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代，农民与政府之间有着一种后世所难以见到的独特关系，其突出体现，就是农民对于时政有着很强的參与意识，个中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述及。农民参与时政，一方面，表现为参政议政，进谏上官，如刘邦始定天下，拟都洛阳，宫室已开始修缮，被征发的齐国戍卒娄敬恰巧路过此地，便想方设法找到刘邦，向他陈述不应定都洛阳，而应进驻关中，“关而都之”，这位娄敬身为戍卒，衣褐不完，求见，纵论国政大事，而刘邦理所当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刘邦之后，此类事例仍时而可见，如：主父偃，“家贫借贷无所得力，“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①。朱买臣，常“艾薪樵”为生，服役时随上计吏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②，农民与政府的独特关系，可见一斑。农民参与时政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大量的时政谣谚的创作与流传。这些时政谣谚既有对国政大事的评判，又有对地方官吏及朝中奸佞的抨击。还有对循吏良牧的颂扬，也有一部分则是直抒心臆，喊出心中的愤懑与感受，是汉代社会的一幅难得的政治风情画卷，以下我们分而述之。
一、“狡兔死，良狗烹”与民众对国政大事的关注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韩信就缚于刘邦时疾呼：“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儿的“人言”，实际上就是流传民间的歌谣。《韩非子•内储说下》中也记载道。“狡兔死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这表明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这则民谚，而且巳被政治家们所改造、应用。韩非所说的内当是这则民谣的原生态，是春秋战国经秦至汉初所口口相承、传颂过来的内容。这反映了民间社会对国政大事的关注与预测。这是中国上古社会的一个重要传统。到两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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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主父偃传》。
②《汉书•朱买臣传》。
代，依然如此，而且，民众百姓的关注面也越来越宽，既有对国家政局的看法，又有对时政大事的评判，甚至对于宫中宠幸、皇家内部争斗，也都能引起民间百姓的注目，并形之于歌谣。
汉初之世，萧何为政，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曹参继任为相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①。为此，还和惠帝间发生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史记•曹相国世家》记道：
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闲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事实证明，曹参的这一政策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对此，百姓歌之曰：
萧何为法，冓页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这是百姓对曹参为政的典型说明和公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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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曹相国世家》。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将篡汉自立，民间即有童谣唱道：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①
这儿的“桂树华不实”，桂，赤色，汉家象，此句指汉成帝无嗣，立其侄为太子；“黄爵”谓王莽也，王莽自谓黄，故云。这则童谣显然经过了文人的润饰加工，几乎可以说是早期五言诗，或者是五言诗的先导。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众对时局的关心，对刘氏江山的担忧。
两汉之交，群雄竟起，更始与赤眉内争于关中，刘秀则到河北壮大势力，民众们也敏感地预见到政局的前景。有童谣唱道：
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②
对于一些当时不得人心的割据者，老百姓们也毫不客气，直接指斥。比如王莽末年，隗嚣据陇西起兵，初附刘玄，任御史大夫：旋依光武，封西州将军；后又叛附公孙述，为朔宁王，一度欲自立为帝，因此，天水一带即出现了这样一则童谣：
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③
“蹇人”，谓隗嚣之跛足。这儿，老百姓们明白地告诉他，不得民心，不可能做乘龙天子。
类似的童谣还有一些。东汉末年，董卓称霸，百姓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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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五行志》。
②《后汉书•五行志一》。
③《后汉书•五行志一》。
之极，于是便有《董逃歌》流传。歌云；
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①
这首歌谣恐怕流传很广，《风俗通•佚文》二十二日：
董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禁绝之，死者千敦。
董卓还将“董逃”改为“董安”，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民间甚至流传了更愤怒的咒骂，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⑦
这儿，“千里草”即为“董”字；“十日卜”为“卓”。这首歌谣采用字迷的形式，表达了人们对董卓的态度，预示了董卓必亡的政治命运。
就一般情况而言，谣谚中民众多是站在正统政府一边，指斥那些犯上作乱的篡权者。东汉时期，州郡势力膨胀，地方官员尾大不掉，中央王朝号令不行，民间流传起了这样的谣谚，
