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明代的官僚机构。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写得比较多的是内阁制度，对于其他一些行政机构的职责范围和活动情况的研究则成果不多。海外学者就明代的国家行政机构、监察制度（如都察院及其派出的巡按御史）、两京制度等问题发表了一些专题论著。从目前情况来看，不足之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的职责和相互关系、官制及官员的升迁例规缺乏真切的了解。比如吏部在明代号称六部之首，掌握官员铨选大权，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在升迁官员中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同内阁大学士的关系等问题，一般说得过于简略；有的史学著作在涉及官员职务时表达不准确，把总督、巡抚、道的挂衔写成了实际职务，翰林和庶吉士的确切含义也常常表达不清。这种现象说明我们对明代的官制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二是对于明代官制的演变还缺乏系统的论述。例如地方上的方面大员由都、布、按三司官逐渐变为抚、按、镇三臣，三司官成了他们的下属官僚；官场中由明初的重武轻文变为重文轻武，到明末又出现武将的专横跋扈：官员任用中的由初期三途并用到中期以后的独重进士官等。此外，各地州县的设置和变易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关系，如卫所辖地的改设府县，既反映了卫所制度的败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明代郧阳抚院、山西平顺县、贵州息烽县等地方政权的设立更是直接导源于当地的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这方面的研究看来也有加强的必要。
5.关于农民战争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工作者普遍注意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古代社会，重视历史上长期被统治阶级斥之为盗贼的起义农民的斗争，因而在农民战争史领域内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现将研究状况简单介绍如下：
研究明代农民起义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过去已经做过研究的那些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如明末农民战争）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学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二是加强了系统性的研究，对过去很少注意的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开展了研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对明前期、中期、后期的农民起义，明末农民战争以至清初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都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论著。从系统性来说，过去讲明代农民起义一般都从永乐十八年山东唐赛儿起义开始，而对这次起义以前半个世纪里的农民反抗明王朝的武装斗争几乎没有触及。这一缺陷又必然导致对洪武年间社会阶级状况在总体上做出错误的估计。林金树同志写的《洪武朝农民起义初探》 [264] 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空白。他指出“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有些起义在当时还有过相当的影响”。作者依据《明太祖实录》等史籍计算出“洪武一朝全国各地农民起义的次数至少在一百九十次以上，平均每年达六次多”。文章还分析了洪武朝农民起义的原因，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揭示了明太祖统治时期社会阶级对抗也是相当激烈的。对永乐年间唐赛儿起义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表现在有的同志已着手从明成祖在位期间的滥用民力来探讨当时的阶级关系和唐赛儿起义爆发的原因。至于明中期三次较大规模起义的研究都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如探讨河北农民起义以前利用的常是一般史料，陈高华同志从《国朝典故》中发现了谢著《后鉴录》所收起义军首领人物赵燧和奉明朝廷之命负责剿捕的惠安伯张伟两人的供词，在1978年发表了《明代中叶刘六、杨虎起义的几个问题》 [265] ，不仅使读者对这次起义的详细情况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而且在论点上也颇有新意。有的同志还对明代少数民族的起义进行了研究，对组织反政府活动的秘密结社做了探讨，写出了不少有开创性的学术论文。
明末农民战争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注意。这方面发表的论著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中国古代历次农民战争和明史研究的其他课题。除了国内史学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发表了大量论著以外，国外学者也发表或出版了不少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著作。如日本山根幸夫、谷口规矩雄、森正夫、夫马进、佐藤文俊等明清史学者都有不少成果公之于世；美国帕森斯著有《明末农民反乱》一书，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明至清》一书收集了几篇同明末农民战争有关的论文，其中小弗莱德里克·威克曼撰写的The Shun Interregnum of 1644 是一篇专门阐述大顺军占领北京期间活动情况的文章。由此可见，明末农民战争由于它的波澜壮阔、影响深远，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之一。
