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5.17 带平衡装置的香炉。唐代，约公元8世纪。银，配银质鎏金香碗。直径4.5厘米，重35克。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图片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提供
关于丁缓的零星记录表明，他只不过被视为一位才华卓绝的专业工匠。他常被称为“工”或“匠”，而且显然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或获得较高地位。尽管他能行走在宫阙殿廊，可能报酬丰厚，有时可面觐皇帝，但和宫廷作坊中地位低微的刷墙工或织布工相比，他的社会地位不见得会比他们高。
东汉的文官工匠
东汉时期，有一类新的工匠在宫中崭露头角，其地位与丁缓、毛延寿、刘旦等专业手工艺人有天壤之别。这些人主要是文官，但同时也是业余画家或心灵手巧的发明家。由于他们是朝廷官员，所以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远比毛延寿或丁缓等地位低微之人要多得多。许多人在正史中有传略或完整的传记。他们因文学才能或各方面的好名声而被举荐为官，也恰好具备艺术才华。没有任何一位文官工匠会纯粹因为他是杰出的画家而被获荐出仕。张衡和蔡邕是两位特别全能的人，他们仿佛无一不通，下文将对他们进行详细探讨。
汉代期间，文官工匠的社会阶层比较模糊。他们是“劳心”的上层士人，因此他们理应属于孟子所说的统治阶层。然而，他们也在匠人手艺方面有兴趣，又发挥能力，这属于“劳力”者的主业。当这些官员不像其他人那样力争晋升而是选择投入到匠人的活动，他们就不得不承受保守文官的指责。马钧是公元3世纪伟大的发明家和低层朝廷官员，曾遭到同僚的嘲笑，因为“他言不及巧”，无法用崇高的语言阐述自己的技术发明（如龙骨水车）多么重要，所以他的机械并未被广泛应用。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其中某些文官工匠的生平。
刘褒是东汉的官员。他官至蜀郡（位于今四川省）太守。据孙畅之（活跃于公元502年—520年左右）所著、现已散佚的画论著作《述画记》（引自《太平御览》）记载，刘褒活跃于汉灵帝时期（公元168年—189年在位）。《历代名画记》同样援引《述画记》，但记载刘褒活跃于上一任皇帝汉桓帝期间（公元147年—167年）。这两份文献都记载：“尝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从这则传闻看不出这两幅作品是壁画还是卷轴。没有任何记录提到刘褒为皇帝或其他官府机构作画。他似乎是一位为兴趣而画画的官员，而且是一位画技高超的业余爱好者。
赵岐（约公元110年—201年）也是东汉重臣，也恰好是一位业余画家。他几乎活在整个公元2世纪，亲身经历了东汉末年大厦将倾的悲惨时期，但他本人最后寿终正寝。他生于长安地区，在研习经学和文人传统艺术方面有过人天赋。他年少时曾辗转担任过许多小官，在三十多岁时突患重病，卧蓐七年。公元158年左右，他与强权在握的宦官发生冲突，因此隐姓埋名，避难四方，曾经在北海集市中卖饼。他曾短暂复职，但随后又被逐出官场十多年。汉末，他曾担任多个高职，官至太常。他是第一位注释《孟子》的人，也是另一位详细描述过西汉都城长安的人（著有《三辅决录传》）。《后汉书》中他的列传记载道：“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他预先做好了墓穴，在宾位上绘上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的画像，又在主位上作自画像，并都作了画像赞词。）”
赵岐为自己的墓壁作画时已年近九十。他所选的人物都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年—前481年）伟大的贵族和贤臣，他们因智慧、忠诚或礼仪而名闻天下。赵岐将自己置身其中并成为主导，这显然是对所处的礼乐崩坏的时代作政治表态。郦道元在公元6世纪所著的《水经注》中记载了赵岐墓中的画作，这意味着该墓在后世为人所知（并为人所至）。据说它位于楚国的故都郢（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考古学家尚未发现赵岐的墓穴，后世文人也没有发现赵岐的其他画作。看来他从未承接过皇家或私人的作画任务。
