条突然超出模印的边界。其次，许多用模印画出来的图案尺寸完全相同。再者，模印的图案经常超出方格的边界，因此看起来常有一只马蹄或一条马尾在边界外晃着。有些模印显然构思好整组图像，而有些则只有单个图案。中国的考古学学者对比现今的方法后推测，这些模印可能是由粗糙的纺织品或薄木片制成。模印在石雕中的使用源自在空心墓砖上印制雕饰的老传统。从目前的证据看来，似乎只有山西西部和陕西北部的雕工普遍使用模印。模印为熟练画师节省劳力，确保图形能被精确复制和做镜像翻转，但代价就是牺牲了构图的灵活性和工程的自然感。
粉本的应用比模印更为普遍。即便没有任何图册保存至今，我们仍能从图像本身的结构看出当时对粉本的依赖。这些粉本可能是单幅画像的白描线稿，或是画在半透明丝绸或纸张（公元2世纪已相当普遍）上的整组构图。这些粉本似乎只是为了让画师有所参照，而不是像模印那样死板地临摹到石块上。不过，画师似乎确实经常将粉本按原比例复制到石块上。因此有时就会出现所画图像超出了画框，或者画到后来空间不够他们的头和脖子被处理得姿势生硬，像是避开无形的天花板。半透明物料上的粉本还可以翻转，形成镜像对称的图画，更好地适应特定的构图需要。
图3.15的车轮店展示了人们运用粉本来绘制画像的两种方式。在图3.15b的左边有一位轮匠正俯身造轮，他的妻子站在后面提供帮助。他们的右侧是酿酒的画面，一位只穿裤子的倒酒工在手握兵器的官员监督下劳动。这是一幅对称的构图，以轮毂为对称中心，周边有宽裕的留白。在另一版本中（图3.15a），画师的发挥空间较小，因此必须有所调整。他将轮匠置于画面中央，再做镜像翻转，将妻子安排到轮匠面前。不完整的车轮被抬到墙上某个位置，未完成的部分转到了轮匠面前。酿酒工也进行了镜面翻转，而监督他的人从画面中消失了。由于空间局促，酿酒工的桌子与轮匠的脚有所重叠。显然，这些调整使同样的构图可以适应场景二中更狭窄的空间。可重新布局的粉本模块使这种调整变得轻而易举。不过，需要留意的是，两个场景中相应的人像绝非一模一样，二者之间有许多细微的差别，但这两组图像都来自相同的粉本册。
图3.15 轮匠的作坊(a)东汉，约公元1世纪。纸墨拓片。山东博物馆。图片选自Chavannes, 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图43。画像石出土于山东省嘉祥县刘村。(b)东汉，约公元1世纪。纸墨拓片。中国国家博物馆。图片由山东美术出版社提供。画像石出土于山东省嘉祥县洪山村
粉本册可能是石雕传统得以延续的方式之一。某一门系的创建者允许其学徒复制他的粉本，进而使其风格通过弟子得以传播。之后学徒建立自己的作坊，可以继续沿用这套粉本。传承的设计可以修改，原有的主题也可吸取其他传统的元素，这都有助于这位新画师将自己的风格与师傅区分开。
可定制的预构件
帝王陵墓的设计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定制的，墓主皆富可敌国。各郡县中等富裕的家庭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量在墓中放置一些奢侈品。在当今山东、江苏、山西及河南地区的石匠，通过一套可定制的预制系统来满足这样的需求。该系统运用标准化的模块，使墓冢的大部分构件都能在墓址之外进行建造和雕饰。该方案为客人提供一些可定制的选项，使得所造之墓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独特的选择，并赋予其富有特色的艺术外观，就像我们在现代车行里选自己喜欢的车型。
借助模印和粉本绘制出的标准化图像往往只会出现在单块石头上。常见的图像类型包括马车巡游、西王母像、预备膳食、音乐百戏表演和孝道故事，等等。这些图像与其说是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不如说它们更像丰田公司制造的花冠车型系列的零部件。装饰性的边框最能体现这画像的模块化特点。一件产自山东的边框由多层波浪形帷幔和菱形格子组成（见图3.16）。为了使各块石头上的装饰能无缝衔接，石匠通常以菱形格子正中间和波峰波谷作为装饰带的收尾纹案。不过，有时过渡不畅也会导致轻微的位置偏移，如图3.16所见。
图3.16 武氏西阙正阙身北面画像。东汉，公元147年4月21日。纸墨拓片。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西阙北面。图片由山东美术出版社提供
