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学者认为，明朝前期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标志着我国在远洋航海方面大大超过西方国家；明初火器的大量应用，特别是永乐初年神机营的设立证明我国建立以火药发射的管式武器的单一兵种早于西欧约一个世纪，这又标志着我国在军事技术和实力上领先于西欧国家。经过明中期的100多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欧，但是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也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当中，商品经济的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要求摆脱封建传统的羁绊、火器的不断改良和多样化，都是有大量材料可以证明的。明后期至清初，我国在远洋航行和火器制造上已经落后于西方，然而，郑成功能够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台湾，康熙帝能够在抗击沙俄侵略势力的正义战争中取得胜利，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证明了双方在军事技术上差距并不大。
通过这些历史事实对比，可以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到清中期这400年间，研究中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并找出其原因是明清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历史已经证明，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集团制定的政策对于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或逆转关系极大。明清统治集团奉行的重本抑末政策、海禁政策、封山政策，皇商、官商、召买制度，以及对手工业者和商人横加的有名无名的掠夺，对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危害，至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统治集团提倡的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科学技术受到压抑，被摒斥于官定文化之外。总之，只有通过多方面的中西比较研究，我们才能看出在中国社会哪些力量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哪些势力起了延缓甚至破坏作用；统治阶级的政策哪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哪些阻滞了这种发展。
（2）重视明史的动态研究。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明代的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看成一种静止的状态，这同《明史》各篇志书未能叙述清楚明代各方面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其实，在明代270多年里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化当中，几乎各个领域内都有明显的反映。如果一位明史工作者仅限于简单解说明代的职官、卫所、赋役、服饰等制度是怎样的，而不能说明自己所做的解释指的是明代什么时候的情况，那么，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就还没有真正掌握明代的历史。
这种状况在通史、断代史（这里指的是明代史）的教学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专题论文要好一些。首先，是对明代整个社会进行动态研究至今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其次，即使如研究赋役制度和商品经济等专题也往往局限于某一个发生明显变化的阶段，系统地研究它们的演变过程也还很不够。如统治阶级在整个社会中和其内部力量的消长，我们的研究还不够，目前常见的用举例方法说明土地兼并的剧烈进行并不能说明阶级结构演变的全貌。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明代的商业和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从业人员的来源、经营方式以及他们同地主阶级、封建国家和破产农民的关系究竟如何？所谓市民、矿徒、海盗、棚民又是怎样形成的？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实质上牵涉到对明代社会发展的估计，不进行系统的研究就很难说明明代270多年社会的变革。
（3）加强地区、部门和专题的研究。近年来，人们常常提出要加强宏观和微观的研究，两者不能偏废。应当说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微观研究成果的综合，所谓宏观研究就将失去科学的依据，变成研究者主观的遐想。因此，为了提高明史研究的水平，必须加强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在这一基础上做好纵向和横向的系统研究工作。微观研究亟须大力加强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地域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极大；二是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把明代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做简单的概述只能使明史研究局限于常识的范围；三是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不对明代少数民族的状况展开深入研究，明史研究就很难摆脱汉族史的陈腐褊狭格式。
从可行性来考察，开展地区、部门和专题的历史研究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历代文人学者、官府留下的文献资料，反映不同风格的建筑、工艺等的文物之多在世界上罕有其匹。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文化遗存数量之多更是惊人。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振兴，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大批建立，专业人员和业余队伍的大幅度增长，中国通史和明朝断代史将成为基础学科，主要力量必然转向地区、部门和专题的研究。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乡土研究的传统，只是这种研究被把持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手中，不能形成科学的体系。近代以来，某些外国学者曾致力于收集、整理我国边疆地理的沿革资料，其目的显然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针对这一情况，我国的一些爱国学者也加强了边疆地理沿革的研究，运用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北部、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和东南许多海洋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他们的劳动对于维护我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贡献。近年来，国外学者出于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兴起了一股地区性研究的热潮。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中国某一地区（如太湖地区、江南市镇或者某一省、某一市县）的历史变迁，研究和叙述的内容常是从明初到现在，其中又往往侧重于所研究地区的某一领域（大多是经济、社会方面）。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有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从发表的成果来看，它确实是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加强地区的纵向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的缩影，有助于开展整个明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态研究。譬如说，我国在历史上因天灾人祸常常导致社会的停滞和倒退，在原先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可能出现赤地千里、林莽丛生、人烟稀少的状况，而在若干年以后由于移民、人口自然增殖、垦荒、政府实行的鼓励生产的休养生息政策（如若干年内不科征钱粮，提供耕牛、种子、农具以及兴修水利等），这些地区又往往重新呈现繁荣局面。研究这类情况，四川就具有典型意义。但对于四川一省自明初以来的兴衰，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发表的成果限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和“湖广填四川”的考辨，以及关于四川某些经济部门发展的状况。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扩展和深化，我们对包括四川在内的各个地区的纵向和横向研究定将取得重大的进展。
