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弥漫着浓重的人文气氛。重人生，重人际，重伦理，可以说是一大特色。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点上，民间与官方几乎是一致的，从做人修养到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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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皇甫嵩传》。
②《太平御览》卷九六《崔寔•政论》。
以及人际关系的把握，可以说都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在这一前提下，两汉民间谣谚在这一方面的特色便不够突出，民间谣谚与正统意识密切地交织在了一起。一方面，民歌民谣所反映的人文精神不断地被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所吸收，如为孔予编理的《诗》、《书》、《礼》、《易》、《春秋》诸经，便大量吸收了民间谣谚俚语，像“岁寒，然后知松柏后雕”，“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孟子、荀子及战国秦汉诸子亦然，譬如《孟子•公孙丑》所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韩非子•内储说上》引鄙谣所云“莫众而迷”等等，不一而论。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民谣民谚，许多是借助于他们的引述而保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正统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因民歌民谣而丰富，同时，他们所倡导的内容也往往又通过民谣民谚再返还民间社会，向民众进行新的渗透。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后汉书•黄琼传》记李固写给黄氏的信札中，曾引用俗语曰：
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实际上本于宋玉所言，《后汉书》注之曰：
宋玉对楚复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为《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为《阳春白雪》，属而和者不过数百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古逸诗》亦有“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之句。
一、修身与做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孔子所留名训，也是被社会各阶层所认同的原则。两汉民间社会，也是把修身当作做人的第一要务，有关修身做人的民谣民谚也就十分丰富。值得注意的是。从民谣民谚中我们固然可以透析出民间社会中一些本来的面貌，这是我们要着力探讨的内容。
修身，主要是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孔子是这一原则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为政者要正人，首先要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作为一个君子，要一切循乎礼，“非礼勿槐，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力国。这方面的内容在两汉则形之为谣谚，比如贾《新书•容经篇》引谚曰：
君子重裘，小人无由入，正人十倍，邪辟无由来。
曹魏时王昶也引谚曰
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②
这与孔子所倡导的十分一致。
这种道德修养的标的，往往被拾得很高，曹丕曾引里语论家书曰：“汝无自誉，观汝作家书。”依常理，家书何难，但若与孝悌礼义相连，又的确是进退维谷，难以下笔。曹丕在《典论•太子篇序》中是这样解释的：
欲繁辞博称，则父子之间不父也；欲略言直说，则喜惧之心不达也。里语曰，“汝无自誉，观汝作家书。言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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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语•子略》。
②《论语•颜渊》。
③《三国志•魏志•王昶传》。
难的原因，在于标的太高。
《汉书•王吉传》记载这样一则里谚：
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原委是这样；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古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今还妇。
所以，才有了这段里谣，这个故事实际上与姜诗、鲍永的事例异曲同工《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姜诗妻对婆母，“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贵而遣之”。鲍永之妻只因在婆母面前叱狗，便被休弃，这无疑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道德要求，修身在这儿已发生了异化。
除了道德修身，两汉谣谚中对于如何做人还有种种的表d 莎。部分内容比较复杂，可以说兼儒、道、墨诸家而有之。拙诚之例，如刘向《说苑•敬慎》曾引里谚曰：
诚无诟，思无辱。
其缘由是：
无不诚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
《三国志•魏志•刘晔传》注曾引谚曰：
巧诈莫如拙诚。
这一意识的根源，既可上溯至孔子所反对的“巧言令色”，又可以追源于庄子所言“抱瓮老人”。征人们的意识中，怎样才算拙诚呢？这就是司马迁引民谣所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他对李广的赞语。《史记•李将军列传》赞云：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对于拙诚的期望，上上下下是一致的。《汉书•张释之传》还记有这样一件事：
