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时代，乡村社会的生产经验主要是口口相传，虽然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与生产活动有关的书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农家著作即有九种，其中有著名的《氾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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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贾谊传》。
书》十八篇，东汉则又出现了崔实的《四民月令》。但这些著尚不能囊括当时全部的农业生产经验与知识，而且也未能在民间流传。民间社会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来保持发展生产经验与知识，有关的谣谚则是主要载体。浏览一下两汉民间谣谚，便可发现，关于生产经营与生产技术经验的内容十分丰富，下面分而述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代久远，两汉时期的一些谣谚已年久阙载，对于阙略部分，我们可以从北朝《齐民要术》所引农事谣谚加以补充，因为谣谚具有很强的传承性，而《齐民要术》中所引农谚，就有相当一部分直接采自《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
一、“相斥角牛”与经营思想的定位
“相斥角牛”，初见于《风俗通》，它告诫人们对于春闻举贷要慎而为之，其文曰：
从人借贷皆自乏之时，谨案《诗》曰：“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月令》：“衣青衣，服苍玉。”又《尔雅》：“春日青阳。”凡三春时，不得服赤也。今里语曰：“相斥角牛。”原其所以，言不当角牛，春不当求索也。①
两汉时代的高利贷活动，我们在前面已经述及，其危害如晁错所言，举贷之农民，要“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高利贷利息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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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二十引。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利润率难以提高，还不足以抵付高额借贷利息。所以乡里民间，人们便相互告诫：“相斥角牛。”
这一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农民经营的主导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不到万不得已，农民们是不会轻易借贷的。在农业经营中，扩大再生产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积累，极少以举贷方式进行扩大再生产。农民举贷的情况一般是完赋纳税与自身生活急需，这一思想对以后的工商业经营，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汉代民间社会，对于工商业并不排斥，尽管政府一直倡导重农抑商，但工商业的高额利得是显而易见的。如《汉书•食货志》中晁错所言：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
因此，乡村民间便有这样的谣谚，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①
这种现象与政府的倡导截然相反，所以，两汉时期农村人口的改从工商，成为“游民”、“浮食者”，一直是困扰当政者的重要问题。
当然，中国古代的农民还是以土地为本，以农业经营为根，大部分农民还是牢牢地固着土地之上，一代又一代，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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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货殖传序》。
累起丰富的土地经营知识。这方面的经验，如《史记•货殖列传》所引：
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本。
《齐民要术•自序》亦引此谚，并诠释道：
李衡于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树，临卒死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吴末，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恒称太史公所谓“江陵千树橘，与千户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之种殖之不可已已也。谚曰：“一年之计，莫若种谷，十年之计，莫若种树。”此之谓也。
《齐民要术》还曾引汉时民谚：“顷不比亩善。”说明“多恶不如少替”，告诫人们不要广种薄收，而要精耕细作。这是中国古代农辨经验的核心所在，其意义，我们在第二章中已有叙述，就不再赘言了。不过，从这儿可以看出农业谣谚对农业经营经验的总结与传承的重要性。
二、“子欲富，黄金覆”与生产技术的流传
农业生产技术是一个日积月累、复杂丰富的知识体系，在纸张书籍流行于乡村之前，只有依托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交流与继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业生产技术谣谚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提纲挈领，将复杂的技术知识形象化为简明上口、颂的形式，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两汉时代，尤其如此。如西汉时代，流传着这样一则农谚：
子欲富，黄金覆。
短短的六个字，包含了小麦田间管理的许多内容，如《氾胜之书》所言：
麦生黄色，伤于太稠。稠者，锄而稀之。秋，锄，以棘柴耧之，以壅麦根。故谚曰，“子欲富，黄金覆。”“黄金覆”者谓秋锄麦，曳柴壅麦根也。至春冻解，棘柴曳之，突绝其干叶。须麦生。复锄之。到榆炎时，注雨止-候土白背，复锄。如此则收必倍。
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谣谚看，几乎覆盖了农副生产的各个方面，从土地与作物品种选择、田间管理，到农时把握，从种瓜种葱，到植树养马。应有尽有。
土地与作物品种选择之例，如“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与他作豆田”。前者《汜胜之书》曾引用之，《尔雅翼》卷一对此也有转录和诠释：
古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今小麦例须下田。故古歌有曰：“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
