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元年九月，清廷决策对夔东抗清基地实行三省会剿，由四川、湖广、陕西各抽调三万名官军，齐头并进，扑向夔东抗清基地。后来又续调驻防西安八旗兵由傅喀禅等统领南下四川，增强西线兵力；从京师派都统穆里玛、图海率领八旗禁旅南下湖广，增强东线兵力。康熙二年正月，四川官军攻占了袁宗第部驻守的大昌县。袁宗第跳崖逃出，同郝摇旗合营。原来据守大宁的岐侯贺珍这时已经病死，部众由他的儿子贺道宁带领向清四川总督李国英投降。在西线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湖广清军也从东面步步进逼，占领了兴山县境出长江的香溪口。七月，郝摇旗、刘体纯带领部下精兵会合李来亨部，决定先打湖广官军。李来亨看准了湖广官军的骄横麻痹，事先派出几百名战士化装成清兵和运粮农民混入官军营垒。二十三日，三部农民军全线出击，潜伏敌营的战士趁势而起，湖广官军乱成一团，提督董学礼、总兵于大海、穆生辉、高守贵、金万镒落荒而逃，一直退到彝陵。重创了湖广官军之后，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七部农民军乘胜西上，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强攻清四川总督李国英、提督郑蛟麟固守的巫山县。由于该城形势险要，李国英等人严督官兵负隅顽抗，李来亨等虽采取种种战术，都没有达到破城的目的。李国英又暗中派出士卒切断农民军运粮的饷道，使顿兵坚城之下的五万多名农民军陷入困境。九月初七日，官军四路出城反击，农民军已成强弩之末，在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七千多名战士，被迫全线撤退。从此以后，李来亨等部农民军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随着清军力量的不断加强，夔东抗清武装面临的形势日趋险恶。康熙二年十月，与农民军联合抗清的王光恩率部投降。他部下有官兵近万名，实力比较强大，驻防在长江南岸的施州卫。王光恩的降清，使官军得以全力进剿长江北岸的农民军。接着，永历朝廷所派总督毛寿登也步王光恩的后尘，投降了清朝。十二月，刘体纯兵败自杀；郝摇旗、袁宗第被俘，于次年十月牺牲。康熙三年初，同李来亨长期并肩作战的大顺军将领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见大势已去，也背信弃义地率领部下兵员向清朝湖广当局投降。疾风知劲草。这时坚持抗清旗帜的只剩下李来亨部农民军了。他们困守在兴山县境的茅麓山区，胜利的信心逐渐渺茫，献身的精神却更加激扬。当时，清军三路直逼兴山，李国英等率领四川兵进至兴山县黄龙山下扎营，陕西官军在提督王一正带领下由房县进迫兴山，湖广方面由靖西将军穆里玛、定西将军图海会同湖广提督董学礼部绿旗兵直抵茅麓山下。三路官军兵力将近二十万，把茅麓山区包围得水泄不通。穆里玛求功心切，既不熟悉地形，又低估了李来亨部的拼命精神，贸然下令所部八旗兵直向山寨进攻。李来亨镇定自若，据险固守，抽调一部分精兵猛然发起反击，把来犯的八旗兵打得滚崖落涧，大败而回。李国英知道硬攻不是办法，在会商时建议“合满汉三省之兵分汛连营，树立木城，挑堑排桩，密匝围之”。所谓排桩又名梅花桩，用周围一尺、长五尺的圆木一半埋入土中，一半直立地面，每根木桩前后左右的距离仅为五寸。据记载，茅麓山周围150余里，仅埋设排桩一项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就可以想见。清军依凭排桩、沟堑，重兵围困达数月之久。农民军寨内的粮食物资越来越困难了。李来亨仍然大义凛然，力图打破清军的封锁。六月十五日和闰六月初九日，他两次亲自率领将士出击，“其来也，皆持钩镰大斧，各抬云梯，挨牌，拉堑砍桩，枪炮齐发，势如风雨骤至”。农民军战士“莫不奋臂争呼，拼死力战”。 [54]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李来亨有限的兵力已经没有可能打破官军的围剿了。相持到八月初，寨内部分将领和士兵忍受不了长期围困造成的苦难，下山投降。八月初五日，李来亨下令烧毁山寨，毅然自杀。坚持了20年的大顺军抗清斗争终于失败，然而，李来亨等壮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的誓死抗清对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直到清中期嘉庆年间还使满洲贵族为之谈虎色变。清礼亲王昭梿写道：“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 [55] 联系到康熙以后清廷在政策上的某些转变，不能不承认这同大西、大顺农民军的顽强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李来亨等人为反对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表现出来的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理应受到后世的景仰。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404页）