（释之）从（文帝）行，上登虎圈，问上林尉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亡穷者。文帝曰：“吏不当如此邪？尉亡赖！”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 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争口辩，亡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察也。”
这是对拙诚的现实注脚。
中庸之说，起子孔子。孔子认为中庸是德之上者。“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儿的中，是折中，无过又无不及，是调和，庸则是平常。孔子在另一个场合下也说此谓“过犹不及”。但到了两汉民间社会，则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的中庸之道，这就是不辨是非，不争短长。刘熙《释名》卷二曾引里语曰：
不喑不聋，不成姑公。
这一谣谚至隋唐时更为盛行，甚至连唐代宗在调解郭子仪之子与公主夫妻之间的矛盾时，也对郭子仪说：
不聋不痴，不做姑翁。
这是在家内做人，在社会上做人，则要像西晋傅玄引谚曰：
己是而彼非，不当与非争；己非而彼是，不当与非平。①
到了后世，这一类的谣谚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像“人前莫说人长短”、“饶人不是痴，过后讨便宜”、“与人方便，自自己方便”、“捉贼不如放贼”，等等，都可以说是其余绪。
知足，也是两汉民间社会所倡导的做人原则。王昶戒子书即引谚曰：
如不知足，则失所欲。②
此言始于《老子》：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这一原则到后世更加流行。像唐宋民间所流行的“知足常乐”、“心安茅屋稳”、“日食三餐，夜眠一觉，无量寿佛”等等，都是一类。
有了修身做人的原则，自然会引出一些恪守修身之道的贤人，民间谣谚对当世的贤人们也多有颂扬。如东汉冯豹（字仲文）。道德文章甲于乡里，乡里为之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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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傅子•逸文》。
②《三国志•魏志•王昶传》。
道德彬彬，冯仲文。①
召驯（字伯春）以孝义闻于乡里，乡里号之曰：
德行恂恂，召伯春。②
黄香的例子更为典型，《后汉书•文苑•黄香传》曰：
（香）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 称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香家贫，内无仆妾，躬执苦勤，尽心奉养。
于是，民间为之谣曰：
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对两汉的修身做人，若仅止于此，我们看到的便是德化黎庶，比屋可封。但两汉时代的社会现实并不完全如此。诚然，道德修身是两汉民间与上层社会所倡导的标准，也的确出现了以之为准则的贤者，但就整个社会的情况而官，与之背道而驰的另一面却更加浓重。对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只有从民间谣谚中才能感受到。
两汉流传着这样一则谣谚：“贵易交，富易妻。”在《后汉书•宋弘传》载光武帝谓宋弘曰：
“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这典型地反映了两个层面的社会意识。
《三国志•魏志•任城陈萧正传》注引鱼豢曰：
谚言：“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也，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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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文苑•冯衍传》。
②《后汉书•召驯传》。
使然耳。
这又告诉人们，贫而俭、卑而恭与富而奢、贵而倨一样，是“势使然”，是社会的通则．
西汉有谚：“人穷则诈”，《淮南子•齐俗训》曾引此论刑法，
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熏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民圆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道德教化无助于修身，“人穷则诈”如“鸟穷则啄”一样，是必然之势。
这种道德倡导与民众行为的两面性，我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能看得清楚。司马迁这样写道：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而俱欲者也。
二、人际与人伦
人际与人伦，是中国古代所注重的社会内容。从两汉的有关谣谚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人们处理人际与人伦关系的一些态度。
从谣谚本身的内容看，两汉民间社会比较重谦和、重然诺，还比较注重孝悌与舆论，对人际之间则是戒心较重。
谦和之风，始于先秦。《论语•乡党》记曰：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尚书•大禹谟》则明确提出：
满招损，谦受益。
司马迁写到白起与王翦时，也引鄙谚所言：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①
告诫世人，要谦和礼让。所以，两汉时代民间广泛流传着 “让礼一寸，得礼一尺”的谣谚，曹操在《让礼令》中专门引用了这则谣谚，并认为“斯合经之要矣”。
这则谣谚后日演化为许多分支，如“让一寸，饶一尺”、“尔敬我一尺，我敬尔一丈”等等，但也出现了一些变异，像“若要好，大作小剪、“饶人不是痴，过后讨便宜”、“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等等，都失却了两汉民间谦和的本意。殊使人痛心。
重然诺，讲信义，也是我们民族的古风，曾子曾言：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②
秦汉之交，一诺千金的季布被民间目为重然诺与讲信义的化身，以至于产生了“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谣谚。在当时，“重然诺”、“已然诺”是一种很普遍的民间风尚。汉代盛行的游侠之风，也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从两个方面称道了游侠，一是“虽时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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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赞》。