后者之本意，《齐民要术•小豆》曾云：
（种豆）美田亩可十石，以薄田尚可亩取五石。孙注云：谚曰：“与他作豆田。”斯言良美可惜也。
田间管理的谣谚更是多见，如汉初的《耕田歌》：
深耕既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鉏而去之。
这是一首流传甚广的田作谣谚，就连朱虚侯刘章也曾信手拈来，讽谕吕后之立诸吕，《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云：
高后立诸吕为三王，擅权用事，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为酒吏……（章）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
于是，刘章将此农谚说给吕后，吕后听后默然。田间管理的歌谚，又有“锄头三寸泽”，这是以锄田保墒。《齐民要术•杂说》引古谚云：
古人云：“耕锄不以水羊息功，必获丰年之收。”
又如；“温耕泽锄，不如归去。”这是讲耕与锄的要领。“耕而不劳，不如作暴。”这是讲秋耕的方法。《齐民要术•耕田》云：
秋耕待白背劳。孙注云：春既多风，若不寻劳，地必虚燥。秩田土㬎长劫反实，湿劳令地硬。谚曰：耕而不劳，不如作暴。“盖言泽难遇喜天时故也。
桓宽《盐铁论•轻重篇》曰：
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
再如“回车倒马，掷衣不下”，则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谷田管理的办法。《齐民要术•耕田》云：
稀豁之处，锄而补之。凡五谷唯小锄为良。良田率一尺留一科……孙注云，谚云：“回车倒马，掷衣不下。”皆十石而收，言大稀大概之收，皆均平也。
关于农时把握的谣谚也很丰富。如关于播谷时节的有“欲得谷，马耳镞”。《齐民要术•种谷》云：
凡种谷，雨后为佳。遇小雨宜接湿种，遇大雨待秽生。春若遇旱，秋耕之地，得仰垄待雨，夏若仰垄，匪直荡汰不生，兼与草秽俱出……苗生如马耳则镞锄。孙注云：谚曰：“欲得谷，马耳镞。”
关于种黍时令的有“椹离离，种黍时”。《齐民要术•黍穄》云：
（黍穄）三月上旬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五月上旬为下时。夏种黍棒与植谷同时，非夏者大率以椹赤为候。孙注云，谚曰：“椹离离，种黍时。”
关于穄黍的收割时节，有“穄青喉，黍折头”。《齐民要术•黍穄》云：
刈穄欲早，刈黍欲晚。孙注云：穄晚多零落，黍早米不成。谚曰：“穄青喉，黍折头。”
关于种豆时节的谣谚有“立秋叶如荷钱犹得豆静。据《齐民要术•小豆》云：
小豆大率用麦底，然恐小晚，有地者常须留去岁谷下以擬之。夏至后十日种者为上时，初伏断手为中时，中伏断手为下时，中伏以后则晚矣。孙注云：谚曰：“立秋叶如荷钱，犹得豆办者指谓宜晚之岁耳，不可为常矣．
关于种麻时令的谣谚有“夏至后，不没狗”、“但雨多，没橐驼”、“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借纷，等等。《齐民要术•种麻》云，
（种麻）夏至前十日为上时，至-日为中时，至后十日为下时。孙注云：“麦苗种麻，麻黄种麦”，亦良候也。谚曰：“夏至后，不没狗。”或答曰：“但雨多， 没橐驼。”又谚曰：“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待。”言及泽急，说非辞也。夏至后者，匪惟浅短，皮亦轻薄。此亦趋时不可失也。父子之间尚不相假借，而况他人者乎？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令把握上，阴阳家们立下了许多禁忌，连《氾胜之书》亦言：
小豆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
而乡间百姓却不听信这一套，他们从生产实践得出了“以时及泽．为上策”的经验，对此，《齐民要术•耕田》孙注曰：
《史记》曰：“阴阳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从之。谚曰，“以时及泽为上策。”
这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种植业、畜牧业及其他剐业生产的谣谚也很流行，关于畜牧业的有“羸牛劣马寒食下行”，“旦起骑谷，日中骑水，”①这都是养牛马方面的，关于副业生产的谣谚，有制酱谣谚“萎蕤葵，日干酱”，有齑脍谚：“金齑，至脍。”②关于植树谣谚：有种植时令的“正月可栽树”；有榆树种植的：“不剥不沐，十年成毂。”③关于瓜菜种植的谣谚，有种瓜谚：“种瓜黄台头”；掐葵翦韭谚，“触露不掐葵，日中不翦韭。”种蒜谚，“左右通锄，一万余株。”种韭谚：“韭者懒人菜。”种葱谚，“葱三䪥四。”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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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齐民要术》卷六。
②《齐民要术》卷八。
③《齐良要术》卷四、卷五。
④《齐民要术》卷二、卷三。
后 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的原型，是我两年前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两汉乡村社会研究》。两年来，我又重新网罗史料、调整框架，把视角扩大到了两汉乡村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补入了一批新的内容，形成了这部《两汉乡村社会史》。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得到了导师田昌五先生的精心指导。从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框架到具体写作，一直到以后的修改、补充，都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血，另外，我还得到了杨向奎先生、何兹全先生、安作璋先生、孟祥才先生、乔幼梅先生的热情帮助与赐教，这是我铭记难忘的。
在这部书稿付梓之际，我不禁想到了仙逝多年的陈连庆教授。十五年前，初出茅庐的我，负笈北上，师从陈先生。先生为我确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汉代农民家庭》，这实际上是我研究两汉乡村社会的起点。十几年来，我做了这样那样的研究课题，也写了诸多方面的文字，但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是我努力的一条主线，正因为此，我的博士论文才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所以，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学术研究的启蒙老师陈连庆先生。
两年光阴，匆匆又匆匆，但对于在故纸堆中的跋涉者来说，却是那么艰辛、漫长。当我将这艰辛而漫长之后的收获奉献给学界与广大读者时，心中却忐忑不安。我由衷地期望能得到师长同仁以及各位读者的批评、赐教，恳请大方之家，有以教我。
最后，对于鼎力支持拙作出版的齐鲁书社，我要致以特别的敬意，是他们对学术与文化的扶持才使拙作得以顺利出版。
作 者
1997年5月1日于山东大学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