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战役的意义还标志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这三点对清初历史的进程都是影响深远的。
（四）清军占领北京和畿辅地区
大顺军撤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并且一度采取了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等备战措施。但是，一两天之后，大顺军领导人决定主动放弃北京。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短期内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核心人物和残兵败将将成瓮中之鳖；加上城内居民眼见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状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伺隙而动。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 [115] ，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络绎不绝” [116] ，部分明朝降官也随军西行，表明大顺政权在当时尚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尔后局势的演变仍无定见。
清军旗开得胜之后，在山海关地区经过短暂的休整，即向北京进发。四月三十日晚，多尔衮在蓟州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财物。他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于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居住于劫后仅存的武英殿。一个多月以前向李自成俯首称臣的明朝官僚大部分又故技重演，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之下。
五月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地区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 [117] 追击的清军也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大顺军战败西撤、京师易手的消息传开后，畿辅、山东以及山西、河南部分地区的汉族官绅纷纷发动叛乱。他们或是设计消灭大顺政权派驻当地的军队，或是擒杀大顺政权委任的官员，其中尤以遵化巡抚宋权（投降大顺后仍被委任为遵化节度使）、山西大同总兵姜瓖叛杀大顺军镇守该地的制将军张天琳、山东德州官绅联络附近州县发动的叛乱规模最大。开初，他们因消息不确，以为大顺军是被忠于明室的吴三桂部打败的，往往以兴复明朝为号召，如姜瓖推明朝宗室枣强王朱鼎为主，德州等地官绅则奉明庆藩宗室朱帅为济王。不久真相大白，他们就步吴三桂的后尘，正式拜表归降清朝。
多尔衮进关初期是比较谨慎的，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着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118] 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曾任伪官”，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 [119] ，“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 [120] 。不久，又进一步规定：“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 [121] 即不问既往，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是明官还是顺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例如冯铨列名魏忠贤阉党，崇祯时期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后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任甘肃巡抚；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在大顺时期任两河巡按御史，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 [122] 多尔衮还多次命降清汉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故旧相率入朝的局面。自明朝中期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顺治二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奏言：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察署一空，班行落落。及圣主御极（指元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即位）以后，东西响应，多士云合” [123] 。这段话颇能说明清廷在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下所取得的成效。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 [124] ，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各照旧” [125] 。