关于明代农民起义讨论中出现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明末农民战争上，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封建社会里农民为反抗地主阶级残酷压榨而展开的武装斗争是正义的，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爆发于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末农民战争不仅大面积地扫荡了盘根错节的贵族官绅势力；部分地打破了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对整个社会起了改造作用，其积极意义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也有少数同志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起义并不反对封建制度，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因而不仅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且由于农民起义带来连年战乱，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甚至还有个别人认为李自成应对中华民族发展缓慢、落后挨打负一定责任，应该受到“批评”；有的同志则以歌颂统一为理由对满洲贵族勾结汉族官绅地主把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镇压了下去给予肯定，从而把李自成和以他为首的大顺政权看成了阻碍统一的消极力量。
（2）大顺和大西政权的性质。同历史上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一样，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遇到了起义农民建立的政权的阶级属性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农民起义中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理由是：第一，农民起义不能改变封建经济基础，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建立的任何政权必然是封建政权。第二，农民是皇权主义者，他们不反对地主阶级的皇权，只是要求有一个好皇帝，因此他们建立的政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不过是封建政权的翻版，如果说这种政权同旧王朝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区别只在于是新兴的还是腐朽的封建政权。第三，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列举出李自成、张献忠建立的政权的官员构成和组织形式等，证明它们同明王朝的各级政权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与此相反，许多学者都认为在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确实建立过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政权（或称农民革命政权）。这种农民政权由于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巩固下来，它们在绝大多数场合被地主阶级摧毁了，个别的则随着起义农民在军事上的胜利逐渐转化为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就明末农民战争而言，李自成、张献忠建立的政权直到覆亡之时在总体上仍然是农民革命政权，它们实行的政策是保护贫苦农民的利益，打击的对象是地主豪绅势力。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并不讳言李自成、张献忠建立的大顺、大西政权同历史上其他农民革命政权一样从建立之始就多少带有封建色彩，尔后又或快或慢地处于向封建政权的转化过程中。因此在分析大顺、大西政权的性质时必须注意其主流，着重观察它们实行的政策究竟对哪些社会力量有利。在探讨农民政权的转化问题时，近年来也有一些新的见解。过去一般认为导致农民政权变质的原因主要是参加到起义军中来的地主阶级文人的影响。新的看法认为农民政权变质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本身的阶级特性，他们是劳动者、被剥削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受到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残酷的压榨处于走投无路时必然揭竿而起；农民又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的私有观念同地主阶级的私有观念是相通的，因此，当起义农民在军事上节节胜利时，领导人物地位的逐渐提高，他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也逐渐膨胀起来，这正是起义农民的领袖人物蜕变的内在原因，而封建文人的影响只能算是次要的客观原因。
（3）“流寇主义”问题。“流寇主义”这一名词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的内涵被归结为：①不注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②一心想到大城市里去大吃大喝；③通过招降纳叛的方式扩大队伍。而唐末的黄巢和明末的李闯王则被指为历史上“流寇主义”的代表人物。近年来，有的史学工作者不赞成“流寇主义”的提法，他们指出“流寇”一词本来是封建史籍中指斥农民起义的一个贬义词，把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之词衍化成一种主义，这种做法本身是不足取的。如果对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农民起义进行认真的研究，那么就可以看出历史上不少农民起义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是在力量对比远逊于官军的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避实就虚、敌来我走的战术。李自成等起义军在经过长期流动作战歼灭了官军主力，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是相当重视保住这些胜利果实的，指责他们不注意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并没有多少根据。
（4）“均田免赋”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工作者对史籍中记载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实行过均田免赋的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在均田问题上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是根据《出劫纪略》《孤儿吁天录》和部分档案、文献的零星记载，断言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实行过把大土地所有者霸占的田地平均分配给无地、缺地农民的政策，虽然由于当时战争还在激烈进行，大顺和大西政权不久又被地主阶级摧毁，当时推行均田的地区究竟有多大还有待研究，但不能否认实行了均田的政策。第二种看法认为在明清时期均田一般是均赋均徭的代名词，文献中记述的李自成实行“贵贱均田之制”也属于这类情况：至于在大顺军管辖区内出现的农民夺取、占种贵族官绅土地只是一种自发行动，并不是大顺政权颁布的政策，《出劫纪略》中描述的情况只说明大顺县令抵任以后准许农民“认领”被地主兼并了去的自己原有土地，不能解释成没收地主的田产平均分配给农民。