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特定的气候条件为两汉时代提供了比较优越的自然环境，更为可贵的是，这又是一个相对统一安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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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述数字分别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余是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 80年第3期。
代，两汉王朝都能够致力于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扩大灌溉，充分利用了天然的优越条件，尤其是西汉时代，更是如此。也正因为此，才出现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
—、西汉时代大型灌溉区的发展
西汉王朝之兴修水利，始于文景，盛于武帝。武帝时，充分认识到了水利对于农业的重要意义，武帝曾明确表示：
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
他要求天下吏民要“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①，所以在他的时代出现了“用事者争言水利”的特殊形势，这一点，是其后任何一个王朝都不能比拟的。
综观西汉王朝的水利事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规模综合灌溉网的建设与大型灌区的形成，主要有庐州七门三堰灌区、湔江灌区、泾水灌区、渭水灌区、南阳灌区、河套灌区、河西灌区、酒泉灌区、汝南九江引淮灌区、巨定灌区、汶水灌区等等。
七门三堰灌区：位于庐江舒城（今安徽庐江西南），溉田2万顷。汉初羹颉侯刘信组织开修，正史未载，《文献通考》卷六《田赋考》引《公非集》所记，勾稽昭然。其曰，
公非《刘氏七门庙记》曰：“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者，问于居人，其田溉如何，对曰，‘凡二万顷。’考于图书，则汉羹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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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平准书》。
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而信，至今民犹思之。”
湔江灌区：实际上是都江堰灌区的拓展，溉田1700顷。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在西汉时代，都江堰灌区继续被修整、利用，总灌溉面积已达万顷。
泾水灌区：以郑国渠、白渠为主，加上六辅渠，形成了灌溉能力为4.5万顷以上的庞大的灌溉网。郑国渠前已述及，至西汉仍在使用。六辅渠建于武帝元鼎年间，《汉书•沟洫志》云：
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兒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
《汉书•兒宽传》云：
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
师古注曰：
此则于郑国渠上流南岸更开六道小渠以辅助灌溉耳。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尚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辅渠”。故《河渠书》云“关内则辅渠、灵枳”是也。
白渠始开于武帝太始二年(前95)，其来龙去脉及效用，《汉书•沟洫志》所记甚详：
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
渭水灌区：包括成国渠、灵轵渠、氵韦渠、渭漕渠等，灌溉面积4万顷以上。《汉书•沟洫志》言，
关中灵轵、成国、氵韦渠引诸川……皆穿渠为灌田，各万余顷。
如淳曰：
《地理志》：“盩厔有灵轵渠。”成国，渠名，在陈仓。氵韦，音韦，水出韦谷。
成国、灵轵，均引渭水，韦谷亦属渭水水系，此三渠皆在关中，合计溉田应为3万余顷。
渭漕渠在关中东部，开于武帝时。从长安至黄河，长150多公里，可溉田万余顷。《史记•河渠书》记道：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盖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南阳灌区：始于西汉元帝时代，溉田3万顷。《汉书•循吏•召信臣传》记道：
（信臣）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 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
这一灌区的规模，《汉书补注》引齐召南语曰：
信臣于南阳水利，无所不兴，其最巨者，钳卢陂、六门堨，并在穰县之南，灌溉穰、新野、昆阳三县。后汉杜诗修其故迹，民有召父、杜母之歌。晋杜预复其遗观，地有二十九陂之利。