另一个定制预构件的例子就是楼阁图像，许多山东祠堂的后墙以它为装饰（见图3.17）。多年来，该图像有许许多多的解释，而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视之为对男性死者的拜谒。画中有年轻的男子在死者面前谦卑地叩头，他们被视作死者的儿孙，而女子被隔开，坐在楼上，她们代表死者悲伤的妻妾。令人惊讶的是，在同一作坊（起码同出一门）绘制的画像石中，画面上方描绘了1到6名不等的哀悼女子。这在当时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除了一位正妻，男子的财富水平和社会地位不同，他能拥有的妾的数量也有所不同。我认为石匠正是预见了这种变数，并至少预制了6个版本的叩拜场景。订货时，顾客会说明寡妇的数目，于是石匠从仓库中调出合适的预制画像石。
(a)一位寡妇的场景。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2号祠堂局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远东探讨会藏品集(Far Eastern Seminar Collection)，2002-307.24。布鲁斯•M.怀特(Bruce M. White)拍摄
(b)两位寡妇的场景。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画像石出土于嘉祥县宋山。图片引自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图62
(c)三位寡妇的场景。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画像石出土于嘉祥县宋山。图片引自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图64
(d)四位寡妇的场景。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画像石出土于嘉祥县五老洼。图片引自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图90
图3.17 山东省石祠中的祭拜场景。东汉，约公元2世纪。纸墨拓片
至于预制石块如何变成定制石块，体现在对画像石的榜题上。作坊提供许多图像主题，在神话、历史或死者社会关系等主要人物附近留出空位，用来添加名号或官位。例如，祠堂底部或顶部的边缘和陵墓的门楣上常见车马巡游的场景，每辆车或御者附近常有一小块长方形的留白。取用时，会在这些空白处填上一个普通的葬仪队员的头衔或死者生前的官衔。在预制件中为题名留白，工匠可轻而易举地将这幅巡游场景制作成独一无二的版本。随后，在送达墓址做最后组装时，顾客会要求根据死者的实际情况在留白处填上具体的内容，完成定制。
尽管大多数画像周边都为榜题留白，但许多留白区域并未刻字，直到如今仍是空白的。这些空白可能是劳动分工导致的。赖非对制作过程的复原揭示，在刻字之前，需要在石块上书丹，之后再进行雕刻。许多“空”的汉代榜题可能曾经用毛笔写好了字，但只有一小部分被挑选出来，刻成了永久的文字。负责刻写的工匠和设计图像的画师应该也不是同一人。在某些情况下，有人误解了画师编排的故事，因此标了错误的榜题。
现在，我们暂时不谈这些聪明能干的石匠，会在第四章重新回来研究他们。下面，我们先来考察他们的销售技巧和地域流动。
作坊的劳动环境
我们没有特殊的证据可以声称秦汉时期的工匠一定比士、农、商这三个阶层的人更辛劳。有时知识阶层述说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事繁重的劳作，或长篇大论地描写官员那充满烦恼，甚至云谲波诡的仕途。他们出于嫉妒和政治利益，还会声称商人不事生产而获巨利。然而，很少有文献向我们透露，在秦汉时期当工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工匠的工作时间取决于他们的雇用条件和一年当中不同的季节。由于宫廷作坊中的工匠必须始终受到作坊官员的监督，人们推测他们的工作时间与主管相同。在汉代，作坊官员像其他文吏那样，可能每工作5天就有1天时间休息。这天被称为“休沐”，用以休息、洗发，及沐浴，是汉代的法定假日。由于官员在工作日通常住在官邸，也在那里就寝，所以这一天是唯一能回家探亲的日子。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宮廷作坊中的自由工匠和服徭役工匠也可能每5天就有1天可以休息，并且可以回家探望住在附近的家人。
作坊官员每年也享有一些节假日，包括冬至、夏至、伏日、新年和腊，官方工匠也应该如是。及至唐代，法定节假日已增加到每年53天，而“周末”休假则减少到每10天有1天。
工匠每天的工作时长取决于日照时间。秦律和唐律都写明，冬季的工作时间应该比夏季短，因而工作量也相应较少。当然，工匠可以焚膏继晷地工作，但灯油成本、着火的危险，以及疲劳所导致的效益递减，都使得宫廷作坊普遍不这样做。