张献忠起义军在常德时下令将明朝大学士杨嗣昌的田土“查还小民”也只是个别例子，同样不属于全面推行的政策。第三种意见认为大顺和大西政权确实没有颁布过均分田地的法令，但是由于明末农民战争的扫荡，占地极多的明朝藩王、勋戚、太监和官僚地主非死即逃，加上随着明朝政府的被推翻、赋役加派的停止，农民的土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换句话说，从起义前后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来看，明末农民战争是触及并部分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至于免粮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李自成提出的三年免征是一项曾经普遍实行的政策，大约到大顺军自山海关战役失败主力撤回到陕西时止，各地的记载都证明在大顺政权管辖时期确实没有征收赋税，正因为如此，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饷和各级政权的经费来源，除了接管明廷、官府的库藏和没收贵族的家产以外，还采取了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直到1644年6月返回西安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大顺政权才“通令免追比”，开始征收赋税。有的同志则认为大顺政权实行的只是减免赋税，从来没有实行过全面停征赋税的政策。
（5）张献忠起义军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作用。有人认为史学界存在“扬李抑张”的倾向，要求突出张献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另一些人虽然并不认为在综论明末农民战争时存在“扬李抑张”或“扬张抑李”的倾向，但也主张在叙述和评价李自成、张献忠的活动时应当掌握分寸，符合实际；并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其他各支起义军和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的研究，防止用李自成、张献忠两巨头的活动代替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史。对于张献忠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进展比较大，如针对封建史籍捏造张献忠屠蜀杀人至六万以上的谎言，袁庭栋、胡昭曦等同志先后写出了颇有分量的考证文章，澄清了事实真相。 [266] 1980年3月，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专门邀集了国内部分史学工作者在成都举行了“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这次会议对于研究张献忠的历史地位、所谓“屠蜀”、大西军失败的原因等问题起了推动作用。
6.关于明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
对明代著名人物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个别著名人物特别是有争议的人物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很多，而对其他许多在历史上起过较大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的人物研究得不够，有的甚至还是空白。就目前已经发表的论著来看，存在较大分歧的人物是：
（1）朱元璋。明太祖作为明王朝的创建者和明代基本制度的奠基人，对整个明代以至清代的影响相当深远。正因为如此，他的一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吴晗先生写的《朱元璋传》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后史学界在朱元璋问题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争议比较大的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朱元璋的转化问题。近年来对朱元璋的研究集中在他建立明王朝以后采取的措施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上面。一部分同志认为应当充分估计朱元璋在位期间为巩固国家统一、实现社会安定、对豪强势力和贪官污吏的打击、保护自耕农经济和商业、注重垦荒和兴修水利等方面的业绩，强调他为我国社会的进步做出的积极贡献。另一部分同志则指出在肯定朱元璋上述业绩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他的所作所为的消极方面，比如凭借国家权力把社会上各种人户硬行规定为世代充役，在社会活动中又做了许多严格的限制，使整个社会呈现为一种非常呆滞的局面。又如我国的对外贸易在元代相当发达，朱元璋实行的海禁政策固然有保护沿海居民的一面，但它阻塞了对外贸易渠道，直接影响到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海禁政策的消极作用很可能远远超过其有限的积极意义。再如，明初对封建文人的摧残和钳制相当厉害，洪武年间除了依据元廷留下的文献草率修成的一部《元史》和明太祖亲自或指示朝臣修撰的一些官书以外，文化方面几乎是一片萧疏景象。有的学者对于过分渲染朱元璋的执法严明、大义灭亲之类的文字也持保留态度，认为这类宣传并不符合实际。他们指出，朱元璋为了维护一姓统治而屡兴大狱；屠杀了大量有功之臣和无辜之辈，这在当时既不值得肯定，对后世也成了暴虐君主效法的典范。
（2）朱棣。对于明成祖，不少论著中指出靖难之役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这种叔侄之间兵戎相见的形势实际上是明太祖朱元璋造成的，就战争的双方来说都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至于朱棣即位以后，建都北京，兴修运河，五次亲征蒙古，设立奴儿干都司，巩固了明帝国的统一和社会安定，派遣郑和等人下西洋，组织纂修《永乐大典》，都表明朱棣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近年来，有的同志在进一步对永乐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阶级状况做了全面的探讨之后，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充分肯定明成祖组织创建的多方面业绩的时候，也应当看到在他当政的22年里过分地滥用了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军政和吏治开始败坏，使社会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对于当时经济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
