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简介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生于明嘉靖五年（1526），死于万历十八年（1590） [255] 。他的祖父王倬曾经做过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做过右都御史。王世贞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官绅地主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他从小很聪明，记忆力特别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嘉靖二十六年（1547），他22岁考中进士，次年被任用为刑部主事，以后又升任刑部员外郎和郎中。由于爱好诗和古文，王世贞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组织的诗社，又经常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往来唱和，在当时的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王世贞从踏上仕途起，属于明朝廷内部比较正派的官员之列，同严嵩、陆炳等邪派势力存在着矛盾。在他任职刑部的时候，有一个姓阎的人犯了法，躲在锦衣卫都督陆炳的家里，王世贞不顾陆炳煊赫的声势，派人把犯人搜了出来。陆炳通过严嵩说情，也置之不理。他的好友杨继盛先后任过兵部员外郎和武选司郎中，坚持反对鞑靼俺答汗的进犯，在朝廷内部反对仇鸾、严嵩等人的误国专政，不失为当时一位正直的官僚。由于上疏揭发严嵩的十大罪，被下狱论死。王世贞立即挺身而出，给在狱中的杨继盛送汤药，替杨的妻子张氏起草讼冤奏疏；杨被杀以后，又亲自买棺收葬。王世贞这种见义勇为、不避权贵的举动，引起严嵩等人的不满。严嵩不仅两次驳回吏部提请任命王世贞为提学的建议，还设法加以谋害，只是由于次辅徐阶劝阻，才把王世贞调到山东青州去做兵备副使。
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严嵩借口世贞的父亲王忬在蓟辽总督任内同蒙古部族作战于滦河失利，怂恿明世宗将王忬逮回，论死系狱。王世贞得到消息马上丢官不做，从青州赶到北京，和弟弟王世懋每天到严嵩家里跪着哭泣，恳求设法解救。老奸巨猾的严嵩口头上答应帮助想办法，“为谩语以宽之”，实际上立意置王忬于死地。世贞兄弟见面求严嵩没有效果，又天天穿着囚犯的衣服跪在路旁，拦住达官显贵的车轿叩头求救。这些人因为害怕开罪严嵩，谁也不敢出头讲一句话。次年十月，王忬终于被杀。世贞兄弟扶榇回家，依制居丧三年。
穆宗隆庆元年（1567）八月，世贞兄弟伏阙上书讼父冤，得到大学士徐阶的帮助，恢复了王忬的官位。王世贞也因言官的推荐，先后出任大名副使、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太仆寺卿、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等职。万历四年（1576）迁南京大理寺卿，不久被给事中杨节劾罢。万历六年起用为应天府尹，又被劾罢。万历十二年（1584）起用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他称病不赴官。万历十五年（1587），和他关系较好的王锡爵秉政，起用他为南京兵部右侍郎，通理前俸得考满，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不久，御史黄世荣说他曾经劾罢，不当计俸，“据故事力争”。世贞见仕途艰险，被迫在万历十八年辞职回乡。这年冬天即去世，享年65岁。
二、王世贞的政治思想
王世贞出身于大官绅地主家庭，自己又长期为封建王朝服务，被人称为“三世大官”“世家九卿”。他本人也颇以此沾沾自喜。在他所著《皇明盛事述》中三处提到他的家庭，如在“三代三品九卿”条下有“先大父用检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先父民应公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而贞不肖亦忝南京刑部尚书”的记载；在“三代司马中丞”条下又记载“先大父以正德甲戌擢右副都御史；先父以嘉靖庚戌擢右佥都，甲寅转右副都，至右都、兵左侍；贞不肖亦以万历甲戌忝转右副都，与先大父前后相去六十年，俱转侍郎，皆兵部”。此外，在“父子尚书”条下也列进了他父子二人的职位。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排列他家中出现的“皇明盛事”，当然是很有点以此自傲。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三代贵显的地位束缚了他的思想见地，在他同民众之间画出了一道深不可越的鸿沟。