据推测，私营作坊可以随意制定工作时间。但是，有些活动会受到一天当中的时段限制。比如说，假如工匠在官方集市里经营一个摊位来卖产品，他们就不得不等到晌午，在集市塔楼响过鼓声之后，一天的交易才能开始。交易会一直持续到日落时分。工匠在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都可能忙于制作和准备，但至少在9世纪前，中国抑制商业，因此贸易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
官营作坊中的产品和工匠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持续的监督和审查，违规行为可能导致严重的罚款或体罚。例如，根据秦律，如果官营作坊中的产品被检查出属于劣质产品（“殿”品），那么作坊中所有官员和工匠都会根据其在作坊中的职位高低被处以罚款。作坊负责人（工官长）被罚的款项与一套盔甲等值；其副手（工官丞）和每个车间的工头（曹长）的罚款略低于一枚盾牌的价值；亲力亲为的工匠则只被罚相当于20条联结盔甲鳞片的带子（“络组”）的款项。如果他们的产品连续三年未通过检查，那么罚款将增加一倍以上。官员、自由工匠和服徭役工匠，都会因粗制滥造而被罚款，当局也假设他们有能力承担。但是，与自由工匠一起工作的刑徒如果未能通过产品质检，就会被杖责50下至100下。不过，当粗制滥造的行为上升为挪用公款或公然盗窃的程度，相关体罚就会根据社会等级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如果一个自由或服徭役的官方工匠窃取了价值不超过一个铜钱的原料或成品，他/她将会受到责打。如果被偷的物品价值超过一枚铜钱，那么根据连坐制的律令理念，这个工作组（即“曹”）里的所有工匠都将受刑。刑徒如果偷盗超过110枚铜钱的等值物品，即会被判死刑。
根据秦律，官营作坊对自由和非自由工匠的管束相当严格，而且私营作坊也大抵相同。没有任何现存文献能告诉我们秦汉作坊中工匠的待遇，但清朝时期的文献证实，对作坊学徒的严峻刑法和对家仆或奴隶的苛法并无二致。
由于体力劳动会对工匠的身体造成繁重的负担，秦汉时期某些手工业很显然要承担额外风险，这些风险对工匠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伤害尤甚。有时，工匠的生命危险仅仅是因为他们要伺候的是一位残忍乖戾的统治者，比如秦二世（公元前209年—前207年在位）。史家司马迁记载，秦二世在其父始皇帝的骊山大墓竣工时，一位谋士警告他，说建造陵墓内殿的工匠对墓室入口和宝藏知道得太多了。因此，秦二世将修墓的工匠活活封死在陵墓中。
人们可以想象壁画画工要面对的风险，他们需要准备有毒的白色铅颜料；也能想象玉雕石工的风险，他们所吸入的细微玉石粉尘会导致矽肺。我们不光可以想象汉代工匠面临的危险，也能从文献和考古证据中探究这些工作环境中的健康威胁因素。
在秦汉时期的所有手工行业中，冶金业工人面临的危害可以说是最大的。即便在今天，开采、冶炼和铸造仍是最危险的工作，全球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死于采矿和金属工业事故。在金属品制造的每个阶段，工匠都可能面临爆炸、受伤和有毒物质的危害。金属开采的最初阶段包括采矿和矿石加工。有关工匠在初始阶段中面对的身体危害，将在第六章进行探讨。随后的冶炼阶段中最关键的成分是大量木炭，它不仅为熔化金属而供应热量，还供应了金属从矿石中释出的化学反应所需的碳。这些碳是砍伐树木后将原木放在炭炉中炙烤而形成的。滥伐树木、获得木炭的做法会导致广泛的水土流失，甚至导致气候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汉代曾经发生过一起悲剧，它导致过百名工人死亡。一位名叫窦广国的男孩讲述了事件经过，他在公元前190年左右被人从贫困的家庭绑走并卖身为奴，那时他只有四五岁。主人再将他辗转卖给另一个人，最终他在现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的益阳县一家私营铁厂干着烧木炭的活儿。他和奴隶同伴快要砍光了他们获取木材的山坡；有一晚他们睡梦正酣，整座山崩塌了，活活掩埋了一百多名成年男子和男孩。只有这个小奴隶窦广国幸免于难，并讲了这个经过。不过，悲惨漂泊的男孩最终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他那位入宫为婢的姐姐忽然一朝成了汉王朝的皇后，将弟弟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并为他加官进爵。