（3）史可法。在明代人物评价当中，史可法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的。一部分同志极力主张史可法是杰出的民族英雄，他们列举种种材料说明史可法在崇祯朝是一位廉洁奉公、深得军民尊敬的官僚，更突出的是当清军占领北京以后，史可法在腐朽透顶的弘光朝廷中有如鹤立鸡群，为调停朝廷内部和军阀之间的各种纷争忍辱负重，在组织扬州保卫战时更是殚心瘁力，最后以身殉国。“他所领导的抗清斗争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267] 另一部分同志不赞成给予史可法过高的评价。他们认为综观史可法一生的政治活动，在以崇祯帝为首的明王朝覆灭以前他一直积极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当清军占领北京并且不断推行民族征服政策的时候，史可法同掌握弘光朝廷大权的马士英等人一样都把希望寄托于“联虏平寇”；直到清军南下江淮，史可法身为督师也没有组织一场像样的阻击战。这些同志还依据史可法的遗书和当时人士的著作指出扬州战役并不像某些人所夸张的那样浴血奋战了10天之久。他们认为对于史可法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被俘以后拒绝投降，杀身成仁，结局是悲剧的，也是壮烈的；但是把他树为杰出的民族英雄并不合适。 [268]
7.关于明代的地理研究
对我国明代地理的研究，是目前比较薄弱的一个领域，已着手研究的课题也发展不太平衡。对于东北地区奴儿干都司、辽东都司及其所属卫所的设立和管辖范围，东南台湾、澎湖的开发，探讨得比较多一些；而对于西北、西南地区的地理状况就研究得比较少。在历史地理方面，谭其骧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这部地图集的第7册 明代部分为探讨明代历史地理奠定了基础。目前的问题是，同明代历史地理密切相关的行政区划、经济发展重心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以明代某一时期静态的行政区划图难以反映整个明代历史地理多方面的变化。以行政区划来说，明初确定的原则是布政使司、直隶府州与都指挥使司、卫所分别掌管一定地区的制度，自中期以后军事系统管辖的地区相当一部分逐渐为有司接管，这是明代政治地理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明史地理志》没有反映出这一制度和它的演变，直到现在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陌生的问题。又如土司问题，人们对清代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研究得很多，对明代土司制度和它的演变就阐述得比较少。再以经济地理来说，随着农业（粮食种植业、经济作物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手工业、矿业、盐业和商业的发展，运河、长江等内河沿岸码头、江南等地市镇的兴起，某些山区和沿海岛屿的开发，人口的流向等问题，目前还处于研究的开创阶段。此外，如沟通全国交通、传递信息的驿递网络的研究虽已做出初步成绩，也有待于加强。
8.关于明代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
在民族问题上，明代一些官员和学者留下了不少论著。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工作者开始了民族关系的全面性研究，把视野扩大到整个明代汉族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上来。在系统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史学工作者经过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在明代276年里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团结共进才是历史的主流。他们指出，在汉族、蒙古族关系上明前期的几个统治者如朱元璋、朱棣等人虽然都曾先后派遣将领或者亲自率军同蒙古交战，但从明初基本国策来看，是把蒙古问题当作国内民族问题处理。历史事实还表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为争取蒙古部族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明前期特别是永乐年间朝廷提拔、重用了许多蒙古族将领，对他们的部众也做了妥善的安置，如给予蒙古族军官的俸禄一般高于汉族官僚。这些优遇政策增强了蒙古族的向心力，有助于统一帝国的形成。赵俪生先生在一篇论文里就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认为明成祖在封建统治者们中间是“开明的”，“种族歧视的思想，他就很淡薄”，他不歧视蒙古人，是最积极的西域关系政策的制定者。 [269] 对于明代汉族和满族的关系应该说在总体上也是良好的。奴儿干指挥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设立加强了汉满民族的友好往来，稳定了明王朝对辽东、黑龙江流域的统治，明后期满族的兴起同长期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在西南方面，明太祖继承了元朝的事业，对云、贵、川西等地区实行汉官和土司并存的政策，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照顾了西南少数民族首领人物的利益。总之，目前对明代各民族间关系的研究虽然还不够深入，但在总体认识上摆脱了封建史籍的消极影响，首先是把明朝的历史看成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其次依据史实对民族关系的主流确认为友好交往，这不能不说是明史研究中一个重大的进展。
在宗教问题上，过去只对个别问题做了一些描述，比如明初太祖、成祖对某些宗教界人士的利用，明世宗的崇敬道教等，往往失之片面。近年来，在明代宗教问题上比较重要的进展是探讨了宗教在明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同时期的演变。比如，过去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朱元璋青年时代当过和尚，即位前后又曾利用一些僧侣和道士，洪武年间官僚奏疏中还有谏阻朱元璋崇敬释教的内容，从而误认佛教在明初受到朝廷的特殊恩遇。实际上洪武年间朝廷对佛教和道教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宗教活动几乎完全被置于官府控制之下，寺观的规模和僧道势力都很小。这种情况在明宣宗以前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直到明英宗以后，佞佛之风才蔓延开来，寺院经济也随之增长。
9.关于明代中外关系问题
明代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我国同海外国家之间频繁而广泛的交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受到重视。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三个：一是郑和下西洋；二是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三是明后期到清初欧洲耶稣会士的来华。现将研究情况分述如下。