在他亲自编定的《弇山堂别集》一百卷中，把《皇明盛事述》（五卷）、《皇明异典述》（十卷）、《皇明奇事述》（四卷）放在最前面，不仅说明他非常重视这些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也说明他在明王朝已经日薄西山的时候还想用这些“盛事”“异典”“奇事”来粉饰太平。王世贞对农民起义是仇视的，斥之为“盗”“贼”；而对王守仁、张肖甫等人镇压人民起义却倍加歌颂。他写的《张司马定浙二乱志》 [256] 中说：“诛乱民利用速，诛乱卒利用缓，不佞窃或知之；速而能审，缓而能密，则非不佞所与知也。”在他看来，“乱民”“乱卒”都在当诛之列，只是在镇压策略上应有所不同。他自己任青州兵备道时也直接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博得统治阶级的好评。
另外，朱明王朝的统治力量急转直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斗争愈演愈烈，更给了他很大的刺激。王世贞在年近六十的时候写了一本小书，名为《觚不觚录》，内容绝大部分是谈朝廷、官府、士绅礼节方面的变化。王世贞正是从这种“大而朝典，细而乡俗”的紊乱和变迁中感到世风日下，看出明帝国统治的日渐衰微，因而“伤觚之不复旧觚”，处于无限感慨之中。例如，他记严嵩、张居正任首辅时，声势煊赫，不可一世，连家人也“衣冠跃马，洋洋长安中，势尤可畏”，大小官员都只称其字，不敢直呼其名，某些鲜廉寡耻的御史和给事中还同他们称兄道弟，互通婚姻。王世贞由此发出了“士大夫之体则已糜烂不可收拾矣”的叹息声。又如他谈到自己考进士时“不能攻苦食俭”，一年用了近三百两银子，同年当中有用度不到一百两的；而到他写《觚不觚录》的时候，一名进士的花费已经高达六七百两，“无不取贷于人”。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将来何以教廉”的质问。
王世贞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对那些以孔孟之徒自居的封建士大夫的荒淫无耻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在他所写的《札记》中有“阙里隆典”一则，针对成化中衍圣公孔弘绪奸淫乐妇四十余人、勒杀无辜四人，依法当斩，诏以宣圣故，削爵为民一事抨击道：“夫使贪纵放僻、败伦乱纪之人而称孔子徒，乳臭之人鲜衣怒马而后孔氏，而曰尊之厚之者，於乎，不亦舛哉！”他对明代宦官的专权以及厂、卫等特务机构的无法无天一贯表示不满。在《中官考》《锦衣卫志》以及许多笔记体的文章中，用大量事实说明了宦官、厂、卫在明代政治中的地位和演变，揭露了他们的罪恶活动。在《中官考》的序言里，王世贞叙述了历代和明兴以来宦官乱政的主要事实，指出明代各朝宦官中“灼然称贤”者“百不能一”，“而（王）振、（刘）瑾、（曹）吉祥、汪直之类至不可胜数云”，目的是证明宦官“不可恃也”。他还专门写了一本揭露宦官乱政的书，名为《阉寺小纪》，其序中说：“今夫司礼，阁辅也；内官，冢宰也；御马，司马也；御用，司空也。总营务、备留守则先公侯，填守巨藩并抚帅行事而加重焉。蟒玉珍珥列而不异，甚或骑禁中郎勋辅之首，天子体貌于素者列署必让。处则如鼠，出则类虎，黔首哀蹙，有司谁何？夫使獭哺鱼、鹯卫雀为利鱼雀哉！”在《锦衣卫志》中，王世贞也说：“呜呼，锦衣一禁校耳！其领宿卫则光禄勋也，刺奸则司隶也，至炳而分将相任，极矣！一重于纪纲，再重于钱宁，三重于陆炳。其究乃位师保，参纶綍，不亦殆哉！”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王世贞，敢于对手握大权、横行一世的宦官集团以及在这个集团控制下的特务机构——锦衣卫进行毫不含糊的斥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王世贞看到了明帝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预感到大规模的斗争可能爆发。他忧心忡忡地说：“夫虏与倭乱我者，非欲有我者也。忧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机不在将帅，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呜呼，亦未如之何已。” [257] 又说：“燕赵秦晋齐鲁周楚之郊，其为侠结纳亡命习射骑陆博报仇者不可纪也，铸山煮海夜出而晨归者不可纪也，习妖书为妖服以妄希富贵者不可纪也。一旦而有豪喜乱者倡之，不旬月而数十万人可立受事于麾下，鼓行而前，谁为坚者？指淮漕则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则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则天下之根本摇，指汴洛则天下之矛钤集。我欲抽北兵而虏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发诸夷而诸夷玩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夫以天下全盛之势而举事一不当，而豪杰得以窥其间。吁，可畏哉！” [258] 透过这类文字可以看出，王世贞对于明王朝业已危机四伏是有清醒认识的。
