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超越中国的核心地带来探究销售和贸易体系可以将秦汉工匠的产品带向何方。20世纪20年代，日本考古学家从朝鲜的汉墓中挖掘出数十件漆器。其中许多产自2000多千米外的成都皇家作坊和私营作坊。皇家作坊制作的器物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它们也可能是赐给使臣的礼物。私营作坊生产的漆器先是在成都的集市上卖给商人，然后由商人运到长安的首都集市。在长安，这些物品可能以更高的价格转卖给初级官员，官员们将其放入行囊，前往乐浪郡（现属于朝鲜）上任新职。在阿富汗的贝格拉姆宫殿遗址发现了有可能在成都制造的相同风格的漆器。这些漆器很可能经由阶层复杂的赏赐制度和贸易线路，从成都出发，经过位于首都西北方的甘肃走廊，越经塔里木盆地上的绿洲市镇，最终穿过帕米尔高原，到达阿富汗。因此，从公元1世纪至2世纪，成都漆器的贸易网络实际上跨越了将近5000千米。
远在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地区(Palmyra)曾出土过中国汉代的丝织品，其中许多还带有精巧夺目的人物动物图案和表示吉祥的中文文字。学界至今仍围绕这个能将珍贵丝织品远销他方的商贸网络展开讨论。没有任何具体证据表明这些丝织品是由私人作坊专为出口而生产的，汉代也没有留下任何像几个世纪之后唐代那样的，有关长途贸易商队和印度洋定期运输的记载。自公元前125年—前115年起，携带着丝绸的中国使臣西行至伊朗地区的安息帝国(Parthian Iran)，寻求建立军事联盟和外交关系（以及个人利益）。作为朝贡体系的一环，中国皇帝还定期赏赐大批丝绸礼物给游牧民族首领。这批由官方作坊生产的丝织品可能就是这样最终到达巴尔米拉地区。
并非只有漆器和丝绸等奢侈品才能远销千里之外。公元前128年左右，杰出的汉代探险家和外交家张骞（公元前113年去世）行至大夏古国（今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地区）期间，曾见过他熟悉的、源自四川的竹杠和麻布衣。他询问大夏人从哪里获得这些物品，当地人称，他们的商人是在印度东南部恒河王国的集市上买来的。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这些竹杠和衣服从四川经西南方向的云南和缅甸进入印度（后来这一段发展成一条传统线路），沿恒河到达上游，再经兴都库什山进入阿富汗北部。途中很可能有无数中间商参与了这种接力式的贸易，因为直接长途运输沉重的商品（如竹子）对商人来讲并不划算。然而，张骞的偶然观察为古代非奢侈品的流动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文献证据，这些非奢侈品远销至数千里之外。
营销技巧
工匠和商人的营销技巧是汉代经济中存在竞争性市场要素的最有力证明。大量证据显示，汉代工匠不乏偷工减料、循环利用物料、仿造贵重物品、模仿工官印记、编写顺口溜广告等行为，并且自卖自夸，这全是为了提高利润和市场份额。汉代的工匠商人似乎已经充分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竞争，并决心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节省物料与循环利用
毫无疑问，提高利润的方法之一就是削减成本。汉代工匠孜孜不倦地尝试通过节省材料、制假掺假和以次充好来降低成本。汉律中包括市场法规，专门惩治制造伪劣产品、纺织品短寸少尺，以及歪曲市场所用的度量衡等违法行为（见第二章）。而这些法律条文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相关违法行为一定颇为猖獗。正如前文引崔寔的评论称，有时奸商的花招会直接损害国家的利益。