（1）郑和下西洋。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领导的远洋航行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件伟大的创举。它是我国在明前期国力强盛和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标志。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实质性的进展，表现在整理出版有关史籍、史料，探讨历次航行的概貌和细节以及郑和等人的生平，做了可贵的努力。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不同意见。
分歧最大的问题是明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一部分同志仍然赞成旧史籍中所说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是因为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为消除后患计不惜兴师动众，追踪至天涯海角（如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中就说派郑和下西洋的用意“以探寻朱允炆踪迹为首”）。这种解释已经被多数学者所抛弃。目前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出于国内的政治需要，主张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明成祖是依靠军事力量夺取帝位的，在许多持有正统观念的人的心目中被视为篡逆，朱棣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宣布恢复太祖旧制，召用被建文帝贬斥的官僚，网罗大批文人撰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则是通过出访和赠予大量中土物品，招引各国使者回访，造成万国来朝的局面。“恢复和发展明政府同海外国家间的政治联系，乃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宗旨。” [270] 因此，郑和的远洋航行并不是明初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具有开拓海外市场的目的。第二种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建立和扩大“朝贡贸易” [271] ，即明朝统治者以中国所产的丝绸、瓷器等物用赏赐的方式换回各国特有的贡品，以满足封建统治者的欲望。这种贸易方式违反了商品经济规律，是宋代和元代比较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的一种逆转，只有利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却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第三种看法倾向于郑和下西洋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实际上构成我国长期海外贸易史的重要环节，它确实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不能因为有这种色彩就忽视它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联系。第四种意见认为郑和是作为中国政府的友好使者出使各国的。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在政治上加深同亚非各国的友谊，沟通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至于郑和率领的船队到达某些国家之后，虽然也进行了一些交易活动，但“那是次要的。是为了增进友谊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272] 。第五种看法是，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为了联络西亚诸国；牵制帖木儿帝国东侵。 [273] 这一观点虽然力图从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来考察郑和的远洋航行，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论据，赞成的人很少。
（2）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这个问题出现的分歧，主要是明中叶以后所谓的“倭寇”究竟是一种什么势力。一部分学者认为“倭寇”是“日本的商业资本在封建领主的支持下，到处都代表一种劫夺制度”，这股外来势力同中国“丧心病狂的海盗流氓”勾结在一起，到处窜扰，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是难以罄述的。而爱国将领戚继光、俞大猷在御倭战争中给予侵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是起了加速或推进的作用的，这一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74] 近年来，有的史学工作者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嘉靖、隆庆年间的抗击“倭寇”“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反对海禁政策的斗争，是正义的革命行动” [275] 。在这以前，林仁川同志《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 [276] 就已经指出，“嘉靖的‘御倭’战争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他们的领导人和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中国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市民和商人，“真倭充其量不过占十分之一左右”，是我国沿海人民为了“吓唬”封建统治者而纠合来的“一些日本岛民”。因此，对于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应从本质上再认识，看到它“实质上是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联合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的运动，归结到一点就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见前引戴裔煊著书）。王直等被诬为“倭寇”的人“精于海外贸易，长于航海事业，富于冒险精神。他们是明代视野最广阔、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应该为王直记上一大功”，“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 [277]