著名的文官工匠：张衡
公元78年，张衡生于南阳郡（位于今河南省）。据说其家族世代享负盛名，其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张衡擅长文学创作，曾入太学研习经学。随着声名渐起，他多次被举荐出仕，但一一拒绝，直到汉安帝亲自下诏请他出任郎中，之后他很快被提拔为太史令，负责观测天象、编写历法。尽管他偶尔也外调担任其他职位，还曾任河间王的国相，但他还是不断回到最喜欢的太史令位置上，直到公元139年去世，享年62岁。在仕途上，他被同僚批评缺乏雄心壮志，因此撰写长文来回应，捍卫自己对理论和实践知识的追求。
终其一生，张衡的才华在各个方面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诗人，张衡仿照班固的《二都赋》，创作了《二京赋》。作为制图师，他可能是东亚地区第一位将网格用于地图绘制的人。作为数学家，他推进了π值的早期演算。担任太史令期间，他发明了更为精准的浑天仪，在前人的装置上增加了经纬圈，从而补充了标准的赤道圈和黄道圈。他还建造了水运浑象，可以预测行星和恒星的运动轨迹；他甚至还以女性口吻创作过情色作品。
张衡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是公元132年制作的地动仪，置于首都的史官署。他称之为“候风地动仪”，因为其能探测到地震发生的方位，就像风向标能指示风的来向一样。图5.18是现代制作的张衡地动仪的模型。根据《续汉书》和《后汉书》记载，该装置由精铜铸成，呈酒樽形，圆径八尺（184.8厘米），合盖隆起。外有8条龙，皆口衔铜丸。若国内某处发生地震，立在樽中央的都柱将会摆动，从而触发其中一条龙张口，将铜丸落入环绕基座放置的铜蟾蜍口中。如此一来，就能指示震中的方位。在公元138年左右，该装置曾被触发，但宫中人丝毫没有感觉到地震，对地动仪的怀疑之声四起。几天之后，陇西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传至首都，而该地距离都城约有400里。
图5.18 现代制作的张衡地动仪。青铜模型。伦敦科学博物馆。图片由科学博物馆/科学与社会图片图书馆(Science and Society Picture Library)提供
《后汉书》的张衡列传称他“机术特妙”，浑天仪和地动仪都证明他实至名归。他曾制作出一只靠自身力量就可以飞翔的木鸟。不过，值得问清楚的是，张衡到底是亲手制作了这些装置，抑或只是负责设计，然后将动手的环节交给朝廷作坊的工匠来做。文献记载，他在公元132年“造”或“作”了地动仪，但这能否说明他亲手铸造大樽、雕琢龙和蟾蜍的模具，以及调校机械等？这几乎不合情理。张衡与丁缓不同，他是名中高级官员，不可能与工匠和奴隶一起在铸造厂中挥汗如雨。最有可能的是，他与朝廷作坊里的专业铸金工匠和模具工匠合作。他可能亲手制作关键机械的模型并做过测试，然后请工匠用青铜铸造了整个装置。他或许经过了千百次试验才成功造出了可行的模型。
张衡在正史中的传记和他撰写的著作在在表明他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和早期科学家，而后世的传说还称他是一位能力超凡的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收录了一个以张衡为主角的流行传说：
昔建州浦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张衡）往写之，兽入潭中不出。或云：“此兽畏人画，故不出也，可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兽。
〔昔日，建州浦城县（位于今福建省建瓯县）山中有被称为“骇神”（可怕的神）的怪兽，猪身人首，凶神恶煞，各路鬼怪都怕它。它喜欢出没于水边石上，张衡前去想把它写生下来，然而此怪兽潜入深潭不出。有人说：“此怪兽因为怕被人画，所以不出，可以先把纸笔拿开。”果然，怪兽露出水面，张衡一边双手抱于胸前，纹丝不动，一边暗中用脚趾将怪兽画了下来。〕