刘体纯
刘体纯，生年不详，卒于康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664年1月20日），陕西延安人 [56] ，早年参加了李自成起义军，绰号二只虎。崇祯十一年四月，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在甘肃临洮一带连续失利后，李自成率领三百余人由马坞山中奔往礼县、西和，刘体纯和李过另率一千余人经岷州前往阳平关、宁羌州（今陕西宁强），会合于汉中。 [57] 这说明当时刘体纯已经成为李自成部下的重要将领之一。崇祯十六年三月，李自成建立襄阳政权，对军制进行了改革，设立五营，刘体纯被任为右营果毅将军。同年九月，起义军在河南郏县、汝州地区歼灭了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所统官军主力，李自成决定分兵两路趁势夺取陕西。主力由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攻潼关入陕，同时命右营主将制将军袁宗第和果毅将军刘体纯、白鸠鹤、威武将军蓝应诚率领兵马十万为偏师，由河南南阳进攻陕西商洛地区。十月中旬，李自成所统主力先入西安；袁宗第、刘体纯等所统右营也攻克商州、洛南，与主力会师于西安。 [58] 崇祯十七年旧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大顺，刘体纯被封为光山伯。
清顺治二年正月，李自成在潼关战役中失败，被迫率领西安地区的大顺军主力经河南转入湖北，形成南撤的东路军；而李过、高一功所统陕北等地大顺军经汉中入四川顺江东下湖北，成为西路军。刘体纯当时在李自成直接指挥的东路军中。同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境牺牲以后，东路大顺军陷于严重的混乱，在七、八月间各部将领都同清朝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派出的招降使者进行过接触。 [59] 不久，李过、高一功率领西路大顺军到达湖北荆州地区，刘体纯才与袁宗第、刘芳亮、田见秀、吴汝义、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等人结盟，同心反清，和李过、高一功合营。但很快又发生分化，田见秀、吴汝义、张鼐降清，刘体纯和袁宗第也同李、高分手。在这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带领部下士卒数万人由荆州进攻襄阳、承天（今湖北钟祥）等地，于十二月十八日攻克樊城，次日进攻襄阳，由于清郧襄总兵王光恩负隅顽抗，未能攻克。 [60] 刘体纯即率部北上，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克光化 [61] ，然后经河南邓州攻入陕西商洛地区。
顺治三年二月，刘体纯部占领商州。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定西大将军何洛会遣兵反击，刘体纯部失利，将士牺牲了1万多人。 [62] 这年五月，刘体纯又会合原明朝将领孙守法部进攻兴安州（今陕西安康市），至三十日攻克该州，处死清商洛道袁生芝、知州曲良贵等 [63] ，洵阳、紫阳等县自动归附。刘体纯等设置了道、州官员 [64] ，这是大顺政权瓦解以后，重新建立地方政权的尝试。不久，清肃亲王豪格先在汉中地区击破贺珍部，随即命贝勒尼堪统兵取道汉中进攻兴安州。刘体纯知道清军势大难敌，主动放弃该地，南下四川。 [65]
进军陕西失败以后，刘体纯感到势单力孤，又率部转入湖南，同袁宗第、马进忠、王进才、牛万才等部会合。顺治五年一度攻克宝庆府 [66] ，次年又曾攻占澧州 [67] ，并在湘西、黔东铜仁、四川酉阳一带活动 [68] 。
顺治七年，刘体纯率部经湖北建始北上，于六月间攻占湖北房县羊角寨，杀清知县李成鉱。 [69] 这以后，他一直活动于川鄂交界的大江南北，八年攻占恩施，九年与郝摇旗部先后攻占房县、南漳、竹山、竹溪，十年进攻谷城 [70] ，并从顺治九年起在巴东县建立了基地。刘体纯初至巴东时，“民皆避匿寨峒，使人招致之，俾各就业，供租税” [71] 。可以说，他是夔东抗清基地的主要创始人。在他之后，大顺军余部袁宗第、郝摇旗、李来亨、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也先后来到夔东，同由陕西汉中撤来的贺珍，在郧阳起兵反清的王光兴、王光泰兄弟组成了一个控扼川鄂的抗清武装集团，一般称为夔东十三家。据有的史籍记载，刘体纯被夔东十三家推举为盟主，各部都秉承他的节制。 [72]
在大顺军余部中，刘体纯同南明朝廷的关系比较疏远，基本上没有接受隆武或永历朝廷的调遣，而是独立作战。在名义上他也接受了永历朝廷的封爵，永历改元时（清顺治四年）被封为平西侯 [73] ，永历四年晋封皖国公 [74] 。此后，由于孙可望把持了永历朝廷的实权，大西军余部和大顺军余部几乎没有配合作战。顺治十四年孙可望降清以后，李定国、刘文秀鉴于形势逐渐恶化虽有意改善双方关系，但因相距过远，已经难以扭转颓势了。
