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万历野获编》卷四《二郡王建白》条。
[213]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四；《国榷》卷八十。《万历野获编》卷四说“顷者，建立皇太子诏内直许习儒业，入庠序登乡、会榜。于是天潢不亿始有升朝之望矣”。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四，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己卯册立皇太子及四王诏书内并没有包括这一内容，沈德符所记有误，又潘永季《读明史札记》中言“至庄烈帝时，始令宗室得应举入仕”，又失之过迟。
[214] 王士性：《豫志》。
[215] 谈迁：《国榷》卷九十三。
[216] 吕坤：《停止砂锅潞绸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五。
[217] 张怡：《闻续笔》卷三。
[218] 《汾阳县志》卷五《藩封》。
[219] 袁继咸：《日录》，见《六柳堂遗集》上卷。
[220] 《明史》卷七十七、卷一百二十一。
[221] 《明史》卷一百二十一。
[222] 陆釴：《病逸漫记》。
[223] 万历十五年《大明会典》卷十七《田土》。
[224] 《明史》卷七十七。
[225]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226] 《中州杂俎》卷一《地理一》。
[227]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二九二页。
[228] 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卷之六《食货下》四。
[229] 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卷之二《田赋》。
[230] 《堵文忠公文集》卷二、卷三。
[231] 郭正域：《江夏县田赋志序》，引自同治八年《江夏县志》卷八《艺文志》。
[232] 光绪八年《孝感县志》卷三《赋法》。
[233] 康熙《汝宁府志》卷之六《食货下》四。
[234] 叶向高：《靖减福藩庄田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
[235] 《国榷》卷八十八。
[236] 《国榷》卷八十八。
[237] 光绪《孝感县志》卷二十一下《艺文》。
[238] 康熙《濮州志》卷之二《田赋》。
[239] 堵胤锡：《直陈颠末疏》，见《堵文忠公文集》卷三。
[240] 李清：《明史杂著》，见《国粹学报》第六十六期。
[241] 《南疆逸史》卷四十八《宗藩》。
[242] 《石匮书后集》卷第五。
[243]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244]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245]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
[246]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七。
[247]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三。
[248] 《明英宗实录》卷二○○。
[249]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一。
[250]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一。
[251]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252] 《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八。
[253] 见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之十九《复辟》。
[254] 郑晓：《吾学编》卷十七《太傅于肃愍公》。《明史》也有类似记载。朱国祯：《皇明史概》记英宗事后也很后悔，“数叹息曰：好个于谦”。《皇明大事记》卷之十九《复辟》。
[255] 《明史》本传作死于万历二十一年是错误的，这里根据钱大昕撰《弇州山人年谱》。
[256] 张司马指兵部右侍郎张肖甫，是王世贞的好朋友；“二乱”指万历十年浙兵和市民之变。
[257] 《弇州史料》卷十八。
[258] 《弇州史料》卷三十《后集》。
[259] 《弇州史料》陈继儒叙中引。
[260] 《丁戊杂编》序。
[261] 《弇山堂别集小序》。
[262] 《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五。
[263] 据序文原为九十卷，大概是后来分成了一百卷。
[264] 现存《弇州史料》有两种本子，一种全本，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本子只有前集三十卷，后集四卷，共三十四卷。
[265] 本文系顾诚先生于1995年12月13日至16日参加在香港大学召开的“明史国际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未正式刊出。——编者注