多尔衮入京之初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迅速稳定了清廷在畿辅及其附近地区的统治，而且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五）清廷定都北京，制定统一全国的方针
顺治元年五月到六月，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为四分五裂的局面。大致而言，清方控制着辽东、畿辅和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区，拥有最强盛的兵力，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也很少失误。大顺政权管辖区包括整个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军事力量仅次于清军，但在山海关至畿辅地区连续失利后，不仅元气大损，政治影响也一落千丈，各地官绅的叛乱严重地危及大顺政权的稳定。以张献忠为首的大西军正处于收取四川的过程中，六月占领了重庆，军事力量虽很可观，但对全国局势的影响比较有限。五月初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是明王朝的延续，它的统治区基本上包括了整个南部中国，所辖土地、人口在各股政治势力中是最大的，兵员数额也最多，特别是江南财赋之区都在它管辖之下；然而由于弘光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比崇祯时期的明王朝更加腐败，文臣贪婪结党，武将跋扈殃民，早已丧失民心，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清廷在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之后，开初在总体战略上并没有定见。个别满洲贵族甚至主张“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多尔衮则以皇太极曾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为理由，不同意就此止步。 [126] 不过，多尔衮设想的移都北京以图进取，究竟能进取到什么程度，也心中无底。他的方针是“得寸则寸，得尺则尺” [127] ，并没有形成一统之规。六月初一日，即多尔衮进入北京仅一个月后，发布文告说：“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清（靖）万邦。……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 [128] 看来，多尔衮初期的意图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朝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转而对清廷代平“流寇”寄予莫大的希望。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以“联虏平寇”为基本国策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原因在于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宫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并不是仅靠“南朝”以“岁币”形式提供金银、绸缎等物所能解决的。降清的汉族官僚对此深有了解，例如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就曾上言：“西北粒食全取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 [129] 何况南籍官僚唯恐出现南北朝的局面自己将同故乡亲属两地隔绝。事态的发展也为多尔衮提供了决策的依据。自五月清军占领畿辅地区以来，除了在七月间发生过大顺军由山西反攻畿辅、占领井陉县城以外，南京的弘光政权连“收复”大顺军西撤后归属未定的山东、河南都没有采取过有力措施。以山东为例，顺治元年六月，清廷派明降臣王鳌永为户、工二部侍郎招抚山东、河南，以方大猷为山东巡抚，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济南等府。弘光朝廷却只在七月间派人到济宁宣读登极“喜诏”，把州库封存就回朝复命。清政府随即派员接管济宁。 [130] 弘光朝廷的软弱，使多尔衮终于认识到并不需要照搬金与南宋分国而治的历史模式，另走平定“流寇”，收取江南之路。
