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斥角牛”与经营思想的定位
二 “子欲富 黄金覆”与生产技术的流传
后 记
绪 论
乡村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点，也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源泉。打开中国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两幅鲜明的画面，一幅是城市中国，一幅是乡村中国。从已有的历史著作来看，不管人们多么强调乡村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意义，也不管人们多么注重乡村中农民的沉重的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大多只是城市的进程，城市中的各色人群的活动以及城市是如何推进与改写历史的画面，乡村社会以及乡村中那支托起中国社会的亿兆黎民，被严严地遮在幕后，或是仅仅在前台做一下点缀与陪衬。
当然，这怨不得我们的历史学家，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本来就是如此。当古埃及人在年复一年地堆砌着他们的金字塔时，当古巴比伦人在建造着凌空而起的空中花园时，黄土地上的我们的先民们，在建造着一座又一座的城池，已把大大小小的城市洒落在中华大地的四面八方！当西方的罗马人兴建庞大的罗马城、庞培城与拜占庭时，我们的祖先也拥有着毫不逊色的长安城、洛阳城以及更多的大中城市——南阳、宛、成都、临淄、邯郸等等，而当欧洲大地城市凋落，笼罩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时，中国大地上依然闪烁着城市繁华的光芒，长安、洛阳、扬州、成都以及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成为当时世界城市的中心地带。当欧洲的城市开始复兴，商业与资本主义的逐步成立时，中国仍然保持着大小城市的兴盛，直到近代社会。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的历史，似乎是一部以城市为主导的历史，也是一部以城市人为主导的历史。的确，中国古代的城市首先是权力的城市、政治的城市、军事的城市，其次才是经济与工商业的城市。从中国国家初生，到夏商之际，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万邦”时代，实际上是一个个的小城池对其周边的分割统有。从此以后，小的城市统有小的区域，大的城市统有大的区域，而作为最大城市的都城，则是全国疆域的统治中心。从古到今，政权的更迭，朝代的变換，军事的消长以及文化的兴衰，无不以城市为中心进行；从皇帝老子到文臣武将，从富商大贾到工匠艺人，都是以城市为据点，展开他们的一系列活动。因而，在以往的正史野乘中，几乎通篇都是他们的内容，很难找到乡村社会的踪影。
这当然不是中国社会的本来。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汉唐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城市社会，城市只是政权、军事权与统治权的释放点，它统治着乡村社会，主宰着乡村社会，却无法改变乡村社会的本来。相反，中国古代的城市，恰恰是乡村社会的伴生物，是乡村社会的城市。长期以来，史学家多是以城市或王朝官方体系为中心来描述中国社会，王朝兴替，改革变法，土地制度，赋税徭役，对外战争与交往，等等，几乎成了我们历史的全部。而作为这一切基点的乡村社会的本来在哪儿呢？
乡村中只管耕耘、莫问收获的芸芸众生，乡村中的土地、聚落与宗族，乡村中的生产、生活与信仰，乡村中的婚姻家庭、民风民情，这些内容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历史画面。而且还制导着中国社会包括中国城市的走向。中国历史上只有在乡村烘托、制导下的城市，没有在城市导引下的乡村。说到底，中国社会的实际是乡村社会，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所存在的一切，可以说，都与乡村社会密不可分。放弃了乡村的历史就等于本末倒置，也可以说，是放弃了中国历史。我们不能再那样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
第一时期是国野制下的乡村社会，亦即西周春秋时代。在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由国野两部分组成。被征服民族，亦即野人，以宗族为单位，组成一个个的聚居点，散布在四野之中。统治民族，亦即国人，也是以宗族为单位，居住在一个个城郭之中，所从事的也是农业生产，也属于乡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商周都城至于各方国、诸侯之都城，实际上都是政治与军事权力的中心，是与乡村社会融为一体的乡村社会的中枢，它们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城市，实际上仍是乡村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说是乡村社会的内核。
第二时期是自耕农时代的乡村社会，亦即自战国到唐宋之际。在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出现了两条发展曲线。一条是自耕农形态的发展始线，一条是庄园制形态的发展曲线。也可以说是两种经济形态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自耕农之成为乡村社会的主体、自耕农经济的发达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都为世人所瞩目。另一方面，由大地产兼并而形成的膏田满野与闭门为市的庄园，又强有力地侵蚀着这一切。在这二者交互矛盾与发展中，中国古代的城市没有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趋向衰亡，而是处在稳定的发展中，并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城市”的内涵。当然，这一时期的城市仍是乡村的城市，城市的乡村还远远没有出现。作为乡村结构的乡、亭、里，在这一时期逐步让位于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县、乡、村的结构，到唐宋之际初步确立。请注意，这种变化不是筒卑的名称与编制的变化，而是由宗法血缘加官方体系的乡里体制向以地域为基础的乡村体制的转化。