河套灌区、河西灌区、酒泉灌区：均见于《史记•河渠书》：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灌田。
上书《匈奴列传》亦言：
（匈奴远遁后），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
《汉书•地理志》曾记张掖郡有干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敦煌郡之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龙勒，“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汉书•西域传•乌孙国传》云：
（五凤中），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由这些记载，我们也可以得知，武帝以后，这些地区的水利灌溉仍在继续发展。
巨定灌区、汶水灌区、汝南九江引淮灌区，均见于前引《史记•河渠书》，
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
就上述大型灌区相加，西汉时代，仅大型灌区的受益土地即达十八万顷以上，若再加上各地修筑的中小沟渠陂池就更加可观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蔚为大观，可歌可颂。
二、东汉时代的水利灌溉
两汉水利灌溉的最大区别就是西汉王朝运用政府的力量，修建了一批规模宏大的灌溉网，而东汉王朝则很少有这样的举措，通常是地方长吏在西汉水利事业的基础上，因循利用，修浚整顿，地方性的水利工程比较发达，这与东汉王经济、政治结构密切相关，此不具论。我们关心的，还是这一历史时期各地水利灌溉的基本情况。
东汉水利工程的重心，仍是在北方地区，较著名者有狐奴、汝南、山阳、京兆、徐县、南阳、广陵以及河西等地的灌溉区。
狐奴灌区：始于光武帝建武元年(25)，张堪拜渔阳太守，“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①在华北开稻田八千余顷，必定有与之相应的灌溉网络。
汝南灌区。始于西汉时代。成帝时，诸陂水溢为患，翟方进奏罢之。建武年间，邓晨为汝南太守后，重建陂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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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张堪传》。
鸿却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他郡”①。兴平中，鲍昱为汝南太守时，继续修复旧有陂池，“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②。永元中，何敞为汝南太守，“又修理鲷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③。
山阳灌区：始于秦彭，建初元年(76)，秦彭迁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④。
京兆灌区：除西汉时的泾水灌区仍在利用外，光和年间还兴修了樊惠渠，蔡邕《京兆樊惠渠颂》云：
曩之卤田，化为甘壤，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
东汉一朝，在北方兴修的较大型水渠，唯见此一条记载。
徐县灌区：亦起自西汉，其北界有蒲阳陂。水广十余公里，径且百里，旁多良田，而堙废莫修。元和年间，张禹为下邳相时，“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数百顷”⑤。
南阳灌区：此灌区亦兴盛于西汉，建武年间，杜诗迁南阳太守后，“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般足响。
广陵灌区，当亦起于西汉，章和元年(87)，马棱为广陵太守时，“兴复跋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⑦。
河西地区的灌溉，亦以西汉为盛，东汉只有马援与任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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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邓晨传》。
②《后汉书•鲍昱传》。
③《后汉书•何敞传》。
④《后汉书•循吏•秦彭传》。
⑤《后汉书•张禹传》。
⑥《后汉书•杜诗传》。
⑦《后汉书•马援传附马棱传》。
略有举措，马援为陇西太守时，在金城“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①。任延建武中拜武威太守，“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②。
东汉一代在南方地区较大的水利工程见于史载的概只有鉴湖灌区一处。《太平御览》卷六十六引《会稽记》曰：
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大余，田又高海大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五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