（3）明后期欧洲耶稣会士来华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大致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持基本肯定态度，认为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主要是从事宗教活动，不能把他们同清中叶以后侵略中国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等量齐观。由于当时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内已较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耶稣会士为了取得中国当局显要人士的好感，不得不以介绍西方先进的天文、历算、舆地、火器、机械、绘画等知识作为进身之阶，借以获得在华传教的权利。而从中国方面来说，当时正处于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之时，引进西方科技具有客观上的必要性。事实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传播相当迅速，由于不少封建官僚、文人积极学习和推广，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打断，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和它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过高估价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指出，耶稣会士是以西方殖民主义为背景，他们来华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中国引上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而是在进行宣教活动的同时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开辟道路。他们还指出耶稣会士掌握的科学技术是相当有限的，并不代表西方国家的先进水平。最近几年来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主张对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即“在揭露他们来华的背景和目的的同时，也应该肯定他们在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曾将西方的科学文化引进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 [278] 。有的同志还指出对来华的传教士应该采取具体的分析态度，“十六世纪来华的利玛窦与十九世纪来华的李提摩太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没有权利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二者等同起来，一概骂倒” [279] 。
10.关于明代的文化
明代的文化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文学方面的小说如长篇巨制《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短篇“三言”“二拍”，戏剧如“玉茗堂四梦”，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的以王阳明、李贽为代表的各种流派，不仅在当时标志着阶段性的变化，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在科学技术方面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都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作。史学方面则以大规模地撰修地方志书，数量惊人的野史笔记、官修文书、私人文集而著称。特别是永乐年间修成的《永乐大典》更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部大型类书。它们都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现将研究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1）文学。首先应提到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专著在鲁迅、郑振铎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新的成果，不仅对明代的文学做了比较全面的叙述，而且由于是文学方面的通史，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明代文学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至于专题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上。从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评论《水浒》的文章之多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然而正是在这部名播遐迩的古典小说上，学术研究至今进展不大，许多问题并没有弄清楚。例如，《水浒》的作者究竟是罗贯中还是施耐庵，成书年代是明初还是明中期，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书中描绘的典型人物和情节究竟反映了哪个时期的社会精神面貌，等等，都存在许多难点。近年来，对《水浒》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以湖北和江苏一些学者为核心发起了《水浒》问题讨论会，并且出版了论文集。
在对明代小说、戏剧的研究中，探讨得比较多的是所谓市民文学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明中后期出现的长篇小说如《金瓶梅》，短篇小说如“三言”“二拍”，以及传奇戏曲都具有浓郁的市民气息。它们不仅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而且有的反映了市民的生活，有的具有追求个性解放的鲜明色彩；它们同社会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相互辉映，应当称为市民文学。另一部分同志根本不赞成明中后期形成了市民阶层的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市民思想、市民文学。但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仍然认为这些小说和戏剧不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般来说，学术界对明代小说、戏剧研究比较多，而对于明代文人竞相标榜的正统文学的各种流派则探讨得很少。站在今天的读者立场上看，确实从前者汲取文化营养远比后者为多；然而史学工作者也应该把这些流派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正确地解释它们为什么在当时能够高踞文坛，享有盛誉。