正是由于他一方面对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能够继续统治下去，因此很自然地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政治观。他希冀通过一番改革，抑制权贵和太监的气焰，打击贪污腐化现象，借以澄清吏治；同时对国家的一些制度加以整顿，稍微减轻一点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从而缓和社会矛盾。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提到王世贞曾经说过：“予心服江陵（张居正）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同书在另一个地方又记载了王世贞对张居正的评语说：“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许多史籍都记载张居正同王世贞的关系并不好，张秉政期间王世贞也受到压抑，在张居正改革被万历皇帝全盘推翻之后，王世贞能够说出这样的公道话，不仅表明他的心胸比较开阔，也证明他在思想上是同情和支持张居正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的。
王世贞在著作中经常为朝廷提出一些改革性建议。在《处宗室策》一文里，他针对朱元璋的龙子龙孙螽斯日蕃，“虽尽大农之赋不足以养之”的情况写道：“亲王于常禄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以至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资送、导从之费不与焉。愚尝得宗正籍观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见存者一万余人，今又十余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当为二万人也。又十余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当为四万五千人也。酌禄之中，人各得禄五百石，益万人是益五百万石粟也。天下有益禄而无增田，吾不知大司农何以应之，是重敝民也，民贫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与也；官又为厉禁，俾不得从农商之业，其贤者又不得偕寒士从有司之荐，蒙虚名而鲜实利，故至并室而雉经者有之矣，易名姓而为所不可为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上诚欲惇亲亲，不以吏事困之，则请姑置其近者，请自将军以上少裁其禄数而务其实惠，中尉以下则请毋赐爵禄而宽其禁，使其贤者得与寒士角长而受仕，其不肖者从事于南亩，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与焉，庶乎其犹有支也。”在《同姓诸王表》序言里，他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并且引用《易经》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来说明只有因势而变，才“庶几可以展转而支百年”。这种要求统治者进行一些枝节的改革，稍微减轻一点对农民的榨取，使制度能够延续下去的建议，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政治观。
三、以国史自任
在人们心目中，王世贞首先是以文学家见称的，但这并不是说他在史学方面的才能和造诣就不为世人所知。相反，在他生前和身后，除了个别人持反对态度以外，差不多一致肯定他是少有的史才，认为他对“国史”（即明史）下的功夫是很深的。据沈德符说，有人问大学士徐阶，当严嵩打算陷害王世贞的时候，他为什么那样竭力营救？徐阶回答道：“此君他日必操史权，能以毛锥杀人。一曳裾不足锢才士，我是以收之。”在王世贞去世以后，享有盛名的文人陈继儒还说“予尝谓吾朝有两大恨”，其一为“王弇州负两司马之才，若置之天禄、石渠，而以（汪）伯玉诸子为副，其史必可观，而老为文人以殁。皆本朝大恨事也”。万历年间大学士陈于陛奏准开史局纂修国史，也有与王世贞“生不同时之恨”。为《弇山堂别集》作序的陈文烛（玉叔）甚至奉之为“千秋轶才”，以其“不得一登史馆”引为憾事。这些都说明王世贞在史学上的才能和对明史的研究是一贯为人所称道的。
从少年时代起，王世贞就对本朝掌故旧闻怀有浓厚的兴趣，立志要写一部当代史。他自己曾经多次谈到这一点：
老人（王氏自称）束发入朝行而尝窃有志矣，故上自列朝之汇言、累朝之副草，旁及六曹九镇畿省之便利要害，大家委巷之旧闻，文学掌故之私记，皆网搜札录。有志而未成，而惜乎予老矣！ [259]