康熙元年李定国病殁，西南抗清斗争全部失败。清廷决定对夔东抗清武装展开三省会剿，由陕西、湖广、四川各抽调兵员三万同时发起进攻。次年春夏之间，清军占领了袁宗第据守的大宁和郝摇旗据守的房县，袁、郝被迫率部移向巴东，同刘体纯合营。为了打破清军的围剿，他们决定联合以兴山为基地的李来亨部对清军实行反击。七月，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等部农民军一举击败湖广清军，湖广提督董学礼领着残兵败将逃回彝陵。取得东线反击战的胜利以后，刘体纯、李来亨、郝摇旗、袁宗第、塔天宝、党守素、马腾云七部又在八月间溯江西上，把以四川总督李国英为首的清军包围于巫山县城。经过12天的激烈战斗，终被四川官军击退。这年冬天，清廷派遣的西安驻防满洲兵到达巫山，穆里玛、图海所统京师八旗禁旅也进抵兴山附近。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四川而来的满汉官兵首先向刘体纯部在陈家坡所立营垒大举进攻，刘体纯虽“倚恃山险，排列营阵，层层扼拒”，最终由于兵力不敌被迫后撤。清军乘胜攻占了要隘老木崆，刘部将领见形势危急，纷纷出降。在这最后关头，刘体纯大义凛然，决心不落入清军之手。他先将两个女儿勒死，令妻妾自尽，然后用弓弦自缢。 [75] 《巴东县志》记载，刘体纯“骁勇有方略，御众严明”，“颇知爱民，故巴东人获留十一于千百者，体纯等力也” [76] 。他牺牲以后，巴东百姓竟为之伤心坠泪，连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也不得不顺应民情，下令以礼安葬。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5—409页）
郝摇旗
郝摇旗，生年不详，卒于清康熙三年，陕西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市）人。 [77] 在大顺军中，他原来的地位不高，当过大旗手，因此被呼为郝摇旗。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群龙无首，郝摇旗乘机掌握了一部分军队，由不知名的偏裨成为一部的主将。当时，跟随李自成东撤的大顺军在连遭失利、地方政权全部瓦解的情况下，意气十分消沉。郝摇旗和其他大顺军将领率部转入了平江、浏阳一带，陷于彷徨失所之中，先投靠南明督师何腾蛟，不久又在八月间向清政府递上了降表。后来终于在全国抗清斗争的推动下，坚定地执行联明抗清的政策，成为清初农民军中著名人物之一。
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南明皇帝赐郝摇旗名为郝永忠 [78] ，在何腾蛟部下任援剿右部总兵官、都督同知。隆武帝朱聿键由于军事局面被勋臣郑芝龙一手把持，毫无作为，乃下诏亲征，由福建入江西，命何腾蛟派兵接应。何腾蛟却不愿意让隆武帝进入自己的辖地，表面上派郝摇旗和张先璧两部去迎接，暗中却指示他们迁延不进。顺治三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难，郝摇旗部仍停留在郴州地区。桂藩永明王即位改元永历，郝摇旗被封为南安侯。顺治四年（永历二年），清军攻入湖南，他率部由桂阳、耒阳等地撤至道州，五月间又撤至江华、永明（今江永县）。七月，南明官军曹志建部也来到永明，同郝摇旗结盟，分屯于该县。不久，郝部撤入广西。十一月，清怀顺王耿仲明、总督佟养和领兵进攻全州。郝摇旗会同卢鼎、焦琏、赵印选、胡一青驰援，在全州城下大败清军，毙敌千余，被永历朝廷誉为“中兴战功第一”。
顺治五年（永历三年）正月，南明督师何腾蛟坐守兴安，檄调各部派军赴该城堵截清军进入广西。郝摇旗得令后派部下骑兵一千名前往。二月初一，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会师大举攻入广西。南明云南将领胡一青拥簇着何腾蛟逃往桂林，使郝摇旗所派骑兵在兴安陷入重围，城破后全部战死。郝摇旗闻讯大怒，坚决拒绝同瞿式耜留守桂林。在永历帝离开该城后，郝部将士即将桂林城内的官私财物搜括一空，原意是以免资敌。这件事本来是南明文武官员背信弃义激起的，可是在封建史籍中却把全部责任推在郝摇旗身上，说他“大掠桂林”，甚至把永历皇帝的贪生怕死、匆忙逃出桂林也编派成郝摇旗把他从床上拖起来，“裸置城外”。此后，郝摇旗部在广西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受到永历朝廷的歧视和地方官僚的排挤。
顺治七年（永历四年），郝摇旗终于决定率部经武冈北上，同大顺军余部刘体纯、袁宗第等会合于荆州以西地区。这年十二月，南明永历朝廷晋封郝摇旗为益国公。到达荆西以后，郝摇旗、刘体纯等部先后攻克了南漳、房县、均州、谷城、竹山、竹溪等县，在这些地方筹集粮食军饷，伺机出击。顺治十年到十三年，郝摇旗扎营于房县境内山区，除了派使者前往云贵同永历朝廷商议用兵机务、领回敕书札付等物外，还同湖广、陕西、山西等地的抗清力量建立了联系。直到清廷加强了郧阳地区的兵力以后，郝摇旗部才被迫向西退到了夔东山区，同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等依险自守，互相呼应。