另一种降低用料成本的方式是循环利用现有物料，这有时既不道德，也不合法。本书前两章反复探究了山东的石匠和石雕工，他们为豪门富户或小康之家制作画像石。公元2世纪，用于墓葬的画像石热潮达到顶峰，随着新贵家庭竞相兴起厚葬之风，丧葬业大有长盛不衰之势。但自公元184年左右，山东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人口骤减，如日中天的丧葬业也随之崩溃。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所造的画像石寥寥可数，而且几乎没有年代标识，我们意识到这个一度兴旺类似经济泡沫的画像石产业终于衰败了。
在这个令人绝望的阶段中，有一种几十年前早有端倪的现象逐渐成为大趋势。自公元2世纪末至5世纪，墓葬工匠发现，将邻居祖先的祠堂和地下墓室的画像石盗过来用，要比开采、加工和装饰新的建筑材料来得方便和划算得多。用委婉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正在循环利用已经废弃的画像石。考古学学者在华北发掘出大量公元3世纪至5世纪的坟墓，它们都重新利用了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的部分画像石来建造。
即便在建筑繁荣的高峰，破坏和盗窃墓葬也已经成为造墓者和去世者家庭的心头大患。安国祠堂画像石题词（公元158年二月初二）末尾警告道：
牧马牛羊诸僮，皆良家子，来人堂宅，但观耳，无得刻画。令人寿，无为贼，祸乱及孙子。
（敬告诸位牧马、牛、羊的年轻人，阁下都是良家子弟，来到祠堂，请礼貌参观。请勿破坏画像或刻痕涂鸦。若阁下遵守规则，定当福泽绵绵。切勿恶意破坏，否则将遭逢劫难，祸及子孙。）
不用说，这则警告一定被当作耳旁风，因为这块安国祠堂的画像石竖立了数十年之后，它被拆成好几块，并且用在另一间墓室中。1978年至1981年间，那座墓与其他三座墓在山东省嘉祥县宋山和五老洼出土。这四座墓有相似之处。墓穴规模适中，墓壁、天花和地板的许多石块，明显是从公元67年—158年间建造的石祠和地下墓穴中偷窃过来的。有些石块经过裁切，而所有石头都被随意地放进新墓，并涂以石灰泥。
显然，这些墓葬中所有的画像石都被抹上一层不透明的石灰泥，厚度可达1厘米，完全掩盖了原来的画像。但这种抹除旧痕并不是因为造墓石匠想要掩藏自己的盗墓罪行。相反，这可被视为一种为了新目的而对旧画像进行去神圣化的仪式，将之重新净化。画像具有神力，在墓中绘画什么图像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及至宋山和五老洼墓被修建的时期（公元3世纪—4世纪），祭祀场景、贤孝典范、带翼神仙和战车巡行等汉代传统画像主题已不再有价值。甚至可以说，随着汉代灭亡及其统治理念的消逝，这些画像也变得名誉扫地——那么最好还是粉刷掉这些不祥的图像，并从这些与死亡和家族灭绝相关的石头里，除掉可能仍依附其上的厄运。这令人想起埃及法老王阿肯那顿（Pharaoh Akhenaten，约公元前1379年—前1362年在位）的石头宫殿和神庙，它们的命运非常相似。异端法老王去世后，其统治思想也被摒弃，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II，约公元前1304年—公元前1237年在位）等继任者将其在阿玛尔纳(El-Amarna)和底比斯(Thebes)所造建筑中的数千块石头重新利用。但是，由于这些石块上的画像反映了这位备受谴责的统治者的异端邪说，它们只被用来填充空心的庙门和墙，如此一来，便只保留其作为石头的物质功用，而象征性地抹除和掩埋了它们的符号力量。