予自舞象之岁，慨然有意用世家故列戟齿荐绅，然僻伏海滨，艺文凋谢，见乡里父老便揖拜询故事，多朴农，茫无所答，愧之。稍长取荐，往来南北都会将五六，渐以益习，时时从广座聆客议，或收拾断烂邸报、家乘编之。 [260]
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盖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从故相徐公（徐阶）所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窃亦欲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合遗响，庶几昭代之盛不至忞忞尔。 [261]
王世贞为什么要立志写一部当代史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同明代史学状况有关；二是他本人的重今思想。
同历代相比，明代的史学是略逊一筹的。朝廷除实录外别无国史，历朝实录不仅在编纂上有很多掩回的地方，而且由于它是金匮石室之藏，外人难以看到。而私家命笔又往往道听途说，蓄意猎奇，以致谬误百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就是指的这种情况。王世贞对此深有感触，不满于史事的缺略和失实。在《国史对策》一文中，他写道：
夫明兴其治统政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于史抑何湮略弗振也？夫金匮石室之，度非草茅所与闻，然往往传之荐绅云。革除靖难之际，其笔不能无曲与讳也，输款而美其知义，抗节而诬其乞哀。乃至英宪孝之际，秉如椽者陈庐陵（陈文）、刘博野（刘健）、焦泌阳（焦芳）之辈，往往鸱张其臆，一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责阙供于仁孝之里，诋掠金于戡定之臣，将何所取衷哉？野史亡虑数十百家，其在朝者修隙而灭其公是，逞己而欺其独非；在野者剽一时之耳而遂为目，信它人之舌而用为笔，则又不可信也。家乘稍具生平世系、迁转履历而已，要之罔非谀墓者，改事之非而称是，略人之美而归己，则又不可信也。 [262]
在《弇山堂识小录》序言里，他又一次指责了实录、野史、家乘的不足信，表达了自己有意于创作一部当代信史的愿望：
故事山陵毕，下翰林臣修实录。已上，取稿焚之，其稿固称焚，往往流传人间，然不过举诸曹之故牍，而翰林先生以意纡是非者踵相接也。诸琬琰所载谀墓之辞亡非贤者，大要以位或子孙差高下耳。而稗官小乘类出迁人畸畯手，修怨之音与耳传之半之，舜纂尹诛何以异于齐东之野、汲之冢也。然则天下遂无史哉！余谬不自量，冀欲有所论著成一家言，卒卒未果。
王世贞的立志撰修当代史还同他的重今思想有密切关系。在古与今的关系上，他认为博古是为了通今，反对那种食古不化的腐儒。他说：“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于今也，古则何有？我以古而诮人，人亦以今而诮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牺尊兽壘，窾识奥奇，文画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则不若敝釜瓦缶之便。何者？适于用也。由古道无变今俗，然则通今之士可少哉！”正因为他对古与今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勇于以国史自任，通过当代史事的叙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王世贞，亲眼看到整个封建统治的日趋腐败，明王朝统治力量的江河日下使他触目惊心。他汲取孔子“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的意思，想通过著作当代史对时事加以针砭。陈文烛为《弇山堂别集》写的序言中就曾经说，王世贞“目击朝家掌故犁然有慨于心，不容不置一喙。乃又以流祸隐忧，故自黼扆以至貂珰，美丑悉陈，无所衮钺，以俟夫后世君子，同心者易寻，吹毛者难见。顾其中藏三尺之严，毫不可夺，不亦隐而直乎”，点明了王世贞作史的用意。