显然，使用高炉冶炼铁矿石是整个冶金过程中最危险的步骤之一。最为灾难性的高炉事故是熔炉壁开裂，熔化的金属液从裂缝中迸流出来。据《汉书》记载，在公元前27年2月或3月，时为汉成帝统治期间，发生了一起高炉迸裂事故。事发于沛县（位于今江苏省）铁官，当时有13名工匠正在高炉边工作。他们大部分正在鼓动风箱输送空气。当他们打开熔炉侧面的阀门，准备排掉炉渣并放出铁水时，没有任何东西流出来。突然间，熔炉开始发出怪声。有人说听起来如滚滚雷声，“隆隆”作响。也有人说听着更像鼓声。工人惊慌失措，仓皇逃离。旋即发生了巨大爆炸，整个熔炉裂成碎片。当工人返回勘察破坏程度的时候，发现地面被炸出一个巨大的爆炸坑。熔炉被炸成11块，所有熔炼铁如流星般飞溅而出，散落一地。
沛县铁炉的爆炸原因无从稽考，因为这件事被解释为天降警示。由于金属元素本身不应发生飞溅，因此有人以五行失衡来解释熔炉爆炸的原因。上天以此降兆，暗示皇后和外戚的阴谋诡计即将败露。从技术上看，根据华道安(Donald Wagner)的分析，此次爆炸的原因几乎可以肯定是“‘脚手架’效应：如果高炉内燃物附着在炉壁，就会积聚，形成一个‘支架’，阻止金属熔液下降。当这层支架突然剥落，就会发生爆炸”。或者，使用时间过长也可能使炉内的耐火层疲劳老化，热气和金属因此能使得两米厚的炉壁迸开一条大裂缝。
在当今的工业世界里，类似的铁水爆炸事故仍时有发生。2001年，位于威尔斯塔尔伯特港(Port Talbot)的科尔斯钢铁厂(the Corus Steelworks)5号高炉发生爆炸事故，导致3名工人死亡，十多人严重受伤。当地居民称，爆炸前听到滚滚雷鸣般的响声，重达5000吨的高炉在巨大的爆炸中被炸离地面近半米，导致正在施工的工人被深达61厘米、烧熔的铁水所吞噬。显然，在科尔斯事故中，透过包裹高炉的冷却层上的裂缝，冷水渗入炉腔，遇热变成蒸汽，撑爆了巨大的熔炉。
在汉代，除了冶炼和铸造过程中存在爆炸危险外，负责加工金属品的工匠也面临着更多细微的潜在风险。当时，为富人制作青铜器通常要在铸造之后进行鎏金或鎏银。这道工序需要将贵金属与液态汞混合，形成黏性的金汞混合液。然后，将混合液涂刷在青铜器物的表面，再置于烤炉内进行低温烘烤(250℃～350℃)，让多余的汞挥发，从而使金或银贴合在器物表面，形成金属层。这种工艺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因为中国最古老的鎏金器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或前4世纪，比西方可知的最古老的汞鎏金制品至少早了2个世纪。汞蒸馏法是先秦时期的炼金术士发明的，最先他们用这种方法来制作其实有毒的“不死之药”。后来汉代人将这种金汞混合液涂刷在器物表面，称为“黄涂”。这个过程唐代以后被称为“鎏金”。这项工作显然危机四伏：汞合金溶液被加热后，会释出有毒的汞蒸汽。如果防护不足或通风措施做得不够好，那么工匠最终会因汞中毒（神经系统损坏、肾功能损伤、肺病，等等）而痛不欲生。但是，如果工匠只是暴露在微量的毒素环境下，汞中毒的症状可能数十年后才会出现。根据铭文记录，一位名叫古的黄涂匠在官方漆器作坊里至少工作了8年。
相比于金属工艺对工匠的潜在致命危险而言，漆器制造中的风险只能算得上是令人烦恼。清漆液取自漆树，是有毒的太平洋漆树的近亲。在完全凝固之前，漆液及其蒸汽对人体有毒，接触后可引致严重的皮炎（表皮发炎）。秦汉时期，这种毒性对髹工而言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危害，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据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汉代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漆器引发的皮炎被称为“髹”。治疗方法有好几种，包括请人驱魔（参见下文关于工匠宗教信仰的章节）。据说，其中一种更符合药理依据的疗法就是做好防护。后世的中医文献明确记载道，螃蟹和贝壳的软组织也是抵御漆液接触伤害的良药，它们有助于去除皮肤上的刺激性物质。皮炎在现今东亚的髹工中仍相当普遍。有关日本髹工学徒的最新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学员在教学开始1个月内就患上皮炎。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病例的过敏症状在初次暴露后9至10个月内就会消失，但前提是工匠要持续暴露在漆液中，并且暴露时间逐渐加长。用行话来说，他们变得“皮实”了。用医学术语来讲就是脱敏。日本的流行传统认为，髹工应咀嚼生漆，以加速脱敏过程。该现象解释了为何上述汉代这种针对生漆液皮炎的疗法可以达到终身免疫的效果。髹工也需避免吸入生漆气体，因为漆液皮炎不仅仅由接触引起。吸入漆蒸汽可导致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反复打磨漆器表面以备涂刷下一层漆的过程会导致有毒的微粒弥漫在整个作坊的空气中。