（2）思想史。明代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在哲学方面也产生了为数众多的著名思想家。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 下册和第5卷的部分章节对明代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做了系统的论述。就发表的文章而言，主要集中在讨论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明后期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李贽的思想评价问题上。对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国内学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般都采取尖锐的批判态度，指出其思想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目的在于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对王阳明的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不正确。他们认为，王阳明“以人心的良知作为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来反对传统思想的束缚”，“在当时起到了某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唯物主义与进步思想的发展。 [280] 国外学者对于包括阳明哲学在内的宋明理学一直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日本自19世纪末至今研究阳明学的论著层出不穷 [281] ；美国也有一些学者对王阳明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一般来说，他们不赞成简单地按照唯心、唯物的标准决定取舍，而认为王阳明的哲学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思想体系不仅对当时的思想界发挥了重大影响，而且在今天也具有合理因素，值得研究和继承。对于李贽等人的启蒙思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史学界和哲学界注意的中心课题之一。关于启蒙思想的起源，人们的认识还有不少差异，有的同志认为它是中国社会自身演变在思想界的反映，即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产物。他们往往把启蒙思想同市民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归之为市民思想的升华。另一些同志既不赞成当时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更不同意出现了“市民阶层”，在他们看来启蒙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一部分有识之士所持批判态度在思想界的反映。这种启蒙思想可以为后来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人物所利用，但它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有的同志则认为明后期启蒙思想家的出现同中西交往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指出许多启蒙思想家都直接或间接同耶稣会士有过交往，利用耶稣会士传布的一些同中国传统的陈腐观念格格不入的思想发起挑战，两者之间的蛛丝马迹灼然可寻。
近年来还对农民的思想进行了探讨，如从洪武年间直到明朝灭亡多次出现农民起义首领以铲平王作为自己的称号，明末奴变中常见的要求摆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平等思想，以及各种秘密结社的教义中体现的思想，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杂志还曾就李自成的思想开展讨论。这些探讨由于牵涉到在封建社会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思想等重要课题，为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面。但目前因为发掘的文献资料还比较有限，成绩不大显著。
（3）史学。对于明代的史学，学术界历来评价不高，认为明代没有出现第一流的史学巨著。这种看法可能有点片面。明代史学的主要特色是呈现为多样性。一方面，明代也有不少人立志于撰述当代国史，并且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王世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明代文人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关切，注意搜集文献，探微溯源，汇编成书，很可能是超越前人的。几乎研究任何一个明代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觅得为数众多的材料。特别是地方志、专门问题的志书（如《后湖志》《南雍志》《南京户部志》《武备志》等），各类文集、文献集，以至于笔记、野史，构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文化宝库。直到现在我们仍为明人眼界之开阔、兴趣之广泛，感到惊异。从研究的情况来看，30多年里做了一些文献的整理，对少数明代史学家及其作品也进行了一些探讨。这种探讨发展不太平衡，如写谈迁和《国榷》的文章不算少，而对于明中期以后随着统治集团的腐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一批曾经在朝廷、地方任职或没有出仕的文人受经世致用思想的熏染，致力于总结本朝政事的得失，以十余年乃至数十年的精力编撰成多种当代史学巨著，却很少见有人做过认真研究，甚至确有见地的评介文章也不多。
四、明史研究的展望
在谈到明史研究的展望时，应当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明确今后明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哪些课题是薄弱环节