州县府，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对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但这不等于说他们毫无保留地拥护正统王朝，对于王朝的黑暗面，也是毫不留情地指斥、揶揄与嘲讽。桓帝时，国内不少青壮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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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五行志一》。
②《后汉书•五行志一》。
至一些地方小吏被派往前线，致使田园荒芜，对此，有一首流传很广的童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谁为诸君鼓咙胡。
武帝时，宠幸卫子夫，卫氏一门显贵，民间即有了这样的歌谣，
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①
成帝宠幸赵飞燕，百姓们也评论道，
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苍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②
这首歌谣借燕与赵飞燕同字，形象地暗示了赵飞燕由得宠、作恶到最终身亡的命运。有些事情与百姓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但百姓们并不会因此而作壁上观，仍是直抒心臆，做出相应的评判。如西汉武帝治淮南王罪，使其死于途中，于是民间便传出这样的歌谣：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③
二、刺贪刺虐与歌功颂德
在汉代的政治谣谚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对朝中大臣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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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外戚世家》。
②《汉书•外戚传》。
③《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方长吏的评判。这里面，既有直接的揭露与鞭挞，又有歜功颂德与阿谀奉扬，前者如西汉民谣：
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①
其背影则是灌夫依仗权势“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跋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②。这实际上是民众对这位兼并横行者的愤恨与诅咒。又如，王莽时，汝南流传着这样一则童谣：
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鹤。③
这则童谣是当时汝南鸿陂一带的民众对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字子威）决陂放水的抨击。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
初，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益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
歌功颂德者，如会稽百姓为徐弘作歌：
徐圣通，政无双，平刑罚，奸宄空。
《太平御览》卷二六〇引《会稽典录》云：
徐弘，字圣通，为山阴县令，俗刚强。大姓兼并，弘到官，诛剪奸桀，豪右敛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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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灌夫传》。
②《汉书•灌夫传》。
③《汉书•翟方进传》。
于是，百姓们便对其政绩给予充分的肯定。
上面我们讲到的阿谀奉承，在汉代民谣中实际上也不少见。比如，西汉冯野王、冯立兄弟相继为地方长吏，均有治绩，被民众歌谣之。《汉书•冯奉世传》记道：
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均，周公、康叔犹二君。”
就歌谣本身看，像“政发鲁卫”、“周公康叔”之类的言辞以及歌谣的整体风格，显然不是乡间俚语，而是出自儒生手笔。《汉书》亦言，此是“吏民”所作，实际是属吏或门客所为，显系阿谀奉迎。又如，东汉末年的皇甫嵩，在镇压黄巾起义中杀人盈野，而且后来又与董卓相欢，他曾恭维董卓道：
与明公俱为鸿鹅，但明公今日变为凤凰耳。①
对此人，《后汉书》本传中也记有百姓歌谣：
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于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阿谀之状，不言而喻，这也是其门人所为。
就两汉面对上下官员的民间谣谚而言，歌功颂德者与阿谀奉承者远过于刺贪刺虐者，尤其是东汉时代，充斥于史乘的多是对地方长吏的颂扬与吹捧，其原因盖在于汉代民谣的特定作用。
汉代继承了上古的采风之制，由采风而致乐府文学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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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皇甫嵩传》注引《献帝春秋》。
达，对此，我们后面还要论及。这儿，需要指出的是，汉代观采风谣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考课官吏，也就是所谓的“举谣言”，如《后汉书•刘陶传》记道：
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吏、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械、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贿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阚陈诉，（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鸥枭而囚鸾风。”其言忠切，帝以让械、济，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谣言的考课功能。正如李贤注云：
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
《汉官仪》对举谣言的解释也十分清楚：
