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过后，西汉王朝近于尾声，对于豪右大姓的抑制力也迅速衰弛，豪族大姓取得了入汉以来的又一次发展契机，势力迅速扩张。
东汉王朝建立后，并非不想加强中央集权，对于豪右大姓也未必想听之任之。如光武初年，即曾任用一批酷吏，安定地方，制服那些不服从东汉王朝的大姓豪右。如樊哗，建武初为河东都尉，“至郡，诛讨大姓马适匡等，盗贼清，吏入畏之”①。李章，建武初拜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②。结果，被李章镇压之。但认真浏览一下东汉史籍，便可发现，光武时所惩处的豪族大姓多是与中央王朝公开对抗或公然作乱者，对于一般性的为害乡里、鱼肉百姓的豪右大姓的处置比较少见，而且，为数不多的一些抑制也往往引起较大的反弹。如任延之治武威即比较典型。《后汉书•循吏•任延传》云：
（延）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从任延之例，我们可以感觉到东汉时代豪族大姓被抑制之时那种较西汉强烈得多的反弹行为。西汉时代，那些为害一方的强宗右姓，尽管也气焰嚣张，但一旦遭到惩处，便偃声作气。再无下文。而东汉时代则大不相同，他们对被抑制时的强烈反弹行为，有时表现为兴武起兵，危及王朝政权的统治，有时则表现为上下勾结，殃及抑制豪右的主持者。如《后汉书•酷吏•董宣传》：
（宣）累迁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孙丹为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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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酷吏传•樊哗传》。
②《后汉书•酷吏传•李章传》。
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为当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杀之。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称冤叫号。宣以丹前附王莽，虑交通海贼，乃悉收系剧狱，使门下书佐水丘岑尽杀之。
宣之惩处公孙丹，不仅引来了其宗族的武力示威，而且险些使自己蒙受杀身之祸。当时“青州以其多滥，奏宣考岑，宣坐徵诣延尉”，被刑死罪，幸临刑之时，光武特赦，降职为怀令。
《后汉书•方术传》所记许杨之例，更是典型。许杨，汝南人，当郡“旧有鸿郤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奏毁败之。建武中，太守邓晨欲修复其功，闻杨晓水脉，召与议之，……因署杨为都水掾，使典其事。杨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敬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但是许杨在是役中遏阻了豪右大姓的利益，“豪右大姓因缘陂役，竟欲辜较在所，杨一无听”。结果，这些豪右大姓们，“遂共谮杨受取赇赂。晨遂收杨下狱”。
不仅地方长吏之抑制豪右往往能触发其反弹行为，即使是中央王朝、皇帝本身的一些行为若侵犯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也同样引起强烈的反弹。
光武帝在安定了全国局势后，鉴于“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曾在建武十五年下诏“度天下田”，这里面也包含了一定的对豪右大姓的非法经济行为进行约束的因素。但度田的结果却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①。光武帝一度也想扭转这一倾向，严惩了一批度田不实著，“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其结果是引起了豪右大姓的激烈反抗，史记：“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②在勉强平抚了这些骚动后，度田一事不了了之。
东汉光武帝抑制豪右的政策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以至于无法贯彻，其原因就在于，到东汉初年豪右大姓已成为同中央集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而且是东汉王朝在建立与巩固中所赖以维系的统治基础，对此，前贤多有论述，此不具论。正因为此，自光武帝后，东汉王朝对于地方宗法势力、对于豪族右姓，一直采取的是优容态度，如刘秀所言：“吾理天下，欲以柔道治之。”③这实际上埋下了东汉末年群雄竞起、整个东汉王朝分崩离析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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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东观汉纪》。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后汉书•光武帝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