康熙元年，清廷完全平定了西南的抗清斗争，永历皇帝被缢死，李定国也病死于边境。这时，全国仍在坚持抗清事业的只剩下夔东农民军和台湾的郑氏。七月，清四川总督李国英再次密奏由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夔东抗清武装，请求朝廷统一部署，确定进兵日期。九月，经兵部密议，决定湖广调兵三万，由湖广提督董学礼带领进剿；陕西调兵三万（包括河南兵三千），由陕西提督王一正带领进剿；四川由总督李国英、提督郑蛟麟领兵顺长江东下进剿。三路官军均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达前线，同时发起进攻。到康熙二年六月，清军三路大军步步进逼，对夔东抗清基地的压力不断增大。郝摇旗见形势危急，建议各部联合组织反击，先打湖广官军，然后回师西向，痛击四川官军。七月初十日，郝摇旗率领本部人马同刘体纯部会合于巴东，十七日又同李来亨部会合于三对河。二十三日，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三部猛攻湖广官军，清提督董学礼部三万官兵“全师失利”，“除杀伤外，挤窜于南阳河，水为不流” [79] 。残兵败回彝陵（今湖北宜昌）。击破湖广官军以后，李来亨、郝摇旗、刘体纯又联合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共七部兵马五万多人溯江西上，会攻屯聚于四川巫山县的四川官军。八月二十四日，兵抵巫山城下。次日晨开始全力攻城。清四川总督李国英、提督郑蛟麟指挥官兵拼命顽抗。由于巫山县城背山面江而建，形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农民军虽然作战极其奋勇，造了土囤、挨牌、云梯昼夜攻打，都没有突破官军的防线。九月初五、初六两日连降大雨，农民军改用挖掘地道的方式攻城。李国英等深知当地地形，万一城破，势必全军覆没。因此，他先派出几百名士卒伪装成农民军，隐藏在农民军运粮道旁，见有背粮战士即突起杀害，使围攻巫山县城的农民军陷于断粮的境地。九月初七，李国英等认为时机成熟，派兵四路出城反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农民军牺牲了七千多名战士，被迫于次日撤退。
巫山之战，没有粉碎来犯的四川官军，农民军的锐气和信心都受到很大挫伤。清政府有鉴于湖广官军的惨败和农民军进攻巫山时兵势之猛，决定增加兵力，调驻防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所部满洲兵由陕西入川，于十一月间到达巫山，加强西线兵力；又命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统领八旗禁旅由京师出发，取道荆州与重新调集补充起来的董学礼部湖广官军会合于兴山县七连坪，以加强东线兵力。十二月二十三日，四川官军攻占刘体纯固守的陈家坡、老木崆，刘体纯全家自缢而死。这路清军随即往大昌县的八石坪、平阳坝进剿郝摇旗、袁宗第部。二十四日，郝摇旗、袁宗第二部 因兵力不敌退到黄草坪，长期随郝摇旗军活动的明东安王朱盛蒗被活捉，永历朝廷所派太监潘应龙也自缢身死。二十六日，清军追到黄草坪，郝摇旗、袁宗第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仍然“率同亲丁各执利刃抵死交锋”。结果，益国公郝摇旗、靖国公袁宗第、部院洪育鳌都被俘。康熙三年十月，根据清廷旨意，郝摇旗和袁宗第、洪育鳌、朱盛蒗都牺牲在屠刀之下。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0—413页）
朱常淓
朱常淓，号敬一，自称敬一主人、敬一道人，生于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08年2月10日），顺治三年五月十七日（1646年6月29日）被清廷杀害。他的父亲翊镠是明神宗翊钧的弟弟，穆宗隆庆五年（1571）二月被册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三月离开京师前往封地河南卫辉府（府治在今河南卫辉市）。这就是第一代潞王。翊镠就藩的时候，明朝统治集团的贪婪腐朽已经达到极点。翊镠贵为亲藩，又是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爱子，更加有求必应。除了常年禄米万石之外，他向朝廷请乞的田地就多达400万亩，不仅成为明代藩王当中霸占土地最多的一个，而且为神宗诸子请乞万顷以上田土开了先例，对于明后期的土地兼并急剧进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万历四十二年五月，翊镠病死，谥为潞简王。 [80] 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常淓年过10岁，被册封为嗣潞王 [81] ，是为第二代潞王，也是末代潞王。
朱常淓嗣封之后，过着穷极奢侈的生活。由于他不干预地方政事，又有充分的钱财和余暇从事文化活动，因此颇得“贤”名。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从陕西开始渡河东征，以推翻明朝。二月间，大顺军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部沿黄河北岸进军，占领了怀庆府（府治在今河南沁阳），潞王封地卫辉危在旦夕。十九日，朱常淓见大祸临近，即在总兵卜从善的保护下携带家眷和财宝渡河南逃。三月间，到了淮安。
