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证明，统治者拼命抬高关羽，不是表明他们力量的强大，而是证实他们的虚弱和腐朽。为了逃脱自己覆灭的命运，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关帝显灵”。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被神话的关羽并起不到人们寄予希望的那种神奇的作用。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偶像化了的关羽终于随同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而从那高高的宝座上摔了下来。“神鬼无灵香火衰”，明清以来各地奉敕命建立的关帝庙由于无人问津逐渐倾废了。现存的一些关帝庙大抵改作了小学、街边工厂或者居民住宅。
那么，关羽从神圣的宝座上摔了下来是否粉身碎骨、荡然无存了呢？并不是。摔碎的只是统治者出于自己利益给他加上的神圣光圈。关羽其人的功过是非仍然回复到他本来的面目中留待我们去分析评价。于是，我把关帝君等一套虚幻的东西推到一边，重新捧起了《三国志》。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79年第5期）
《朱元璋外传》序
文与史的关系，历来说不太清楚。过去有“文史不分家”之说。我国第一部 纪传体史学巨著《史记》被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者司马迁也被称为中国古时候的“文学家”。尽管史才的字样出现得很早，但细查起来我国古代绝大多数的史籍是由著名或不大著名的文人写成的。专业的史学队伍形成得相当晚。这固然有好的一面，对历史科学深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消极的影响也因为史学界内外的种种原因而悄然出现。就客观效果而言，许多史学著作的对象仅限于史学工作者，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而广大读者又需要历史知识，一些文艺工作者也热衷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于是我们传布历史知识的媒介手段就形成了一种杠铃现象，一头是令平头百姓敬而远之的史学著作，一头是往往闹出常识性笑话的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这说明史学工作出现了薄弱环节。弥补的办法应当是双向的，即史学工作者在提高学术水平的同时要注意普及工作，文艺工作者在涉及历史题材时也不妨多下点功夫，不耻下问。
近年来，郭良玉先生正是看到了上述脱节状况，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唐太宗演义》，去年以来又沉浸于《朱元璋外传》的撰写，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的意图是尽量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运用生动活泼的笔法增强其可读性。鉴于有的原始记载过于简略，作者间或在细节和文字上做了一些增饰和点缀，这不仅有其必要，而且是早有先例。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同陈涉一道佣耕过的老乡亲眼见到王宫的排场不禁惊呼“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是经过太史公修饰的。他还指出《史记》曾依据《左传》原文铺张成文，使先秦简略深奥的文字更适合汉朝人士的欣赏阅读水平。太史公尚能如此，我辈何不可？
郭先生是我的长辈，在她的新著即将付印之际，命我作序，足见她对后学者的奖掖和鼓励。我愿借此机会祝愿她健康长寿，为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
（原载于郭良玉：《朱元璋外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序
最近几年形成了一股文化史热，特别是探索明清文化大有一哄而起之势。正如一讲开放搞活，既会出现埋头苦干、力图创新的改革家，也会冒出一批手持皮包、袋藏总经理名片的投机者，在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分野，有不畏艰难向上攀登的执着追求者，也有靠几声空喊、些须引进而跻身于史学家之列者。这在文化史领域里也不乏其人。正所谓趁潮而起，鱼龙混杂，无须大惊小怪。
我由于在大学执教，同青年学生和朋友们接触多一些，知道他们当中许多人刻意求新。这原是不错的。几千年沉重的思想绳索至今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也被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弄成了僵化的东西，为己所用。把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视作经典，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原意。历史在发展，世界在前进，新的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总结和汲取整个人类不断更新的文化成果，在各个领域里把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停止，想阻挡的人只能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然而，任何研究工作中真正新的进展，都是科学的，也就是说它必须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蜚语惊四座，信口尽雌黄”，也可能显得颇有“新”意，耸人听闻于一时，但在历史的天平上是没有分量的。
