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
熊猫作为我国特有的珍贵动物，早已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有的刊物告诉读者说，熊猫古称貘；有的又说就是貔貅。
貘，出于字书，《尔雅》的解释是“白豹”，注曰：“似熊，小头痹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说文解字》说貘“似熊而黄色，出蜀中”。《正字通》说：“貘齿最坚，以铁锤之，铁皆碎，落火不能烧，惟羚羊角能碎之。”这就是有关“貘”的解释。说它就是大熊猫，有点像，又不大像。比如说它“似熊，黑白驳”，“出蜀中”，食“竹”，确有类似之处。可是说熊猫能舐食铜铁，黄色，牙齿其坚无比，像史籍中记载的金刚钻一样“惟羚羊角能碎之”，就不大对头了，直到现在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怪兽。至于貔貅，谁也不知道它确指什么动物，古籍中是作为一种猛兽而转义为勇士的，例如描写军容之盛时常用“貔貅十万”一类的豪言壮语。说这就是温驯可爱的大熊猫，不仅不像，也没有根据。一位作者说司马迁《史记》中记黄帝“教熊、罴、貔貅、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文中的貔貅就是大熊猫。如果按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解释，“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熊猫可算不上猛兽。如果按现在史学家的解释是指以五种兽类为图腾的部族，那么以熊猫为图腾目无不可，问题是有什么根据下这种断语呢？
我想起历史上曾经记载一种珍奇动物，名叫驺虞。以前不求甚解，没有想过驺虞究竟是什么动物。现在虽说仍无把握，但一旦留心查检之后，觉得史籍中多次记载的驺虞很可能就是大熊猫，至少比查无实据的貘或貔貅要可信得多。
驺虞一词最早见于《诗·召南篇》：“吁嗟乎驺虞。”由于文字过简，说不清是什么东西。《毛传》的解释是：“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驺虞作为一种极其罕见的动物在史籍是有多次记载的。晋成帝咸和八年（333）五月，“驺虞见于辽东” [1] 。五代时，驺虞曾两次出现于四川。《新五代史》记：前蜀武成元年（908）“七月，驺虞见武定”。永平三年（913）“五月，驺虞见壁山” [2] 。欧阳修在《王建世家》的文尾加按语说：“驺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诗》曰：吁嗟乎驺虞！贾谊以为驺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当谊之时，其说如此。然则以之为兽者，其出于近世之说乎？”看来，欧阳修下笔时没有想起《晋书》的记载。记述驺虞出现较多的是明代前期。成祖时，永乐二年，周王朱橚在来京朝见时曾经“献驺虞”。周王封地在河南开封，所献驺虞产自何地未见明文记载，我们只知道朱橚在建文帝时曾被削爵，发往云南蒙化，是否他在途经西南某地时弄到了一只驺虞，说不清。到永乐十一年五月，山东曹县献驺虞。宣宗宣德四年正月，在安徽滁州的石固山发现了2只驺虞，镇守南京的襄城伯李隆特派使者护送到北京，宣德皇帝极为高兴，“赐文武臣僚洎四夷朝贡之使观之”。用现代的表达方式就是举办过一次小规模的展览。据当时有幸参观的大臣金幼孜记载，滁州献来的驺虞具有如下特点：“白质玄章，肤体明润，驯扰安适，弗慑弗惊。” [3] 同时观看了驺虞的夏原吉记载略言不同：“盖貌首虎驱，白质黑章，修尾隅目，而其性甚驯，真盛世之瑞物也。”他又说：“窃尝考之往古，惟见咏于周之诗人，自时厥后，千数百年之间，旷焉莫之睹。我朝自太祖高皇帝肇兴鸿业……然后驺虞迭出，臣获见焉。及我皇上践祚以来……而兹仁兽复见于滁。” [4] 夏原吉大概疏于查考，才说出了自《诗经》以后直至有明从未见过驺虞的话。金幼孜记载的“白质玄章，肤体明润”的外形和“驯扰安适，弗慑弗惊”的生性都很符合大熊猫的特征；夏原吉的记载虽差不多，但多了个“修尾”，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尾巴长，这可同短尾的大熊猫有点不符了。如果夏原吉看得真切，记载又准确，明代3次出现的4只驺虞是否为大熊猫就颇有疑问。但我也有另一种猜测，驺虞的出现在封建社会里是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被定为一级祥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夏原吉虽不邃于史学，但他自称“窃尝考之往古”，肯定翻检了字书，也就知道驺虞有“尾长于躯”的描写。如果说这献来的异兽尾巴短，不合于古，那就不是驺虞，太平有象也告吹了。也许出于这种考虑，他笔锋一转，加了个“修尾”，好在他没有过于泥古，把3次所见的驺虞的尾巴说得比身躯还长，至于“修”“短”本来就是相对之词，要看同什么比较。当然，我无意于断言明初3次出现的驺虞一定是今天的大熊猫，这里还牵涉到大熊猫在明初的分布问题。可是，要说这在明初引起轰动的毛色黑白相间、生性驯良的驺虞不是熊猫，那就必须回答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珍贵动物。
如果说史籍中的驺虞就是熊猫这一看法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不仅早就发现了大熊猫，而且郑重地载入了史册。那种把发现大熊猫的光荣归之于西方人的说法应当取消，只在动物分类学上给予公允的评价。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我国古代对驺虞的特性也有观察得比较深入的地方。比如说它“不食生物”，这句话原本是说驺虞的外表同熊相似，看来是食肉类动物，然而却靠竹子等植物过活，不杀生，像出家人吃素一样，故称“仁兽”。正是因为驺虞具有这种“仁爱不杀”的特征，晋代专门制作了绘有驺虞的旗帜，名为驺虞幡，作为朝廷宣布停止战斗、恢复和平的令旗。这说明我国在将近两千年以前就已经把驺虞作为和平的象征了。由此联想到当今世界，我国的国宝大熊猫——驺虞的后裔仍然扮演着和平使者的角色，它们向各国人士传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带去了深厚的友好情意。