明朝被大顺农民军推翻后，南方的明朝官绅立即陷入混乱，为了重建明朝政权，急需解决帝位继统问题。由于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未能逃出北京，这个帝位继统人只有从帝室近枝当中选立。当时，神宗诸子瑞王常浩、惠王常润、桂王常瀛都避居于四川和广西，距离明朝留都南京较远，只有神宗的孙子福王由崧和侄儿常淓由河南逃到了南京附近。明朝官僚们主要在这两个帝位候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常淓很快就获得一部分官僚的拥戴，他们基本上是倾向东林党的人物。他们以立贤为名，实际上却因为害怕福王继统会掀翻万历年间东林党反对福王由崧祖母郑贵妃的旧案，在政治上对自己不利。而曾经依附魏忠贤的阉党以及同东林党人关系较浅的官绅则主张按伦序立福王为帝，力图以拥戴福王作为自己进身之阶。凤阳总督马士英是个善于观风察势的投机政客，当他探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和钱谦益、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大臣主张拥立潞王时，知道自己无论在地位上和威望上都不能超越史可法等人，参加拥立潞王的行列不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权势。因此，他施展诡计，利用总督职权联络麇集于江北地区的四大军阀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派出军队护送福王朱由崧径至南京监国。史可法等迫于既成事实，只好改变初衷，加入拥立福王的行列。不久，朱由崧正式即位为帝，建立了弘光朝廷，大权落到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手里。
常淓失去了当皇帝的机会，奉弘光的旨意移居杭州，依旧过着富贵闲人的生活。尽管弘光朝廷对他防范颇严 [82] ，他自己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政治野心。顺治二年，当清军南下，举行“联虏平寇”政策的弘光朝廷迅速瓦解后，南明帝室继统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常淓才成了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皇位候选人。
这年五月二十八日，马士英簇拥着弘光太后邹氏逃到杭州。六月初八日，弘光被俘的确信传开后，马士英、黄道周等人以太后名义发布懿旨：“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祖宪具在，今可遵行。” [83] 朱常淓被立为监国。然而，常淓也不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而已，就任监国三天之内不仅毫无作为，还在马士英唆使下派出号称“活秦桧”的陈洪范去同清军议和，企图以割让江南四郡换取清军停止进兵。 [84] 黄道周等上笺请求惩办奸相马士英、起用贤臣、命将分汛扼守要害。常淓唯恐得罪马士英，一概拖延不理。十一日，清军进抵塘西。马士英、阮大铖又故技重演，一走了之。其他官员也纷纷奔窜。朱常淓竟在浙江巡抚张秉贞 [85] 等人的撺掇下，向清军统帅博洛递上了降书。
不久，常淓被清军带到北京，给以“恩养”。顺治二年十一月，他还向清廷上疏“恭谢天恩”，疏中写道：“念原藩卫郡，蹇遭逆闯之祸；避难杭城，深虑投庇无所。幸际王师南下，救民水火，即率众投诚，远迎入境。原拟出诸焚溺，以延残喘，荷蒙豫王普施清朝好生之德，不加斧钺而反重辱宠渥，将随带来京。又蒙我皇上与皇叔父高厚之恩，给以日费，俾饔餐有资；赐以房屋，使栖身得所。除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外，但良夜扪思，自分何能谬叨天泽如此？即结草衔环，奚报隆恩之万一。惟举家焚顶，祝颂圣寿于无疆而已。……” [86]
这大概是朱常淓降清后留下的最后一份文献，文中感恩和敬畏之情跃然纸上。尽管如此，清廷许下的“给以恩养”的诺言并没有信守多久。顺治三年，清朝统治者见各地抗清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抗清势力一般都以复明相号召，决定将朱由崧、常淓等明朝帝王宗室十余人处死。清方记载说：顺治三年五月十七日“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因集九卿科道大小各官传谕曰：本朝举兵征伐，原非无故。因万历年间数窘辱我国，以致愤兴师旅。今荷天庥，得膺大宝，不修旧怨，礼葬崇祯，追加谥号，其阵获诸王尽加收养。乃不知感恩图报，反妄有推立，鲁王等私匿印信，将谋不轨，朕不得已，付之于法。……” [87] 文中的“鲁王”是“潞王”一词由满文回译汉文时发生的错误，或者是有意篡改。所谓“鲁王等十一人伏诛”就是潞王朱常淓等十一位明朝王爷被处斩，罪名除了私藏明朝颁给的印宝外，主要是说这些明朝的龙子龙孙意欲谋反。弘光帝朱由崧也在这一案件中被杀，上引文献里没有公开提到他，大约是出于政治考虑。
朱常淓因贪生怕死而屈膝投降，结果并没有苟全性命于乱世，被清廷诬为“将谋不轨”的首犯而遭处决。常淓死于政治谋杀，却是咎由自取。
