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原始主义者阵营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发起第一波反击。他对过分的现代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他认为，古代和原始时期的经济与现代市场驱动的经济有天壤之别，而我们的观点被资本主义环境严重扭曲，以致不自觉地将我们的世界观投射到结构不同的历史之上。概言之，波兰尼主张恢复对经济的实质定义，即将经济定义为社会生产领域（生产、交换、消费），就像唯物主义者的理解一样。在他看来，经济不可被视为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实体，而是深深嵌入社会的制度框架中，并与之环环相扣。他提出三种不同的经济生活整合方式：互惠、再分配和交换，这些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了所有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互惠互利的机制嵌入亲属关系结构中，在许多原始的平等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而根据波兰尼的说法，这种社会中不存在利益驱动的贸易。在酋邦阶段的社会和许多早期国家中，主要的交换方式是再分配，即中央政府通过征税或进贡将社会生产资源据为己有，并将之作为给养来进行再分配，从而交还给大众。波兰尼认为，理性驱动下的市场交易将人的行为和供求机制经济化，这种交易在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的，直至19世纪才成为西方的主要交易模式。故此，在他看来，在前现代世界中，价格波动和利益驱动的交易根本没有发展到能令人察觉的程度。价格由法律、习俗或皇室法令制定，交易对商人而言没有真正的风险。商人和生意人的动力更多来自名誉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带着寻求利益的低级动机。
著名古代史学者摩西斯•芬利(Moses I. Finley，1912—1986)深受波兰尼的怀疑论和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渐兴起的悲观主义影响。在1973年出版成《古代经济》(Ancient Economy)的系列课程讲义中，芬利向原始主义者阵营发起强烈进攻，在之后20年中成为正统观点。芬利强调，农业才是希腊和罗马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而不是商业。他认为，私人交易仅仅以最小规模进行，且通常只涉及奢侈品。芬利将罗马城镇视为消费和再分配的寄生中心，而不是生产性的工业中心。人们最关心的是身份和地位，而借贷和投资都不是出于生产性目的。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的腾飞和漫溢的乐观情绪，现代主义派重整旗鼓。莫里斯•西尔佛(Morris Silver)系统地反驳卡尔•波兰尼关于古代近东不存在市场定价的观点。在芬利最重视的罗马帝国心脏地带，凯文•格林(Kevin Greene)对考古证据的研究显示，罗马经济中的市场因素比原始主义者所认为的要强大得多。现在看来，罗马商业的货币化程度比之前所想的更高，诸如红精陶器〔沙玛音陶器(Arretine ware)〕等奢侈品交易非常普遍，甚至渗透到农村和周边地区。最近的研究表明，将古代国家经济视为一组连续运作的变量，比将之勉强放入马克思或波兰尼提出的那些普遍适用的阶段模型，或放入两极化争论的任何一方，会对我们更加有用。许多学者意识到，自从国家级社会兴起，所有经济体在不同程度的互惠、再分配和国家控制等特征之外，都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商业化、手工业专业化和市场一体化。在不同时期和历史环境中，这些变量可能表现在大范围内的许多方面，而经济的演进绝非遵循着既定的单一轨迹。
我在本书所采的立场首次将秦汉中国带入了争论，并明确地落在现代主义者的阵营。坦白说，波兰尼和芬利都未曾尝试将中国纳入他们的古代和前现代经济理论中，因为东亚并非他们的研究领域。结果，这种忽略使他们无法发现不支持他们观点的一个反例。秦汉中国的经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农业和再分配能力强大，它们也酝酿了飞速发展的经济活动。比起其他古代文明，早期中国在更明显的货币经济下运作，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用国家大量铸造的标准化钱币购买。官员的薪酬以钱币和谷物各付一半（以防这两种商品出现通货膨胀），甚至农民也必须每年以现金来缴纳一部分税款。尽管在理论上，秦汉中国政府希望重农抑商，但它们设立市场法律法规，这极大促进了商业发展。最近出土的法律简牍表明，早期中国有一套可以执行的成熟的合同法，以确保市场信用、保障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认为在其他前现代经济体，成本是大规模市场活动的阻碍。