山东和南阳地区的另一批坟墓比宋山墓更具经济效益。在这些汉代以后的墓中，墓壁和地板用便宜的陶砖（通常是回收利用的）砌造，而平坦的天花则铺有约1.1米—1.4米宽的石板。这些石天花取自某些东汉墓穴，并裁切成统一的宽度。其中一块石板还带着雕花的墓门把手，另一块可能本来是供桌，还有一块可能原先是小石祠的后墙。墓顶石天花图像的内容和位置对新墓建造者而言似乎无关紧要。这个造价低廉的墓穴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做雕饰，因为重用物料以节省成本才是头等大事。用6块至7块回收而来的残石来铺设墓穴，比用陶砖造一个全新的拱形屋顶要便宜得多，后一种方案需要将墓穴挖得更深。
奢华的墓葬需要靠富户豪客的需求来支撑。当市场需求无以为继时，石匠也难以再获得丰厚的报酬。为了维持生计，他们缩小了设计的图像，并尽可能节省材料成本。这意味着他们不再使用新石材，也不再雕刻原创的纹饰。
最后一个例子可从人文视角解释这类利字当头的墓葬画像石重用行径。1973年，考古学学者在现今河南省南阳市附近挖掘出一个小型竖井式墓葬。它与上述坟墓相似，都是用回收来的砖砌筑墓壁，残石修墓顶。里面的一些钱币和陶瓷，可以追溯到3世纪中叶。5块墓顶天花石头中有3块仍带有裁切过的雕饰画像。其中1块描绘了宴会上的演艺人，这个画像场景在东汉时期南阳的墓壁上颇为常见（见图4.5）。宴会场景最左边的部分似乎被刻意铲除，以便为墓志铭腾出刻字空间。这篇136字的墓志铭哀悼一位姓许名阿瞿的5岁男孩，他于公元170年4月25日夭折。部分志文记载道：“痛哉可哀，许阿瞿……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窃冥，永与家绝，岂复望颜。”（许阿瞿，令人心痛！可人怜爱！……他离开人世时年仅5岁。从此堕入漫漫长夜，他再也看不到日月星辰。他的灵魂从此踽踽独行，步入幽冥之中，与亲人永诀，他们怎么才能再见到他的容颜呢？）虽然墓志铭写得凄美感人，跌宕起伏，但却用四言韵文，大量堆砌关于死亡和哀悼的陈词滥调。坐在表演队伍左边的孩童画像旁也刻上“许阿瞿”这个名字。
图4.5 许阿瞿墓志铭。东汉，公元170年4月25日。纸墨拓片。高69厘米，宽109厘米。河南省南阳汉画馆。图片引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6册，图202
重新整理这些线索可以发现，这块历史悠久的石板在1个世纪以内就在3个不同墓葬中流转。公元2世纪早期，它是南阳一个奢华陵墓中的一块墓壁石。之后它被盗走，公元170年重新用在5岁男孩许阿瞿的简易墓葬中。原先的画像被抹除，让位于墓志铭，原先宴会席上的富家少年画像被重新标注为早夭的许阿瞿。在公元3世纪初期，阿瞿的画像石再遭抢掠，宴会画像石再次被裁切，成了一位无名墓主的墓顶天花。这就好比在当下，富人的华服香车最终会流入二手市场，成为穷人不值钱的家当，那些价值不菲的东汉画像石也在越来越廉价的地方一再重用。
仿制品和广告顺口溜
通过出售劣质产品或循环利用物料，汉代工匠通过削减成本来提高利润。不过，真正体现秦汉市场营销创意的则是在品牌识别和广告领域。1925年，日本考古学学者在王盱的墓中发掘出两个大漆盘，这位墓主是汉代乐浪郡（现今朝鲜平壤附近）的地方官。其中一个漆盘见图4.6。
这个漆盘直径约54厘米，木胎夹纻，髹多层漆。内底施以朱漆，底部漆黑，这完全符合中国漆器的传统。漆盘内侧（图4.6b）绘有一个精美的彩色小神像，她端坐高台之上，华盖遮顶，一个男子正向其跪拜。这个图像清晰表明，居于正中者就是西王母，她是汉代神仙信仰中广受欢迎的神仙。漆盘内侧还有精细的青龙白虎等指示方位的神兽，它们象征着墓葬和祠堂选址的风水能量。西王母和方位神兽意味着这个漆盘可能是专门为陪葬而制造的。
图4.6 漆盘
(a)带刻文的盘底
(b)内侧细节。东汉，公元69年。木胎夹纻漆器。直径54厘米。图片引自原田淑人(Harada Yoshito)、田沢金吾(Tazawa Kingo)：“楽浪”(Rakurō)，图56、图58
漆工将长篇的出产信息刻在漆盘底部（图4.6a），并在题词周围画上了环跳灵动的鹿：