陈宝良君的这本著作最显著的优点正是在扎实的功夫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新论点。它不仅在现时很有新意，到将来仍有其参考价值，因为它提供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明代文化所达到水平的一个范例。作者在纵向把握整个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横向分析各流派的特色上，都能独抒己见，不落前人窠臼，做到这一点是认真阅读了大量明代文化册籍，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研究做出的总结。至于文字的流畅，内容的深入浅出，读者自将有所体会。
在学术上，大凡提出一个论点总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呈现为聚讼不休。这种现象我以为是正常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强求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宝良君在本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立论上过去有分歧，今后也仍然会有不同看法。比如以资本主义萌芽作为阐述明中期以后思想文化革新的社会背景，导致异端思想和市民文学的出现等。专门收集这方面讨论文章的集子在我国已有四部。论之者说有，攻之者说无，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中期以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无疑是个事实。仅以商人而言，历来为官僚士大夫所不齿，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公认为文坛盟主的王世贞对朋友说：徽州商人见着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这位朋友回答道：苏州文人见着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王世贞无言可对，只好付之一笑。这个小故事说明，王世贞虽然自命清高，却看到了徽州商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了文化上的追求，而他的朋友却看得更深刻，过去以圣贤之徒自居的文人正在朝着拜金主义者演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局面显然已不适应当时的潮流。宝良君的著作正是阐明了包括这一潮流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流派衍化的轨迹，至于用什么名词来概括，那是作者的权利。
（原载于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序文）
《李自成演义》前言
光明日报出版社重新排印李健侯（宝忠）先生所著《李自成演义》（原名《永昌演义》），这是一件使人高兴的事。
作者为了表彰乡里伟人，花费多年功夫收集整理李自成的事迹，用小说体裁写成《永昌演义》一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同历史上一切农民的武装起义一样，明末农民战争自揭竿之日起，就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流寇”“死贼”。在它失败以后，地主阶级统治卷土重来，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仍然长期被描绘成洪水猛兽。这种黑白倒置，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多大的改变。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传播，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几经交锋，过去被歪曲变形了的历史才逐渐还给了本来的面目。包括李自成、张献忠在内的一大批领导人民向封建统治展开过拼死搏斗的杰出人物，终于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崇敬，他们的业绩得到了理所应当的历史评价。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需要一个过程，在不同的领域里运用这一新观点也还有轻重缓急之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还未能对李自成起义做出全面和科学的研究的时候，李健侯先生的这部著作适时地出现了。说它是适时的，不仅是指它构成了探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个环节，而且也是指由于它的出现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推动了对李自成起义的科学研究。正如考古学中的不同文化堆积层一样，每一个堆积层都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特定水平，都有其存在和研究的价值。《李自成演义》虽然采取了小说的表现形式，由于它的立论介于新旧观点之间，在史学的发展上自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在涉及李自成起义的大量陈旧与新颖的论著当中，《李自成演义》是别具一格的，时代的烙印在书中表现得异常突出。一方面，它一反封建史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故套，为一位出自社会底层的草泽英雄树碑立传，大声喝彩，堪称旗帜鲜明，异军突起。另一方面，它又藕断丝连，处处流露出封建陈迹。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是对《李自成演义》基本特点做出的准确评价。