第三时期是趋向贫困化的乡村，亦即宋元明清时代。这是中国古代的乡村日益贫困化而越来越无力托付起王朝与城市重负的时期。西方著名史学家林恩。怀特在《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4章中，曾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城市与农民的失衡。他指出：“罗马文明脆弱的区域，要让一个人脱离土地而生活，就需要十个人在土地上干活。城市是文明的珊瑚礁，处于乡村原始主义的海洋中，它们依靠一点少得可怕的农业生产剩余的支付，这点剩余完全可能因为干旱、水涝、瘟疫、社会混乱或战争而很快遭到破坏。”“城市生活连同古代城市所创造和保持的较高的文化领域都是脆弱的，因为古代农业每个农民的生活率很低，尽管罗马人有顽强冷酷和他们在法律方面的才能，但他们最后由于这种根本性的弱点，在政治上被打败了。”而且，“这个缺点足以解释在3世纪到8世纪之间，西方与东方相比，它缺乏恢复的能力。”
东方所具有的乡村活力与恢复的能力体现在哪儿？我认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乡村农民具有较强的综合经营能力，他们中的多数实际上是以农为本，亦工亦商，家庭纺织与副业生产是其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相联系，则是第二点，即中国古代是城乡一体的社会与经济结其在汉唐时代，脱离农村的工商业与市民阶层并未出现，城市是乡村的城市，是乡村的集合与代表，这是适合中古农业经济，基础的社会存在。第三，中国古代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色，辅之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较为普遍的水利灌溉，这使中国古代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能为社会提供较为丰富的剩余劳动产品，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不同于罗马帝国的活力还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自汉唐时代，中国古代的乡村就面临着一系列压力，到宋元明清时期，这些压力越来越大。主要有三种压力，其一是城市膨胀的压力。城市的膨胀在中国古代首先表现为官僚集团与军事集团的膨胀，是消费与食利阶层的扩张，其次才是工商业发展而带来的膨胀。但是中国古代城市工商业既比较弱小，又先天不足，他们是从消费趋向新的消费，而忽略生产的扩大这一核心环节。因而，难以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与之相连，则是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冲击着乡村农民的综合经营，另一方面，又无法带动乡村的规模经营，只是使乡村农民陷于窘迫的境地，这是第二个压力。第三个压力是乡村人口。乡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但又没有其他渠道吸纳，增加的人口大多是留在乡村，在诸子均分的家产继承制下，消耗着原有的土地规模，也消耗着精耕细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在上述压力下，首先是农民的不断贫困化。这个贫困化过程，烈了唐代中期己达到相当程度，迫使唐王朝改弦易辙，由税人向税地行进，此后，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完成了这一历程。但这一途径，又导致了整个乡村的贫困化，使中国的乡村社会越来越无法支撑起庞大的社会存在。
到了清朝，一些地区乡村的土地效益已开始负增长。以关中的泾阳县为例，“昔之产在富，今之产在贫”，亦即富者不屑于土地经营，只有农民在那儿苦苦维持，“有家累千金，而田不满百亩者”，地价下降，“视明季仅什一耳”。这种现象到晚清更严重，官方已认识到富人“家资巨万无一陇之殖，则对于国家终岁不输一钱”，甚至多次“劝谕富者多置陇亩”，鼓励兼并。①这种情况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当然不会出现，但在大部分的封闭落后的乡村应当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信号，它的确向我们昭示了古代乡村社会的归宿。
在上述中国古代乡村发展的三个阶段中，以中段最具代表性，也是中国古代乡村的辉煌时代。正是这种乡村的辉煌，造就了汉唐盛世的基业。在这部小书中，我们拟截取这一阶段的两汉作为剖点，对两汉时代的乡村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探讨，管中窥豹，借以把握与认识中国古代乡村社会。
研究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特别是研究两汉乡村社会，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文献记载的不足。无论是正史还是野乘子书，多将其笔触放在了帝王将相、名人名家，也就是居于城市的一小批人，对于乡村状况与乡村人群基本无人过问。对于乡村的了解，大多要靠政府的政策记载以及一些稀稀落落的诏令奏议。这些当然是研究两汉乡村社会的最基本的史料，但它们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其一，这些记载多是一些特例或泛泛而论者，几乎没有对乡村社会的正面描述与记载。比如，在《汉书•食货志》中，我们既可以读到：“至武帝之初，国家无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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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康熙泾阳县前志》卷三，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二十六。