②《论语•学而》。
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然诺与信义，在东汉时对于门生故吏、私家朋属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本意发生了偏差。
孝悌问题，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专门讲到。在两汉民谣民谚中，既有对孝悌行为的劝勉，又有对人们哲理性的告诫。前者如东汉谣谚：“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生”；后者如“孤犊触乳，骄子骂母”，均很典型。这两则谣谚都本于东汉陈元。据《后汉书•循吏•仇览传》云，
（览）选为蒲亭长……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悟，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生。”
后一则谣谚见于谢承《后汉书》，《后汉书•仇览传》注引谢承书曰：
览为县阳遂亭长，好行教化。人羊元凶恶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骂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后成佳士也。
两汉时代，人们还格外关注他人的评判与舆论的毁誉。比如《淮南子•说山训》有这样一事：
有誉人之力俭者，备至旦，不中员呈，犹谪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誉，人反为损。
高诱注曰：
谪，责怒也。称誉人力俭，呈作不中科员而责怒也。君子视之，乃自呈作，其母以为力挟。以此誉人。孰如毁之。故谚曰，“问谁毁之，小人誉之。”此之谓也。损，毁也。
“问谁毁之，小人誉之”，应当是本于《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种观念，流传久远。
与此同时。人们还特别在意公众舆论的评价。西汉时就有这样的里谚：
千人所指，无病而死。
王嘉曾引用这则里谚告诫哀帝宠嬖董贤太过，他指出：
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①
正因为如此，在东汉党争中，士大夫们便最大限度地利用民谣民谚的力量，颂扬党人清流，指斥奸佞宦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谣文化现象。像前节所引“左回天，具独坐，徐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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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王嘉传》。
虎，唐两堕”，属典型的指斥之例。颂扬之例，数量最多。像颂扬李膺等人的：
天下摸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①
颂扬朱震等人的，
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②
《群辅录》中记载的一系列对党人赞誉的谣谚，更是典型，我们不妨摘引几则：“天下忠诚窦游平”，这是称颂窦武的，‘天下义府陈仲举“，这是称颂陈蕃的，“天下德弘刘仲承”，这是颂扬刘淑的，“天下和雍郭林宗”，这是称颂郭泰的，“海内忠烈张元节”，这是颂扬张俭的；“海内所称刘景升”，这是称颂刘表的，等等。这些东西当然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而是士人、太学生们的创造，但以民谣的形式，通过百姓之口再加以流传，便起到了强大的舆论效果。
对于人际之间的把握，在两汉民间社会也颇有独到之处。一方面，重视人际交往与交往的意义，流传着“一生一死，乃知交情”、“倾盖如故，白头如新”、“数面成亲旧”等谣谚，另一方面，对于人际之间又存有较重的戒心。曹植在《黄初五年令》中所引用的三则谣谚，可以说都比较典型。《陈思王集》卷一《黄初五年令》云：
夫远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也，人也。《传曰》：“知人则哲尧犹病诸。”谚曰：“人心不同，如面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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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党锢传序》。
②《后汉书•陈蕃传》。
则怨。自世间人，或受宠而背恩，或无故而入叛，唯无深瑕潜衅，隐过匿愆，乃可以为人。谚曰：“谷千驽，不如养一驴。”又曰：“谷驾养虎，大无益也。”乃知韩昭侯之弊袴，良以有也。
有了戒心，自然缺少应有的信任与合作，尤其在强者之间。所以便有了“一渊不两蛟”、“二人同术，谁昭谁冥；二虎同穴，谁死谁生”等等谣谚，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谣谚中的世风
两汉民间社会的世风世情，我们已无法知其详，这方面的记载在正史中也的确少见，但在民间谣谚中，我们倒可以管中窥豹，“见一节而长短可知”，要而言之，谣谚中所折现的两汉世风，有一些是与正统文献与正统观念相吻合的，也有一些已走出了我们习惯上所认知的圈子，这也正是我们所特别关注的。
关于世风世情的谣谚，零零落落，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以下几个类别。
其一是对往事与经验的重视。其根源当然在于两汉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在农业文明中，不论是生产技术、生活知识，还是人情世故、政治文化，大都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事着简单的再生产。因此，往事与经验也就格外重要。类似的谣谚如贾谊引野谚曰：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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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书•过秦》。
就十分典型。三国时，诸葛恪曾引里语谏吴王，与贾谊所引异曲同工，其引里语曰：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如今。①
这一鉴古知今的原则是整个社会所认同的，实际上也一直被中国古代社会所认同，前者固定化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成语，后者到了唐太宗那儿，则成为“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名言。
二是民间社会的趋同心理。趋同，在政治上可以解释为集权与大一统的副产品，但实际上民间的趋同心理来源于共同的农耕文化与生存模式，这应当是大一统的重要基础，这一类的谣谚以马廖所引谚语比较典型。其引谚曰：