汉代的髹工可能还要在又热又湿的环境中几乎赤身裸体地工作。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汤执中(Père d’Incarville)观察到，18世纪的中国髹工必须脱掉几乎所有衣服，以防灰尘和纤维落在未干的漆器上，对涂层造成破坏。近乎赤裸地工作能让工匠更加轻松，因为漆器作坊常常需要人为地保持较高的温度和湿度。漆液涂层聚合的化学反应需要25℃～30℃的恒定温度以及75%～85%的相对湿度。华南地区天然具备这些条件，但北方则需要通过将水倒在烧热的岩石上来人为创造条件，就像欧洲的桑拿房一样。
工匠的宗教信仰
受限于知识阶层和著书立说者的记录和观点，全面考察秦汉时期民众的宗教信仰实非易事。就文献而言，只有在抨击民众粗俗、奢侈或危及国家治理的字句中，我们才能捕捉到关于民间流行信仰的只言片语。学者蒲慕洲将秦汉时期的流行信仰理解为一套旨在寻求“追寻一己之福”的信念和实践。他认为，黎民百姓试图趋吉避凶，以求在现世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有关人生的重大事件或农业的节气时，人们举行仪式，祈求驱赶邪魔和保佑祖先、庄稼及自身。他们根据《日书》规行矩步。本书上一章对这份占卜文书有所讨论，它写明了生育、迁徙、饮食、筑舍，甚至裁衣等日常活动的吉日和凶日。为了避免灾祸和趋旺健康、财运及丁运，人们佩戴护身符、吟诵祷词、表演驱魔情节，以及进行一整套其他仪式活动。工匠也无疑在其住所中参与了这种全民共享的信仰。再加上他们的手艺是其生活和信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难想象他们会将信仰拒于作坊门外。工匠很可能曾在工作中祈求神明的帮助，不过目前仍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
最容易受到神灵干扰和需要超自然力庇佑的手工行业可能是冶炼、陶瓷和漆器。这些行业包含了复杂的转化过程，工匠对其技术原理知之甚少，仅停留在实践经验的层面。在许多科技尚未发达的文明中，冶炼和铸造过程常常是仪式活动的重头戏。对这些环节的成功与否毫无把握，而且往往无法摸索到失败的实质原因。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非洲，如果他们的妻子正在行经或刚经历过流产，炼铁匠则不允许靠近高炉。在整个冶炼过程中，男性不允许有性生活。炼铁匠认为，高炉内腔犹如女性的子宫，是用来生产铁的，任何额外的或不可预测的雌性能量，都很有可能导致炼铁过程流产。同样，在先秦时期，冶炼也被视为一个神秘的、不可估测的、有时如同交媾一般的过程。
赵晔（活跃于公元1世纪）编撰的《吴越春秋》记录了南方古地上的两项历史和民间传统，其中包括吴国铸剑大师干将及其妻子莫邪的故事。据载，吴王阖闾（公元前514年—前496年在位）命干将铸造两把天下无敌的宝剑。尽管干将严格遵照了所有仪式规范并祈求神灵，但他经过3个月的努力，仍无法使金铁“销、沦、流”（熔化、沉淀、流动）。其妻莫邪告之曰，“神物之化，须人而成，”意即必须献祭一个人才能实现金属转化。在《吴越春秋》中，干将和莫邪只是断发剪甲投入高炉之中。在后世的其他版本中，这位妻子献祭自己，飞身入炉，与炉神合力完成熔炼。三百童男童女鼓动风箱，添柴加炭，终于铸成宝剑。在这个故事中，想要冶炼成功就必须结合男女两方的力量，此过程类似于两性交合后诞生新的生命。
18世纪，著名瓷都景德镇陶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讲述了另一个献祭窑炉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皇帝命令陶工烧制一种风格新颖复杂的瓷器。他们屡试屡败，之后只好禀告皇帝，称无法完成任务。最后，由于不堪急于求成的监工的折磨，一位陶工纵身入窑，葬身火焰。那一批瓷器完美出炉，皇帝十分满意。故事中不幸的陶工后来被追封为景德镇工匠的守护神。这些故事明显带有神话的性质，可能是从极少数的工匠自焚事件演变而来，但也许从来没有真的发生过。不过，这些故事代代相传，表明人们认识到某种强烈的神力，这些力量决定着矿石冶炼和陶瓷烧制等转化过程的结果。
在先秦时期的传说中，不仅仅有活物被投入火炉中。在某些故事里，力量无穷的物件也有助于完成转化过程。王嘉（约公元390年去世）所撰的《拾遗记》中记载了另一起铸造宝剑过程中的祭炉事件。与上一章所述的新丰传说一样，这个故事也涉及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父亲，即太上皇刘煓。