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纻行三丸（垸），治（值）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产自蜀郡西工，木胎夹纻，髹多层漆灰混合液。价值1200钱。由卢氏制作，可福佑子孙，非常坚固。〕
所题文字标明年份之后，即记载这个漆盘是在蜀郡西工制作的，这是成都著名的官营作坊，持续运营了近300年，为秦汉两朝的皇帝供应兵器、鎏金青铜器、带装饰的刀具和漆器餐具。铭文接着略带夸张地描述了器物的构造和货币价值。接着还特别提到制造商卢氏家族，之后是一句吉祥语“宜子孙”，再接一个“牢”字，意味着“非常坚固”。很明显，这个漆盘的装饰风格表明它不是蜀郡西工出产的。它的外观非常独特，与蜀郡西工生产的任何已知器物都不同。在此期间（约公元69年）现存的蜀郡西工所造御器大多不假雕饰，符合儒家理想宫廷装饰的克制内敛之风。这件器物上的浮夸纹饰也不符合西汉时期的装饰风格，而后者是蜀郡西工在公元前30年至公元14年间的一大产品特征（见图3.6a—图3.6c）。
刻文的措辞和位置也证明它不是产自蜀郡西工。如前所述，最晚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官营作坊出品的器物刻文都受到法律规定。符合规范的蜀郡西工刻文不仅注明年份和产地，详细标注产品规格，还会按位份高低清晰列出负责生产该器物的工匠和监工名字。这些枯燥而详尽的信息会用尖锐的针笔以细小的字号刻在漆器不起眼的位置。图3.6c的带耳酒杯生产于公元4年，当中展示了典型的蜀郡西工刻文。仔细分析那份刻文（及许多同类刻文）可以发现，汉代的官营作坊实行了精细的劳动分工，拥有复杂的管理系统（见表3.1）。
由此看来，卢氏一家在成都经营的私人漆器作坊，借鉴了用刻文来实行质量控制的官方传统，并有所修改，以配合其商业目的。尽管卢氏相当严谨，以制作年份和作坊字号作为刻文开头，但他们继而提到金钱价值这一世俗的方面，而且堆砌了诸如广嗣的吉祥话。这些吉祥话以三字或四字为一组，符合祛除邪气恶灵的流行话语传统。这样的吉祥话在御制器物的质量监控刻文中从未出现过，但却常常出现在没有注明皇家御制的私人产品上。
而在刻文的位置方面，私营作坊常将之以大号字体写在器物中央。这个漆盘上的题字是用鲜艳的朱漆写上去，字体是隶书，笔画粗细对比强烈，最后一笔的尾端拉长扬起。周边四只栩栩如生、朝向题字的鹿使文字看起来更加突出。王盱墓出土的另一个卢家制漆盘上也有相同的四鹿纹饰，它们可能是该作坊的商标。
卢氏一家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在尝试制作御用漆盘的高仿品吗？他们是否试图蒙骗顾客，让他们以为这些商品真的产自蜀郡西工？我认为不是。上层官员对蜀郡西工及其产品了如指掌，因为许多官员都拥有一件或以上产自那里的漆器。皇帝为了树立慷慨的形象，常常将漆器作为礼物赐给首都及各地的官员。事实上，在这两个圆盘出土的坟墓中也发现了两件如假包换的御制漆杯，一件产自蜀郡西工，另一件产自广汉郡的同类工官，两件漆杯都是皇帝或其他高官赏赐的礼物，以表扬墓主的建树。因此，卢氏作坊借皇家漆器作坊之名来标识自己产品，背后的动机可能不是为了蒙骗。大多数身居高职的饱学之士在集市看到卢氏卖的漆器都不会上当，不会真把它视为御制器物。卢氏不是要将漆盘做成廉价（这意味着劣质）仿制品。它们制作精良，标价几乎等于一位东汉县长两周的俸禄。
卢氏作坊借蜀郡西工之名，应该是为了附丽于一个更有威望的产品，这种做法就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一些美国青少年拔下奔驰豪车的引擎盖上商标，插在自己的雪佛兰车盖上。没有人会真以为那辆雪佛兰是奔驰，但这样做的人希望以某种方式让自己的车向奔驰那样的高端豪车靠拢，从而建立自己的个人形象。