七月，清廷不费吹灰之力接管了山东全省和山西部分地区，又得知南方虽建立了弘光政权，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四镇兵马却只顾争夺江淮繁华之区，既无北上之心，也无西讨之意。于是，多尔衮在同月给南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的信中完全否定了弘光政权的合法性。南方官绅中除了个别人物（如章正宸）大声疾呼主要威胁来自清方，但当政大员无不以“联虏平寇”为锦囊妙计，八月间派出以兵部侍郎左懋第为首的使团前往北京同清廷讲好。清廷既然不承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乃通令沿途官员“不必敬他”。使团到达北京后，受尽了屈辱，“国书”被拒绝接受，连要求祭奠崇祯陵寝也遭禁止。携来的10万两白银、1000两黄金等财礼只换来一句话：“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了！” [131] 使团成员总兵陈洪范早已同清方暗中勾结，在他的唆使下，清廷拘留了正使左懋第、副使马绍愉，自己返回南京复命，实际上是充当清朝间谍。
清廷在畿辅及其附近地区的统治基本稳定后，六月间多尔衮同诸王、贝勒、大臣协议，决定移都北京。九月间，顺治帝从沈阳到北京，除了留下为数不多的官兵镇守辽东地区外，大部分八旗兵民都奉命携家带口先后移居北京地区。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北京再次举行即位典礼，宣告清朝已不是北方边外与中原王朝即敌体之国，而是代明而兴的天下共主。由于顺治皇帝年龄幼小，国家大事仍由摄政王多尔衮裁决。
三、在清军打击下大顺、大西政权的相继覆亡
（一）清军攻占西安和大顺政权的瓦解
清廷既然正式决策以平定天下、统一全国为己任，下一步措施就是消灭仍然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所谓“僭逆”政权。十月间，清军叶臣等部攻克太原，占领了山西大部分地区，从而解除了大顺军对畿辅右翼的威胁，进一步稳定了北京。然而，西北和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仍然在以西安为都城的大顺政权控制之下；整个南方差不多都以南京的弘光朝廷为正统；张献忠在四川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大西政权，由于在地理上同清方控制区相隔甚远，这时还不在清廷战略考虑之中。当时，多尔衮把统一全国看得十分容易。造成这种错觉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在过去的对阵当中，大顺军和明朝军队都不是敌手，清廷没有付出多大代价就从大顺政权手中夺得了畿辅、山东、山西；弘光朝廷的卑词退缩充分反映了这个政权的腐败无能，何况派回南京的奸细陈洪范早已夸下海口：“在南之左良玉、余永寿（按：当为于永绶）、高杰、金声桓、刘肇基、黄得功、刘泽清各拥重兵，皆可说之来降。” [132] 于是，多尔衮在十月下旬悍然下令分兵两路，同时并举：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摧毁弘光政权，平定江南；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西行，由陕北直下西安，扫平大顺军及其政权。这一军事部署很快就证明了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
大顺军自山海关战役失利后，主动西撤，在山西、河南虽留下了部分军队镇守，主力却收缩在陕西。进攻陕北的清军阿济格部除满、蒙部分八旗劲旅外，还有吴三桂、尚可喜两支汉军，途中又把宣府、大同两镇降兵尽数调集随征 [133] ，总兵力多达八万。如果多铎所统大军按原计划深入江南，两支重兵相距越来越远，不仅呼应不灵，而且畿辅、山西、河南等地清军留守兵力必然相当单薄。李自成在获悉阿济格部清军将进攻陕北时，担心镇守榆林、绥德地区的亳侯李过和高一功兵力不足，亲自带领大将刘宗敏、刘芳亮等率西京精锐北上，准备同清军在陕北决战。在此稍前，李自成为扭转大顺在山西、河南的颓势，曾经指示从山西临汾地区撤出的大顺军两万多人会合河南驻军反攻河南怀庆。战役从十月十二日开始，大顺军连续攻克济源、孟县。清军提督金玉和领兵出战，在柏香镇几乎全军覆没，金玉和与副将常鼎、参将陈国才等均被击毙。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治沁阳，清卫辉总兵祖可法带领部下士卒连夜赶往沁阳守城。多尔衮接到河南巡抚罗绣锦的紧急求援报告后，大为震惊，火速下令多铎所部大军由南下改为西进，先解怀庆之围，然后进攻潼关，与阿济格部南北合击大顺军。这样，大顺军发动的怀庆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却把清军主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了，从而使南京的弘光政权多延续了大约半年时间。
尽管弘光朝廷北使议和完全失败，并且得到了大批清军西出进攻大顺的消息 [134] ，然而却唯恐触怒清廷，不敢出兵黄河以北收取山东等地。朝廷内外文恬武嬉、钩心斗角的局面越来越严重，已经达到了无药可救的程度。被一些人大加称颂的史可法，是“联虏平寇”政策的忠实支持者，直到乙酉三月即他被清军擒杀一个多月以前，还在奏疏中说：“我之大仇在寇（指农民军），不寇是讨而敌（指清军）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愿。” [135] 他以大学士出任督师以来，奔走调停于江淮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四镇之间，好不容易说服了高杰，率部北上河南准备西进潼关“讨贼”，目的是借此向清廷表白南京的明廷也并不像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以免尔后谈判处在难堪的地位。不料高杰的军队进至睢州（今河南睢县），驻守该地的河南总兵许定国同清方接洽投降已定，并将其子许尔忠、许尔显送往黄河北岸清营为人质。顺治二年正月，高杰被许定国诱杀，部下乱成一团。史可法“讨贼”计划全盘落空，他赶往高营做了一些善后工作，回至白洋口（今江苏宿迁市境洋河）。