汉太上皇微时，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其字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时（约公元前1200年）所作也。上皇游酆沛山中，寓居穷谷里有人冶铸。上皇息其傍，问曰：“此铸何器？”工者笑而答曰：“为天子铸剑，慎勿泄言！”上皇谓为戏言，而无疑色。工人曰：“今所铸铁钢砺难成，若得公腰间佩刀杂而治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木衰火盛，此为异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为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虬龙，陆斩虎兕，魑魅罔两，莫能逢之。斫玉镌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虽欧冶专精，越砥敛锷，终为鄙器。”
〔太上皇贫贱之时，曾佩戴着一把长三尺（69.3厘米）的刀，刀上有铭文，这些铭文难以辨识，猜测是殷高宗武丁在讨伐西北方的部族鬼方时铸造的。他曾在酆、沛二地的山中游历，寓居的幽谷里有人在冶炼金属。太上皇坐在工匠旁休息，问他：“这是在铸造什么器物？”工匠笑着回答说：“这是在给天子铸剑，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太上皇认为这不过是戏言，就没有质疑。工匠说：“我现在铸造的这把铁剑难以磨砺，如果能得到您腰间的这把佩刀，并置于铁水中一起冶炼，就能铸成神剑，可以用它平定天下，天上的星神也会来辅佐，歼灭项羽、陈胜、胡亥这三滑。周为木德，汉为火德，周衰而汉兴，这是不同寻常的征兆。”太上皇说：“我的这件佩刀名为匕首，它的锋利无与伦比，在水中能够砍断虬、龙，在陆地上能够斩杀虎、犀，各种鬼怪都不敢靠近它。用它来砍削玉石，雕刻金属，刀刃也不会卷。”工匠说：“如果得不到您的匕首来铸造这把剑，即使有欧冶子那样精湛的铸剑技艺，用越地的磨刀细石来磨砺，它终究还是一件凡庸之器。”〕
上皇则解匕首投于炉中。俄而烟焰冲天，日为之昼晦。及乎剑成，杀三牲以衅祭之。铸工问上皇：“何时得此匕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时（公元前306年—前251年），余行逢一野人，于陌上授余，云是殷时灵物，世世相传，上有古字，记其年月。”及成剑，工人视之，其铭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高祖长佩于身，以歼三猾。及天下已定，吕后藏于宝库。
（太上皇就解下匕首投到熔炉中。不久，烟气缭绕，火光冲天，蔽日无光。等到宝剑铸成，他们宰杀猪牛羊，以三牲之血涂于宝剑之上，来祭祝它。工匠问太上皇：“什么时候得到这把匕首的？”太上皇说：“秦昭王时代，我有一天遇到一位乡野之人，他在田间交给我这把匕首，说这是殷商时代的灵异之器，世代相传，上镌刻有古字，记载了它铸造的年月。”等到宝剑铸成，工匠仔细观察，发现铭文还在，正好契合太上皇此前的说法。工匠就将这把剑交给了太上皇。太上皇把这把剑赐给了汉高祖刘邦，刘邦常年佩戴着它，用它歼灭了项羽、陈胜和胡亥。等到天下一统，吕后将这把剑藏于宝库中。）
正如干将莫邪的故事那样，这个铸剑传奇里将吉物献祭给剑炉，从而冶炼出堪称神器的剑身。作者（至少是故事的传承者）王嘉是前秦时期（公元351年—394年）隐居的道家和方士。他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可能非常认真地对待祭炉仪式。故事中另一项仪式就是“衅”（以血涂抹）。这是一项相当普遍的仪式，许多先秦和汉代文献中都有所记载。这一做法是为了使一些新建筑（如祖庙）或新物件（如祭祀用的钟、鼓、剑或镜子）神圣化。
一个西汉时期的青铜双页钱范上留有另一位金属工匠举行仪式的物质痕迹（见图3.18）。汉代工匠在青铜钱范顶部靠近浇注口处铸造了两个细小的图腾。右边的呈长弧形，上有典型的条纹，显然代表了西方的白虎。左边呈盘绕形状的图案颇难辨认，很可能表示东方的青龙。再加上南方的朱雀和北方的玄武，这四种动物是镇守四方的神兽。准确地说，它们并非真的神，但它们是上天力量的象征，因而十分重要。它们常常被画在陵墓墙壁上，或者铸于青铜镜上，因为对于这些地方和器物而言，应合宇宙的方位是极其重要的。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方位似乎与铸造能否成功无关，但是对于铸造钱范的汉代铸造者来说，这容不得丝毫马虎。这些谨慎的铸币者在浇注青铜熔液之前，可能靠这些青龙和白虎标识来校正模具，使其对准正东和正西两个方位。他希望通过将钱范校正至基本方位这一做法来应和高深莫测的宇宙力量，这种力量决定着他铸造的钱币能否完美无误地出模。其他汉代的钱范也在同样的位置处有吉祥标记。有一个类似的模具在其石质浇注口的两侧刻有“吉”和“平”字样。这些标记让我们能洞悉工匠将其宗教信仰投射到作坊工作环境的思想过程。