这个漆盘可能产自成都。根据文献记载，那里漆器作坊林立，竞争相当激烈。勤奋的生意人卢氏渴望将所有的卖点都加诸他们家生产的漆盘上，这些卖点包括：
1. 制作精良，像蜀郡西工的出品那样精巧。
2. 时尚而美丽。它饰有朱漆书法，会为那些开始欣赏书法奥妙的士人、官员所青睐，还饰有流行的神仙画像。
3. 价值不菲。（当然，尽管标价高达1200钱，但如果绕到店铺的里间洽谈，卢老板很可能会给优惠。）
4. 带来好运、有利广嗣。画像会保佑顾客一生富足、百世无忧。跳跃的麋鹿是个双关语，“鹿”与代表财富的“禄”字同音。顾客百年之后，吉祥的方位神兽会将领他到天堂，届时西王母会让他的灵魂永生。
在东汉的铜镜市场上也使用了同样卖力过猛的广告技巧。许多王莽时期（公元9年—23年）和东汉时期（公元25年—220年）的铜镜上都标着产自“尚方”。这是一个大型多功能皇家工官，位于皇宫主殿之内，负责限量生产精美的御用器物，如青铜器、灯和兵器。本书下一章将讨论到该官署还聘了多名精通肖像画和叙事画的宫廷画工。
经过鉴别，现存几百面带有尚方铭文的铜镜无一是真品。一位学者认为，这些镜子的确是尚方所铸造的，但它们是朝廷为市场需求而生产的商品，或是倾销到市场上的多余产品。这一观点难以成立，因为某些汉代铜镜同时具有尚方和其他著名皇家作坊的铭文。例如，图4.7中的铜镜据说铸造于公元145年6月23日。铭文曰：
图4.7 铜镜（背面）。东汉，公元145年6月23日。纸墨拓片，印自铜镜。图片引自梅原末治(Umehara Sueji)：“漢三国六朝紀年鏡図説”(Kan Sangoku Rikuchō kinenkyō zusetsu)，图6
□加（嘉）元年五月丙午。
造作广汉、西蜀、尚方、明竟（镜）。
和合三阳（祥），幽练白黄。
明如日月，照见四方。
师□延年，长乐未央。
买此竟（镜）者，家富昌。
五男四女，为侯王。
后买此竟（镜），居大市。
家□掌佳名□里有八弟□戊（武）子。
〔（永）嘉元年五月丙午日（公元145年6月23日）。
广汉工官、蜀郡西工、尚方铸此明镜。
此镜以三种贵金属调和混合，
使用白锡和黄铜秘方炼制而成。
光亮堪比日月，鉴照天下四方。
可令人延年益寿，永享安乐。
但愿购买此镜者家道昌旺。
保佑他有五儿四女，保佑子女封王封后。
但愿此镜的二手买家市道繁荣。
保佑他佳名远播……〕
这面铜镜的题记不仅写着产自广汉工官、蜀郡西工和尚方，而且这些作坊的名字杂乱无章，有些甚至写错了。这就好比二手车推销员称自己的车的品牌是“驰奔—马宝—宝时捷”(Mersaydeez-BWM-Poorsha)。有趣的是，在这面镜子生产之时，铭文中提到的其中两个汉代作坊实际上已经歇业了。显然，作坊字号已经流入公众领域，变为徒有其表的辞藻，引人联想到历任皇帝的奇珍异宝。它们已成为一些朗朗上口的广告词，为了让产品更能满足虚荣心、更具神力、更迎合市场的噱头。
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类铜镜，会发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营销技巧：吉祥而押韵的广告语。图4.8是一面公元2世纪末或公元3世纪初铸造的汉代铜镜，也写着产自尚方。铜镜外缘的铭文为：
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制作的铜镜，是最好的。）
上有仙人，不知老。（铜镜上的仙人，对年老一无所知。）
渴饮玉泉；饥食枣。（渴了喝玉液；饿了食枣子。）
俳佪神山，采芝草。（在神山中漫游，采摘灵芝、草药。）
寿敝金石，西王母。（祝你寿比金石、西王母。）
图4.8 铜镜（背面）。东汉，约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铜镜。直径20.9厘米，重1239克。京都國立博物館守屋孝蔵蒐集(Kyōto Kokuritsu Hakubutsukan Moriya Kōzō Shūshū)。图片由京都國立博物館(Kyōto Kokuritsu Hakubutsukan)提供
