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
张怡，南京羽林卫军籍。 [1] 他原名鹿徵，字瑶星；明亡后，以遗民自居，改名张遗，字薇庵；康熙七年，清朝统治基本稳定，他又改名张怡，字自怡。他还有白云道者、白云山人、栖霞道士、松风道者等号。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出生在他父亲的瓜仪守备署中，约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在归隐地去世。
张怡的家庭在明代世为军户。自明中期以后，重文轻武的风气十分盛行，出现了“大将称走狗，膝行见书生” [2] 的怪现象。一些武将为了在官场上稍存体面，也读书赋诗，附庸风雅。张怡的祖父张如兰官居淮徐漕运参将，却能“博极群书，谈古今事如指掌” [3] 。父亲张可大自瓜仪守备、宁绍副总兵升至登莱总兵，也有《驶云斋诗集》《驶云斋文集》《白下初集》《白下二集》等著作。张怡正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熏陶下，从7岁起跟随先生攻读经书，致力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11岁进学，成为生员。崇祯元年，张可大升任登莱总兵，驻守登州（今山东蓬莱）。次年，张怡到山东看望父亲，正遇上后金贵族军队进犯畿辅，朝廷下诏各地勤王。张可大带领山东兵赶到北京，奉兵部令防守西直门。张怡这时已22岁，跟随父亲参加了整个勤王过程，亲眼看到了后金骑兵的剽悍和申甫所统明朝官军覆没的惨状。崇祯三年，京师解严，张怡回南京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次年，张可大调任南京左军都督府，张怡前往登州迎接。正准备南返时，发生了登州游击孔有德、耿仲明等叛乱事件，登莱巡抚孙元化挽留张可大领兵抵御。崇祯五年正月，孙元化为孔有德伪降所愚弄，登州城破，张可大自杀。张怡的哥哥承袭南京羽林正千户世职，张怡也因父亲死难以次子赠荫锦衣卫试百户世袭。
从崇祯十三年起，张怡在北京供职。他后来写诗回忆当年给崇祯当侍卫时的情景说：“当年执戟侍明光，亲见彤云捧玉皇。” [4] 在锦衣卫，他还以缉获功加实授百户，又因追叙他父亲的战功升授正千户。
在京师的四年里，虽说是“索米长安”，然而当时明朝财政已陷于破产，官员的俸禄经常拖欠。据张怡自己回忆，有一年发出玉带一条说是值多少多少钱，抵作锦衣卫衙门官员俸禄，实际上几等于无。可是，他却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广为交游，结识了倪元璐、范景文、刘理顺、汪乔年、方以智、周亮工等人，对明代的典章制度和当时要务有了较多的了解。
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迫近北京时，张怡奉命巡缉西城。大顺军进城后，张怡寓居的金陵会馆被农民军征用，他逃入浣花庵剃光头发装作和尚，却未能蒙混过去，被押解到贵戚田弘遇宅邸审讯。据他自己说，大顺军大将刘宗敏在审问他时原想量才录用，问他能写作吗，他说：“武人不解写作。”问他弓马如何，他回称：“南人不会弓马。” [5] 刘宗敏很不高兴，把他发往后营追赃1000两白银，关押了40多天。后来，清军进驻北京，张怡先后躲藏在北城金刚寺、顺城门外长椿寺。六月初六日，张怡离开京师取道天津经运河南行，十月初十日回到南京。
弘光元年（1645），张怡宦兴未尽，上疏陈述自己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时的遭遇，标榜对明朝的忠诚，得到弘光的嘉奖，恢复了官职。不久，升任锦衣卫指挥使。当时，阉党阮大铖掌握了兵部大权，有意笼络张怡，遭到他的拒绝。阮大铖因《留都防乱公揭》一事对复社人士积怨甚深，他勾结大学士马士英想借周镳、雷祚案件将复社人士一网打尽。张怡对被捕的陈贞慧、吴应箕曾多方维护。他对参加会审的镇抚司官员冯可宗说：“此皆志节之士，有何罪而拷问？” [6] 陈贞慧等因而免遭荼毒。后来他又趁左良玉起兵讨伐马士英时偷偷释放了他们。
五月，清豫亲王多铎率师进入南京后，张怡的家因为八旗兵在城中建立满城而被占据。张怡迁到南郊秣陵关外一个名叫邵家边的小村子里，过着隐居生活。康熙七年，他已年逾花甲，希望寻找一个清幽静谧的地方安度晚年，选中的地点是远郊栖霞山（又名摄山、伞山）的白云庵 [7] ，在朋友的资助下对白云观进行了整修。张怡在这里隐居约27年，直到去世。 [8] 张怡晚年在一篇序文中说：“余息影摄山，足不履城市者几五十年。” [9] 其他一些文献也说他隐居栖霞山白云峰50年，实际上是包括隐居邵家边村以来的年头在内的。顺治二年以后他没有到过南京和其他城市大概是可信的。
张怡隐居以后，生活简朴，“锦囊绿字伴青萍，弃去柴门但自扃” [10] ，“除书无长物，遗象有严亲” [11] 。他和许多文人墨客杜浚、方文、吴嘉纪、钱陆灿、周亮工、黄虞稷、周在浚等仍有来往，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或保持诗文赠答的关系。