图3.18 钱范。西汉，约公元前113年—公元7年。青铜，带铸造纹样及防伪标志。长22.8厘米，宽8.7厘米。美国钱币学会(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藏品号：1918.71.2。图片由美国钱币学会提供
上文提到成为行业守护神的圣人般的工匠，那位自我牺牲的景德镇陶工并非孤例。明（公元1368年—1644年）、清（公元1644年—1911年）时期，几乎每个主要的手工业行会都有特定的行业圣人或守护神。他们通常是传奇工匠、历史与传说中的统治者、著名思想家，或信众广泛的神祠中的圣灵。例如，所有北京木匠行会的人都崇拜公输鲁班（又称公输班），他是公元前5世纪一位半传奇半真实的人物，据说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期。他一般被称为鲁班，是一位杰出的木匠，从不浪费任何木材，也从不用预先画线来锯所要的木材。他发明了精妙的平衡攻城梯，和一只能飞行三天不落地的木鸟。北京的木匠在每次行会聚会上都会供奉并叩拜鲁班像，以感谢他传授了木工技艺。在聚会上，他们常常争着要坐在鲁班像面前最重要的席位，以期获得行业神的点拨。学者指出，这些行业聚会上的供奉方式与传统的祖先祭拜方式甚为相似。
西方学者的观察成果让我们对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守护神有了更多了解。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甚至更早。例如，秦汉时期西南部的铁匠世家供奉一位叫“铁祖”的神灵。根据常璩（约公元291年—361年）在公元342年—348年左右编撰的《华阳国志》，这部现存最古老的中国地方志，在现今四川省成都平原西南边缘的临邛地区有一座山，山顶上有一座庙祠，专门供奉铁祖。该地富含铁矿，在公元前3世纪，卓氏一族被秦始皇逐出家乡赵国之后，在这里兴建了大型铸铁厂（见第六章）。一个世纪后，汉朝在此修建铁官。后来的地方志也提到该地区的铁祖庙，并称铁匠的家人经常到此祭拜。
不过，铁祖到底代表的是谁，这仍不得而知。他可能是传奇的冶铁术发明者，例如伟大的神话人物蚩尤，他被誉为第一位用金属铸造兵器的人。铁祖也可能是卓氏一族的祖先，这个家族世代冶铁，并将冶铁业引入临邛。这个守护神的名字和供奉方式显然启发了中国后来的祭拜活动，使得供奉行业守护神与供奉祖先的仪式非常相似。
从秦代至汉代初期，一些漆器工匠信奉“漆王”。成书于公元前200年—前168年左右的医学典籍《五十二病方》记载了应对漆中毒的祛病仪式，当中称漆王奉天帝之命降世，帮助工匠为盔甲和武器上漆。但他有时违抗天帝的指令，使工匠患上严重的皮疹（即上文提到的接触性皮炎）。为了治疗疾病，巫师/医师必须在漆王的神像（例如，塑像）上涂抹猪、鸡或老鼠的粪便，用鞋打他，或向他吐7次口水（如果是女性，则需要吐14次），以惩罚这位神灵的恶行，去除他降诸工匠的皮肤症状。
髹工信奉的漆王与金属工匠信奉的铁祖差异颇大。从他的头衔和在文献中的角色来看，他不像铁祖或鲁班那样被视为家族祖先或手工行业的创始人。他反而被视作众神之神和冥界统治者的天帝所赐封的一位王。正如西汉皇帝将子嗣和武将分封各地、让他们掌权为王一样，天帝将漆树汁液转化成漆器的艰难任务赐给漆王，让其协助。不过，漆王显然没有受工匠的顶礼膜拜，因为工匠在他违背天命而引发疾病的时候，会以天帝的名义惩罚他。有趣的是，医书记载的仪式表明，对漆王的崇拜落实到一个实体神像上。学者曾经认为中国在佛教传入（约公元50年—100年）之后才开始使用神像，但漆王、铁祖神像崇拜却比佛教传入足足早了两个世纪。
女工匠
秦汉时期，妇女（和女孩）是工艺行业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在某些工艺领域，她们甚至成为主力。著书者和儒家称颂的理想模式是男性耕作，而女性养育子女，准备酒浆饮食，并在闲暇时间进行纺织。事实上，农妇常在田间协助丈夫；大多数农奴似乎都是女性；许多已婚妇人和寡妇经常性地生产供应到市场的商品。大量文献和铭文表明，私营作坊和官营作坊中多雇用了大量女性工匠。
私营作坊中的女性
在私营作坊中，女性根据个人情况，处在不同的角色和位置上。一些妇人因为刚刚丧偶（或丈夫常年在外），成为独立的工匠或生意人，以支撑家计。《汉书》记载了翟方进（公元前7年去世）母亲的事迹，她一心希望儿子能继续在长安研读诗书，于是在长安的集市开设店铺编履卖鞋，以支持儿子的学业。翟方进在公元前15年官拜丞相，公元前7年在任上辞世。人们将这位母亲的努力描述成为儿子成功所做的伟大的自我牺牲，但实际上，她也通过自己所编的鞋履养活了自己。翟寡妇的事迹广为人知，只是因为她的儿子后来权倾朝野，然而在“工”的阶层中，与她类似的迫于生计的情况肯定常有发生。但是，一位名叫“清”的寡妇是一个真正的例外，她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中国西南部。丈夫去世后，她接管了这个家族庞大的朱砂开采和加工业务，在她的打理下，生意蒸蒸日上。她尽心尽力的奉献获得了秦始皇的嘉奖，为她特别建了一座建筑物（怀清台）来表彰其功绩。