（原载于《光明日报》1984年8月22日）
谈文天祥和留梦炎 [5]
宋朝末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文天祥和留梦炎。他们的早期经历很相似，都是自幼熟读孔孟之书，都中过状元，又都做过丞相。可是，在历史上留下的足迹却是那样南辕北辙，引人深思。文天祥的事迹过去写得很多，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只勾画一个轮廓。他在民族灾难之际，挺身而出，竭力同蒙古贵族相周旋。最后国破家亡，自己也被元军俘虏。当元军将领张弘范强迫他写信招降张世杰的时候，他在纸上写的却是《过零丁洋》，诗的最后两句就是为后世所传诵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无可奈何，只好作罢。文天祥被押解到北京以后，又大义凛然地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在3年多的监牢生活里写下了成百篇壮丽的诗章。在《正气歌》中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在《沁园春·题张许双庙》里也有“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的句子，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精神。在《言志》篇里又痛斥了那些民族败类：“李陵卫律罪通天，遗臭至今使人吐。”爱憎分明，跃然纸上。元世祖忽必烈为了收揽人才，亲自出马劝降，许他为丞相，也不为所动。由于他矢志不屈，终于被杀害于北京柴市。文天祥牺牲了，他的英名却留在人们心中。就义之后，有人得到他穿过的鞋子，也珍藏起来，作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纪念。宋朝遗老邓光荐写了一首《赞文丞相像》，曰：“目煌煌兮疏星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呜呼，孰谓斯人不在世间。”事情正是这样。直到今天，人们提到文天祥时还不免肃然起敬，他的一些发自肺腑的诗句也仍然激励着人们为正义而斗争。
留梦炎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看到风向不对，那位一代天骄的子孙势力大。于是摇身一变，拜倒在蒙古贵族脚下，愿效犬马之劳了。当文天祥在囹圄中受难之日，正是他向元朝廷献媚之时。文天祥的被害，他是负有责任的。史书记载，当时曾经有人打算纠集十个在宋朝当过大官的人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文天祥。留梦炎不肯答应。说：“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辈十人于何地？”留梦炎自以为想得很周到，自己既可以长保爵禄，子孙也可以富贵连绵。不料百年之后，全国闹起了红巾军，随之建立的是明朝。在明朝存在的近300年时间里，留梦炎的后代始终抬不起头来。政府规定，凡是姓留的人赴考，都要先写个具结“并非留梦炎子孙”，才准参加考试。这在科举取士的时代等于绝了做官的路。不但此也，由于名声太坏，还处处触霉头。明末清初人贺子翼说他父亲担任留梦炎老家的知县时，有个姓刘的人来告状，诉说祖墓被别人侵占。审讯一开始，被告首先揭发对方的老底，说：“他本来姓留，现在说姓刘是假冒的。”县太爷一听发了脾气，问原告为什么要撒谎。这人磕头痛哭，说了下面一段话：“公文丞相乡人也（按：文天祥是江西吉水人，贺子翼是江西永新人），某何敢姓留。昔万历初吾族皆以祖墓事诉于太守张公。张公讯于留氏宗祠，见堂上有画像，衣朱围玉，簪笏俨然。问：此为何人？对曰：先大祖曾为宋状元丞相者。张公叱曰：得非老贼留梦炎乎？此贼负宋，欲杀吾文丞相，吾恨不得掘尔坟，燔汝骨，尚敢见吾乎？手撤像铺于宗子臀尻，杖之五十。宗子血肉淋漓。张公怒犹未已，自举火燔其像。遂迁怒断先人墓与仇家。设公又如张公理及文丞相旧事，先人遗骸且燔矣。某何敢姓留？”说完又哭起来。这位贺知县比万历年间的张知府明白事理，笑了笑说：“你的祖宗留梦炎有罪，子孙后代有什么罪呢？”就事论事地把这个争讼案子做了了结。
读了这个故事，颇有感触。觉得万历初年那位衢州张知府由于痛恨留梦炎，竟迁怒于留家子孙，不分是非曲直乱判一通，未免有点过分。但是，就留梦炎来说，生前倒行逆施，无非为了保住自身和后世能永享荣华富贵，结果，不但传下个万世骂名，弄得子孙也不敢姓留，算是咎由自取。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孰谓不然。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79年第6期）
谈文字狱 [6]
在揭露和批判“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的时候，人们常常比之为封建时代的文字狱。这种比拟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它们不仅类似，而且源同，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
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华民族是富于创造力的。凡是在当权的封建统治者干预较少或者管不过来的时期，一般总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文化的繁荣。一旦封建统治者出于卑劣的私欲，把整个文化事业纳入为一己服务的规范的时候，文化园地就几乎成了一片沙漠。在百花凋谢、万籁俱寂的沉闷当中，剩下的只是几个御用文人在那里嘤嘤然，粉饰太平。这种钳口掣肘政策的突出表现就是文字狱。