当时，山东一带的清军并不多，不仅曹州满家洞等地的农民抗清活动喧嚣一时，士大夫中不忘故朝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知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效。每遇南来旅客，辄讯督师阁部所至。使斯时乘其锐而用之，数十万义士因粮于众，人自为战，大功可立也” [136] 。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时在史可法幕中，力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 [137] 。“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138] 正直大臣史可法都是这样畏清如虎，南京城里的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更是燕巢幕上，不知覆亡之将至。这就为清廷实现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从大顺政权来说，李自成调兵北上之时，原定进攻陕北的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等部却因迂道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部地方“索取驼马”，耽搁了时间，而多铎所率满蒙八旗、孔有德、耿仲明部清军在怀庆击败大顺军后，乘胜向潼关推进。李自成因此在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史料记载，他亲统大军北行途中，忽然在洛川县停留了十天之久 [139] ，说明他已经得到多铎部进追潼关的消息，只有等待何方吃紧再决定增援方向了。十二月十五日，多铎部进至陕州，在灵宝县境击败驻防的大顺军，距离潼关已经不远了。李自成才决定同刘宗敏、刘芳亮带领部队赶赴潼关，企图保住这个入陕门户。清廷对这场战役的重要性也有充分估计，十二月增派固山额真阿山、马喇希等统兵经山西蒲州增援，还调来了红衣大炮供攻关之用。
十二月二十九日，潼关战役开始。双方全力拼杀，大顺军屡次失利，仍于潼关口“凿重壕，立坚壁” [140] ，阻挡清军进路。战役持续到顺治二年正月十一日，清军以红衣大炮轰城，随即大举进攻；大顺军抵敌不住，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十二日，镇守潼关的巫山伯马世耀率部伪降，清军占领潼关。马世耀秘密派使者请李自成回军潼关以收里应外合之效，不料使者被清军巡逻兵擒获，搜出密信，马世耀及所部七千大顺军全部被杀。 [141]
潼关失守，进陕门户洞开；阿济格部清军也已进入陕北，他派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自己领兵南下西安。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知道已经没有力量保卫西安和陕西。他在正月十三日由潼关撤回西安后，立即决定放弃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转入湖广襄阳（这里曾是李自成的襄京，附近驻军有7万），另谋出路。十八日，多铎部清军占领西安。这时，李过、高一功所统陕北大顺军已被阿济格、多铎两部清军切断了退往西安同李自成亲自指挥的大顺军主力会合的通道。他们被迫放弃陕北，向西会合镇守宁夏、甘肃的大顺军取道汉中，于击败叛投清方的贺珍部的阻击后进入四川，然后顺江而下到达鄂西。直到李自成牺牲以后，顺治二年七月李过、高一功部才同原先随李自成东撤屡遭重挫的大顺军余部会合于荆州地区。至此，西北各地遂为清军所占有。
多铎部清军占领西安时，阿济格部正在陕北向西安推进的途中。多尔衮收到多铎的捷报，对阿济格的逗留无功严加斥责，命令他率部追击大顺军，多铎部则按原计划向南京进发。阿济格既被多铎抢了头功，自知罪责不轻，接令后不敢怠慢，率军猛追李自成。从顺治二年三月到五月初，阿济格部清军连续在邓州、承天（今湖北钟祥）、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地击败大顺军。李自成率军自豫西撤至襄阳、安陆地区时，所部兵马有十三万，当地驻防军七万。李自成计划攻取南京，凭借东南人力、物力与清军再决雌雄，因此他下令调集襄阳等四府驻防主力随军东下。守将白旺认为大顺政权经营该地最久，守御兵力也比较雄厚，若将主力调走，无异放弃襄、德、承、荆四府，后方毫无保障。在李自成的坚持下，白旺被迫率领当地主力随军东下。这一决策错误使大顺军的处境更加恶化了。首先，是阿济格部清军迅速占领了襄阳一带地区，大顺政权从此失去了自己最后的一块管辖区，而夺取南京与东南地区为立足点的计划也由于不了解多铎部正全力扑向南京根本无从实现。其次，辖地的全部丧失，必然导致中央和各级政权的瓦解，以前曾经为大顺立国出过力的士绅或被擒杀，或逃归故里，或革面降清，连位居文臣之首的丞相牛金星也完全失去信心，在大顺军放弃襄阳后同其子襄阳府尹牛佺投降了清朝。辖地的丧失又必然直接影响军队的后勤支援，对民众心理造成不可低估的混乱。这年三四月间，南明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为躲避东下的大顺军，以声讨马士英、阮大铖为名，扯起“清君侧”的旗帜，全师东向南京。行前烧杀抢掠，全城官民一空。李自成虽得武昌，清军也跟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 [142] 。刘宗敏、田见秀领兵出战失利，李自成无意留恋空城，引兵东撤。四月间在阳新富池口又被清军击败。