为了著述当代国史，王世贞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他不仅从历朝实录和档案文书里抄录了大量史料，对于有助于考核和补缺的野史、家乘等无不兼收并蓄，还非常注意通过访问和朋友言谈采集有用的材料。作为准备工作，他编出了几本资料书，主要有：《明野史汇》，一百卷；《皇明名臣琬琰录》，其中不仅搜罗了许多官僚的家乘，连“武弁、中珰之贵者与布衣之贤者”也包括在内，数量是“人以千计，卷亦过百”；《天言汇录》，是王世贞所抄明历朝皇帝的手诏和口谕。此外，笔记体的史著尚有《国朝丛记》、《札记》、《觚不觚录》、《阉寺小纪》、《戚武梼杌》、《丁戊小识》（增益后改名为《弇山堂识小录》）、《少阳丛谈》等。在收集、整理和考核材料的过程中，王世贞对史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仔细地加以甄别，写成了《史乘考误》十一卷，前八卷是考二史（实录和野史）之失，后三卷考家乘之误。在这样严实的基础上，王世贞才着手撰写一部纪传体的当代史。到万历十六年（1588）左右，他已经年过六十，感到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庞大的任务已经不可能了，只好把自己在史学方面的著作加以整理，编成《弇山堂别集》一百卷 [263] ，交给金陵一个书贾刊刻成书。但是，这部书并没有包括他的全部史学著作，甚至没有包括他最有价值的一些史学著作，如已经写成的世家、列传、志的稿件以及像《国朝丛记》这样重要的笔记体史著。原因是这些著作中对统治集团指斥的地方很多，公开刊行可能引起麻烦。在他去世以后，他的生前友好担心他的遗著散失，都主张汇集发刊问世。最后经董复表整理，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成《弇州史料》一百卷，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 [264] 其中一部分如《皇明三述》《史乘考误》同《弇山堂别集》相重复，其余大多数是《别集》中没有刊行过的。
王世贞著述当代国史，成一家之言的抱负虽然没有实现，但他几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仍然非常可观。他所搜集、整理、考核的材料给后人研究明史以很大的方便。他写成的一些世家列传的稿件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后来纂修《明史》的人所继承。只要拿他的成品同清代明史馆所修《明史》对读，可以发现清修《明史》虽几经易手，仍然有不少地方采用了王世贞的遗稿。例如李善长等人的传记不仅在取材和编排上基本沿用了王世贞的文稿，许多地方连文字也一样，因袭的痕迹非常明显。他所编纂的志和专题考证也为《明史》的表和部分志的修撰奠定了基础。这说明王世贞实际上是纪传体明史的开创者。清修《明史》经过许多人长期劳动方才写成，而王世贞筚路蓝缕之功当然不能抹杀。如果拿清修《明史》来和王世贞的史稿做个比较，那么，在完整性、体例的严整以及用词的简练等方面，《明史》固然有它的长处；但就思想性而言，清修《明史》就比王世贞的遗稿倒退了一步，主要表现在王世贞对统治集团的揭露和指斥较多，而《明史》则掩饰多于揭露。
四、史贵直笔
上面我们谈到了王世贞立志撰修国史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实录、野史、家乘的失实，希望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写出一部当代信史。王世贞对统治集团的专横凶残、荒淫无耻和内部的钩心斗角做了深刻的揭露，揭发这些阴暗面却是为他的改良主义政治观服务，目的在于使统治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尽管如此，王世贞的据事直书仍然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通过他的劳动，整理和考核了大量史料，使我们更容易接近历史真相。
王世贞继承了我国史料直笔的传统，在大量收集史料的同时进行了严肃的鉴别。近人陈寅恪先生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修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这类弊病和补救之道，王世贞早已做了透彻的说明。在《史乘考误》的前言中，他对实录、野史和家乘的缺点曾经下过这样一个评语：“国史之失职者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翦野胜记》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核而遂书之，若《客座新闻》《庚己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骨谒金言耳。”在指出这三类史籍的缺点之后，王世贞也肯定了它们的作用：“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取长避短，是可以弄清历史的真相的。