由于读书不多，疏于查考，对于文字狱的起源不大清楚。但大规模地搞起来则确实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对于那种竭力要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的人来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令人向往的。在他统治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扫而光，人人都摆出一副正经八百的模样满口官话，叫作“以吏为师”。不同的意见没有了，似乎预示着嬴氏子孙将君临万代。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焚书坑儒并没有收到皇图永固的效果。陈胜、吴广首倡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宣告了秦帝国的覆灭。后人有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又云：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只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学兵书。
尽管如此，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学得聪明一些，文字贾祸仍然时有所闻。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地主阶级为了稳定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就更是加紧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群雄并起的局面下，逐鹿中原，浑水摸鱼，窃取了天下。据说他开初为了取得全国政权，对读书人是十分敬重的，专门盖了礼贤馆，到处征聘文人，大有礼贤下士的风度。等到天下大定之后，自己的地位变了，注意力就集中在稳固自己的统治上了。于是，他竭力搜索可能危及自己统治的势力，除了掌握实权的文武功臣首当其冲以外，无辜文人也大批罗织被杀。史书记载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因文字触犯忌讳而被处死的人多得很。在这方面，朱元璋往往弄到疑神疑鬼的地步。比如《间中今古录》记载，杭州徐一夔起草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本来是一派歌颂的话，没想到朱元璋却以他特有的洞察力看出了问题，说：生者，僧也；光者，剃发也；这是写我当过和尚。则字发音同贼字差不多，“世作则”是写我做贼。下令把徐一夔斩首示众。像这样的事情不一而足，弄得人人自危，礼部官员也紧张起来，只好请求皇帝制定统一的贺表格式，以便颁布全国一体遵行。朱元璋大搞文字狱，把明初文化领域弄成了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在沉默当中是无声的抗议。有一个故事说，朱元璋一次外出私访，走进一座庙里，只见墙壁上画着一个布袋和尚，图旁题诗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墨迹尚新，人却找不到了。
清代的文字狱更是愈演愈烈。康熙的时候就在庄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上掀起了轩然大波。雍正时又在吕留良、曾静问题上大做文章，还抓住一个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所出试题“维民所止”硬加上“维”“止”二字是暗示“雍正去头”的罪名。乾隆时期文网愈密，一些文人诗集中类似《咏黑牡丹》一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以至“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被指为大逆不道，作者还活着的处死，死了的剖棺挫尸。除了无情地迫害作者以外，还雷厉风行地查禁书籍，据地方官员报告，光是江西一省毁焚的图书就达8000多部。清代文字狱的凶残是令人发指的。只要一部书被告发其中有“违碍语”，不仅作者立即抄家、杀头，家属连坐，连作序者、刊行者、校阅者、发卖者以至于刻书的工匠也一概处死。
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滥施淫威，知识分子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胆小骨软的是逆来顺受，噤若寒蝉。这类人的代表之一陈祖陶就说过：“笔墨贾祸，不可不谨。吾辈每动笔辄做一想：当今当国大臣可看得否？然后落稿，方可免害。否则稿虽成，不可不付祝融（火神）收掌也。”
但坚持正义的也不乏人，龚自珍就有《咏史》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正是由于有不少同龚自珍一样怀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大雾弥天的文字狱魔影下仍然不顾朝廷的禁令森严，冒着生命危险把许多禁书深藏秘抄，才使相当一批珍贵文籍得以逃脱厄运，一直流传到今天。应当说，他们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敢于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相对抗的凛然正气。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79年第7期）
从李自成的诗谈起 [7]
诗云：收拾残破费经营，暂驻商洛苦练兵。月夜贪看击剑晚，星晨风送马蹄轻。