[266] 清前期皇帝对明代君主和《明史》纂修事宜做过不少指示。例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二十七日谕大学士等“前者纂修《明史》诸臣所撰本纪、列传曾以数卷进呈，朕详晰批阅，并命熊赐履校雠。熊赐履写签呈奏，于洪武、宣德本纪訾议甚多。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绩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各克殚尽。朕亦一代之主也，锐意图治，朝夕罔懈，综理万几，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其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朕自返厥躬，于古之圣君，既不能逮，何敢轻议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扬洪武、宣德，著为论赞，朕尚可指示词臣，撰文称美；倘深求刻论，非朕意所忍为也。至开创时佐运文武诸臣各著勋绩，列传之中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则议论失平，难为信史。纂修史书，虽史臣职也；适际朕时撰成《明史》，苟稍有未协，咎归于朕矣。……前曾以此旨面谕徐元文，尔等当知之”。两天以后（二十九日）玄烨又面谕修《明史》诸臣：“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谬执私见，为一偏之论。”他特别提道：“又正德实录载午朝罢后，于御道得匿名文簿一卷，传旨诘问，百官皆跪于丹墀，时仆而暴死者数人，暍而病者尤众。夏月虽天时炎热，何至人多暴卒？且行间将士每披坚执锐，戮力于烈日之中，未闻因暑而致死。岂朝堂之上病暍若斯之甚耶！所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矣。”武宗是明代最荒唐的一个皇帝，玄烨以行间士卒披坚执锐于烈日之中来否定那些养尊处优的武宗朝臣被罚跪时间太久不可能中暑，本属比喻非伦，他真实的意思就是尽量避免揭露明朝君主。谈到崇祯皇帝，他定的调子是：“崇祯之诛锄阉党，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于太监，谓中官用事之故，乌得为笃论耶？”（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玄烨的这种深谋远虑可以说是他的一贯思想，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召见诸皇子、满汉大臣、科道官员时做了一篇总结性的讲话，其中说：“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为前代帝王剖白，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谈到他自己时说：“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由此可见，不了解清朝统治者对纂修《明史》定下的基调，就难以把握钦定《明史》立论的偏颇。
[267]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春正月癸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2051页。
[268] 洪武年间的几个大案，不是冤案就是极度扩大化。郑晓曾任礼部侍郎，精心研治“本朝国史”，著有《吾学编》，他在《今言》卷之二中写道：“国初，李太师、胡丞相、凉国公（蓝玉）诸狱未可知。惟曹贼反（指英宗天顺五年曹钦谋反），是实。”话说得很含蓄，却婉转表达了他不相信明太祖钦定的“胡党”“蓝党”两案。
[269] 《明史·严嵩传》基本沿袭了王世贞所作严嵩传旧文，见《弇州史料》；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270] 《万历邸钞》万历十六年戊子卷“复邹应龙原职”条，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381页。
[271]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九《华亭归田》。
[272] 《万历邸抄》万历十六年戊子卷“谪吏科都给事中张思外任”条，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423页。
[273] 近年来对严嵩的研究，苏均炜先生的《大学士严嵩新论》（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828页）、张显清先生著《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年版）都对有关严嵩的史料做了全面系统的搜集和研究（曹国庆先生的大作未获拜读），就材料而言，不大可能有足以影响评价的新发现。观点的差异在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严嵩本来是位矛盾性人物，着眼点不同，评价自异。本文只是简单指出，在嘉靖朝严嵩作为亲信大臣，他的主要作为都受到皇帝的制约。透过严嵩的荣辱即可对嘉靖一朝的政局有相当了解。清修《明史》把严嵩贬入《奸臣传》，是为了维护嘉靖皇帝的贤明形象。有一出京戏名曰《打严嵩》，邹应龙的唱词云：“金殿上坐的是嘉靖皇帝有道君。那一旁坐的是老海瑞，他本是我朝中尽忠报国、架海的金梁擎天柱一根。那一旁坐的是严阁老，他本是我朝中上欺天子下压臣，谋朝篡位、卖国的奸臣，他名叫严嵩。”邹应龙上本参劾严嵩父子时，海瑞任淳安知县，七品芝麻官而已，为之一噱。值得注意的是任情辱骂严嵩，而嘉靖皇帝则尊之为“有道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史》的不良影响。
[274] 参见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外戚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84页。
[275]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4页。
[276]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5页。
[277] 《明史》卷三百八十《奸臣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35页。
[278]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页。
[279]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八十《奸臣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45页。
[280] 弘光一朝的覆亡原因以及对马士英、史可法的评价，本文作者在《南明史》稿中有较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