这则故事引人入胜，但缺乏历史根据，显然是一段融合了流行传说而杜撰出来的传记。其他文献中记载的故事也相差无几，将张衡与公输班（鲁班）或秦始皇时期伟大的宫廷画家一同称为巧夺天工的艺术家。即便没有证据表明张衡曾经画过肖像画或其他类型的作品，他杰出的制图本领仍足以让他跻身画家的行列。
著名的文官艺术家：蔡邕
后来，有一则引人入胜的传说称，张衡在公元139年去世时，他的灵魂转入了蔡家一位已婚妇人体内，妇人因而成孕，诞下儿子，取名为邕。蔡邕命途多舛，是汉代末年名望最高的士人之一，也是为人熟知的后世文人艺术家的先驱。
实际上，蔡邕在公元132年或133年生于陈留郡（位于今河南省）。其父母都并非出身显赫。其祖父曾任小官，但父亲仕途不畅。蔡邕年少丧父，此后不久，母亲患上慢性病，三年后也与世长辞。蔡邕伺候卧病的母亲，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悼念尽孝，他的孝行为人称道。他在胡广（公元91年—172年）门下接受经学教育。公元159年，蔡邕与叔伯同住，因精湛的琴技而被召入宫。当时，宦官刚刚发动政变罢免了把持朝政的摄政王梁冀。蔡邕出发前往首都洛阳，但未到达就佯装生病。他不愿结交宦官，也不想仅仅被皇帝当成才华横溢的演奏者。之后十年左右，他避开了朝廷的苛政，钻研经典，并为名士和官员撰写墓志铭。
公元170年，他再度被召入朝为官，很快升任议郎，即皇帝的顾问。他被派往东观帮忙整理汉代正史文献和修订儒家经学正本。公元178年夏末，他受皇帝之命撰写的一份秘密文献遭到泄露，之后在朝堂遭到政敌诽谤，被控以重罪，被判死刑。后来他被改判苦役，他（及其家人）戴上铁锁镣铐，被流放到朔方（位于今内蒙古）。九个月后，他遇到大赦而被释放，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直在南方流荡。公元189年末，他又被召回朝廷，为残暴的董卓服务。在腐败的政权里，他平步青云，执掌大权，但他也已行将就木。公元192年5月，董卓被诛杀，蔡邕被控叛国，不久后死在狱中。
毋庸置疑，蔡邕是一位才华横溢之人，但他最大的名声来自文学成就，其中一项就是他开创性地用“赋”这种文类来抒发个人胸臆。据说他还擅长算术、天文和乐理。但蔡邕还因画像和书法方面的才华而获得后世称许。这些方面通常被视为艺术，而在东汉时期，大多数人视之为手艺，是崇高的士人不应该做的。蔡邕在自己的作品中只是承认，他偶尔会“姓名貌状”，以此暗示士人（如扬雄）为宫殿壁画所描绘的先贤撰写赞词的高尚传统。或许这个词实际上也委婉地称赞了绘制画像这一行为。公元177年，蔡邕应汉灵帝要求，为5年前去世的恩师胡广撰写颂词，置于胡广的宫殿壁画旁边。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称赞蔡邕为杰出画家和书法家的文献都是在他去世几百年后才出现的。不过，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收录了一幅蔡邕画的《列女传》长卷，以及他的另一幅画《讲学图》。在张彦远的时代（公元9世纪），这两幅作品应该还存在。我们无从得见这两幅作品是怎样的；而蔡邕写的单篇《女诫》以妇德为核心，奉劝女子应该花与梳妆打扮一样多的时间来修养思想。
孙畅之的《述画记》记录了汉灵帝委派给蔡邕的一项重要任务：“灵帝诏邕画赤泉侯杨喜五代将相于省（喜、震、书节、赐、彪），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灵帝诏蔡邕到宫中画赤泉侯（杨喜）五世将相（喜、震、书节、赐、彪等五人）像，且作赞文并书之。蔡邕的书法、画、赞文，都是独步天下的，时人称赞他的书、画、赞为“三美”。〕这段话清晰表明，蔡邕亲自画了这些图像，并在画的旁边题写赞词。这应该是第一份关于撰文的士人与绘画的画家兼于一身的记载。尽管文献称书、画、赞这三者是融为一体的艺术创作，但龚克昌认为，画作是蔡邕在公元178年被捕前创作的，而赞词则是他在公元189年在出任董卓一朝官员之后才写的。
