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绝对必须满足的自然需求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①就古代农村社会的情况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农村社会和农业生产与自然发生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其兴衰变迁与自然生态的变化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一个时代的农业社会，必须首先把握这个社会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
一、两汉时代的气候条件
至目前为止，历史气候学研究已能比较清楚地为我们描绘出各个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变化的曲线。
根据以竺可桢先生为代表的物候温度曲线研究以及近数十年来天文学界进行的九星会聚地心张角研究，近5000年来，我国气温大致经历了四起四落。
公元前2000年前，为高温期，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其中，一月份的平均温度高于3℃—5℃。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为低温期。天文学家们首先根据九星运动对地球气候影响的规律，推论出了距今4000年前，应有一个低温期，后来收集到的资料不断地证实了这一推论。对上海附近的孢粉分析表明，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1℃—2℃，较之5500年前，下降了3℃— 5℃。这一时期，非洲的撒哈拉地区由草原变成沙漠，中国北方地区也发生了严重的植被萎缩与土壤沙化。
公元前1000年前后，又是一个低温期。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温度升至高于目前气温的1℃—2℃，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温暖期。这一温暖期持续了1000年左右。到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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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l卷，第56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00年左右，气温陡然下降，进入寒冷期。这次的寒冷期，至公元400年前后达到最低点，年平均气温低于目前将近2℃，较之公元前后，下降了2℃—3℃，这期间，西北沙漠扩张，楼兰古城被风沙湮没。
大约在公元6世纪后，气温复又攀升，到公元800年左右，达到高点。较之4世纪，高出2℃—3℃。
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气温又趋转寒，至1200年左右降至低点。此后，气温慢慢回升，到公元17世纪，又下降至低于今天1℃—2℃的气温。
上述结论是在古气候学与天文学界分别以物候方法与九星会聚地心张角的测定方式得出的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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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载《农业考古》 1986年第1期。
如果把竺可桢等先生所研究出的这种气候变化还原到中国的历史朝代中，便会得出下述结论：夏商为温暖期，西周为寒冷期，春秋战国至秦汉为温暖期，魏晋南北朝为寒冷期，隋唐为温暖期，两宋为寒冷期，元与明前期是温暖期，明后期是寒冷期。
这种气候的特征，我们可以从植物分布变迁上找到一系列明证。
如上所述，两汉与春秋战国以来同属一个温暖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气温上升，南方亚热带与暖温带植物纷纷北上。以竹为例，目前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长江流域，而在当时，竹子的生长区域却超过了北纬46度，黄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面积竹丛，比如，春秋时的洪水一带，竹木巨大成荫，连延不绝。《诗经•卫风•淇奥》咏遭：“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这一带，到汉代时期，仍然竹木繁茂。西汉元封二年，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即以“下淇园之竹为楗”①。
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山海经•西次二经》即记六盘山一带：“其木多棕，其草多竹，经水出焉。”《史记•河渠书》亦记；“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当时的关中地区，同样是竹林众多，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马迁所言“渭川千亩竹”，班固所言“户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更是脍炙人口。
春秋战国与两汉时代竹简的盛行，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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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河渠书》。
说明当时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温带、亚热带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诗经》中屡屡在北方出现关于“梅”的诗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当在当时的雍梁之地，《秦风》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地域应在秦岭山脉、《小雅•四月》之“山有嘉卉，侯粟侯林”，虽然未明指何地，但《小雅》采自关中，所述亦当为雍州所生。另外，《陈风》有“墓门有梅，有鸮萃止”，《曹风》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该两国地域均在兖豫之地，即今河南、山东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梅为长江流域的原产，何以在春秋时代大面积地出现于北方？对此，历代经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对《诗经》中的“梅”做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诗经稗疏》中，曾经引经据典，对“有条有梅”解释道：
条有两种：一则《毛传》所云槄也。《尔雅》：山榎。榎，今谓之揪，似梓，至秋垂条如线，故谓之条。一则《尔雅》所云“柚”、“条”，郭璞注谓似橙实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则今之所谓梅，冬开白花，结实酸者；一则《传》所谓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数围者，乃似橙之条，出湖、湘、闽、粤，而梅花唯江南多有。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低温期，所以他认为“似橙之条”与梅均出自江南岭表，这应当是正确的，但他又以此为据去诠释千余年前处于温暖期的《诗经》中的记载，这就有些失之偏颇了。他是这样诠释“有条有梅”的，
此诗云“终南何有”，又云“有纪有堂”，皆遥望之词，非陟终南，而历历指数之也。则条、梅皆非树名，梅当与枚通，小树之枝曰条；其茎曰梅。盖秦山无树，但有灌莽郁葱而已。望终南者，遥瞩其山阜之参差，远颌其荆榛之苍翠，以兴望君而韵慕之词。故曰；其君也哉，亦遥望而赞美之也。
这一推论显然是公羊的手法。其实，《诗经》本身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梅，就是江南之梅，开花结实，可以食用，时人并以梅之开花结实作为男女求婚的时节，亦可见梅树的种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士，迄其谓之。