他自己写的历史著作特别注意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把涉及的历史事实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史学家要如实地写作本朝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既要忠于事实，就不免触犯统治者的忌讳，有被加上“大不敬”罪名，身遭屠戮、书被禁毁的危险。因此，在封建君主的淫威之下，正直的史学家要想写出一部本朝信史，不仅需要具备正视事实的勇敢精神，而且需要掌握巧妙的表现手法。王世贞就是基本符合这种条件的史学家。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明代最高统治者的滥施淫威和失德败度都特别引人注目。王世贞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为了把君主们和御用学者们竭力掩盖的历史场面记录下来，采取了不同的表达方法。对于一些不言自明的事件，他只是据事转录，不做任何评论，让读者自己去思索。例如，在《国朝丛记》中有“进表笺儒学官以诖误诛”一则，记载了洪武年间各地儒学官员代府县官起草表笺时用了“建中作则”“藻饰太平”“体乾法坤”“遥瞻帝扉”“拜望青门”“圣德在秋”“永绍亿年”“天下有道”“式君父以班爵禄”等文句，就一个个人头落地。表面上作者只是客观地叙述，没有附加自己的意见；然而他把这类被太祖实录讳避的事实和盘托出，实际上就揭露了洪武年间大兴“文字狱”的事实，斥责了朱元璋的猜疑和凶残。他曾利用任职的方便从南京法司和教坊司中把永乐年间屠杀和凌辱建文朝臣的圣旨抄录出来，使明成祖毒虐异己的狰狞面目公之于世。其中如吩咐将练子宁的亲属五百余人内“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如令将谢升之妻“韩氏送淇国公（丘福）处转营奸宿”。又如茅大芳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奉钦依：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几百年以后，鲁迅先生从《弇州史料》里读到这些材料时还不禁叹息说：“这是何等残酷的圣旨！”在《国朝丛记》中收录了明武宗的一个敕文。敕文说：“我在宣府家里等处住坐，暖衣饱食，身闲心乐，欢喜自在。见今在京内外答应不许将不要紧大小冗事及泛言等文书并懒惰躲滑失误供事激恼朝廷，惹我生气生恼。……如违重治不饶。”王世贞运用立此存照的办法把朱厚照的嘴脸传达出来了。
对于一些统治者做了“定论”的问题，王世贞则采取婉转曲折的笔法，在字里行间把事情的真相透露出来。他对于李善长之死的描写，就很值得玩味。按王世贞的本心是肯定李善长并没有谋反的，在所写《札记》里明确指出：“於乎，休哉，李韩公之功大矣，而不终也！其人非反也，不善避功也。”可是在李韩公传中他不敢公然提出自己的看法，于是用了隐而直的笔法：“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状，上亲临鞠。狱具，谓惟庸尝以兄女妻善长弟存义子佑，相表里为威福。其定远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笋，水溢数尺，三世冢皆夜有光怪烛天。而数以事见督上，遂起邪谋。诱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使出招士马为外应。间与存义谋、始图之善长。善长大惊曰：‘尔何言为者，宁欲尽灭九族耶！’存义惧，不敢应。居旬日，惟庸复谓存义：‘苟事成，尽捐淮西地王太师。’以语善长。善长心动，乃叹息起曰：‘吾老矣，惟尔等所为。’又旬日，惟庸□（来？），善长延之东西向坐，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惟庸自是与倭通，俾以精兵寓贡舶，挟诈害上，而掠库兵入海。上乃赐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死。时费聚已前死，群臣请并诛善长与吉安侯。上谓：‘……此吾微时股肱腹心，其勿问。’遂止诛存义，并赦祐。”
这段话是王世贞根据当时的材料写李善长的罪状，后面那一段关于胡惟庸同李善长见面的描写本来是有很大漏洞的。因为，以朱元璋的心狠手辣“亲临鞠之”，哪有鞠不出一点东西的道理，可见“款语良久”并非商量谋逆。朱元璋手定胡惟庸和李善长的罪案时，故意含糊其词，什么“屏左右”“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以设想，王世贞对这个漏洞是看得很清楚的，他照着朱元璋亲自制定的罪状去写，目的在于把朱元璋的空言罗织摆到读者面前。清修《明史》的编纂者大概也感到了这种罪状难以成立，处理方法却不一样：干脆把这条罪状删掉。这就无疑是为朱元璋掩盖漏洞。王世贞接着写李善长逃脱了第一次厄运以后继续为朱元璋效劳，特别点出“洪武之二十一年，肃清逆党，榜列勋臣，犹前善长”。这句话实在很重要。既然胡惟庸逆党已经肃清，李善长在勋臣榜中仍然名列前茅，可见不是“逆党”。《明史》又偏偏删掉了这句话。