这面铜镜和上文那面铜镜上的铭文都是顺口溜，三言或八言成韵。最常见的是七言。有些铜镜甚至写道，七言这种文学体裁（用“四三”格）实际上就是从铜镜铭文演变而来。打油诗往往通篇压同一个韵。在图4.8这面铜镜的诗句最后一个音节是“好”“老”“枣”“草”，“母”字在现代汉语中已和前四个字不同韵，但在今天的粤语中，这几个字的韵脚严谨工整(hou, lou, jou, chou, mou)，它们在汉代当然也是押韵的。有时候，如果一个句子少了一个字，就用“兮”字补上，表示语气停顿，这与古诗词一样。同时期的其他镜子上的诗句稍有不同，不过也只是将这些短语或副词稍作腾挪，使之看起来略有变化。
铭文中的短语在形式上与民谣和咒语相似，可能意味着这些诗句具有双重作用。如果我们将这些语句当作纯粹的广告歌，认为它们只是用朗朗上口的韵律来取悦买家，那么我们就是受现代观点的左右而不得其要领。如果我们仅将它们理解为祈福的吉祥话甚至是有迷信色彩的胡言乱语，以为它们对产品销售毫无帮助，那我们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很显然，这些句子能同时达到上述两个目的。
铜镜往往特别强调质量，宣称“明如日月世未有！”有些东汉镜铭（见图4.7）称能为买家带来多多益处，而且会特别用到“买者”或“买此镜者”这些字眼。这些吉语还分门别类地将每位潜在买家囊括在内，以免挂一漏万。有些镜铭称，这面镜子能趋吉避凶，让阁下儿孙满堂、延年益寿、平安喜乐（并称时不时地照一照即可见效）。若是官员，它能保加官进爵。若是男性，镜子许以娇妻美眷；若是女性，则许以如意郎君或起码是有为之士，并保婚姻美满。若是商人，它能保一本万利。若是牧民家庭，镜子承诺“家有五马千头羊”。其他镜子（如图4.7所示）甚至称二手买家（“后买此镜”）也可福泽绵绵。
东汉铜镜也强调家族品牌。现存的铜镜主要产自几十家不同作坊，包括蔡氏、张氏、至氏、李氏、龙氏和卢氏等。经营者名单颇长，因为铸镜在东汉是一门蓬勃兴旺的生意。甚至有些盗用了尚方或蜀郡西工字号的铜镜也写着它们产自某个家族作坊。显然，相比与著名工官扯上子虚乌有的关系，宣扬家族品牌同样重要，其重要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而言之，漆器和铜镜上那些盗用工官字号的铭文是整套营销方案中的一部分，这套方案包括器物装饰、家族品牌、产品质量，以及在古物上普遍存在的吉象和吉语。这些环节都能影响产品的功效，无论是作为日用品，还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神器。
出乎意料的是，不仅名贵的铜镜上有押韵的吉语作为广告词，马车铁轴衬等普通物件上也有类似的句子。1975年，考古学学者在现今河南省镇平县附近发现了一批东汉铁零件和铁器，以及制作它们的铁范。这些东西全部装在一个大陶罐里，可能是在紧急情况下存放在里面的。这个地点本身不像是作坊的一部分，倒更像是铁匠居住区的遗址。陶贮罐中除了铁器，还有一组六角形的轴套（釭），它能用来固定马车和手推车的轮毂，并使轮轴的车削表面光滑，减少磨损。其中两件轴衬上刻有押韵的对联（其韵脚发音更接近古韵，而非现代汉语）（见图4.9）：
图4.9 轴套。东汉。铁。外径7.9厘米，内径5.0厘米。图片引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镇平县文化馆：《河南镇平出土的汉代窖藏铁范和铁器》，第248页，图6
王氏大牢工（釭）
作真倱（辊）中
（王氏制作—坚固的大号轴套。
轴里被钻得笔直光滑。）