三公听采长吏戒否，人所疾苦，逐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顷者举谣言，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而衔枚。
民间歇谣对于官员治政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东汉光武帝时，“数引公卿郎诗将，列子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①。和帝时，“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②。其目的当然是考核官员，所以，每当帮薑 “令三公谣言奉事务时，“奉公者欣然得忠，邪狂者娩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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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循吏传序》。
②《后汉书•方术•李郃传》。
色”①。一些不法长吏的作为，也曾通过民谣而传布四方。形成一种社会压力，如东汉末益州刺史郗俭，即“在政烦扰，谣言远闻”②。
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长吏为了博取名声，便要利用“谣言”为自己涂脂抹粉，这也就出现了大量的歌功颂德与阿谀奉承之作。此类歌谣，除前引外，又如《后汉书•岑彭传》中歌颂岑彭的舆人歌曰：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螯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辱，独丁斯时。美矣岑君，於戏休兹。
《刘陶传》载歌颂刘陶的谣谚曰：
邑然不乐，思我刘碧。何时复来，安此下民。
从这些歇谣背后，我们能看到的多是那些幕僚门客们的影子，很少是老百姓的心声。
这种现象与东汉选举制度的另一侧面倒是异曲同工，平分秋色。东汉选举，以举秀才与察孝廉为两大主项，尽管秀才与孝廉的标准早巳定论，但在那些掌握着察举征辟大权的二千石长吏那儿，偏偏都是沽名钓誉者的利市，所以，民间才唱出了这样的童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③
这倒是民间社会的真实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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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蔡邕传》。
②《后汉书•刘焉传》。
③《抱朴子•审举》。
这也表明，尽管地方长吏们在粉墨铺路，编造民谣民情，但百姓们的真实声音是谁也代替不了的。他们面对丑恶，面对黑暗， 自然要抨击，要一吐心中怨恨。
东汉后期，宦官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人，专权持柄，势焰中天，据《后汉书•宦官列传》所记：
（此四人）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位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妄，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皋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
对于这股官场黑暗，百姓们愤怒地刻画了四位权阉的嘴脸：
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这种声音，当然不会为他们所容，但又无法阻挡。
同样，对于那些真正勤于职守的循吏，百姓们也并不吝啬自己的歌谣。据《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王涣，字稚子，郪人也。初为河内温令，路不拾遗，卧不闭门。
因甚有政绩，故民歌之曰：
王稚子，世未有，平摇役，百姓喜。
《太平御览》卷六九五引谢承《后汉书》曰：
秦护清廉，不受礼贿，家贫，衣服单露，乡人歌之曰：“冬无褥，有秦护。”
这些歌谣虽然简单俚俗，但的确代表了百姓的评判，也反映了两汉民众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意识。
三、官场素描与百姓心声
两汉民间社会关注时政大事、关注朝中大臣与地方长吏的作为。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也抱有很大的兴致，尤其是官场风气、秘闻轶事，更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民谣童谣。透过这些歌谣，百姓们表达出心中的倾向与爱憎，在一定意义上也起到参政议政的作用。
在两汉社会，选官是政治生活中的敏感问题，也是民众取舍的一个根本导向，所以，民间对这一问题也就格外关注，适于这一问题的民谣也相对集中。如《史记•佞幸列传》中，马迁即言：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
这则谣谚也的确反映了汉代官场中的一个侧影。那些恪尽职守、勤于吏事者未必得到帝王赏识，而庸如邓通的佞幸之臣却可能平步青云。因此，虽然两汉王朝在大张旗鼓地举秀才、察孝廉，倡导礼仪孝悌，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适得其反的事例仍然十分多见，这是封建政治使然。对这一现象，西汉后期的民谣已开始嘲讽。比如，贡禹即在上书中引俗语曰：
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①
其背景则是“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宫”。到东汉时代，选举不实更成为普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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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贡禹传》。
会问题，章帝建初元年诏书云，
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①
公府州牧们不仅垄断了察举权，而且还可以自行辟除掾吏，垄断了征辟权。他们举亲辟故，不计被选举人的德与能，只是为发展个人势力，门生故吏遍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选用泥沙俱下，难得良材，对此，前引东汉民谣有十分形象的揭示，这就是：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
东汉末年，还出现了这样一则政治逸闻，据《后汉书•献帝纪》云：
（献帝初平四年）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
这显然是把选贤任官当成了政治玩笑，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治事件，老百姓当然不会放过，刘艾《献帝纪》引其歌谣道：