关于常淓其人，时人李清曾针对他的“贤名”虚誉写道：“陪都既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时张奉常希夏奉敕奖王，语予曰：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又叶主政国华为予言：潞玉指甲可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又命内官下郡县广求古玩。倪廷尉胤培尝曰：使王立而钱谦益相，其不支与马士英何异？” [88] 意思是说，朱常淓同朱由崧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常淓降清，在清初杭州地区的一些上层人士心目中认为是明智之举，据说投降免除了杭州百姓遭受清军屠戮之祸，所以常淓也获得了“潞佛子”的赞誉。可是，在当时全国的抗清斗争形势中，常淓降清构成了南明史上的一大关节。在弘光政权覆灭之后，朱常淓就任监国，即便守不住杭州，南方回旋的余地还很大。他即使只像后来的永历帝朱由榔一样“唯知奔逃”，抗清阵营也不至于分裂。唐王朱聿键当时正在杭州，曾经力劝他监国之后树起抗清大旗。这说明，包括胸怀大志的朱聿键在内的明朝藩王，都认为他是无可争辩的帝位继承人。如果他不降清，就不会出现闽、浙两地帝系远派子孙唐、鲁二藩的争立，也不会出现在隆武既亡以后广州、肇庆两地唐（朱聿）、桂（朱由榔）二藩的争立。这两次争斗都严重地分散和抵消了抗清力量，给清廷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所以，朱常淓的降清后果是很严重的，直接影响到此后南明政局的演变和抗清斗争的进程。
朱常淓爱好古董书画，特别是酷嗜古琴，除编撰了琴谱《古音正宗》以外，还监制了数以千计的仿古琴，一般称为潞琴。 [89] 他还“精通内典”，擅长佛学。他又“善擘窠大书，尤工画兰” [90] 。他的书法包括真、草、隶、篆各体，传世的书法石刻、印文等可以见到。所以他在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点痕迹。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四卷 ，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9—294页）
王兴
王兴，字电辉，本姓萧，名嘉音 [91] ，福建平和人 [92] ，因其曾祖父萧琼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调任广东恩平县巡检，寄寓该县蓝坑，所以或说他是广东恩平人 [93] 。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616年2月2日），清顺治十六年八月十七日（1659年10月2日）牺牲，明末恩平起义领袖、坚强不屈的拥明抗清英烈之一。
嘉音少时为人犷悍，好勇斗狠，“十三学杀人，十五手搏狼” [94] 。当时，明统治已趋衰微，恩平等地起义连绵不断。崇祯十六年，嘉音在恩平那乾洞（或作那虔峒）聚众起义。 [95] 由于他身材短小，精明强悍，被人们呼为“绣花针”。崇祯末年，广东地方官府已经没有力量对付各处的农民起义，被迫采取招抚的办法，给义军首领封官优遇，加意笼络，因此有“读书折本，为贼做官”之谣。 [96] 嘉音当时已经是拥众数千人的义军首领，也在崇祯十七年五月接受了明恩平知县陈兆棠的招抚，被授予守备札付。 [97]
当年夏，崇祯朝廷覆亡的消息传到广东后，各地大乱。恩平的一批绅士为了对付萧嘉音等“官贼”，自行组织地主武装，联合142个村子设立了五团，团练乡兵。五团同嘉音等部义军攻战不休，据地自守。顺治三年十二月初八日（1647年1月13日），嘉音率部攻克恩平县城，活捉明广东巡按御史连城璧和知县陈兆棠。当时，连城璧刚从广西梧州朝见永历帝回粤，对民族危难的形势有痛切的了解；他知道嘉音为人慷慨爽直，就竭力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反复劝说。嘉音深受感动，决心同连城璧一道拥明抗清。顺治四年正月，清恩平知县林启吕到县境的莲塘上任，五团士绅领着下属百姓剃发谒见，随即清兵攻入县城，“尽屠城中” [98] ，奉嘉音命留守县城的薛子良、关白毛二将也被俘杀。接着，清军在五团的配合下进攻嘉音驻地那乾，被嘉音击败。萧部乘胜收复恩平县城。连城璧从事实当中看出只有依靠嘉音的力量才能为永历朝廷在广东保持一块立足之地。因此，他同嘉音一道到关帝庙具疏焚告，结为“蔺廉之好”，誓不削发，志在勤王。 [99] 他建议萧嘉音改姓名为王兴，上疏永历朝廷为之请官。当时，清广东提督李成栋引兵攻入广西，总管佟养甲又策划联络少数民族土司出兵由合浦西攻南宁。王兴见永历朝廷形势危急，立即率部进攻罗定、阳春、阳江、电白等州县，张家玉、陈子壮、陈邦彦等明朝官绅也在东莞、南海等地起兵抗清，佟养甲唯恐省城广州有失，急檄李成栋率军回援，永历朝廷才转危为安。次年四月，清广东提督李成栋反清拥明，两广形势顿时改观，王兴的处境也随之好转。这时，永历帝朱由榔已由广西移驻广东肇庆，“诏王兴入朝，晋都督总兵官，赐蟒玉，还守阳江、阳春、恩平、开平四县” [100] 。李成栋兵败身死后，顺治七年清平南王尚可喜、清靖南王耿继茂带领所部由江西攻入广东，二月包围广州。永历朝廷命王兴挂虎贲将军印同李元胤、马吉翔等部赴援。当地领兵进至三水时，广州守将杜永和却妒贤嫉能，以总督的身份命令他返回原驻地。十一月，清军重占广州，广东省大部分地区落入清方手里。王兴陷入清军包围之中，仍然率部坚守恩平一带。永历帝为了表彰他的忠勇，加授柱国、少师等官衔。 [101]