张怡虽曾短期出任明朝武职，亲身经历过一些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但他始终以著书立说为务，是个典型的封建文人。他在70岁时写了一篇自传，题为《白云道者自述》。文中列举的自撰和编辑的书籍有：《读易私钞》20卷、《大学古本钞》1卷、《中庸通一解》2卷、春秋《四传会通》12卷；辑历代史事纲要的《史挈》12卷、分类编纂自洪武至弘光的明代掌故旧闻而成的《玉光剑气集》32卷 [12] 、《闻随笔》4卷、《闻续笔》4卷；仿效世说体的《消夏集》34卷；地方志书有《金陵私乘》8卷、《摄山志略》4卷；家乘类有《张氏家谱》8卷、《张氏一家言》6卷；自著文集有《濯足庵文集》12卷、《濯足庵文外集》4卷、《濯足选诗集》35卷、《濯足庵诗外集》4卷、《濯足庵诗余》6卷、《云乳杂俎》2卷；戏剧类有《标意堂杂剧五种》。此外，分类汇抄他人诗文编成的书籍有《周流天壤集》9卷、《闲中掌录》6卷、《勃窣理窟集》4卷、《纵横笔砚录》4卷、《绅笏记》4卷、《多宝塔》2卷、《多识录》2卷、《古字通考》2卷、《缘督庞抄》4卷、《历代古文选》36卷、《明文选》20卷、《古诗唐诗钞》4卷、《宋元诗钞》4卷、《明诗钞》4卷、《古文摘录》4卷、《笔搜》2卷、《钞诗摘句》1卷、《遥忆录》4卷、《上律编》1卷、《栎郢》4卷、《西窗夜雨录》2卷、《依永集》2卷。康熙二十六年他80寿辰时又效离骚体作《云谣九叠》1卷。这些书籍总共44种342卷。除《云谣九叠》外，这里还没有包括他70岁至80岁的其他著作。出于张怡自列书目之外的还有《尚书策取》15卷、《白云言诗》12卷、《三礼合纂》28卷等，都是研习十三经的心得，以及《武闱经史汇》8卷、《古镜诗内外集》若干卷，等等。此外，有的书名和卷数互异，估计其中有些书经过改编。
张怡享耄耋高年，又没有世事缠身，潜心著述，成果洋洋大观自然在情理之中。不过，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似乎不多。据说他生前不让别人抄录自己的著作，死后子孙遵遗命，将他的遗著“尽入圹中，虽后人不得见焉” [13] 。这种说法未必可靠。现存一部《纵横笔砚录》抄本，书前就有张怡亲笔题词，可见说他不让别人借抄己作不足信。另外，现存题为《白云道者自述》一书显然是某种张怡文集抄本的第一册 ，因为《自述》后面接着就是张怡其他著作的残页。推测张怡著作散失的原因：一是分量太大，二是抄录前人诗文的比重过多，保存的价值自然受到影响。从张怡叙述亲身见闻的《闻续笔》来看，尽管书中触犯清代文禁的地方很不少，由于这部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直到今天仍流传得较广，也可以说明部分问题。目前，各地正在整理善本古籍，张怡的著作可能有较多的发现。
张怡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入清以后没有出仕。他在70岁时曾经预立遗嘱死后“但于墓前勒一石曰‘明徵君私淑弟子、少傅庄节公次子白云道者张怡之墓’” [14] 。一些史籍也把他列入明遗民传内。遗民问题本来就很复杂，不出仕清朝只是一个模糊的标准。就张怡来说，到康熙初年把名字由遗民的“遗”字改为自得其乐的“怡”字，反映了他在思想感情上微妙的变化。他的绝大部分著作是在清初写成的，他的声誉也是在入清以后才逐渐上升的。应当说，他是清代早期士林当中比较著名的人物之一。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二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405页）
白文选
白文选，生年不详，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陕西吴堡县人，原名白可撰，号毓公。他的祖父白云滋是明朝的廪生，父亲白锦的生平未见记载。白文选在18岁时参加了张献忠部农民军，这以后他跟随张献忠转战南北，逐渐被提升为大西军的高级将领。顺治元年张献忠在四川成都正式建国时，白文选被任为前军都督。
顺治三年底（1647年初）张献忠在四川西充县境牺牲以后，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下急速南撤，经重庆、遵义、贵阳于顺治四年三月间进入云南。在平定蒙自土司沙定洲叛乱和南明在云南的残余势力中，白文选立下了战功。当时，孙可望虽然居大西军领导人之首，但无论在名义上或是在实权上都未能确立真正的领袖地位。顺治五年，孙可望借教场升旗事件下令杖责李定国。定国不服，在白文选的劝说下，才勉强受责。从此孙可望成为国主，取得了驾驭权。这在当时对于保证大西军和它所建立的政权的统一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顺治七年，大西军出滇抗清。孙可望派白文选领军进入贵州，击败南明匡国公皮熊，收编了他的军队。不久，孙可望留下李定国守云南，自己来到贵阳，命白文选进攻遵义，南明忠国公王祥兵败自杀。八年，刘文秀统率的大西军也由建昌攻入四川，八月占领荣经、嘉定，活捉袁韬，招降武大定，南明总督李乾德赴水自杀。接着，刘文秀派部将卢名臣东下涪州，击败李占春、于大海部，二人顺江逃入湖广，于大海投降了清朝。这样，大西军占领的贵州和四川南部就连成一片。十二月，孙可望命刘文秀回云南整顿兵马，由白文选代守四川嘉定。