同月下旬，清军趁屡胜之军威，在距江西九江40里处同大顺军决战，大顺军抵挡不住，被清军冲入老营，大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和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襄南侯以及许多随军将领的家属都被俘获。 [143] 五月初，李自成带领数万残兵败将改向西南撤退，准备穿越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大约在五月初四日，大顺军行至湖北通山县境，李自成带领二十八骑前行观察，在九宫山麓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李自成不幸牺牲。当大队兵马从逃出人员口中得知这一噩耗后，悲恸万分，“满营聚哭” [144] ，对通山县地主武装痛加扫荡，然后经江西宁州（今修水县）等地转入湖南平江、浏阳一带。
从顺治元年四月到次年五月，大顺军独立承担了抗清斗争的全部重担。大顺军节节败退，一蹶不振，至顺治二年四月，已经丧失了全部辖地。李自成突然被害又没产生众望所归的继承人，大顺政权不复存在了。陷于群龙无首状况下的大顺军余部在隆武时期参加了联明抗清的行列，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
（二）大西政权在四川的统治和败亡
崇祯十六年冬，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占领着湖南省和江西袁州、吉安两府，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权。这年十一月，张献忠突然决定放弃湘、赣，率部经湖北荆州、夷陵溯江入川。大西军主力的转移，使湖南和所占江西州县重新落入明政府之手。
张献忠的决策进军四川，实行战略大转移，同他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判断有密切关系。如同许多明朝官僚的估计一样，他也认为陕西官军被李自成起义军全部歼灭，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代之而兴的将是大顺帝国。长期独立作战并且建立了大西政权的张献忠，不愿甘居人下，向李自成俯首称臣；何况原先各领一部的罗汝才、贺一龙归附李自成后均被杀害，也增加了他的疑虑。于是，他根据自己过去转战四川的经验，看中这块北有秦岭之峻、东有三峡之险的地方，军事上易守难攻，加以物产丰盈，素称天府。占领四川，既可以在较长时间里维护自身独立性，又可以待机行事，或北取汉中入陕，或顺流东下湖广。当时的四川，明王朝的统治也已日薄西山，活动于川东、川北的“摇黄”十三家 [145] 使四川官军疲于奔命，正如大西军进川时一个明朝地方官员所说：“川非无兵，为摇黄折尽。” [146] 崇祯十四年彭县人民自发的“打衙蠹”又迅速地蔓延到川西各地，性质也由反官衙吏役扩大为“除五蠹”：“一曰衙蠹，谓州县吏胥快皂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者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谓缙绅家义男作威者也；五曰学蠹，谓生员之喜事害人者也。” [147] 这说明四川人民已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整个官绅贵族阶层，从而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大西军正是在这样的有利时机大举入川的。
当大西军途经湖北荆州、夷陵时，原先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是以老回回马守应为首的起义军。马守应是“革左五营”首领之一，在罗汝才、贺一龙被李自成处死以后，他一直对李自成怀有戒心，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张献忠率部来到该地，正值马守应病死，他的部下投入大西军，随同入川。崇祯十七年二月，大西军渡过了三峡天险，占领了万县。由于两岸悬崖陡壁，人烟稀少，很难筹集粮草，饿死的人很多；加上明将曾英的阻击，初期进展相当缓慢。六月初八日才攻克涪州（今涪陵），然后分兵两路进攻重庆。二十日，占领重庆，处死明瑞王朱常浩 [148] 、前任四川巡抚陈士奇等。在该地略事休整后，张献忠留下部分军队防守，即挥师向省会成都前进。
正当大西军攻占重庆，进军成都的时候，李自成在北京时任命的四川节度使黎玉田、怀仁伯马科也带领一万兵马由汉中入川。七月，大顺军占领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市）。八月初一日，进占顺庆府（今南充市）。 [149] 龟缩于成都城中的明朝蜀王朱至澍和四川方面大员面临着大西军西上，大顺军南下的严重局势，已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朱至澍企图携带宫眷财宝逃往云南，地方官担心蜀藩一逃，人心涣散，加以阻止。成都居民讹言四起：“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 [150] 惶惶不可终日。八月初九日，大西军攻克成都。蜀王和巡抚龙文光、总兵刘佳胤等自杀，其他官僚叩头纳降。张献忠于占领省会后，随即派遣部将分别统兵收取各府、州、县和土司，“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 [151] ，不久就平定了四川大部分地区。