顺治八年初，清方委任的恩平知县鲍之奇于县境凹头村上任，随后又以口舌之功招降据守城中的王兴部将士，进入了恩平县城。王兴得报后于二月间命令部将何国佐、陈鹤仔把鲍之奇处死。清政府先后派副总兵李成祚、总兵许尔显领兵攻剿；王兴兵力不敌，退出恩平县城，扼险据守。
顺治十年三月，李定国统兵由广西攻入广东，占领高州、雷州两府后围攻肇庆。王兴大为振奋，立即率部收复恩平县城，活捉清知县王奇；又攻克广海卫城（今台山市广海），杀守备张登荣 [102] ；并奉李定国之命进攻开平县。次年五月，李定国再次进军广东，围攻新会。王兴积极地参加了这次战役，他同总兵陈奇策、罗全斌联合进攻三水，给予清军重大打击。顺治十二月，清朝满汉援军大批赶到，李定国迎战失利，退回广西南宁，顺治十二年十一月，王兴也被迫转入新宁（今台山）文村。文村地势险要，南临大海，东北西三面都是丘陵，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相通。王兴在这里筑寨挑堑，修建仓库，准备长期据守，以待时机。他凭借这一隅之地仍然奉行永历年号，遵用明朝服制，因此当时一些心怀故国的明朝人士包括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钐在内都迁到文村，依附于王兴。李定国在新会战役失败以后，奉永历皇帝密诏迎驾，把朱由榔从贵州安龙护送到云南昆明。东南沿海抗清义师郑成功部同李定国等人拥戴的永历朝廷相距越来越远了。王兴坚守的广东新宁文村就成了两面保持联络、沟通消息的主要通道。王兴和总督连城璧不仅充当了双方使者往来的东道主，而且一再地呼吁双方克期出兵，会师广东，扭转日益恶化的局势。
顺治十三年春，清军数万进攻文村，环营十里。王兴临危不惧，依壁固守，还不时派出奇兵出击。激战两个月，清军死伤近万，被迫撤退。次年五月，清军又从新会来战，被王兴事先侦知，派出一支军队在200里外设下埋伏，将清军先头部队杀败。清方见王兴已有准备，再次退回。冬，永历朝廷派使者敕封王兴为广宁伯。 [103]
此后，清朝的统治已经逐步稳定。永历朝廷由于孙可望同李定国的内讧日益衰败。王兴在文村的据点虽然坚持了将近4年，复兴的希望终于变成了绝望。顺治十五年七月，清平南王尚可喜决定摧毁文村抗清基地。鉴于“王兴所踞地极险阻”，“羊肠鸟道，曲屈丛杂，刺竹与陂塘相间，骑不得驰突，短兵接战，数步一折，多岐而易伏，皆失其所长” [104] ，尚可喜决定对文村进行长期围困。他调集水陆兵丁和民夫约10万之众，挖掘深沟，筑造高垒，切断运入粮食物资的道路。到顺治十六年夏秋间，文村寨中的粮食告匮，买一升米要2000文钱，一只老鼠也要索价百文。王兴下令允许寨中兵民出寨自谋生路，然而多数人却宁愿忍饥挨饿，不肯离去。这年八月，尚可喜又派使者前来招降，信中对王兴的品德和才能大加称赞，表示如能出降当委以重任。王兴知道文村的陷落已迫在眉睫，对弟弟说：“城可恃而食不支，天也。我终不降。弟善抚诸孤以续先祀，我死且不朽。” [105] 他一面命人造作了一口巨大的棺材，决心杀身成仁；一面叫自己的5个儿子护送年老的祖母带着永历朝廷颁给的敕书、印信、令箭前往清军大营谒见尚可喜，借以保护部下战士和百姓的生命安全。尚可喜以为王兴真心投降，非常高兴，又派使者前来致答，申述自己的诚意；兴仍然避而不见。八月十七日夜间 [106] ，王兴宴请所部文武官员和依附人士，宣布已经同清政府达成归顺协议，让大家各奔前程，好自为之。席散，王兴先让妻子张氏和15位妾自缢，接着点燃事先准备好的火药，葬身于烈焰之中。明唐王朱聿钐也服毒而死，总督部院连城璧因出外招兵而没有罹难。王兴的壮烈捐躯，使尚可喜大出意外，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位忠贞不贰的义士的敬重，他给王兴的母亲和儿子安排了住宅，按月支付口粮。王兴和他妻妾的骨灰由他的亲友安葬在广州城南南箕村，用明朝官衔立碑于墓前。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七卷 ，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82—187页）
[1] 诸书称他为上元人、应天人、江南江宁人等，总之是南京人。
[2] 李柏：《槲叶集》卷之五《崇祯儒将》。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张参将如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23页。
[4] 卓尔堪辑：《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卷第一，《张怡（又名遗瑶星白云江南江宁人）》。
[5] 张怡：《闻续笔》卷一。
[6]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七《隐遁·张鹿徵》，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5页。