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
不冷不热，亦庄亦谐，那些皓首补郎者听后，不知作何感想。
选官如此，东汉官场的吏治与风气也可以想见，一些庸官赘吏往往成为百姓嘲讽的对象。如东汉胡广，字伯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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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章帝纪》。
格温和谨素，常逊言恭色，遇事唯唯，所以民间有谚：
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后汉书》本传注云：
质帝崩，（李）固为太尉，与广及司空赵戒议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长有德，恐为后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广、戒等慑惮不能与争，而固与杜乔坚守本义。
这则民谚当然由此而发，但民众之所以给他冠上“万事不理”、“天下中庸”两项桂冠，其所作所为也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位人物几可称东汉为臣第一人。《后汉书》本传言其：
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归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
在东汉政坛中，外戚、宦官交相秉政，险象环生，胡广不仅自保有余，而且还获此殊遇，其奥妙就在于民谚所言“万事不理”与“天下中庸”。民众的眼光是十分犀利的，一眼就看穿了东汉官场的症结所在。
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东汉后期，汝南太守委政于功曹范滂（字孟博）、南阳太守成璟亦委政功曹岑晊（字公孝），两郡的百姓便唱出了这样的谣谚：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对此事史家多有美誉，但这的确告诉我们东汉官场的不正常的现象。
对上面这些事情，百姓们所吟诵的谣谚，可以说是参政议政的一点细微遗存，但由于是田舍里闾的谈资，对百姓自身的利益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这些谣谚也都显得比较诙谐、轻松。然而民众们所关注的远不止于此，对于关乎他们命运、他们生存的官场黑暗与现实的苦难，他们更要形之于谣谚，借助于谣谚表达自身的意愿，反抗官场的黑暗与现实的苦难，这是真正的对政治生活的关注。
《汉书•路温舒传》曾记其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对于当时治狱之吏的苛暴多有揭露，其辞曰：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回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
至东汉时代，百姓们所指摘的已不仅仅是狱吏，他们甚至喊出，
县官漫漫，冤死者半。①
对于朝中的曲直颠倒，是非不明，他们照样抨击不误，如谣曰：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②
把东汉王朝的黑暗和盘托出。
到了桓、灵时代，东汉王朝从上到下，已腐败不堪，贿赂公行，政以赂成心民众们把这些政治的黑暗统统编成谣谚，他们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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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风俗通义•佚文》。
②《后汉书•五行志一》。
城上鸟，尾毕通。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奋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①
对这则童谣，《后汉书•五行志一》解释道：
案此皆谓为政贪也。“城上鸟，尾毕通”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公为吏，子为徒”者，言蛮夷将畔逆，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一徒死，百乘车”者，言前一人往讨胡既死矣，后又追百乘车往。“车班班，入河间”者，言上将崩，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者，灵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石上慊慊舂黄粱”者，言永乐虽积金钱，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粱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暴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
这则童谣显然经过文人的加工与润饰，但百姓们通过吟唱，同样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
对于社会现实中的苦难，民众们同样是不平则鸣，一鼓咙喉。如《后汉书•五行志一》记道：
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黄，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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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五行志一》。
淮为诸君鼓咙胡。“案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谁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
更为可贵的是，两汉时代，民众们不仅通过谣言表达出自己对社会黑暗的不满，而且还通过谣谚呼唤民众，组织民众，共同反击黑暗，挣脱苦难。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就是利用谣谚组织起义的，这就是著名的民谣，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①
面对贪宫污吏与朝廷对民众的镇压，民众们又唱出这样的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②
这是真正的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