诗是写得不坏的，颇有气魄。据说这是300多年前我国封建社会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明末农民战争的领袖李自成留下的珍贵诗篇。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将近10种史学书刊上读到它了。有的作者在引用的时候郑重其事地注明“李自成：《商洛杂忆》”，有的还把它作为李自成起义最原始的材料分析评论一番。
我是个对文学颇有爱好的人，同时又有点考据癖，遇事喜欢盘根究底。读到这半首诗以后，觉得很新鲜，总想找出它的出处。于是一面查书，一面向史学界的朋友多方打听。结果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通过某种途径才得到一点线索，原来它最早出现在姚雪垠先生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 里，于1963年问世。小说中谈到这半首诗时是这样描写的：“几年之后，他还是念念不忘在商洛山中的一段生活，曾于战争之暇写过《商洛杂忆》七绝12首和七古1首。可惜大顺军失败之后，凡是大顺朝自己的文献都给统治阶级毁灭净尽，不但这12首七绝不再存留于天地之间，连那首七古也被埋没了300多年，最近才有人因偶然的机会发现半首，余下的一半也将永难找到了。”作者为了使书中的情节显得逼真，用了这种语气是无可非议的。不料过了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历史常识读物《李自成起义》未加出处地引用了这半首诗。从此，这半首诗就从文学作品破门而出，进入了史学领域。随着引用的人越来越多，《商洛杂忆》的“史料价值”也就扶摇直上。如果不及早点破，再过若干年，恐怕要想澄清就会困难得多了。
这件事使我联想起不久前听一个朋友说到史学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同志做清初农民军联明抗清问题的发言，讲到高桂英如何如何。听了之后颇觉诧异。史籍中记载李自成最后的一位妻子确实姓高，一般称为“高氏”或“高夫人”。由于她支持李过联合南明，共同抗清，曾经受到南明隆武皇帝的奖谕，在农民军方面是称之为“太后”的。然而，任何史籍都没有留下她叫什么名字的记载。“桂英”这个芳名实际上是300多年后姚雪垠先生代她取的。要是有起死回生之术，高夫人从300多年的沉睡中醒来，听到人们呼之为“桂英姐”，也会被弄得莫名其妙吧。
这里说的是史学界出现的个别问题。要是说到一般群众那问题就更多了。现在谈起郝摇旗，真是人人皆知，个个都晓，公认是李自成手下一员能征惯战的猛将。就历史事实而言，李自成在世的时候郝摇旗还是个默默无名的偏将。他的崭露头角是在李自成牺牲以后，趁乱杀害了自己的上级，夺取了他所在的那支部队的领导权。我们不能说，李自成本人就一定不知道部下有郝摇旗这么一个中下级偏裨。但是，像小说和戏剧当中把郝摇旗描绘成备受李自成重视和爱护的大将却完全是虚构。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需要把历史同利用历史题材编写的小说和戏剧严格地区分开来。历史是一门科学。它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全面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相。撰写历史著作不仅要言必有据，而且引为根据的还必须经过检验、印证，证明是确实可靠的史料。但包括小说、戏剧在内的文学艺术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它允许作者根据所选题材的历史背景充分地运用艺术构思，把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做的、可能说的情节创作出来，使之成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为了弥补历史记载的不足，还可以虚构某些历史上本来不存在的人物和情节，以期达到作者预期的艺术效果。不给文学家以创作（或虚构）的自由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就取消了艺术。然而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虚构毕竟要有一个限度。就是书中或剧中的主要情节必须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次要情节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所可能出现的。清初孔尚任写的《桃花扇》传奇正是把艺术同历史真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愧是历史剧的一部杰出的代表作。那么，借用历史题材而主要人物、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作品应当怎样看呢？过去在讨论历史剧时曾经有人建议把这种题材的戏称为历史故事剧，借以同历史剧区别开来。我赞成加以区别，至于用什么名词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这种区分在戏剧范围内可能解决点问题，而在文学和史学关系上仍然会纠缠不清，目前出的一些历史故事通常是指给青少年阅读的通俗历史作品，并不允许虚构的。
我们常说一部好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可以普及历史知识，甚至有的还可以作为历史来读。这是指通过书中的描写可以使读者增加对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的感性知识，而绝不是说它们可以取代历史。对于接触历史不多的读者和观众来说，提醒这一点是必要的。希望他们不要过于轻信，以为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历史事实。如果想要对某一历史问题有点真切的了解，还是得看看有关的历史书籍。对于从事历史工作的某些同志来说，更应当劝告他们加强责任心，不能搞倒流，把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情节搬进历史领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79年第3期）