九年夏秋之间，刘文秀再度出川。白文选奉命率军五万取道贵州铜仁攻入湖南。这年十一月，克辰州府（府治在今沅陵县），杀清辰常总兵徐勇、辰常分守道刘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 [15] 负责湖南军务的清续顺公沈永忠在大西军的凌厉攻势下，“一筹莫展，望风宵遁” [16] ，逃回长沙，被清廷削爵为民 [17] 。这以后，由于孙可望同李定国之间矛盾的激化，错过了湖广战场上的有利时机。顺治十年三月，孙可望亲自统率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等部近十万之众同清军战于宝庆府（今湖南邵阳市）岔路口 [18] ，因孙可望指挥失宜，被清军击败。孙可望返回贵阳，留白文选镇守辰州地区。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李定国进攻广东新会失败后，决定引兵前往贵州安龙迎出永历帝。孙可望得到消息，除了命令在安龙的亲信尽快押送永历帝来贵阳之外，又担心当地的偏裨末将对付不了李定国，特派白文选赶赴安龙。白文选虽然被孙可望视为亲信大将，但他对于孙可望的骄横跋扈，企图取永历帝而代之，以及压制李定国、刘文秀，造成大西军内部的不和，内心颇不以为然。因此，他到达安龙之后，不仅没有按照孙可望的意图行事，反而故意拖延搬迁永历帝往贵阳的行期。顺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国统军到达安龙，面见永历帝，同白文选一道决定护送永历帝朱由榔前往云南昆明。这一决策得到了当时留守云南的刘文秀的支持，三月间朱由榔到达昆明。六月，白文选以护驾有功被封为巩国公。 [19]
这样，以大西军为骨干的永历政权就分裂成了两个隐然对立的集团；一个是在云南的以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拥戴的永历朝廷；一个是以贵阳为中心的从属于“国主”孙可望的政权。由于孙可望名义上仍奉永历年号，朱由榔从大局出发，派白文选持诏谕前往贵阳慰问孙可望，劝以秦晋和好，共赴国难。孙可望不仅不听，反而认为白文选背叛了自己，收缴了白文选的巩国公印，解除其兵权，留置于营中。在一些文武官员的怂恿下，孙可望认为自己掌握的实力远过于李定国等人，悍然决定举兵内向，彻底扫平永历朝廷。他没有料到部下许多将领并不赞成这种兄弟阋墙、互为敌国的错误行动。大将马进忠、马惟兴、马宝同白文选关系非常密切 [20] ，他们经过秘密策划，决定向孙可望推荐白文选为大将，理由是无论在威望上，还是在指挥能力上其他将领都不能同白文选相比。孙可望不知是计，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负前线总指挥之责。顺治十四年八月，孙可望亲统大军十四万从贵阳出发。九月十四日，前锋在云南交水同李定国、刘文秀军相遇。当时，李、刘所部兵力只有三万，处于明显的劣势。正当李定国、刘文秀忐忑不安时，白文选以巡视为名轻骑潜入营中 [21] ，把孙可望军中将士的情绪和预先商定的计划告诉了定国和文秀，并且建议他们坚定信心，抓紧时机，迅速决战。孙可望获悉白文选私自投向李、刘，感到情况不妙，打算撤回贵阳。马宝等人唯恐原定计划不能实现，装出一副义形于色的样子，大骂白文选，坚持按预定的部署进攻。十九日，两军交锋，马惟兴不战而退，军中大呼：“迎晋王！迎晋王！”十几万“讨逆”大军顿时瓦解。孙可望见大势已去，带着残兵败卒马不停蹄地奔回贵阳。李定国大获全胜之后，因云南尚有孙可望安插的党羽，决定自己带领部分军队返回昆明，把追击孙可望的任务交给刘文秀和白文选。孙可望逃到贵阳后，守将冯双礼不仅不帮助他稳定贵州局势，反而以追兵将至相恫吓。曾经不可一世的孙可望陷入了四面楚歌声中，带着一百多名将卒保护着家属逃到湖南，向清政府投降。平定孙可望叛乱以后，永历帝论功行赏，加封白文选为巩昌王。
顺治十五年，清廷利用永历朝廷内乱，决策三路进兵平定西南。李定国命白文选守贵州七星关（在今毕节市西），阻止吴三桂部清军由遵义向云南推进。不料，吴三桂在当地土司带领下经水西、乌撒境绕道七星关之后。白文选见险势已失，被迫放弃七星关撤回沾益（今云南沾益区），贵州一省遂落入清军之手。顺治十六年正月，李定国因三路防守均告失败，不得不保护着永历帝撤离昆明，清军未经战斗即占领该城。西撤途中，李定国命白文选断后，扼守玉龙关（在今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境）。二月，文选部被清军击败，象、马、赐伞、赐印都被清军缴获。与此同时，李定国在磨盘山（今高黎贡山）设伏，欲痛惩追击而来的吴三桂部清军，因叛徒告密，未能实现。形势的急剧恶化，迫使永历帝朱由榔和沐天波等人逃入缅甸；李定国率余部撤往孟定（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境）；白文选部撤往木邦（今缅甸境内），永历朝廷实际上陷于瓦解。白文选认为永历帝寄居外邦，不利于号召国内的抗清势力，决定凭借武力迎回朱由榔。因地形不熟，加以兵力单薄，兵败后撤至孟艮。