然而，大顺政权任命了管辖全省的四川节度使，并且出兵占领了川北，尽管是从明朝官员手中接管的，但在张献忠看来，这无疑是同他争夺四川。在盛怒之下，他决定诉诸武力，出动大批军队把大顺军赶出四川。绵州一战，大顺军兵败撤离四川，张献忠把州名改为得胜州以示庆祝，并且乘胜进攻陕西汉中府，被大顺军击退。大顺军同大西军在川北和汉中地区的兵戎相见，正好发生在李自成从北京败回西安以后，清廷已成为汉族各股自主政治势力的共同敌人。在这种时候，农民军两大巨头的失和，直接影响到尔后形势的发展。顺治二年正月，李自成保卫陕西之战，自然不能指望张献忠出兵相助；战败以后也没有退入四川同大西军会合共同抗清，终至辖地全失，走死通山。对大西军来说，陕西既为清方占领，自身也失去了屏障，直接处于同清军对垒的孤立地位。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集团不可能没有内部矛盾。然而，像清兵进关以后，汉族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以至自身内部的激烈冲突，无疑是导致他们同归于尽的重要因素。
大西军占领成都以后，在这里重新建立了大西政权的中央机构。张献忠入川之初自称大西国王，发布文告用大顺政权的永昌年号。 [152] 同李自成决裂以后，他即位为大西皇帝，改年号为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在四川重建的大西政权远较湖广时期完备。中央设立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分掌政务；地方有巡抚、道、知府、知县等官。立国之初，张献忠原意是“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 [153] ，因此很注意延揽四川本地人才，争取官绅文人的支持。左、右丞相和六部尚书中四川归附人士各占一半；地方文职官员基本上是就地取材，以川人治川事。为了网罗人才，笼络人心，张献忠还一再开科取士，考试内容改八股为策论；入选士子由吏部授官。另外，张献忠又对各地士子严加控制，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由各州县起送参加科举，父兄如果阻挡子弟赴试要受严厉惩治；“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 [154] 。这种政策体现了张献忠对当地士绅既予争取又加防范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西政权的性质正处于演变之中，也同大西军入川前当地“五蠹”为害的社会背景有关。
在军制上，大西政权分设了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正规军称为皇兵，主要是大西军的老部下，承担出师征讨等重任；地方武装称为里兵，“按户口佥派，三丁抽一”，负责本地城防，维持治安。 [155] 正规军共四十八营，以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当时都随献忠姓张）等分别统率，镇守或分巡各州县。此外，还有留守西京的御营。各营兵马和里兵都辟有教场，定期操练。
为了防范地主官绅叛乱，张献忠在四川实行严厉的政策。针对民间以朱明王朝为正统的沿袭观念，他入川之初就下令：“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156] 史料记载蜀藩后裔被搜杀的有几万人。 [157] 大西政权还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中居民不论老幼男女，一切入籍，不能遗漏一名” [158] 。西京的城禁更是森严无比，出入城门都要邻里具保，领票验收；还派出缉事兵丁便衣巡逻，以防不轨。
大体而言，大西政权在政治军事上有一套治理办法，在经济上却始终没有找到一种适合当地情况的对策。明王朝实行的按土地、人口征派赋役的制度被废除了，新的财政措施并未建立起来。张献忠入川以前部众经常流动，所占地方旋得旋失，兵员和政权所需钱粮物资采取没收贵族、官府、乡绅财产和四处打粮的办法就地解决。入川后，基本沿用不改。 [159] 这种依赖没收和打粮来解决几十万大军及各级政权需求的办法，短期内固然可以应付，但没收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打粮又必然导致生产萎缩，经济凋敝，以至民心不满。经济上的无章可循同张献忠以“巴蜀为根”的愿望不啻是南辕北辙。清军进川以前，大西政权面临的局势已经迅速恶化，这同大西军领导人未能制定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政策有一定关系。大西政权对于商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定鼎成都以后铸造了大顺通宝，铜料与制作均臻上乘，颇能取得民间信用。当时四川人士曾记载地方百姓相率“入营贸易” [160] ，可见正常商业仍在进行。
大西政权在四川的统治经历了一个兴衰过程。入川初期正值明朝覆亡，四川官绅士民无所适从，于疑惧之中寄希望于大西政权。即如史籍所载：“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遑。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 [161] 各府州县“文臣武将，卖降恐后” [162] 。大西政权执法虽严，并不随意杀人，地方还比较安定。顺治二年春天以后，大西政权的处境日益恶化，逐渐形成统治危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颁诏四川，策动地方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大西政权；二是张献忠在平定官绅叛乱时殃及无辜，丧失了民心。弘光朝廷自封正统，当权人物既以偏安江南为宗旨，在他们看来四川毗邻云贵、湖广，势居上游，乃必争之地。