谈“清官” [8]
近年来，随着“四人帮”的被清除，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学术文化界也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正确评价历史上的清官又重新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为清官戏平反，不仅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剧中描绘的清官形象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涌现出了无数奋不顾身起来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英雄人物，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过许多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仁人志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应该着重地研究和歌颂历史上那些为劳动人民利益而献身的英雄豪杰。但是，对于统治阶级中曾经为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物也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评价。那种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简单公式一笔抹杀的做法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读了本报所刊载的求是同志写的《清官海瑞须昭雪》《召信臣和杜诗》以及其他报刊上的类似文章，颇有感触。它们说明历史上有不少清官循吏虽然受到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却往往能够做到把个人利害置之度外，不仅严于律己，博得两袖清风的美名；而且秉公执法，对无辜受害者予以平反，对恃强鱼肉人民者加以无情的揭露或制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疾苦，部分地适应了当时群众的愿望。由于清官是同贪官相比较而存在的，封建时代的农民还不可能找到自身解放的正确途径，只能把清官看作政治清明的化身而加以顶礼膜拜。
清官戏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的观众，不能仅仅以戏剧歌颂了某一个平反冤狱或锄暴拯弱的清官来解释。它实际上是曲折地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罪恶的封建统治的不满和对清廉政治的向往。毫不奇怪，剧中的清官形象总是要比史籍中清官的本来面目高大得多。换句话说，清官戏所包含的人民性要多一些，教育意义也就更加深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人就认为清官作为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治家不应当再予以肯定了，清官戏自然也应该随之收场。这是不妥当的。历史好比一面镜子，鉴古所以识今。看看有关清官的史籍和清官戏至少可以得到两点有益的启示：一是通过清官同豪强的斗争有助于了解封建社会的黑暗，借以知道社会主义江山的来之不易；二是提醒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同志要奉公守法，严于律己，要为人民伸张正义。不然的话就很可能弄成名为社会公仆，干起事来却连封建社会里的清官都不如。
就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我以为需要注意在肯定某些清官的时候适当掌握分寸，不但要看到任何一个清官归根结底都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而且要看到清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起的作用并不一样。明朝末年有一个王胤长，当过山西泽州知府，曾作《爱钱歌》揭示通衢：
非我不爱钱，我爱谁不爱？敲骨吸人髓，天理良心坏。
逼人卖田产，把来我置盖。逼人鬻妻孥，把来我养赖。
逼人借银钱，把来我放债。人哭我欢喜，有些不痛快。
我见爱钱人，当身遭祸害。又见爱钱人，子孙为乞丐。
空落爱钱名，唾骂千年在。我有爱钱方，人己两无害。
少吃一只鸡，可买五日菜。少穿一尺绸，举家有铺戴。
俭用胜贪图，吾鼎尤当爱。
这位王太守无疑是位清官。据说此歌一出，“贩夫饼妇皆为感动”，在“正常”年景下正面人物是做稳了的。可惜，“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他出仕的时候，明末农民战争的烈火已经燃遍大河南北。他在泽州知府的任上，“值流寇遍掠四境”，清官的“仁政”只好暂时收起，干什么呢？“乃备战守计，日夜御敌”，他要为明王朝而战了，由于守泽有功，升任河南分守道。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率领数万起义军进攻洛阳，王胤长力主“坚守待援”，城破后仍然率领胞弟和家丁同起义军格斗，最后“见势不能支，乃向阙遥拜，撞死城下”。
历史上类似王胤长这样的清官为数并不太少。这就告诉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清官需要做具体分析，主要是看某一个清官所面临的阶级斗争形势。那些一概肯定或者全盘否定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80年第1期）