城中好高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②
这一意识的本源当然要早得多，春秋战国时代便有“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③的说浓。这一观念往往要导致盲从与形而上学。桓谭《新论》曾引关东里语云：
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肉哧美，对屠门而嚼。
王符引谚云：
一吠犬形，百犬吠声。
更是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社会习情。有时，盲从也会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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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志•孙霸传》。
②《后汉书•马廖传》。
③《后汉书•马廖传》。
导致无所适从。如东汉章帝曾引谚曰：
作舍道旁，三年不成。①
三年不成的原因，在于众说纷纭，主家要适从，但结果必定是无所从，走向反面。
其三是媚于权势。虽然早在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就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但在两汉民间社会，对权势与地位的悬殊，主要还是认同、认可。曹植即曾引里谚曰：
相门有相，将门有将。②
这与陈胜、吴广所提的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后世如“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地洞”等等，均是其衍续。对于权势阶层的特权，民间也是羡慕、认同多于不满与抵触。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曰：
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从这则谣谚中，看不出对“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一特权的不满。司马相如也曾引谚曰：
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③
所反映的观念也是如此。
其四是乐于投入、坚韧自强的精神。桓谭《新论》引谚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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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曹褒传》。
②《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
③《汉书•司马相如传》。
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
《后汉书•冯异传》引谚曰：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引谚曰：
失晨之鸡，思补更鸣。
都可以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我们把这些内容再去比照一下后一些农事谣谚，会更清楚地明了其时代精神。农谚中，像“只问耕耘，莫问收获”、“智如禹汤，不如常辨”、“锄头三分泽”、“耕而不劳，不如作暴”等等，都可做参照系，“愚公移山”的寓言出现于汉代也不是偶然的。
其五是男尊女卑观念已有所发展。像我们前面曾引谚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就十分典型。对于男儿与女子，社会也赋予不同的要求，如班昭《女诫》所引鄙谚云：
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
这一现象的根源应当在于男女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差异。陈蕃引鄙谚云：“盗不过五女门。”又云：‘女贫家也。”①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差异。但由此差异不仅引出了男尊女卑，而且还引申出了对女子的全面卑视。像吕后所引用鄙语：“儿妇人口不可用。”②以至孔于所云“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均此类。
其六是比较注重自我，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感。这种风气主要在后汉末世多见。我们在本节开头所引俗语，“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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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陈蕃传》。
②《史记•陈丞相世家》。
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就是一种自我封闭、固步自封。后世流传的诸如此类的谣谚，如“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等等都可以为之作注脚。注重自我的另一个层面便是责任感与义务感的缺乏。王符在《潜夫论•救边》中曾引谚语：
痛不著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
这与后世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捉贼不如放贼”等谣谚，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
上述内容当然都是一些比较典型的现象。两汉世情世风，是一幅若隐若现的风情图，三言两语，很难摹绘得清。两汉谣谚中还有许多内容我们未能一一分类分析，有一些也比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像《吕氏春秋•审分览》高诱注引里谚“牛头而卖马脯”，是后世盛传的“挂牛头卖狗肉”的本原。贾谊《治安策》中所引里谚“欲投鼠而忌器”①，则是“投鼠忌器”这一成语的来源。另外像《三国志•蜀志•谯周传》引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班固《汉书•刑法志》引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等等，也都很有特色，我们就不一一而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