目前的明史研究发展很不平衡，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大致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前明史研究力量相当薄弱，除了个别侧重于政治军事活动的明史讲义以外，研究者多是按照自己的兴趣，零敲碎打地做一些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明史研究队伍虽然有所加强，但力量仍然不足。特别是近十年来清史研究队伍迅速扩大，而明史研究力量的单薄就更显突出，研究的内容和发表的成果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纵向来看，研究明初和明后期的论著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对仁宗洪熙到穆宗隆庆这段期间的史事就很少做系统的研究。这种情况固然同客观上明中期相对稳定、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不多有关，然而明代社会在中国古代各王朝当中是变化比较大的，明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明初有很大的不同。不加强对明中期的研究，就不可能对整个明代历史做出科学的论述。从横向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史研究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少数启蒙思想家等有限的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明代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少数民族、对外关系以及宗教都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致在这些领域里的某些问题上，我们至今仍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
在指出我们的明史研究工作无论在纵向上还是在横向上都存在薄弱环节，需要大力加强研究的时候，也应当防止另一种偏向，即以为一些领域曾经成为热门，发表的文章很多，就不存在薄弱环节。实际上，在发表的大量讨论文章里固然有不少是研究成果，但一般性的泛论也占了很大比例；而在讨论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往往正表明有待于深入研究。比如明代的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郑和下西洋以及有关朱元璋的评价等问题发表的文章确实不少，但都存在许多目前还弄得不深不透的问题。30多年来的努力，使我们在这些课题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同国外学者相比具有某些优势，引导一部分人力在现有基础上再接再厉，继续深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对于保持我国学者在国际明史研究的某些课题上的领先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
要实现上述任务，必须注意培养人才，并且通过专业性会议等形式，交流信息，妥善地安排现有力量，分工合作，扩大研究领域，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尽快地把目前研究不足的薄弱环节弥补起来。鉴于在学术问题上要取得真正的进展，需要经过研究者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过去常见的一窝蜂式的专题讨论往往徒有热烈气氛，对于解决实质性问题帮助不大，因此在举办学术讨论时可以考虑较大型会议不确定中心，以交流明史范围内各方面的成果为目的；中小型专题讨论会则着重邀请确有研究者参加，避免流于形式。为了提高研究水平，有必要加强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近年来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明史工作者由衷地对整理者和出版部门表示感谢。但是，明代的许多重要文献传世甚少，图书管理部门出于保护等原因往往对借阅限制很严，给明史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组织适当人力取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加快明代史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已经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史料的整理出版应该尽量保持原书的全貌，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避免删节和做没有必要的史料摘编。
（二）从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性来安排研究项目
（1）大力开展中西对比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已经注意到明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明帝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的研究。 [282] 这一动向反映了人们要求改变就事论事，力图从更加广阔的眼界开展明史研究的意愿。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企图找出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或发展缓慢，或进展过程被周期性打断的原因，他们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加快祖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避免走弯路。而在这一探讨过程中，明代史很自然地成了注意的焦点。新中国成立初期，范文澜先生写过一篇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的文章，其中引证的主要论据就是属于明代的。这是因为明代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它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不仅封建社会各种固有的矛盾空前激化，而且随着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的没落，新生事物也必然在母体中以萌芽状态出现。第二，明王朝在中国统治的时间将近3个世纪，它的覆灭差不多正好相当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时候，在这近300年时间里，拿中国同西欧国家相比，究竟能够得出一些什么结论？是中国早在明朝初期就已经处于落后状态，还是经历了一个由先进变为落后的过程？如果存在这一变化，那么原因又是什么？第三，明后期既是西欧殖民主义势力开始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中外学者都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万历至崇祯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出超，换回的大量银币流通于国内市场。这种局面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必将大大刺激我国工商业的发展，加速资本的积累。这同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产生这种逆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