谈“万寿无疆” [9]
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特定政治气候下，曾经很流行了一阵所谓“万寿无疆”的说法。人是不可能活一万岁的，何况还要“无疆”呢！杜甫有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因为他生活在1000多年以前，那时人们的生活条件很差，活到70岁就不容易了。随着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人类的寿命逐渐延长，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尽管如此，世上活过百岁的还很罕见。在封建时代年过百岁是称为人瑞的，然而也就在封建时代，有所谓万岁，就是皇帝。严格说来，这种万岁并不包含寿命的意义，不过是封建等级观念的一种表现。比如明朝天启年间的亲信太监魏忠贤被人们呼为九千岁甚至九千九百岁，从数字上来看离万岁差得不多，但君、臣之分即在此。太平天国时的东王杨秀清被封为九千岁，位极人臣，但他还是不甘心，硬逼着天王洪秀全再给他加一千岁，终于闹出了洪杨内讧的悲剧。难道杨秀清真是预想到自己在活了九千年之后还要再活一千年吗？当然不是。他要的是封建时代权力的顶峰。可见“万岁”这个词原意是封建社会金字塔的最高一级。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万岁作为一种欢呼声继承下来是可以的，但是用在个人身上甚至赋予封建等级观念的色彩就是时代的错误。
北京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几个王朝定都的地方，被称为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因此，留下的“万岁”遗迹也就特别多。北海公园里的琼岛是著名的京师八景之一，元代就叫作万寿山。常见参观景山公园的游客在那里转来转去，寻找明朝末代皇帝吊死的地方，说明早就耳闻了这段历史，但知道景山是清朝顺治皇帝亲政以后改的名字，在这以前管它叫煤山又名万岁山的人未必很多。颐和园是清代修建的，湖光山色，相映如画，就在排云殿的左边有一块大石碑，上面镌刻着乾隆皇帝的御笔“万寿山昆明湖”六个大字。这几个以万寿或万岁命名的地方都是过去的皇帝游玩巡幸之处，同臣民是无关的。列举出来不过是说明有山为证。
封建时代的皇帝虽然被称为万岁，但真正相信自己能活一万年的似乎还没有。所以史书上常常可以看到秦皇汉武之流一面在找神仙、配仙药，一面却在预建山陵、选立太子，可见能否长生不老连自己也没有把握。清代的康熙皇帝为人聪明能干，他就不相信什么万寿无疆。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曾经发出朱笔谕旨，说：“舅舅（指佟国维）年老之人，屡向朕所遣人云，我夫妻每日祝天求佛，愿皇上万寿。朕思五帝以至今日，尚未及万载，朕何敢侈望及此？此皆以荒诞不实之言欺朕，朕不信也。”
杂七杂八写了这么几段，觉得于意未尽，再说个故事吧。记不清从什么书上看来的了，里面写到清代一位地方官员为了讨好皇帝，特别选用上等材料制作了一批墨作为贡品，墨的正面印着端楷金字“万寿无疆”。进呈之后不久，忽然朝廷里主管这事的衙门来了个人，开口就“借”5000两银子。地方官大为诧异，心里盘算非亲非故，找上门来“借”银子，准是自己出了什么岔子，再三琢磨又不得其解，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来人揭开谜底。来人说：“您那进贡的墨不错呀！上面镌的什么字啊！”回说：“是吉祥字眼，祝皇上万寿无疆！”来人笑了笑接着问：“这墨是打算给皇上看的呢还是用的呢？”地方官给弄得莫名其妙，说墨当然是用的。来人又笑了笑说：“那好，这墨一旦磨去最下面一个字，恐怕对老兄不大方便吧。”地方官这才如梦初醒只有自认晦气，交出5000两银子赎回这批墨，另行改作。写上这段故事并不是像狗尾续貂一般硬贴上一块，而是说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处于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不仅忌讳多，而且也给一些钻空子胡作非为的人开了方便之门。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级干部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人民的公仆，职务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小撮人利用人民中的落后思想，在热爱领袖的幌子下画地为牢，设立种种禁区，以便自己浑水摸鱼。十几年来，中国人民为林彪、“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太大了，教训够深刻了。要防止今后出现类似问题，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解放思想，让人民弄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就是非常必要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专门写了一节“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的一段是：“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为了让人民识破这类贵族，首先就要对“旧的封建纹章”加以鉴别。我以为“万寿无疆”一类用语就属于“旧的封建纹章”，这正是本文的主题思想。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79年第8期）
谈《满江红》 [10]