顺治十七年，永历帝在缅甸赭硁。李定国、白文选会兵攻入缅甸，先后在瑞羊岳、洞泊击败缅兵，要求缅方送出永历帝。由于缅甸方面对中国的大势已有所了解，又接到清政府索取永历君臣的函件，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拒绝李定国、白文选的要求。顺治十八年八月，李定国在缅境失利，同白文选一道撤退。这时，白文选感到前途无望了，在部下将校鼓动下准备投降清朝。李定国见他不告而别，派自己的儿子李嗣兴跟随前进，观察白文选部的动向。白文选的部将张国用、赵得胜见李军紧随不舍，乃据险地黑门坎阻击。李嗣兴大怒，正准备勒兵交战，李定国赶到加以阻止，说：“吾昔同事者数十人，今皆尽矣！存者我与文选耳，何忍更相残？且彼既他出，欲自为计，念已绝矣！吾所以使尔随之者，冀其生悔心，或为并力。今大谊已乖，任彼所之，吾自尽吾事耳！” [22] 这年十一月，吴三桂派遣降将马宝、马惟兴、祁三升等统兵追至猛养，白文选终于投降了清朝。次年，白文选被送到北京，清廷封他为承恩公，隶汉军正白旗。康熙七年，加特进光禄大夫、太子太师衔。康熙十四年病死，子白绘降袭一等子。白绘死，停袭。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4—378页）
刘文秀
刘文秀，出生年月不详，卒于清顺治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1658年5月25日），早年生活不详。他是张献忠的四位义子之一，曾随献忠姓张。大西军入川以前，刘文秀已经成为张献忠部下的大将。崇祯十六年冬，大西军作战略转移由湖广入川时，刘文秀任平南先锋，领兵攻克常德。在这里，他发布了著名的惩治明督师阁部杨嗣昌家族的命令。命令中说：“照得朱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 [23] 这份流传至今的大西军珍贵文献，表达了起义农民除暴救民的宗旨。张献忠率部进入四川以后，正式建国大西，刘文秀被任为抚南将军。清顺治元年至二年，他曾经率部攻克绵竹 [24] 、绵州（今绵阳）、邛州（今邛崃） [25] 、丹棱、洪雅、夹江、峨眉 [26] 一带地区，并曾在丹棱修筑教场，操练士卒。 [27] 三年，由于部下一名都司逃亡，刘文秀曾受到张献忠的杖责。 [28]
张献忠牺牲以后，他同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带领大西军击败扼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抢渡长江 [29] ，经贵州进入云南。顺治四年，刘文秀在攻克武定后，曾同孙可望一道领兵西进大理、永昌（今保山），收服明黔国公沐天波，并且利用沐氏世镇云南的威望，比较顺利地取得了各少数民族土司的支持。 [30] 次年八月，他又和李定国统兵出征阿迷（今开远），直抵沙定洲的最后据点，经过多日围困，终于迫使沙定洲投降，从而平定了云南全省，为后来开创抗清斗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在云南期间，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认真吸取了大西军在四川杀人过多因而招致惨败的教训，严禁部下士卒扰民。刘文秀在整饬军纪方面尤为严格。史载他部下一名战士误伤小儿致死，已经由该营总兵责罚，赔偿了烧埋银，刘文秀接到报告后竟下令把肇事兵丁斩首示众。治军这样严格，是大西军后期得到百姓衷心拥护的重要原因。
顺治八年，刘文秀以抚南元帅的名义 [31] ，统领大军渡金沙江，由建昌（今西昌）入川。八月，与南明割据势力大战于荣经，生擒袁韬，招降武大定，一贯同农民军为敌的南明总督李乾德投水自杀。同年十月，刘文秀遣卢名臣（又作卢明臣）进攻涪州（今涪陵），击败李占春、于大海部，二人率部逃入湖广，李占春遁去为僧，于大海率部降清。接着，又收服了割据川东的谭文、谭诣、谭弘三部。经过这一番武力整顿，才结束了四川地区大小军阀互相攻战、蹂躏百姓的混乱局面，川南人民才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正如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所说：“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尽，虽杀运犹未尽，民难犹未弥，而回视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倾耳戴目，东窜西奔，以欠赊须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 [32] 年底，刘文秀被调回云南，由白文选接替镇守嘉定。