关于李善长之死，王世贞是这样写的：“又二年所，善长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检饬其下。尝欲营第宅，从信国公和假卫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师敢擅发兵耶！’密以闻。……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于是御史上书论劾善长，上复为捕存义之子佑、伸置狱。狱具，谓惟庸初为宁国令，善长荐之，起为太常寺卿，以黄金三百两谢。及惟庸反谋定，善长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从，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复以西域古剑、白玉壶、玉刻交龙蟠桃酬善长。群臣奉请诛善长，不许，仍手诏慰谕之。召诣奉天门与语开创艰难，为流涕。至右顺门，谓群臣：‘太师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师心。’群臣固言：‘善长反状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长大恸曰：‘臣诚负陛下恩，无面目见群臣。’归而自经死。”王世贞在这里首先指出李善长已经77岁了，老得连自己手下的人也管不住，哪能搞什么谋反？接着用“和探得上旨”五个字把问题的实质揭穿了：原来还是朱元璋的蓄谋！《明史》李善长传却把“探得上旨”和后面的“攘臂曰：太师敢擅发兵耶！”删去，变成“和密以闻”。这样虽然节省了几个字，就揭露事件的本质而言实在比王世贞差得太远了。
在写了李善长之死以后，王世贞又把解缙代王国用起草的为李善长诉冤的奏疏抄录了一大段，其中把李善长不至于谋反的理由说得淋漓尽致，几乎令人无法反驳。然后说朱元璋看了奏疏“虽不能用，亦不罪也”，仿佛是称赞朱元璋宽大，其实是说他心虚。传后的赞语中说：“其初狱抑何暧昧少证也。隐之十年而后发，发之后一狱辞视初十年而加详者，宁能使善长瞑也。嗟夫，王国用之疏可味也已！”算画龙点睛之笔。
王世贞并不满足于把最高统治者竭力掩盖的事实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他还往往情不自禁地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颇有一吐为快之慨。在《跋黄太常墓序》里，他写道：“当建文朝太常卿黄公子澄首用智囊故策，以敉宁宗社，不遂而死，以至参夷五宗，天下为之饮泣而不敢言，然固有笔之稗官者矣。……盖匹夫有必伸，而万乘有不能屈者，死是也。当公之于壬午也，知一死而已，知死而死则不死也。夫以人主之威，能寸析公之躯而不能夺公之志，能致辱于公之戚属而不能卒辱公之名。”在一则笔记中又说到永乐年间曾经颁布禁止收藏方孝孺手迹的命令，规定收藏者与方同罪。从那时到王世贞生活的时代已经过了160多年，学士大夫对方的手迹一直“宝之若拱璧”。从这件事情里，王世贞指出：“然则人主之威有不能尽伸于天下之贤者，可慨也！”在《题叶秀才为方氏遗裔复姓记后》一文中，他就永乐初年一个姓余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方孝孺的小儿子隐藏起来，使朱棣诛灭方氏十族的毒谋未能实现一事写道：“第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于意之外者，亦可想也。”在这些大胆抨击当中，王世贞歌颂了我国人民“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对至高无上的君权做了有力的批判。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
最后，谈一下王世贞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的实事求是精神。他在评论人物时能够注意全面地观察问题，既不掩饰他们的缺点，也不抹杀他们的功绩。以汤和为例，在清修《明史》中，我们看了汤和的传记得到的印象是一位忠厚长者，而在王世贞的笔下就不同了。他在《东瓯王世家》一文中指出汤和的战绩寥寥，“而其后乃爵上公、赠真王，骈蕃之锡，诸勋旧不敢望焉”。其故安在？答曰有三：一是“能与太师善长抗”；二是“上念天下承平无事，不欲诸将屡典兵，而和识其意，从容为上言：‘臣老矣，不敢称昼绣，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悦”；三是归故里之后“诸公侯犹不时遣镇各边及将兵讨伐，独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爱之且安之”。王世贞给汤和下的评语是“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信公谓矣”。讽刺了汤和的谄媚狡黠，也从旁暗示了朱元璋的猜忌。然而，作者认为只写汤和的短处是不够公平的，于是他在第一个按语后面又写了第二个按语，说：“余尝按行登莱海上及宦游吴越间，其父老历历指烽戍云：汤信公功不劘灭哉！微信公，吾其鲸鲵食矣！”把汤和领导修筑东南沿海防御工事对抗击倭寇侵扰的功绩充分地肯定了，才结束这篇传记。这种写法也是值得注意的。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3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