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我们还可以读到晁错的上奏：“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早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又如，对于两汉乡村的土地兼并，议者动辄便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若据此立论，不难得出汉代土地问题的严重与贫富分化的剧烈，但这与晁错所言“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又实在太相矛盾。而从两汉的实际看，这二说都不确切。两汉乡村的农倪既没有保障每户的百亩之田，也不是无立锥之地，绝大多数的农民还是拥有十几亩至百余亩的土地。与之相应，则是这些记载没有准确的概念，缺少量化分析。比如，对于乡村社会中的社会阶层，只是粗线条地划分为大家、中家与下户，在整个两汉史籍中，能找到的唯一一条直接的划分标准便是“百金，中家十家之产也”。要想把握两汉乡村社会各阶层，我们既不能脱离这些概念，又要另辟蹊径，重新勾勒。再如，牛耕问题，记载中多是政府如何推广牛耕以及牛耕如何普及，从赵过到任延，这些事例也被后世史家不断征引，作为两汉牛耕普及的主要论据。但在两汉时代，牛耕的普及率究竟如何，没有任何记载，要了解两汉乡村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我们还要再回头爬梳，运用考古学的成果补其不足。其二，这些记载多限于官方体系之中，对于非官方的民间的活动极少留意，而这些恰恰是研究乡村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比如，对于乡村经济关系，史书中记载最多的是农民与政府的各种经济关系，从田税、口赋、算赋，到兵役、徭役等，等，十分齐全，尽管一些问题还不能完全定论，但大致面貌还是比较清晰的。相反，乡村中的租佃关系、借贷关系以及雇佣关系等等，都缺乏明确的记载。又如，对于乡村组织，史书中对于官方组织体系记载较多，比如，乡亭里的设置、机构、职掌等等，但对于民间与自然组织，比如，乡村中的自然聚落、宗族等，础多语焉不详，没有正面记栽。而这些又是我们所必须了解、必须弥补的内容。
研究两汉乡村社会，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问题便是时代的差异，史料的匮乏不足，又大大加重了这种时代的差异。对于2000年前的乡村社会，如果我们仅仅站在现代的角度，运用后人已经定论的一些框架去比附或引申，自然不会识得庐山真面目。我们只有踅回到2000年前，深入到两汉乡村社会内部，一方面去把握它与后世相同或相通的内容，另一方面去把握它的时代特征与时代内容，后一点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汉代的乡村，否则，又会陷入到千人一面的教条圈中。比如，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的生存环境，人们往往有一个思维定势，即环境恶劣，天灾不断，我们的先人们一直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而历史上总是旱涝不断，蝗虫肆虐，中国古代的农民也一直处在重重的剥削之下，不断贫困与破产。但两汉时代的乡村环境究竟如何呢？若深入其中，我们便会发现，这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风调雨顺的时代。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各地都有相当数量的肥土沃壤，其窘然生态环境要优于后世，有大部分时期，甚至优于我们目前。这一时期的农民，无论从土地。占有、生产效益，还是家庭生活，都与后世，尤其是宋元以后有所不同。再如，讲到乡村社会农民的社会环境，人们多以近代的夫权、族权、神权一以代之，但两汉时代的乡村又确实存在着独具特色的社会环境。以夫权为例，两汉时代夫妻关系相对平等，丈夫可以休妻弃妻，而妻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弃夫而去，而且，这一时代，离婚再嫁、寡妇改嫁十分平常，女子的夫权压力，与后代相比要小得多，以神权为例，两汉时代，除了儒学对乡村社会有一定影响外，释、道均未构成影响，而且，儒学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两汉乡村中弥漫的是巫与巫术，是禁忌，是鬼怪神灵，这对于汉代乡村社会的精神生活都带来了重要影响。
研究两汉乡村社会，我们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把握动态的乡村社会。把握动态的乡村社会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也是如此。研究两汉乡村社会，一方面应把握它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发展中的坐标；另一方面，则是要把握两汉400年的发展变化。400年构历史，对于一部人类史而言，可以说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却是一个长久的历程。这400年中，王朝更迭，风云变幻，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都在变化发展中，乡村社会也是如此。以宗族为侧，西汉甫建，乡村社会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聚落与千千万万个家庭，新的宗族体系尚未形成，但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武帝时，家族在乡村渐成势力，此后不断发展，到东汉时代，终于盘踞了整个乡村社会，成为东汉王朝分崩离析的重要因素。不把握它的变迁，也就无法了解汉代的乡村社会。再如，汉代乡村中的家庭也是如此。西汉时代，尤其是西汉前期，小型家庭结构占据着主导地位，完全承继着秦代“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的习惯；而自西汉后期始，同居之风开始出现，并渐成潮流，乡村家庭也出现了明显的扩大化趋势，这种变化对于乡村的家内人际关系、伦理观念以及经济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研究两汉乡村社会所遇到的第四个问題，便是如何把握立体化的乡村社会。迄今为止，过去的记载所带给我们的只是平面化的历史，而乡村社会的画面更是支离破碎。要把握立体化的乡村社会，就必须首先重建汉代乡村的各个层面，然后再将各个层面进行有机的沟通，用历史的与逻辑的联系，组合出大致合乎客观实际的立体的两汉乡村社会画卷。这样，从两汉乡村的生产环境，到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从乡村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到农业、乡村工商业与高利贷经营，从两汉乡村社会各阶层，到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农民的地位与命运；从乡里村落，到乡村中的宗族、里社，从婚姻家庭，到乡村的家产继承；从乡村神祗崇拜，到巫术、禁忌与择日之术；从民谣民谚，到乡村社会风情，我们都应着力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勾画。
总之，在这部书稿中，我们试图解决好上述四个问题，尽力地还两汉乡村社会之本来，系统全面地把两汉乡村社会展示给我们的读者。但由于学识与资料所限，肯定会有错谬之处，敬俟大方之家有以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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