顺治九年四月，秦王孙可望疏请封刘文秀为抚南王。 [33] 这时，清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李国翰统兵从四川保宁（今阆中市）起程，先后占领成都、重庆、叙州（今宜宾）、马湖（今屏山）等府县。八月初，刘文秀亲统大军5万驰援，初九日攻克叙州，俘清总兵南一魁；随即收复重庆，清军全线溃退。吴三桂、李国翰等被大西军的声威所吓倒，准备放弃整个四川，撤往陕西汉中。由于四川总督李国英、巡按御史郝浴的反对，才决定据守保宁。十月初，大西军进抵保宁城下，随即将全城包围。刘文秀在屡胜之后，心高气傲，一心想在保宁地区全歼吴三桂等部清军，打一场空前漂亮的胜仗。因此，他不仅分兵包围全城，还抽调军队“北塞葭萌关，东塞梁山关” [34] ，防止清军突围逃窜。讨虏将军王复臣对这种分兵把口的做法曾提出不同意见，说：“毋围城，围则师分而弱！” [35] 他的意见是只要集中兵力攻克了保宁，即便有部分清军溃逃入陕，收复全川的战略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个合理建议遭到主帅刘文秀的拒绝。被包围在保宁城中的吴三桂等人见退路完全被切断，只有下狠心拼死一战。吴三桂毕竟是久经战阵的悍将，在决战之前，他从城头上仔细观察了大西军围城兵力部署情况，终于发现张先璧部是最薄弱的环节。十月十一日，吴三桂亲统清军出城，首先击败张先璧部，张部败兵溃散奔逃，冲乱了相邻的部伍。清军趁势猛攻，大西军全线瓦解，将军王复臣、总兵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杨春普等将校200多名被活捉，兵员伤亡惨重 [36] ，连刘文秀的抚南王印也被清军缴获。吴三桂于险胜之余，叹息道：“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 [37] 孙可望接到败讯，大为恼怒，以永历帝名义将刘文秀革职解兵，发往云南闲住。
顺治十一年秋，刘文秀又被重新起用。次年，刘文秀同冯双礼、卢名臣等统兵6万、战船200余艘，由辰州进攻常德。由于正值水涨，舟行如飞，水师先期三天到达常德，被清军设下埋伏打得大败，部将卢名臣坠水而死。刘文秀被迫退兵贵阳 [38] ，不久，又返回云南。
顺治十三年三月，李定国统兵迎永历帝朱由榔入云南，得到刘文秀的积极配合。朱由榔到达昆明后，晋封刘文秀为蜀王。 [39] 这年九月，刘文秀奉命统兵由云南入川，经黎州、雅州到达洪雅县，在县境千秋坪修建王城帅府。他在《天生城碑记》中写道：“永历十年岁在丙申，圣天子厪宸虑推毂，命予秉钺专征，剪桐蜀土，为根本之地。期于水陆分道，力恢陕豫，略定中原。” [40] 然而，这次入川兵力固然大不如前，昔年的锐气也日渐消磨。在蜀半年，军事上几乎毫无作为。
次年，秦王孙可望发动叛乱，计划由贵阳进犯昆明。永历帝命刘文秀返回云南，以李定国为左招讨大将军，刘文秀为右招讨大将军，领兵迎敌孙可望。交水一战，孙部将士众叛亲离，可望仓皇出逃，只领着一百多人奔往湖广向清政府投降。刘文秀本负有追擒之责，却“终怀兄弟之情，不忍急追，惟一日一站缓缓追去；又恐追上不好相见，一路放炮以激其速去” [41] 。当刘文秀面奏未能追获孙可望时，永历帝沉默了很久才说道：“恐滇南之祸不远矣！” [42] 刘文秀有愧于心，追悔莫及。不久，他建议永历朝廷移跸贵阳，便于号召远近，鼓舞士气。这个正确的建议虽经永历帝批准，却因晋王李定国反对而未能实现。 [43] 刘文秀郁闷在心，终于发病，至顺治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1658年5月25日）病死。临终前，他已预感到永历朝廷大厦将倾，在遗表中提出了十二项建议，主要内容：一是革新朝政，“颇言内阁马吉翔之奸，劝上收大权，用正人” [44] ；二是对朝廷的前途提出建议：“北兵日逼，国势日危。臣精兵三万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间；尝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后，若有仓猝，臣妻操盘匜以待，臣子御驾靮以备执御，请驾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也。” [45] 他主张依靠以夔东为基地的大顺军余部共同抗清虽然未能实现，即便实现了也未必能够挽救永历朝廷的覆亡；然而，刘文秀坚持抗清虽死弥坚的精神却光照史册，为后人所景仰。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9—384页）
高一功
高一功，生年不详，卒于清顺治八年，陕西米脂人。早年生活不详。他的姐姐是李自成的妻子。高一功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大概很早，崇祯九年李自成转战陕西北部安定、米脂、榆林一带时，他曾经统兵一万余从固原来会合。当时李自成的全部兵力不过三四万人，可见高一功已经成为李自成的重要部将之一。这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高一功的名字在史籍中很少见到，只知道在崇祯十一、十二年李自成起义军处于极其困难的时候，高一功仍然忠心耿耿，追随自成左右。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高一功任襄阳卫左威武将军（另一种说法是负责镇守河南信阳）。同年十月，李自成起义军歼灭了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官军以后，占领了西安。高一功随李过、刘芳亮等攻取陕北各地，他率部攻占绥德之后即奉命镇守该城。永昌元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正式建国大顺时，曾封功臣为五等爵。