由“其实七兮”到“其实三兮”到“顷筐暨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实熟落的过程。为何可以把梅诠释为“小树之茎”？“有条有梅”之条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谓条或抽或楸。但因不产于北方。又推论条即小树之枝条，亦属大谬。“有条有梅”相对而言，梅为杨梅，则条为柚。许慎《说文》亦明确认为：“柚，条也，似橙而酢。”
实际上，直到汉代，桔与杨梅依然可以在关中种植，而且，除此两者外，还有桔、柑、橙、枇杷、荔枝等多种南方作物在关中落户。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对此详细描述遭：
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榛，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这种南方作物因气候转暖而北移的现象，在古代历史上并不鲜见，比如在殷墟文字中就有芒果的记载，表明当地有种植。①唐代后期，桔柑能在长安一带正常生长，玄宗曾谓宰相曰：
近日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②
由上所述，我们不仅对两汉时代的气候条件有一个初步的把握，而且还可以注意到这种气候条件已经对这一时期农作物的生长与分布发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它对于农业社会与农业生产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两汉时代生态环境的特色
两汉时代气候条件的相对温暖，带来了降水的充沛，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植被与土壤结构、农作物的分布以及农业产量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下面，我们择要论之。
就植被与土壤状况而言，由于气候的温暖与湿润，也由于两汉以前的时期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所限，在这一时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状况还都处于一种良性的自然循环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东与关中。据有关专家分析，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区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 5%，森林植被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森林，主要树种有栎属、栗属、榆属、桦属、鹅耳杨属、桑属、枫香属、胡桃属、枫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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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
②《酉阳杂俎》卷十八。
属等多种乔灌木混交。当时山东的森林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46%。如《禹贡》所言：兖州“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草木渐包”。经春秋以来的开发，到两汉时代，虽然自然森林面积逐渐减少，但经济林木与经济植被却形成规模，像“齐鲁千亩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①以及“曹、卫、梁、宋，采棺转尸，……邹、鲁、周、韩藜藿蔬食”②，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为如此，才会对这一地区有“膏壤千里”之誉。对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兖州的坟土为什么为黑色？这是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质也相应的增多，所以在《禹贡》中，兖州之土为上中。”③这是两汉时代山东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
居于兖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马迁即言“山西饶材、竹、穀、垆、旄、玉石”。《索隐》曰：“榖，木名，皮可为纸，垆，山中苎，可以为布，今山间野苎。”司马迁又言；“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所以，“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④。东汉班固的记载更是清楚，他说：关中“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⑤。又言长安之地“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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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盐铁论•通有篇》。
③ 史念海，《河山集三》。
④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⑤ 《汉书•地理志》。
缘其隈，户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①。东汉杜笃的《论都赋》亦言：
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拓，蔬果成实。②
关中这一优越的自然条件，自魏晋南北朝起，即处在不断的退化中。关中的黄土地，逐渐与“土瘠民贫”划上了等号，对这一问题，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等论著中已有阐述③，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气候的温暖可以带来降水的丰沛，植被状况的良好，也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所以，在两汉时代，水利资源相对充沛。我们还是以关中为例，班固《西都赋》言此地“决渠降雨，荷弋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杜笃在《论都赋》中也写道：
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贷表》言：
昔在两京，有户杜膏腴之饶，池阳谷中之刺，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
俨然一派水乡景象。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家们的夸张与铺衬，关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亦然。两汉时代，关中地区可以说是河网密布，水源众多，长安附近，八水环绕，有泾、渭、灞、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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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都赋》。
②《后汉书•文苑•杜笃传》。
③ 史念海，《河山集二》。
丰、镐、涝、潏。
以泾水为水源修建的郑国渠、白渠，其灌溉能力为4. 45万顷。如《通典》卷一七四云：
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
而目前泾水最大月份的水量，却只能灌溉50万亩。其他地区亦多如此，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与黄河相连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济水、浪汤渠、汳水、获水、睢水、涡水、鲁渠水，濮渠水、漯水、笃水河等，还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犊河等，下游地区鸿沟以东，泗济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较大的湖泊140多个。黄河水系以外，北方还有其他水流系统，如山东南部地区即有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漷水、承水、祖水等。考古发现又向人们揭示了数十条不见文字记载的古河流，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汉书•沟洫志》也云：