开展地区性研究，自然不能局限于明代，事实上国内外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超越朝代进行系统考察的。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深入地考察中国社会的演变，从一个地区的社会、人口、政治组织、阶级结构、农业、水利、经济作物、种植、手工业、文化、教育、公共设施、宗教、风俗的沿革，仔细地研究我国社会在各个不同时期展现出来的曲折进程和风格各异的面貌。在这种研究中计量分析的方法应当受到重视，收集某一地区不同年代的各项统计数字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变迁。地区性研究的对象固然主要是某一事先确定的地区，但是即使在封建社会里各地区之间也绝不是互相隔绝的，因此，在研究中注意把握所研究地区同外界的联系也是非常必要的。明史工作者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把眼界适当放宽，注意纵向联系，对于准确地评价明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也是有帮助的。
部门和专题的研究，史学工作者和其他专业工作者已经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如对徽州商人、山西票号、四川井盐、景德镇瓷业、江南纺织业、云南铜业、明清古建、书院史、渔业史、运河史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是，仍有许多项目还处于空白状态，已经着手研究的课题也有待于深入。
（4）加强对明代文化遗址、名胜古迹、文物、服饰、风俗习惯的研究。这本来也是一种专题研究，单独提出是为了强调它的紧迫性。近年来，文物保护、旅游事业发展非常迅速，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大批涌现，已经向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现在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许多重点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如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天安门、长城，首屈一指的古代典籍《永乐大典》，工艺美术中的瑰宝——景泰蓝、明代瓷器等等，都属于明代的历史遗存。研究它们对于保护和利用明代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出现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的种种失误，除创作编导者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未必征求过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意见以外，史学工作者未能主动配合、参与评论也是原因之一。史学工作者要在文物鉴定、保护、解说和传布历史知识方面发挥作用，首先就需要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以明代而言，准确地说明明代不同时期社会各方面的状况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它的许多细节连专业明史工作者也往往难以回答。要求明史工作者都能事无巨细地解释一切明代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是，对整个明史研究队伍来说，扩大研究领域，通过分工合作使我们对明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演变做到心中有数，培养出一批既有明史基础知识又在某些领域内具有独到本领的专门人才，并且整理编写出一批专业论著，却是可以也是应该做到的。
（5）明代人物的研究还需加强。不仅某些探讨得比较多的著名人物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疑点，而且应该把视野扩大，对那些在历史上起过较大作用或者在某一领域内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人物也要列入规划，逐步开展研究。传记史学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封建史籍中的人物传记往往缺乏精确的时间观念，明清以来年谱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然而，经过精心考订具有科学价值的年谱毕竟不多，按照我们所处时代的要求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和评价更不是单纯依赖前人修撰的年谱能够解决的。目前，清代人物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清代人物传稿》正在分册陆续出版，明代人物的研究已有相形见绌之势。由于对人物研究不足，在一些方面已经遇到了困难。例如，近年来编写大百科全书历史词条、各种历史辞典、人物传记时，确定一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就成了难题。其中有的固然是限于材料无法查清，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考定的。当然，确定人物生卒年月和活动的准确时间，只是这种研究的基础之一。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环境，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在历史提供给他的场地上展开的。透过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观察一个时代的某一侧面甚至某一角落，都有助于整个研究工作的深化。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最重要的是客观地具体分析他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
（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吸收国外科研方法和学术成果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研究的过程，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长期的自我封锁，闭目塞听，使国内史学工作者对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学术动态几乎一无所知。1978年以后实行了开放政策，海内外学术交流蓬勃发展，人们的眼界开阔了，出现了一种有助于学术繁荣的可喜现象。面临这种新的形势，保持清晰的头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善于汲取国外有益的知识和有利于加速学术研究进程的科学方法，扬弃那些并无学术价值的唯心主义模式，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看不到海外学者运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可以借鉴，学术上取得的成果可以引进，无疑是错误的；对海外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发表的作品不加分析地奉为楷模，大加鼓吹，则至少是一种幼稚的表现。
海外学者对包括明史在内的我国历史的研究有不少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在方法上注意数量分析、分区研究，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多层次的系统研究，选题广泛的微观研究，等等。近年来，国内学者怀着很大的兴趣，参考这些方法做出了不少成绩。在某些问题上过去我们研究得不够，而海外学者已经做出了成果或整理了资料，把这类进展介绍给国内学者，可以避免走弯路，防止出现因情况不明而造成的重复劳动，甚至把海外学者已经弄清楚的问题误认为自己的新成果。此外，掌握海外明史研究动态还有助于扩大我们的视野，更好地安排今后工作规划。
我们赞成的是学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国内学者研究本国历史应在这种交流中做出更大的贡献。正如上面谈过的，国内学者在明史研究上进展不平衡，与海外学者相比有长处也有短处，有处于领先地位的也有存在差距的地方。密切注视海外的明史研究动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奋力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原载于《中国古代史导读》，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89—4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