康熙《延绥镇志》记载高一功被封为临朐男。 [46] 清兵入关以后，大顺军放弃北京向西撤退。李自成和大顺军主力返回西安，李过和高一功仍然驻守陕北延安和绥德。这年六月，李、高二人突然来到榆林，在演武场处死镇守该地的制将军王良智（原系明朝降将），由高一功接替榆林防务。十二月，清廷派英亲王阿济格统满、汉兵八万从山西保德渡河，进攻陕北。阿济格驻师于米脂、绥德地区，命降将唐通、姜瓖、王大业等围攻榆林。次年正月十四日，高一功被迫放弃榆林，撤往延安同李过会合。这时，李自成在潼关战役中被清豫亲王多铎部击败，于正月十三日放弃西安，经商洛撤往河南、湖广。在大顺军主力转移之后，清豫、英二王重兵齐集陕西的时候，高一功仍然率部一再出击，终因力量不敌，同李过一道放弃延安。在南撤途中，李过、高一功会合了原来镇守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大顺军取道四川，经长江水路先后到达湖北荆州地区。七月，高一功同李过等九部大顺军曾经一度进攻荆州，未能得手。不久，同南明隆武朝廷的湖广巡抚堵胤锡达成联合抗清的协议。李过、高一功等部大顺军改称忠贞营，高一功赐名高必正，封伯爵。顺治三年正月，李过、高一功等部大举围攻荆州，被清廷所派援军勒克德浑部击败，退入湖北西部山区。同年，隆武帝朱聿键遇害，明桂藩永明王称帝，改明年为永历元年。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堵胤锡联络忠贞营自巴东、秭归出兵，七月收复彝陵（今湖北宜昌），然后南下攻克常德、益阳。十一月上旬连克湘潭、湘阴、衡山，兵锋直抵长沙。捷报传到南明朝廷，永历帝大为振奋，在谕旨中称赞道：“李赤心、高必正等雄冠诸军。”高一功被晋封为郧国公。当时，清方据守长沙的兵力不多，本来可以乘胜收复湖南全省。由于南明文官武将内部矛盾重重，督师何腾蛟又错误估计了形势，下令把以李过、高一功为首的忠贞营调援江西，从而为清军反攻湖南提供了机会。顺治六年（永历三年），清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兵直下湖南，何腾蛟在湘潭被俘杀，南明官军不战而溃。李过、高一功部失去了后方支援，被迫由攸县、茶陵地区取道永兴、江华、怀集、德庆等地辗转进入广西。经过同南明地方割据势力斗争，忠贞营才在横州、南宁地区暂时得到一块立足之地。这年冬天，李过病死，忠贞营由高一功统率。由于忠贞营同南明广西军阀陈邦傅的矛盾日益激化，高一功对陈邦傅只知扩充地盘，抗清大业被置之度外极为不满。他利用陈邦傅曾经拜高氏为母，拿出舅父的身份收缴了陈部的一批马匹器仗。陈邦傅对此恨之入骨，伺机报复。
当时，永历朝廷内部朝臣植党营私，武将拥兵跋扈，毫无中兴气象。这种腐败的政局同以联合抗清为宗旨的大顺军余部完全是格格不入的。顺治七年（永历四年）五月，高一功同兴平侯党守素带兵五千前往梧州朝见永历皇帝，要求朝廷改弦易辙，力挽狂澜。他痛切陈词道：“请身为诸将倡，以兵归兵部，赋归户部，简汰疲弱，分汛战守，较勘功罪，则事尚可为。如因仍离析，兵虽众，将虽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永历朝廷的大臣们却唯恐开罪于割地自雄的藩镇，“庸猥嗫嚅不敢任。必正太息而已” [47] 。高一功的建议既不为永历朝廷所采纳，明浔州守将陈邦傅又密谋偷袭忠贞营的老营，并且暗中派人联络据守云南的大西军孙可望等人，妄图借大西军的兵力制伏忠贞营。高一功、李来亨等原大顺军将领在失望当中决定率部远离永历朝廷，前往川东鄂西地区另创局面。顺治八年（永历五年）五月左右，高一功、李来亨等分兵两路经柳州、象州、融县北上转入湘西。九月，忠贞营进至保靖县，遭到已经投降清朝的当地土司彭朝柱的阻击。双方相持两个月之久，彭朝柱命其子彭鼎带领苗族武装1万多人从林箐伏莽中突然猛袭忠贞营，高一功不幸中毒箭牺牲，阵亡的战士也有几千名。在李来亨的率领下，忠贞营终于突破了土司的阻拦，抵达了夔东地区，从而揭开了大顺军余部抗清斗争的新篇章。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1—394页）
李过
李过，生年不详，卒于顺治六年，字补之，后改名李锦，联明抗清以后南明隆武帝赐名李赤心，李自成之侄，陕西米脂县人。早年随自成参加起义，绰号一只虎，史称他“年少骁勇善战”。崇祯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山西辽州（今左权县）时，李过已经成为自成的得力助手。崇祯五年冬，“李过破辽州及傍近郡县，士民无不望风投顺” [48] 。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有关李过早期活动的可信记载。在这以后，李自成率部转战各地，时兴时衰，李过都在麾下。崇祯十一年春，李自成部在明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追剿下，连续失利，部队严重减员。这年四月，李自成为避免被优势官军围歼，自己带领300多人由甘肃马坞向汉中略阳潜进，老营家属则由李过、刘体纯护卫从间道前往指定会合地点。由于当时的文献一般只提及李自成部的活动，包括李过在内的李自成部将的情况记载极少，无法做出具体的叙述。