《水经注•浙水》言这一灌区，“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
另外，在广都县还有一处较大的石渠工程，“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广都田，云后汉所穿凿也”③。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较之西汉，东汉时代的水利事业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大型水利工程较少，西汉的泾水灌区、渭水灌区是东汉诸灌区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东汉凡处较大灌区也多是承袭前代，加以修治而已。其二是地方性水利占主导地位，东汉较大的灌溉工程几乎没有一处是由中央王朝组织新建的。东汉中央王朝对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兴致不高，如《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年诏曰：
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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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马援传》。
②《后汉书•循吏•任延传》。
③《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任豫《益州记》。
懈弛，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行其罚。
看来，东汉政府所要求的首先是对旧有堤防沟渠的“随宜疏导”，而强调不要随意兴修新的工程，“因缘妄发”，要“显行其罚”。这一点，与汉武帝时代的“用事者争官水利”形成了显明的对比。其三，西汉时代的水利工程，开渠引水占有较大比重，或引泾水，或引渭水、河水，不一而论。而东汉时代，则多以陂池蓄水为重，南阳、汝南、徐县、广陵、镜湖等均是。开渠引水之明例，只有樊惠渠、广都石渠二处。这恐怕是由于东汉时代气候条件已不如西汉，地表水源难以有效地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三、汉代乡里的水和布局
在以上两部分中，我们概要论述了两汉时代的水利事业，主要着眼于较大的水利灌溉网的发展情况，对于村落乡里中的具体灌溉情况尚未涉及，而这一点在文献记载中又比较缺乏，只有求助于考古发掘所出土的一些典型材料，深入到局部的乡里之中，去探究其水利的具体利用情况。
汉代乡间的灌溉可以划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借助于大型水渠、陂塘的灌溉；一类是农家小型陂塘的灌溉；还有一类是利用水并汲取地下水灌溉。
就两汉情况而言，较大型的水渠、陂塘一般是由地方政府进行管理，制定水法，设立专人进行引水、蓄水或放水。西汉武帝“令吏民勉农，尽地力，平徭行水，勿使失时”，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样的内容，至兒宽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①，更使水政管理趋于成熟。元帝朝，召信臣在南阳修浚陂池，也是“为民作均水约束”，对此，师古注曰，“言用之有次第也。”《汉书补注》引《长安志•泾渠图制》云：
立三限闸以分水，立斗门以均水，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状，官给申帖，方许开斗。自十月一日放水，至六月遇涨水歇渠，七月往罢。每夫一名，溉夏秋田二顷六十亩，仍验其工。给水行水之序，须自下而上，昼夜相继，不以公田越次，霖潦辍功，此均水之法也。
该《长安志》讲的是唐代情况，但此亦可返观汉代均水之法的一些影子。对于这些均水之法，召信臣还“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②。
从两汉水利建设的情况看，这些大型水利设施多集中在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且灌溉面积也只能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小部分，在乡村中的大多数耕地还是依靠当时的小型水利设施进行灌溉。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小型陂塘与水井。
小型陂塘，建造简易，可蓄可泄，在汉代广泛流行，尤其是巴蜀与江南，近数十年来，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十分常见，为我们提供了具体形象的陂塘灌溉情况。在此，我们以陕西勉县出土的有关模型为例，深入到当时的农村社会，观察一下跛塘灌溉的基本方式与结构布局。
1978年，陕西勉县发掘了四座东汉墓，出土了塘簿农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库三件。所出塘库农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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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兒宽传》。