提起《满江红》，人们总容易想到南宋初年民族英雄岳飞的不朽篇章。词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名句直到现在仍然脍炙人口。岳飞在当时民族灾难深重之际，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向部下将士发出了“直抵黄龙府，与诸公痛饮耳”的豪言壮语。由于他所统率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句话出自当时的敌方金朝人士之口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由于南宋当权集团一味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根本不把民族危亡放在心上，岳飞等爱国将士的北伐大业终于在十二道金字牌的勒令下化为泡影，连他本人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死在狱中。当我们阅读有关的古籍时，眼前展现出一幅河南父老挡在岳飞的马前恸哭挽留的情景，耳边又仿佛响起陆游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诗句，无论如何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惋惜和愤慨。“乃坏汝万里长城”，这是刘宋元嘉年间大将檀道济被杀前对朝廷的斥责，把它拿来形容岳飞的被害也是很恰当的。
人们总是大骂秦桧，把秦桧作为妥协投降、屠害忠良的罪魁祸首来加以谴责。后人在杭州岳王坟前特别用铁铸造了秦桧和他的老婆王氏的跪像。几百年来，人们在瞻仰岳王坟之余总不免用石块和唾沫向这两个跪像发泄自己的愤激之情。“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此之谓也。
秦桧当然该骂。他同石敬瑭、吴三桂等人一样早已成为我国历史上民族败类的代名词。可是，就实际而言，秦桧虽然是南宋初年的大臣，在朝廷制定和推行妥协投降政策上颇为卖力，但真正的决策者他还够不上。南宋的前一个统治者是宋高宗赵构。在建立同女真族金朝相对峙的南方汉族地主阶级政权上他是起了一些作用的。然而这个在民间传说中被描绘成“泥马渡江”的神话式人物正是南宋初年对金妥协投降政策的决策者。信用秦桧的是他，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中支持秦桧的也是他。用十二道金字牌把岳飞召回来以及最后造成岳飞的冤死囹圄，也很难说赵构就一无所知。事实上在赵构掌权时期是不允许对朝廷的对金妥协投降政策进行指责的，甚至在秦桧死掉以后仍是如此。史书记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东平进士梁勋给朝廷上书说金朝一定会带兵南下，朝廷应当有所准备。不料却触怒了赵构，把梁勋充军之外还发布诏书说：“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特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自今有此，当重置宪典。”就是说，谁要是提出同秦桧卖国政策相反的方针就是矛头指向“朕躬”，要用“宪典”来重加惩办了。这就证明他自己正是南宋初年推行违反民心的妥协投降政策的真正后台。
堵民之口，只能得志于一时。等到事过境迁，不仅事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而且当初用来堵口的手腕也成为不光彩的记录一并载入史册。
岳飞的抗金事迹和他的《满江红》仍在民间传颂，说明人民并没有因为朝廷宣布他是“叛逆”之臣而改变自己的看法。到了明朝中期又出现了文徵明写的一首新的《满江红》（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词曰：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文徵明的词总算把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文徵明敢于说出南宋人士不便于说的话，并不是因为他好议论人们长短。《春气录》记载：“徵明性不喜闻人过。有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终其身以为常。”说明他的为人是比较厚道的，当然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他之所以写这篇《满江红》不过是因为他处的时代不同，说话不必顾忌，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说了出来罢了。
俗话说“盖棺定论”。这句话起源是很古的，司马迁就说过：“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这话有一定道理，多数情况下也确实如此。但是，历史经验证明，有时对于刚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场面和人物往往并不能做出恰当的结论，特别是在一些有争议的事件和人物上匆匆忙忙地上定论更难于做到妥切。比如明朝后期在张居正的评论上就曾经几次反复，生前宠之以上柱国、太师、首辅备极殊荣，死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本身的一切荣誉称号统统撤销，连儿子也被逼自杀；到了明末又逐渐恢复了名誉。清初的人有鉴于此，题诗云“恩怨尽时方论定”。说明对于一个因为各种利害关系而产生争论的人物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做出定论。这同上面引用的两首《满江红》给后人的启示也是一致的。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79年第4期）
关羽是怎样捧起来的 [11]