从第三章开始，我借着研究漆工和石匠的批量生产法，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上述的争论。这些男女匠人运用多种方法，包括模印(stencil)、粉本(pattern books)、模块化设计和标准化工具，务求用更少的劳动成本生产更多产品。娴熟的工匠会节省劳力来追求最大利润。工匠似乎也知道定制的产品价值不菲，因此他们用定制来包装自己的作品，以此掩饰模块化做法。熟练工人的缺乏、客户需求的增加，以及竞争市场的价格压力，都刺激了这种批量制造的方法。第四章对市场结构和规范的研究，揭示出早期中国早熟的现代性经济。商业口号、家族品牌和广告歌曲是竞争市场最有力的证据，它们广泛用于贩卖从漆器到铜镜，再到轴衬等所有物品。
某种程度上的批量生产、质量控制、模块化设计、市场定价和广告语，可能不足以使早期中国成为现代世界，但它也绝不是波兰尼所定义的原始世界。我们之所以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市场经济元素，不是因为（像波兰尼和芬利所说的那样）我们偏颇地将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投射到历史中，而是因为在两千年以前的世界中，已经诞生了今天这些无处不在的元素的雏形。
这个简短的序章并不能全面介绍早期中国的历史和经济。关于这方面，已有许多优秀的论著可供普通读者和专家学者去了解。在这里，我只想简单解释本书探究的时间段。我说的“早期中华帝国”(early imperial China)指的是秦代（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和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这是帝制中国最早的两个大一统王朝，统治了大部分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疆域。有时，我会提及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53年—公元前222年），这是帝国早期经济和思想的奠基时代。
可以说，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经过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一系列经济和法律改革之后，秦国的农业生产力和军事实力开始超越它的对手。秦逐一征服和吞并了战国时期的其他六国，至公元前221年，最后一支抵抗势力也被剿灭。帝制官僚国家制度在秦代建立，并在汉代得以巩固，成为所有古代政权统治中国的基本蓝图，直至20世纪初清朝灭亡才告终。
汉代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前汉（或称西汉）始于公元前206年，由刘邦登上汉王位开始，至公元9年初结束。外戚王莽篡位称帝，他的短命朝代称为新朝（公元9年—23年）。公元23年，王莽被叛军所杀，经过旷日持久的内战，刘秀重新确立刘氏宗室政权，恢复汉代。恢复后的时期通常称为后汉（或东汉），时间从公元25年至220年。
将秦汉两朝（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视为一个时期来研究是合理合据的。汉代沿用了大量秦代的法律、财政和行政政策，改动非常少。由秦至汉的政治延续性关键在于皇帝制度，汉代延续了这种制度并以统一的意识形态强化它的合理性。在本书研究的整个时段内，社会、经济和知识有重大发展。公元2年左右开始了一轮明显的人口迁移，人们从北方和西北方的传统核心地带迁往中部和南方的诸侯国和郡县。循着这波趋势，到公元850年，南方的人口最终超过了北方。在劳动力领域，奴隶劳动力的重要性在此时期中段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有偿劳动增加。秦代和汉初的商业化程度似乎已颇为明显，到西汉中期显著下降，在之后的时段又逐渐上升。在这个时期中，农民的土地持续被侵蚀，无可避免地落入大地主手中。超自然观念、个人长生不老的想法，和国家礼教的结构也在秦汉时期显著发展。最后，父权制话语占主导地位，在东汉最为明显，开始重新定义女性在社会中可被接受的角色。尽管出现了这些变化，在此400多年间，生活、劳动和经济的基本模式在总体上仍保持延续性。
本研究截止到公元220年。要扩大到包含魏晋南北朝时期（222年—589年）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在那段漫长而动荡的历史时期中，佛教兴起，书法作为一种优先的艺术形式得以发展，美学和文论领域展现了全新的格局。许多享负盛名的画家在此时出现，他们作品的某些版本有幸在岁月的侵蚀中保存下来。关于这时期的画家和书法家，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关于这段时期内其他非精英领域的专业匠人，就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