由于它无力出兵“收复”四川，就采取封官许愿方式，任命了一批在当地士绅中享有威望的在籍官僚，联络旧部和宗法势力与大西政权为敌。如以巴县人旧辅王应熊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地方，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163] ，敕书中规定“蜀将悉听调遣，文武官吏、汉士兵惟卿用之” [164] ；又以宜宾人樊一蘅为川陕总督，“皆委以恢复之任，号召诸路官兵义旅，响应云合” [165] 。这些明朝故官旧将既受新命，立即派员四出活动，收集散兵游勇，网罗地方官绅，授予文武官札。在他们的组织和策动下，四川各地的反动势力日趋猖獗。顺治二年春，明总兵曾英部攻占重庆。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统兵数万企图收复该城，被曾英击退。此外，明将王祥占据綦江，杨展盘踞黎、雅，马应试据守叙州（今宜宾）。南明督师大学士王应熊坐镇遵义，联络各部，把川南变成了颠覆大西政权的主要基地。在顺庆（今南充）地区，明朝举人邹简臣“潜与顺庆豪杰倡义，建中兴赤帜于江浒，数日众至十余万，军声大振。贼卷甲遁，恢复顺庆十余城” [166] 。明松潘副将朱化龙也在川西“敛兵自守”，伺机而动。大西政权控制区不仅不断缩小，而且辖境内的官绅地主常常趁大西军主力调往他处时发动叛乱，即所谓“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 [167] ，“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 [168] 。局势的恶化竟发展到“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 [169] 。弘光朝廷利用四川官绅在当地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对付农民军，推翻大西地方政权，使大西军的处境日趋困窘。
面临逐渐恶化的局势，张献忠采取的手段是派出大军四出扫荡，加强镇压。然而，狂热的报复心理驱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分顺逆、滥加屠杀的歧路。他看到官绅地主是反抗大西政权的主要力量，而读书士子一般出身于这个阶层，就在顺治二年十一月，假称举行“特科”，命令各府州县把生员全部解送成都参加考试，大体到齐后一声令下把送来的五千多人杀害于大慈寺。 [170] 辖区内官绅、地主子弟大批被杀，势必加深他们的父兄亲友对大西政权的仇恨。由于大西政权委派的地方官员经常在叛乱中丧生，张献忠又迁怒于当地居民，发出了“除城尽剿”的命令，分遣军队前往州县搜杀百姓。最后连西京成都的居民也不放过，一概视为“该杀该死之反叛”，除官员家属外“一律杀绝” [171] 。这种以地域观念视当地居民为敌的平叛方针，必然导致自身的极端孤立。八月，张献忠在四川站不住脚了，干脆放火把锦绣蓉城化作断垣残壁，跨上马背，另寻出路。
抛弃成都以后，大西军向何处去？北面的陕西，东面的湖北都已经属于清廷。大西军虽然还没有同清军交锋的经历，但大顺军惨败的消息证明，要想重演明朝末年冲州过府如入无人之境的场面已不可能了。张献忠陷于进退维谷之中。这年九月，张献忠率部攻克叛军窃据的顺庆府，不久又移驻西充县境，直到十一月仍然在入秦、入鄂问题上举棋不定。一会儿下令伐木造船，准备顺水东下湖广；一会儿又下令制造钩索，供攀缘秦岭入陕之用；实际行动却一点也没有，几十万军队和家属局促于弹丸之地忍饥挨饿。
清廷在摧毁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割据一方的大西军，方针是军事征讨和政治招降双管齐下。顺治二年十一月，多尔衮任命驻防西安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另派左翼固山额真巴颜、右翼固山额真李国翰率兵前往陕西，“会剿四川，征讨叛逆” [172] 。同时又发布诏书对大西军诱降：“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徕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遣发大军之前，特先遣官赍诏招谕。……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173] 在这以前，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就曾致书大西政权川北巡抚吴宇英，“令其说张献忠投降” [174] ；清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也派使者“持书与告示往四川招抚张献忠” [175] 。张献忠对清政府的招降不屑一顾，并且将暗中策划叛投清方的吴宇英处死。 [176]