在我国封建时代，有两个最吃得开的人物，就是孔子和关公。各地祭祀孔子的庙宇称为文庙，关帝庙称为武庙。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两个护法神。用意是文以治国，武以安邦，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可以保佑统治者们长治久安。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走过任何一个较大的城镇，总有一座关帝庙。里面的塑像大抵有三个，中间坐着的红脸绿袍大汉就是关羽，姿势是一手捋着长髯，一手持书一卷，表明正在聚精会神地读《春秋左氏传》。两旁侍立的一个白面书生模样的是关平，另一个皮肤黝黑手里拿着青龙偃月刀的则是周仓。这种场面现在已经不大容易看到了，但是在几十年以前还是司空见惯的。
鲁迅先生说过，孔子是由权贵们捧起来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关公。读一读《三国志》里的记载，关羽不过是一员比较平凡的将军。作为刘备麾下的大将，他当然也有些过人的地方。例如斩袁绍的大将颜良于万军之中，说明曹操的谋臣程昱等人说他和张飞是“万人敌”并不是溢誉。刮骨疗毒时仍然是饮酒吃肉，言笑自若，在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也算是历史上的一件美谈。弃曹归刘，也说明他不忘旧恩，对刘备是忠心耿耿的。可是，就将才来说，他同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军事家相比，无疑是略逊一筹。拿镇守荆州来说，这是关系到蜀汉发展前途的一项重要使命。由于他对外缺乏战略眼光，绝婚辱使，得罪了孙权；对内又盛气凌人，不能搞好内部团结。终于辜负了刘备的委托，失掉了荆州，自己也被孙权的军队擒斩于临沮。
关羽的本来面目大致就是这样。在他死后的700多年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只是保持着《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里同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事迹而言，还不如排在这五虎大将最后一名的赵云。
关羽被抬起来，是相当晚的。宋朝大中祥符年间，由于契丹族的进犯使汉族统治者遇到严重威胁，关羽就在当时的政治需要下开始交上了好运，被追封为忠义神武王。这以后封号经常变换。我不想占用过多的篇幅为关羽的“发迹史”列出一个年谱，只选择一些重要的勾画一个轮廓。宋徽宗宣和年间，金人南侵，关羽又被抬了出来，改封为义勇武安王。宋室南渡后，高宗建炎二年封为壮缪义勇王。元代加封为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大概就是从这时起开始塑像祭祀，一些封建文人也着手把关公的事迹和灵异编辑成书。明朝初年朱元璋在位时期统治力量较为稳固，希望关公保佑的心情自然不那么急切，所以关羽的封号又降回三国时期的旧称——汉寿亭侯。明中期以后，随着整个封建地主统治阶级趋于没落，关羽的地位却迅速上升。嘉靖中恢复了宋徽宗时的义勇武安王称号。神宗万历十八年加封帝号，四十二年十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关圣帝君。据福王朱常洵（就是李自成起义军1641年攻克洛阳时处死的那个福王）在《序刻洛阳关帝庙签簿》中说：“前岁，关公以单刀伏魔于皇父宫中，托之梦寐间，果验。是以大隆徽号，由是敕闻天下而专显之。”可见，关羽被推崇为神力非凡的主管“三界伏魔”事务的帝君是在万历末年搞起来的。清代顺治九年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时改封为协天伏魔大帝；雍正时觉得光是尊崇关羽本人还不够，于是追封关帝三代为公爵，并且再一次下令全国各州县一律建专祠春秋祭祀。乾隆时又加封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到了咸丰年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逐步加深，国内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爱新觉罗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关公的地位也就越抬越高。“护国”“保民”“加封三代为王”等尊号纷至沓来，达到了空前的顶点。
查考一下关羽被神化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明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可以把一个本来比较普通的人物抬入云霄，让人们顶礼膜拜。
为了抬高，就百般地美化。明清时期各种稗官野史里“关公显圣”的记载屡见不鲜。《三国志》引《江表传》说“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看来只是一般爱好者的水平。后来的封建文人忘了关羽“骄于士大夫”的记载，反而战战兢兢地献上“志在春秋”的大匾，谬引为知己，连塑像时也硬给这位武将手里塞进一本《左传》。
为了抬高就竭力地捂，不准谈关羽的失策和毛病。连他的覆军失地也在忌讳之列。这就是俗话所说：“只讲过五关斩六将，绝口不提走麦城。”
抬的本意是吓唬对方，愚弄人民，给自己壮胆。有时却因为抬得昏头昏脑，把自己也吓倒了。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皇帝身边的侍卫由于颇得圣心被加恩任用为荆州将军。朝命下达之后，宾客盈门祝贺。不料这位新任的荆州将军却吓得大哭，把来贺者弄得莫名其妙。再三请问，才说：“我为朝廷效劳多年，本想博得个荣妻禄子，没想到派我到荆州去。这地方关玛法（据说满语“玛法”是祖爷的意思）都守不住，皇上让我去不是要我的命吗？”这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但至少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精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