②《汉书•循吏•召信传》。
为长方形，直壁，平底。塘库与田连为一体，塘左，田右，中有一塘坎相隔。通长52厘米，塘坎边长33厘米，田口宽35厘米，深5厘米，壁厚1.2厘米。塘内塑有螺蛳2个，蛙3只，鳖3只，草鱼3条，鲫鱼3条。塘田相间的正中坎下，有一直径2厘米的放水孔。塘内放水孔的两侧，各有一个直径1.5厘米的立式闸门槽柱，为提升式平面闸门，可上下提动，以控制放水量。田面正中，有一条宽3厘米的沟渠，直对闸门水口。沟上为横田畦，下为竖田畦。田畦间距2-2.5厘米，比较规则。①
这种与水田直接相连的塘库，面积一般较小，水中多兼养鱼类。类似的结构我们在其他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常能见到，比如1977年，四川峨眉县东汉砖墓中出土了一件浮雕石塘库农田模型，右边为塘库，塘中水鸭争食，虾蟆、螃蟹、田螺和游鱼点缀其中。左边是两方农田，上田中有绿肥两堆，下田中有两农夫正俯身农作。在通向农田的水口处，还设置有竹笼，防鱼进入田中。②
勉县出土的东汉陶陂池是一所独立的蓄水设施，如《说文》所言：“陂，泽障也。”亦即依其地势，筑堤蓄水。该陶陂池为圆形，直壁，平底。直径36厘米，通高97厘米，壁厚1.5厘米。池内四角有泥塑荷叶、莲苞，其中有一大荷叶，叶上蹲一青蛙，似觅食而跳水。池内分布有鲤鱼1条，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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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郭清华《浅谈陕西勉县出土的汉代塘库、陂池、水田模型》，载《农业考古》 1983年第l期。
② 参见余德章、刘文杰《四川汉代陂塘水田模型考述》，载《农业考古》1983年第l期。
1条，鲶鱼1条，鳝鱼1条，龟1只，鳖1只，蛙4只，螺3个，菱角1个。池坎上有鸭子1只，蚂蟥l条。另外三件塘库模型中也多分布有上述物品，就不一一备述了。①
就出土的塘库、陂池看，这一类独立的蓄水设施，面积一般比较大，蓄水亦多。前述塘田相连的水塘与农田之比，大致1：1，塘水较浅，有时恐怕还可以互相转换，以达到贮水沤田的效果。而独立的陂池塘库，其灌溉面积当远过于前者，而且在水中经营的养殖业也丰富发达得多，这一类的水利设施，农家无法承办，或归于官府，或归于豪家。东汉各郡即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②；归于豪家之例，如西汉灌夫，“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又如西汉末樊重，也是利用樊陂，使得田园内部，“池陂灌注，竹木成林”③。
利用水井汲水灌溉在汉代也比较流行，尤其是地表水源比较匮乏的一些地区，更是如此。其前提当然是打井汲水技术的发展。1963年，安徽寿县曾发现两汉前期的古井九眼，其中，土窖井二眼，陶圈井七眼。陶圈并自下而上，用十四层陶井圈层层叠接起来，每圈高40厘米，口径80厘米，井深约7米，陶井圈外围与生土之间的空隙处填以沙土。陶井圈之上下口沿均有五道凹槽，使圈与圈之间接缝紧密吻合，以防泥沙渗入井内。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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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郭清华《浅谈陕西勉县出土的汉代塘库、陂池、水田模型》，
② 《后汉书•百官志》。
③ 《水经注•比水》。
④ 参见吴兴汉《寿县东西门外发现汉水井及西晋墓》，载《文物》 1963年第7期。
1955年，在洛阳发现的汉代河南县城遗址中，有一东汉水井，井口为六角形，直径0. 55米，用砖砌成。口下砌平卧砖六层，再下砌侧卧砖八层，再下砌顶头侧卧砖一周。其砌砖深约3米，至此，直径扩充至1.1米，以下即为深土壁，不再用砖。出土时，井口压有井盖，并有压辘轳轴的精石。井口两侧还遗存有灌溉用的砌砖水道。
另外，在各地出土的陶井模型中，多附有井亭，井亭上有定滑轮，看来是较普遍地利用了辘轳。下面，我们可以以河南淮阳出土的一处陶院落，看一下当时井水灌溉的具体情况。
1981年，河南淮阳大连乡出土了一处西汉前期的三进陶院落模型，包括两大部分：一为正院，一为侧院。侧院中有旱田与水田以及水井、干渠。井为圆形，上、下口的直径均为7.7厘米，腹部微鼓，直径为9.5厘米，井口外侈，卷沿。陶质为黑色，与其他陶色不同。干渠宽4厘米，长48厘米，北端有一下水孔，孔径为1.2厘米，呈圆形。南端呈弧形与井底部紧密结合一起。与井口相连的干渠横穿侧院中的一半土地，该部分田土可视水田土，全长44厘米。水渠可划分为左右两部分，各有畦田7块，共有14块，每块土地均有苗32棵，每两块间有支沟高出畦田，便于放水充入畦内。该侧院的一部分，无井渠相连，当为旱田，有二式：一式为块田，共6大块，每块长18厘米，宽5.5厘米，块与块之间以垄沟分割，规整而有条理；另一式为条田。长28厘米，宽1.9厘米，共有12垄，每块田中有苗20棵，中间以田梗隔开。①这是一幅比较典型的井水灌溉系统，这种灌溉方式在北方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地表水的历史性的衰减，它在中国农业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