[7] 张怡隐居地点，原在邵家边，康熙七年戊申后迁栖霞山白云庵，均据张怡《白云道者自述》。原书说：“（乙酉）五月，圣安蒙尘，乃携家庄居。庄在秣陵关外之邵家边，外祖母养老地也。”“戊申，葺摄山之白云庵而归老焉。”但有的书记载说，他归隐松风阁。周亮工说：“松风阁在雨花台畔；瑶星读书阁上，久与世隔。”（周亮工：《赖古堂集》卷之八《七言律·张瑶星寄札并得友苍开士近诗》）这种说法根据如何呢？温睿临《张鹿徵》（见上注）说：“马、阮乱政，鹿徵于城南建松风阁，将归隐焉。”这就是说，弘光时，张怡有意挂冠归隐，在城南预建松风阁，并自号松风道者，可能他在松风阁上住过、读过书，但时间很短。清军破城，打破了他的原计划。他只好跑到更偏僻的地方去隐居了。所以他在《自述》中也不再提松风阁。
[8] 张怡的存年有三说：一说享年88岁，见乾隆《上元县志》、方苞《方望溪先生文集》；一说90岁，见王士禛《香祖笔记》；一说93岁，见温睿临《南疆逸史》。比较所见各种文献，并考虑到方苞的父亲方仲舒与张怡的关系，觉得88岁说较为可信。
[9] 乾隆《上元县志》卷二十六《艺文》，张怡《给谏倪朴庵先生集序》。
[10]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之八《七言律·张瑶星寄札并得友苍开士近诗》。
[11] 杜浚：《变雅堂遗集》卷三，《诗》三，《五言律诗·赠张瑶星锦衣》。
[12] 陆国强《关于张怡〈玉光剑气集〉手稿》写道：“清初张怡所撰《玉光剑气集》手稿本最近在上海古籍书店被发现。”“手稿本分为三十卷。”（载《文物》1981年第7期）
[13] 锁绿山人：《明亡述略》下。参见方苞《方望溪先生文集》卷八《白云先生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六《遗逸》之《张先生怡》。
[14] 张怡：《白云道者自述》。按：这里明徵君指明僧绍，“僧绍，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明经有儒术”，但辞不做官，齐高帝优诏征辟，也“称疾不就”，“不食周粟而食周薇”。他后来住在摄山（栖霞山）。（据《南齐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三十五·高逸·明僧绍》）张怡所住白云“庵为南齐明徵君僧绍舍宅故址”（《白云道者自述》）。张怡自称明僧绍的私淑弟子，就是学明僧绍“不食周粟而食周薇”之意。
[15] 康熙四十四年《沅陵县志》卷之八《灾祥》；《清世祖实录》卷七〇、卷八五。
[16] 《清世祖实录》卷八二。
[17] 《清世祖实录》卷九○。
[18] 《清世祖实录》卷七六。
[19] 《云南通志》卷三；罗谦：《残明纪事》；沈佳：《存信编》卷五，记封白文选为巩国公事在六月初一日。
[20] 马进忠、马惟兴、马宝原来不属大西军系统，归附孙可望后同白文选关系密切，可能有民族原因。三马是回族，白文选也很可能是回族。由于未见明文，故仅在注释中附带提及。
[21] 《云南通志》卷三云：“文选夜率其本部降定国。”和其他记载不同。
[22]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二。其他一些史籍所载定国语句有所不同。
[23] 杨嗣昌之子杨山松著《孤儿吁天录》卷十六，记载了这项命令，但没有写明是谁颁发的。据顾炎武《明季实录》附苍梧兄《酉阳杂笔》载作者于杨氏家中亲见命令原件，开头为“西府平南先锋张”，尾书“癸未十二月日，上有平南先锋印”。据《纪事略》及《续绥寇纪略》等书，可知平南先锋即刘文秀，时称张文秀。
[24] 嘉庆十八年《绵竹县志》卷二十八《政绩》及卷二十九《人物》。
[25] 彭遵泗：《蜀碧》卷二、卷三。按，据九峰居士《粤滇纪略》卷二记载：甲申年李自成命马科等统兵由陕南下，占领了部分川北郡县。献忠占领成都后命刘文秀为前锋，于绵州击败马科部，献忠大喜，改绵州为得胜州，命刘文秀镇守广元，“扼汉中入蜀要路”。乙酉春，文秀军被自成将贺珍击败。清军入陕，自成败遁豫楚，献忠始命文秀撤回成都。
[26] 嘉庆十八年《夹江县志》卷八《忠义》。
[27] 嘉庆十七年《青神县志》卷四十七《僭窃志》。
[28] 欧阳直：《蜀乱》。
[29]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十、卷十二云：刘文秀熟谙水性，泅至南岸夺得船只，使曾英扼江防守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其他史籍记渡江夺船事为艾能奇。待考。
[30] 康熙五十四年《新兴州志》卷二《沿革》。
[31] 是时刘文秀的官爵诸书记载不一致，此处据欧阳直《蜀乱》，因欧阳直当时即在刘文秀营内中书科供职。
[32] 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33]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二记，孙可望于是月疏请封刘文秀为南康王。
[34]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时人韩国相也记载：“是时，有南府刘文秀者统兵四万余追清兵，来屯保宁梁山关，声势大振，自以为战必胜攻必克矣。而清兵心胆坠地，主走剑阁出七盘，而已置四川于不问。……”（见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卷十六《流离外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