壁画上的杨氏五代包括杨赐（公元185年去世）及其儿子杨彪（公元142年—224年），蔡邕与他们相交甚笃。创作这幅壁画时，杨赐和杨彪仍健在。人们猜测他们的像是根据真人画的，因为有证据表明东汉期间就有这种作画方法。蔡邕非常崇敬杨赐，不知道他会不会因奉命画杨赐的像而深感荣幸。再者，蔡邕画杨彪的像时是什么感受呢？杨彪与他职位相同，但比他年轻十岁。蔡邕会像盛唐时期的文官画家阎立本那样，因为皇帝将纯属于手工匠人的任务派给自己而感到羞耻吗？这项任务会不会勾起他在公元159年因琴技而被召入宫的不快记忆？
与蔡邕关系最为密切的艺术作品是《熹平石经》（见图5.19a-b），这项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整理超过20万字的经学文献，并刻在石头。《后汉书》记载：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蔡邕认为经典距圣人之时代已久远，文字有许多错误，而平庸的儒者穿凿附会，迷惑和贻误后代的士人。于是在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同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和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上书要求正定《六经》的文字。灵帝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蔡邕于是亲自用丹笔写在石碑上，令石工刻碑，将石碑立在太学门外。自此后代的儒者和学子，都以石碑为准。石碑刚立的时候，前来观看和描摹的人的车子，每天都有一千多辆，填满了街道小巷。〕
正如文中所述，这项任务始于公元175年，后来的可靠文献记载，工程到公元183年才竣工。当时，首都洛阳以南的太学讲堂东侧竖起了40多块排成U形的石碑，每块高2.4米，宽0.96米，正背两面都有刻字，以便读者先由正面依次读过去，再从背面依次读过来。石碑后来装上檐顶，建了栏杆以作防卫，并有武装侍卫巡逻保护。公元190年，暴君董卓掌权，石碑遭到损毁，其后多次搬运，造成更大的磨损。及至公元7世纪，仅有10%得以保存下来。如今，只剩下数百件拓片和石经残片，总计不及原作的4%。有些石块甚至被拿去修筑桥梁和其他建筑。图5.19的大块残片在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洛阳太学遗址。
图5.19a 《熹平石经》。东汉，公元175年—183年。石。《春秋》局部，始于鲁定公5年（公元前505年），结束于鲁哀公6年（公元前489年）。长55.5厘米，宽49.5厘米，直径15.5厘米
图5.19b 《熹平石经》。东汉，公元175年—183年。石。《尚书•仪礼》局部。长42厘米，宽29厘米，直径16.5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Ōsaka Shiritsu Bijutsukan)、読売新聞本社(Yomiuri Shinbun Ōsaka Honsha)，图12。1980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太学遗址
依照范晔（公元398年—446年）在《后汉书》的记载，蔡邕本人用丹笔手写了石经全文。石经是平直而稳重的隶书。蔡邕认为，只有隶书和篆书适合用来书写圣贤的教诲。上文曾提到，他曾毫不留情地批评汉灵帝建立鸿都门学教年轻人书写鸟篆那一类华而不实的字体。
该任务的分工十分值得关注。据说，身为名士及皇帝顾问的蔡邕只需用毛笔将文字写在石头上，而将这些笔画深深刻入石头的体力活，则由无数朝廷指派的专业石雕工匠来完成。这些工匠也在石经上刻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十分幸运，偶然发现了其中一人的名字。他叫陈兴，他把名字刻在孔子《论语》文末。有几块残片还表明，陈兴和他的工匠同僚曾尝试在石碑侧面和底部都刻上文字，这些痕迹在最终成品中不会被展示出来。虽然陈兴和同僚承担了雕刻《论语》和其他文献的重担，但蔡邕却厥功至伟，因为书法和编辑圣贤书这些任务背后的智慧是理应属于他的功劳。