崇祯十六年三月，李自成建立襄阳政权，把主力军编为五营，李过被委任为后营制将军。同年十月，义军攻克潼关后，李过奉命先占临潼，直抵西安。占领西安不久，李自成决策分兵三路扫除整个西北地区的明朝官军，他亲自率领李过所统后营和刘芳亮所统左营向陕北推进。占领米脂以后李自成因需统筹全局返回西安，指定李过负责攻取榆林。十一月下旬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榆林官军，陕北其他州县也先后平定。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大顺，李过被封为亳侯。不久，他奉命渡河东征，参加了李自成直接指挥的攻占北京的战役，为推翻明王朝做出了贡献。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被清军击败后，李自成主动放弃北京，李过回到陕北，驻守延安。这年六月，他会同绥德守将高一功赶往榆林，处死受命镇守该地的明降将王良智，榆林防务由高一功接替，从而稳定了大顺政权在陕北地区的统治。这年冬天，清廷命豫亲王多铎取道河南攻潼关，英亲王阿济格经山西，取道蒙古部落攻陕北。清顺治二年正月，多铎部清军攻占潼关，李自成被迫主动放弃西安，率领主力经河南进入湖广。这时，李过、高一功部仍在陕北抗击阿济格部清军，由于整个形势的恶化，李过、高一功被迫放弃榆林等地。当时，清军多铎部已占领西安，阿济格部则占领了延安，李过、高一功所统陕北大顺军不可能沿李自成统率的主力所取路线南撤，于是向西会合镇守宁夏、甘肃等地的大顺军取道汉中南下四川，然后顺长江东下湖广。是年春夏之交，李自成所统主力在东撤途中，同追击的清军阿济格部连续作战，均告失利，大将刘宗敏被俘杀。五月初，李自成也牺牲于湖北通山县，余部在田见秀等人率领下转入平江、浏阳一带，士气十分低落。其时，李过（已改名李锦）、高一功所部大顺军出夔门（今重庆奉节县）进入湖北省西部，攻占了荆门州和当阳县，并在七月间一度进攻荆州。不久，同原随李自成东下的大顺军余部会合。大约就在这时，李自成的妻子高氏转入了李过营中，以母子相称。在高氏的支持下，李过等人坚决拒绝了清政府的多次招降，决定联合南明共同抗清。当时任南明隆武朝廷湖广巡抚的堵胤锡是位比较有政治眼光的抗清派人士，他亲自进入李过、高一功营内，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堵胤锡给隆武帝的奏疏说：“贼将李锦、高一功等原系分守西北，倾慕真主，悔罪投诚。转战千里，杀虏逾万，能已见矣。”他建议朝廷破格加恩，授予侯伯等爵。隆武朝廷经过一番争议，终于在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三月赐李锦御营前部左军挂龙虎将军印，封兴国侯，改其名为李赤心。李过、高一功等部大顺军改名为忠贞营。由于李自成的妻子高氏支持联明抗清事业，隆武帝为了利用她的地位和影响来笼络大顺军，同时又抹掉高氏的大顺皇后的身份，决定封高氏为“贞义一品夫人”。诰敕中说：“朕念赤心以真正英贤，昔日托身非所，乃今幡然悔悟，竭奉中兴。虽名臣必待真主，亦赖其有贤母而端慈训也。近据地方督抚连章报其至诚归戴，业已挂印封侯，俟朕驻跸武昌，然后面锡铁券。再允督抚之奏，钦旌母德之贞。尔以善教为慈，赤心以遵母为孝；慈孝既萃于尔门，忠义必恒于功业。特赐尔封为贞义一品夫人，给予恩诏，仍着有司建坊，敕文用‘淑赞中兴’。朝廷风标万方，尔门芳留百世。……尔高氏当时以大义训赤心，俾其一德明良子终始，全恢江省，立复金陵，一统功成，尔子拜爵于奉天殿，尔身受恩于坤宁宫，史册昭然，岂不伟欤？尔母子其钦承朕命。” [49] 隆武帝对高氏倍加称誉，希望她用“慈训”以羁縻李过。李过等人从抗清的大局出发，接受了南明的封号，但在营中仍然尊称高氏为太后，甚至在给南明朝廷和官府的文移中称李自成为先帝，说明他们珍视自己的光荣传统。
顺治三年正月，李过等部大举围攻荆州。二月初三日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领援军赶到，趁大顺军一意攻城之机，突然发起进攻。李过等部猝不及防，遭到重大挫折，被迫退入鄂西秭归、巴东山区进行休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南明永历政权堵胤锡再次联络李过等部大举出兵，七月间收复彝陵，接着南下占领常德。十月下旬攻克益阳，十一月上旬分兵三路连克湘潭、湘阴、衡山，兵锋直抵长沙城下。南明阁部何腾蛟飞奏大捷，永历帝也兴奋异常，赞扬“李赤心、高必正等雄冠诸军” [50] 。不久，晋封李过为兴国公、高一功为郧国公。正在这大好形势下，何腾蛟却出于阶级偏见，故意在忠贞营和其他南明官军之间制造摩擦。何腾蛟妄想依靠亲信部队拿下长沙，争夺恢复全湘的大功，下令将李过等部调往江西。时清廷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兵直下湖南。顺治六年（永历三年）正月，清军进至何腾蛟坐镇的湘潭，南明官军一哄而散，何腾蛟被俘杀。李过等部正处于距江西不远的攸县、茶陵地区，由于后方失守，被迫取道永兴、临武、江华、阳山、怀集、德庆一线撤退。途中遇到南明兵部侍郎程峋，奉敕命督忠贞营援救江西。可是，当时李成栋已经在江西信丰兵败身死，李过等人希望找块地方休养士卒，却遭到南明地方割据势力的刁难打击。