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
正因为这一时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发达，《史记•河渠书》对武帝时的情况有一概括的记载：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山川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水利兴盛之一斑。
气候的温暖还改变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扩展了各种作物的种植空间。以水稻为例，水稻为喜温喜水作物，产量较高，由于气候的漏暖，水利的兴盛，两汉时代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大扩展。
原产于南方，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即陆续北传，春秋温暖期到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诗经•鲁颂•閟宫》云：“有稻有秬。”《唐风•鸨羽》云：“王事靡鹽，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小雅•白华》亦云：“潞池北流，浸彼稻田。”《七月》云：“十月获稻。”战国时代，苏秦的一段经历可以说明当时中原地区稻作生产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策•东周策》记道：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
纵横家之言，固然不可全倍，但出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东周一带应当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稻田，所以，当西周不下水时，才会“患之”。我们还可以看出，若有相应的水利，东周境内可以普遍种稻，正因为此，苏秦才会建议西周下水，待东周种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运，“令一仰西周”。
两汉时代，北方的水稻种植依然在发展中。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北京黄土岗、河南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以及江苏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稻作区。如关中一带，内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为主。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兒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武帝曰：
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私，平徭行水，勿使失时。
河北一带亦然，早在魏襄王时代，史起为邺令，即引漳水溉邺，广植水稻，民歌之曰：
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泻卤兮生稻粱。
汉哀帝时，待诏贾让建言治河北水患，云：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东汉时，张堪拜渔阳太守，在狐奴（今北京市郊）开稻田8000余顷，可与贾让建议互证。
由于水稻种植的扩大，两汉时代的北方地区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稻作技术，并较南方更早地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出现于北方的《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可视为西汉与东汉的两部代表著作。这两部著作，对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都有记载，如对于播前整地，《氾胜之书》指出：“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对于播种，北方地区已掌握了不同品种的不同时节，《氾胜之书》云：“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四民月令》也云，“三月。……时雨降，可种粳稻。”对于播种量，《氾胜之书》包指出：“稻，地美，用种八升。”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西汉时代，水稻种植尚为撒播，亦即直接播种。不独北方如此，南方地区亦未见到移苗插秧的记载，一些地区画像砖上的播种方式也是撒播。到东汉时代，北方与南方共同出现了插秧技术，《四民月令》五月所记：“是月，可別稻及蓝。”是我国农作文献中首次对这一技术的记载。与此同时，南方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出现了有关内容，如广东佛山澜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农夫插秧的形象；贵州兴义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画出了整齐的禾苗，显然是插秧的结果。这也表明，北方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气候变化对于农产量的影响，前人论之颇多。这种影响对于高纬度地区，亦即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张家诚先生曾经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
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①。而低纬度地区则影响不大。吴慧先生曾认为，如统一以今亩计算，秦汉时代的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东晋南朝为125.35公斤，较前朝下降2. 84%，这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反比秦汉上升了5.2%。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128.8公斤，较之秦汉下降2. 48%。而唐代的粮食产量则直线上升，较之汉代，增长了26.6%；较之南北朝，增长29. 66%。这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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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载《地理学报》1992年第2期。
史时期粮食亩产变迁关系，可参见下表：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粮食亩产变迁表
朝
代 量亩折合 平均亩产量 折汉制石/亩 折今制市 斤/亩 比汉增长％ 比前代增长％
一石折今市石 一亩折今市亩 合计 南方 北方 合计 南方 北方 平均 其中南方水稻
秦汉 0.2 0.288 2.82 2.82 264 250
东晋南朝 0.2 0.324 2.75 2.74 2.74 2.74 257 263 -2.84 -2.84
北朝 0.4 0.473 2.25 2.25 2.75 257.6 -2.48 0.03
唐 0.6 0.226 0.94 3.57 334 344 26.6 29.66
于是非先生所考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亩产量的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结果。他认为，曹魏与两晋时代，粮食亩产较之两汉下降1.5%；北朝则下降13.3%，隋唐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①作为一家之言，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亦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