范晔《后汉书》中记载的《熹平石经》奠定了蔡邕在后世的书法家之名，这值得深究。北宋时期，古物学家洪适基于充分的理由怀疑蔡邕并非这项工程中唯一的书法家。首先，蔡邕不太可能被允许独力书写整部石经。他是至少25位合作编撰人之一，其中某些人的官阶远高于他。马衡（1881年—1955年）是研究石经的专家，他也怀疑某个人是否可以凭一己之力写完这20余万字。对“独撰说”最有力的冲击来自这项任务的时间和书法风格。公元175年，有关这项工程的提议才呈奏给皇帝。工程在八年后（公元183年）竣工。上文的蔡邕传略有提到，他在公元178年末被捕并流放，其时距他参与该项目只有三四年。他不太可能在入狱前能写完全部文字。尽管图5.19中的两块残片看起来同出一人之手，但其他学者注意到，在所有出土的残片中，显然存在好几种不同的书法风格。我始终认为，蔡邕的确书写了石经的某些部分，至少《仪礼》石碑确实出自他的手笔，陆机（公元261年—303年）的《洛阳记》记载这块碑上刻有蔡邕和马日磾的名字。只是蔡邕后来作为文学家和书法家而享负盛名，因此史家范晔才难免夸大了他在石经中的贡献。
秦汉文献将当时的宫殿描述成令人叹为观止的视觉奇观，玉器、漆器、鎏金器皿、彩绘屏风和锦缎丝绸琳琅满目，四壁髹漆上彩。出土文物和宫殿残垣更加证实了文字里所描绘的图景。要说有什么出入，那必然是我们仍低估了那个被掩藏的失落世界曾是多么美轮美奂。
秦汉宫殿的富丽堂皇建立在黎民百姓的艰苦劳作之上。皇帝的奢侈生活有赖少府支出，该官署向儿童征收人头税，要求王侯每年进贡黄金，并向林、矿和渔等行业内使用朝廷土地的人征税。西汉时期，少府与维持军队和官僚机构开销的国库（大司农）分开。少府的收入主要用在装修宫殿、为皇帝及后宫提供衣物、供养无数奴婢、储备膳食以及安排壮观的大戏。宫廷开支日渐庞大，国家财政日益空虚，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尽管朝中大臣经常提出俭政倡议，实际支出也偶有缩减，但皇帝的收支旋涡却几乎没有收缩。
朝廷利用少府的资金在首都地区经营了几家不同的作坊和工厂。这些部门可能雇了成千上万的自由工匠、服役工匠和官奴，以营建、布置和维护皇帝的宫殿和先皇陵寝。本章只研究了黄门和尚方，这只是众多皇宫艺术创作部门之中的两个。此外，还有东织室和西织室（负责为皇帝及嫔妃纺织和刺绣丝质衣服）、东园匠（负责制作皇家棺椁、玉衣和皇陵陪葬品）和考工（负责大量生产兵器、青铜器和漆器）。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工厂和作坊中绝大部分男女工匠的名字，但御用漆器和青铜器上所刻的名字数量惊人，留存至今。
我们对朝廷如何向专业的宫廷工匠支付报酬这件事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能获得金钱，还是朝廷只为其提供食宿和衣物？其报酬的性质和数量很可能取决于他们是通过招募、雇用还是服役参与到工程中。不过我们的确知道，杰出的宫廷工匠报酬丰厚，无论是收获薪金，还是获得晋升。第二章曾论及汉高祖的营造工匠胡宽因精确还原了新丰而获赐数斤黄金。下一章将对仇延作简单探讨，他受雇于王莽，修建了一系列祖庙，因此被封为品级较低的贵族。当然，《西京杂记》王昭君故事中那些不择手段的画师通过贿赂和敲诈敛财无数。可以想象，独立工匠或许很乐意无偿承接朝廷任务，就像18世纪末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在英国的做法那样。若他们有资格称为“御用工匠”(artisan to the crown)，那必将生意兴隆。
最后，文官工匠的出现在东汉时期开拓了新局面。不过，在秦汉时期，他们对营造宫廷花花世界的贡献甚微，而后世文人往往夸大张衡和蔡邕等人的艺术成就，以配合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叙。如此一来，诗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张衡摇身一变，成了杰出的画家，而蔡邕则几乎被神化成书法艺术的开山鼻祖。在后世，文人艺术家越来越普遍，到了北宋，这个群体在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及其同侪的引领下，终于形成了阶层意识。及至元明，文人艺术家以一种确定的艺术风格来呈现他们的思绪和主张，即所谓的“文人画”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