清廷招降大西军的盘算既已落空，陕西汉中总兵贺珍又举兵反清，会合孙守法、赵荣贵等部占领陕南部分州县，一度围攻省会西安。何洛会和孟乔芳所部满、汉官兵被陕西抗清武装牵制，顾不上进军四川。顺治三年正月，清廷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吞齐喀、满达海等带领重兵由陕入川，征讨大西军。 [177] 豪格统率的大军到达陕西后，清兵力量骤然增强，迅速击溃了各地反清武装，稳定了陕西局势。后方既已确保无虞，豪格即致力于筹措粮饷，休整士卒，准备进军四川。正在这时，原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派来使者接洽投降，并且自告奋勇愿意充当清军涉险渡关的引路人。这对豪格来讲好比是天赐良机，他立即下令大军火速进川。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军进至南部县，从俘获的大西军士兵口中获悉张献忠大营驻扎在不远的西充县境内。豪格当机立断，派遣护军统领鳌拜、固山额真准塔为先锋，自己亲率大军继发，昼夜兼程，“衔枚疾驱，一昼夜行三百里” [178] ，次日黎明即进至西充。张献忠对于清军的大举进川一无所知，清兵已经迫近，探报接二连三，他仍不相信。清军已在眼前，他还将信将疑，不披甲戴盔，只带着少数随从出营观察，几十万部众毫无战斗准备。清军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抓住战机，对大西军发起猛烈攻击。张献忠中箭身亡，大西军营垒大乱，数万名战士被杀，损失骡马12000余匹。在清军凌厉攻势下，大西军兵败如山倒。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残存部众急速南撤，在重庆击毙明将曾英后渡过长江。豪格指挥清军乘胜追击，先后占领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资阳等地 [179] ，后因地方屡经战乱，凋敝已极，无法解决军粮，才被迫回师。
自张献忠放弃成都以后，大西政权管辖区已经大大缩小。西充之役，张献忠牺牲，大西军政权也随之瓦解。顺治四年，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为首在云南建立的政权虽然是大西政权的延续，但已逐步走上联合南明共同抗清的轨道，后来成为永历朝廷的主要支柱。
四、清初民族压迫政策和满族社会地位的变化
（一）雷厉风行的剃发改制
入关以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如何稳定和扩大自己对中原的统治。尽管在关外时清廷就已经以不同方式接纳了大批汉族居民，并且逐步吸收了明王朝的部分制度，但是，这同入主中原，治理像汪洋大海一般的汉族居民区毕竟不是一回事。怎样才能既保证以满族为主体的统治，又不招致汉族百姓的强烈反对呢？多尔衮等满洲贵族没有经验，因此开初他们谨慎从事，在政策上注意照顾汉族官绅的利益，对汉族居民的风俗习惯也一度表示宽容。
顺治二年五月，清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摧毁了大顺、弘光政权，前方捷报如雪片传来，似乎全国大定已经指日可待了。事实上，清军的所向无敌并不仅仅是由于八旗兵的英勇善战，政策上运用得当也大大减少了军事上的阻力。江苏、浙江、湖北、江西许多地方在政权转移之际显得相当顺利，说明在顺治二年五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清廷本来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实现全国的统一。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由于决策者的失误而出现重大曲折。军事上一连串的胜利使多尔衮等满洲贵族变得骄横不可一世。他们陶醉于自身兵力的强盛，完全无视汉族居民的传统心理和潜在力量，在制定政策时越来越无所顾忌，征服者的面目暴露无遗。顺治二年六月初五日，多尔衮刚刚接到占领南京的捷音就在给多铎的敕谕中下令：“各处文武官员，尽命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180] 十天以后，又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 [181] 同年七月再次重申“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见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着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并坐。仍通行各该抚、按转行所属一体遵行。” [182] 在具体执行上，剃发结辫和服装改遵满式有缓急之分。清廷征服江南各地的过程中，都以是否剃发作为区别顺逆的标准，民间把这一暴政概括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相对而言，服装改制则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直到顺治十年清帝福临仍谕礼部：“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本朝定制久已颁行，近见汉官人等冠服体式以及袖口宽长，多不遵制。……以后务照满式，不许异同。如仍有参差不合定式者，以违制定罪。” [183] 这种以蛮横手段强迫其他民族改变风俗习惯的做法，无论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是极端荒谬的，它必然激化民族之间的矛盾，导致局部乃至全国性的社会大动荡。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满洲贵族的一意孤行，破坏了原已趋向统一的进程。江南许多地方在弘光朝廷瓦解之时，清廷委派的官吏进行接管大抵非常顺利，并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剃发令一下，风云突变，抗清怒潮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清军从此陷入了一场入关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顽强而持久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