大量例子表明，工匠的妻子在各行各业和家庭领域为丈夫提供帮助。1954年在山东省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清晰描绘了轮匠的店铺（见图3.15b）。如上所论，这个图案并非绝无仅有，可能是一幅乡土题材场景（见图3.15a中的另一例）。在图3.15b的版本中，左边第二个人是男性轮匠。他很可能代表轮扁，《庄子》里的人物，他与齐桓公（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之间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见第二章）。在店里，他跪在地上，用右脚固定轮缘，准备凿出一道凹槽，用来将轮缘嵌入右手边那个尚未完工的轮子。一位妇人站在他身后，可以假定她是工匠的妻子。她手里握着轮子的另一个零件，准备在丈夫需要时递给他。她背着他们的婴孩。这张拓片来自一块大型画像石较低的位置，这幅画描绘了神、仙、人三界层层相构的宇宙图景。作坊的场景显然属于人界。最初设计这幅乡土题材的石匠非常了解作坊的布置和组织形式。也许，他还借鉴了自己的工匠生活圈的真实情况。这幅画充分证明了工人阶层婚姻带有的合作性质。
就文献而言，读者自然会想起上文关于吴地铸剑大师干将及其妻子莫邪的故事。在这则显然属于神界的传说中，男性工匠无法独自完成金属熔冶，直至他意识到需要男女合力才能冶成金属。
还有一个例子更具历史意义，体现了现实夫妻之间的合作和经营精神。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7年）是来自蜀郡（今四川省）的才子，任职于汉景帝一朝，后投奔梁王，谋求官职。后来他仕途受挫，返回家乡蜀郡安定下来。在一次宴会上，他深深爱上了新寡的卓文君，她是全国最富裕的冶铁家和奴隶主之一的卓王孙的千金。二人私奔，这令卓王孙大为震惊，遂与任性的女儿断绝关系。相如和文君在蜀郡一直生活拮据，家徒四壁，最终文君告诉相如，她无法再生活在贫穷中。于是相如和文君卖掉了他们微薄的家当，在临邛附近购置了一家酒铺。二人分工合作，相如制作商品并从事其他有偿工作，而文君亲自经营店铺，当垆卖酒，类似店铺在画像砖中被描绘过，朝街开放，柜台下贮藏着大酒坛子。文君的父亲听闻此情况，越发觉得羞耻，因为他深知上层女子不该抛头露面或与街上的男子接触。尽管相如和文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但他们酿酒卖酒，因此实际上与工匠并无太大区别。此外，有人质疑这对夫妻间的分工如此明确，可能是后来经过史家司马迁的文学润色，他或许希望帮司马相如摆脱“商”的污名，因为司马相如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后来在汉武帝一朝身居高职。但其实司马迁甚为钦佩商人，因此没有为了迎合精英阶层的趣味而篡改故事的动机。相如和文君之间夫作妇营的模式很可能反映了工商阶层的普遍情况。
官营作坊中的女性
秦汉时期，朝廷对于官营作坊雇用女工匠一事几乎没有顾虑。事实上，根据汉律，朝廷更加青睐招募成年女性（“丁女子”）工匠，一直按2:1的比例招募服徭役的女工匠、男工匠或童工。朝廷可能还以支付现金酬劳的方式雇用了不计其数的女性。官营作坊中的女工匠大多服务于纺织品生产和漆器绘画等领域。
西汉时期，朝廷在首都和各省份经营了多家大型纺织作坊。这些作坊为皇帝和后宫供应锦衣华服，以及多种次一级的纺织品，它们可作为送给官员、平民和外国使臣的礼物。最大的纺织品生产群坐落在现今山东省境内的齐郡，被称作“齐三服官”，由三个独立的工官组成，据说就在公元前44年之前，每个部门就已雇用了数千名工匠。由于这些作坊的遗址尚未被发现，因此仍无法确定生产工作到底是集中在工厂般的大型建筑内，抑或将纺织和刺绣等工作外包给女性在家完成。无论如何，对朝廷而言，该生产方式需要极其高昂的成本来维护，而且曾为了节省成本而多次关闭。公元前7年，该生产系统第二次关闭，有人称，未曾间断的锦缎、刺绣和其他难以生产的纺织品生产工作“害女红”。这道朝廷的诏书意味着，齐郡的工厂雇用了太多女性，以至于朝廷觉得“女织”传统受到动摇。记录皇帝话语的一位不具名官员也暗示，女性（以及整个国家）的道德都因为她们在家外谋生而岌岌可危。在此之前，秦国的纺织业雇用女匠人，而秦国的行政法规表明，女性在该领域的工作成果深受赞许。秦律《工人程》明确写道，“隶妾及女子用箴（针）为缗绣它物，女子一人当男子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