就像铜镜的广告语一样，这两句也是押韵拙劣的顺口溜，对一些生僻字采用了的同音假借（包括取代“釭”字的“工”字）。这是为了宣传产品质量而做的。在这个例子中，王氏作坊的工匠称，他们的大号轴套牢固而结实，内面笔直光滑，能有效防止过度磨损。讽刺的是，镇平贮罐中所有王氏生产的轴套都存在铸造缺陷和其他瑕疵。轴套内面满布气泡坑，做工非常粗糙。或许，我们不该这样怀疑王氏，而应假设这批轴套都是需要熔化再铸的次品。否则，它们就正好证明了广告的虚假宣传，与产品实际性能极不相符。
这些例子说明工匠商人有一种超越时代的“市场意识”。他们察觉到著名字号的信誉和家族品牌的价值，而且大大方方地在竞争中靠品牌来争取顾客和市场。正如铁匠王氏那样，山东石匠也毫不掩饰地直接宣传自己的品牌和产品。有些画像石上的铭文称，是“名工”或“巧工”用“名石”制成的。然而，正如第二章所言，这些铭文很可能不是由出钱造碑的顾客所撰，而是石匠自己写的。这就令人对铭文上的“名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认为它这无非是石匠自吹自擂、厚颜无耻的广告宣传。张文思为父亲订制的石板上刻有短篇墓志铭（公元83年），撰写人是石匠王次，他竟敢在庄重的墓碑上做推销，说自己的产品有神奇的作用。他称：“王次作家则昌。”〔因王次制作（此碑），这家人将兴旺昌盛。〕
最近在陕西省旬邑县发现的东汉邠王画像墓中，留有工匠大胆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推销。该墓于2000年10月在一家砖厂内被发现，墓主是邠王，他在公元2世纪末去世，适逢汉代灭亡的乱世。这位邠王未见载于任何历史文献，可能属于新兴贵族或军事人物，他自称是取得政权和军权的合法统治者。邠王及其王后的棺椁在墓冢后室，两侧各有壁画。左墙上画了一个上朝的场景，邠王和一位郭姓将军坐在台上，接受其他文武官员朝拜。画师工的像出现在百官像的末尾。对面是一幅与之对应的壁画，画着左墙画中每位男性的配偶，包括画师工的妻子（称“师夫人”）。学者一直认为，画中的画师工正是该墓室的壁画家本人。他没有留下名字，只写了“画师工”这个职衔。
该墓室的上朝场面反映画师工和新贵邠王之间利益交错、相互成就的关系。这位画师工可能想宣传自己的画作及他与邠王的交情，他将自己的肖像画在整座墓葬最庄重、最中心的画面上，以此来实现目的。墓葬入口附近的题词表明，该墓在密封之前曾开放给许多人参观，参观者在进入之前需要脱鞋。因此，画师工预期，潜在顾客会络绎不绝地从他的肖像前鱼贯而过。这是表现他与已故的王爷交情甚笃的机会，也能展示他的艺术造诣。另一方面，邠王也希望将自己描绘成一位合法的统治者，受到文武百官（及其亲眷）的拥戴。而几乎所有合法的帝王都会聘请一位肖像画师，因此官员中出现画工的身影，这也有助于支持邠王所自称的合法性。
画师工的面部比较模糊，即便以拉斐尔在《雅典学院》(School of Athens)中隐晦的自画像或米开朗基罗在《最后的审判》(Last Judgment)中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自画像为标准，那也说不上是画工的写实肖像。对于邠王墓的画师工而言，他在肖像旁边用毛笔书写的题辞中写明了自己的职衔，那才是他的真实写照。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之前，文字仍是自我推销的最可信方式和最佳的媒介。图像本身的重要性仍居于其次。
现有证据表明，本节论及的卖力过猛的营销技巧（如盗用皇家作坊字号，或使用广告语和家族商标）似乎在公元1世纪初才出现，在东汉末年达到高峰。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就有如此开诚布公的商业推销，这也并非巧合，因为当时国家对经济的管控最严，律法和禁奢令执行得更彻底。因此，东汉出现的商业广告早期发展得益于国家放松了对生产、分配、销售和消费的严格控制。随着朝廷日渐式微，当时的市场出现了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