忠贞营撤入广东以后，李过把随军家属和辎重托付给程峋先行，自己统兵担任后卫。行至界口，掌握永历朝廷大权的李元胤（李成栋的养子）密令守将张祥发炮击毙程峋，忠贞营的家属和辎重也惨遭杀掠。李过大怒，准备统兵直入行在肇庆，“清君侧之恶”。永历朝廷惊惶失措，一面派堵胤锡前往竭力劝解，一面以“不戒军士”为名将张祥部下一名军官处斩，以泄忠贞营将士之恨。李过等人仍以大局为重，决定撤入广西。顺治六年（永历三年）五月，李过、高一功部进至梧州。南明地方当局竟然如临大敌，“飞舸逆战，箭炮交加” [51] 。经过一番斗争和交涉，忠贞营才在横州、南宁一带获得一块暂时立足之地。窃据浔州（今广西桂平）以西地区的军阀陈邦傅想挟制朝廷，又感到自己兵力不够，就多方拉拢忠贞营。他不仅让出一块地盘给忠贞营屯兵，还拜高氏为母，称高一功为舅，极尽笼络之能事。遇有机会就怂恿李过等出兵夺取桂林、平乐、肇庆和永历朝廷所能管辖的其他广东地方，以使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南明政权的最高权力。陈邦傅的阴谋活动遭到李过等人的坚决抵制，双方的关系逐渐恶化了。顺治六年冬天，李过因心劳力瘁病死于南宁地区。大顺军余部由高一功、李来亨等人统领，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5—399页）
李来亨
李来亨，生年不详，康熙三年八月初五日（1664年9月24日）牺牲。其早期经历不详。按一般说法，他是李过的养子。李自成牺牲以前，李来亨长期在李过部下，名声不显。大顺军联明抗清以后，李过成为忠贞营主将，李来亨在永历元年（1647）受封为三原侯。顺治六年冬，李过病死，忠贞营由高一功和李来亨等人统率。由于常常受到南明文武官僚的刁难歧视，高一功、李来亨等人决定长途跋涉，前往夔东地区开辟新局面。这里山高林深，依凭大江，形势十分险要。早在顺治二年到五年，以李过、高一功为首的大顺军余部曾经两度在这一带坚持抗清，熟悉地理环境和风俗人情。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十二月，永历朝廷任命大学士文安之为督师，经略川、楚、秦、豫军务，负责协调川东鄂西各部抗清武装的行动。文安之赴任时为了示之以恩，请求朝廷给各部首领加封晋爵，得到永历帝的批准，李来亨晋封为临国公。同时晋封的还有益国公郝摇旗、荆国公王光兴、皖国公刘体纯、靖国公袁宗第、宜都侯塔天宝、阳城侯马腾云、岐侯贺珍等。顺治八年，忠贞营从广西横州地区出发，经柳州、象州、融县、古泥等地进入湖南西部。途经保靖时，遭到当地土司彭朝柱的袭击，高一功不幸中毒箭身死。忠贞营在李来亨统率下冲破阻拦，到达湖北建始县。次年（顺治九年），来亨率部渡江，在兴山县境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基地。李来亨在兴山县七里坪设置帅府，任命知县等地方官员。由于当地人烟稀少，土地浇薄，生产很不发达，李来亨一面招徕居民恢复生产，“相附者众”；一面组织士兵屯种山田，“岁收麦粟草棉供粮食衣履”。为了取得山区缺乏的物资，李来亨严格实行保护民间贸易的政策，下令禁止抢掠商贩，还派人出外收购食盐和铁器，荆州以西的居民往往私自来兴山一带同农民军做生意。正是因为李来亨等人重视农业生产，注意保护民间贸易，夔东抗清武装直到最后被优势清军扑灭时，基本上保证了军队和居民的物资需要。
尽管客观上的条件十分艰苦，李来亨始终没有改变坚决抗清的初衷。顺治十年，他带领部众东出当阳县，击毙清将汪吉。 [52] 顺治十二年，李来亨等夔东抗清将领同掌握了永历朝廷实权的孙可望建立联系，配合作战。顺治十四年，孙可望叛变，投降了清朝，西南抗清局势逐渐恶化。顺治十五年四月，蜀王刘文秀病死，遗表中说：“清兵日逼，国势日危，臣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 [53] 反映了大西军部分高级将领希望同大顺军余部并肩作战、挽救危局的热切心情。这年内清廷部署三路进军云南，永历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拖住清军的后腿，永历朝廷派出使者联络夔东十三家兵马进攻重庆。在阁部文安之、太监潘应龙的组织下，李来亨等“十三家”于十二月初先拨官兵七千名、战船一百五十八只溯江而上，联合梁山（今梁平）、万县一带的谭文、谭诣、谭弘所部兵力直抵重庆城下，三面围攻；后续部队分水陆两路源源而来。然而，在重庆城下却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事变，谭诣和谭弘刺死谭文，投降清朝。抗清力量内部的离析，使这次挽救永历朝廷的计划完全落空了。李定国兵败撤离昆明以后，永历朝廷曾经就何去何从进行讨论，有人建议绕过清军主力，进入川东同以李来亨等人为首的农民军会合，结果被当权者否决。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永历帝被俘，次年被绞死，李定国也病死边徼。清廷派遣使者向夔东农民军宣布永历朝廷已经覆亡，希望达到招降的目的。李来亨置之不理，仍然坚持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