《李自成演义》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作品。作者从李自成诞生一直写到大顺军抗清斗争的失败，其中既可窥见李自成起义军转战各地的大致历程，又收罗了各种民间传说、野史稗闻。这不仅增添了阅读的兴趣，也必然会吸引有心的读者对李自成起义做科学的探讨。尽管作者在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的同时又贬抑其整个运动，势必在客观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作者从自己的角度去肯定李自成做得相当成功。在他的笔下，李自成好比“出污泥而不染”的一枝莲花，独立擢秀，可供欣赏。比如，叙李自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第二回 杀恶霸石友仁）；叙自成不爱女色、关怀士卒（见第十三回、第二十七回）；叙自成的轻财好义、英勇拼搏，更是绘形绘色，多处可见。这些在封建史籍中虽然也偶有记述，但多是刚说了半个好字接着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咒骂；像《李自成演义》这样立意表彰，集中地介绍自成的美德，确是独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时而妙言快语，常令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比如第三十一回 描写自成在武英殿登基，有这样一段话：
据《明史》上说来，自成生得深䫜、高颧、鸱目、蝎鼻，本是一个丑陋不堪之人，但是到了今日，他做了皇帝，坐在九龙宝座之上，披衮戴旒，气象庄严。众人偷眼窃视，见他马上变成了天日之表，龙凤之姿。那一种穆穆天子之容，令人肃然生敬。可见古人说的成者王侯败者贼，这话是一点也不会错的。就如明太祖的那副尊容，猪头狗脸，令人着实不堪承教，然而因为他是一个创业英主，后人遂尊他为五岳朝天的贵象……想来当自成登极之时，众人的理想，也就把他当做明太祖看待起来了。不过他运气不好，后来又失败了。所以史书上就不抬举他，把他说得贼头贼脑，简直不成一个样子。依我想来，自成当日倘不要失败，那当时的史书上定要说“我太祖高皇帝，生而岐嶷，美须髯，阔达大度”等语。依此类推，那历代的帝王，大都不过如是，全凭后人替他鼓吹罢了。
这种泼辣的文字，有如锋利的匕首，切中封建史家的虚伪。又如，史籍中曾经提到自成“始终不受抚”，从反面证明了即便在逆风千里、艰险备尝的日子里，李自成也好比参天大树毫不动摇。《李自成演义》第六回 叙起义军在武安受困，牛金星建议假降，作者代李自成立言道：“这些事我是干不来的。”轻轻一句就使自成的坚贞性格跃然纸上，可谓传神之笔。
这书写成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李自成的故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不足之处自然在所难免。比较突出的是，作者完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可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李自成和明末农民战争。因此显得眼界比较狭窄，许多地方都流露出浓厚的乡土观念。“叹吾乡有此不世出之伟人，而竟听其事迹湮没”，这就是促使作者发愤著书立说的起因。书中甚至借李自成之口云：“自成以一介匹夫，十年之间横行天下，指日京师一破，这一统的锦绣江山，便成了我们米脂人的家产了。”（第二十五回 ）就史实而言，李自成的思想境界并不局限于光耀乡里，他在向京师进军的途中发布的《永昌元年诏书》历数了明王朝的罪恶，以致“民有偕亡之恨”，接着发自肺腑地说：“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占领北京以后接见明降官时，自成又说：“我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以解民倒悬为宗旨，表达得非常明白。由于作者常着眼于乡里，书中对于站在李自成对立面的米脂官绅也情不自禁地予以颂扬。例如官军副总兵艾万年疯狂地进剿起义农民，最后兵败身死，作者不仅毫无贬斥之词，反而借万年之口说道：“好为我米脂人争光。”（第十回）又如明河南南阳道艾毓初，湖广巡按御史李振声誓死效忠明王朝，本来应当否定；作者也从乡梓之情出发，滥加表彰。在着力考证李振声确实不曾投降李自成以后，声称：“作者对于此等忠孝大节，不忍听其埋没，故博采诸家记载，反复考证，褒善贬恶，阐发幽光。其于世道人心，或者不无小补也。”（第二十二回）甚至连参与发掘自成祖墓的米脂县劣绅艾诏被起义军擒杀，作者的笔下也写成了临危不惧的义士，还引用清代本县人士所作的挽诗赞美曰：“一从慷慨捐躯后，梓里英名永世留。”（第十七回）
书中对于明末社会注意得很少，对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双方都缺乏科学的认识。虽然在个别地方也说到了李自成起兵是为了“铲除昏暴朝廷”，至于这个朝廷究竟如何昏暴，它所维护的是社会上哪些势力，却未能做出正确的阐述。作者把明朝的灭亡常常归为“天意”“气数”，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必然导致他对明王朝的代表人物一掬同情之泪。他把崇祯皇帝的顽固抵抗说成绝不当“莫有价值的君主”（第二十九回 ）。叙至崇祯吊死煤山时，作者竟至于“泪随笔下”（第三十回）。至于在同起义军作战中兵败身死的明朝大员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宋一鹤、贺逢圣、蔡道宪、刘熙祚、孙传庭、林日瑞、蔡懋德、周遇吉、卫景瑗、朱之冯等也一概加以颂扬，把他们的甘心充当明王朝的殉葬品称为“忠肝赤胆，慷慨捐躯”，是什么“留得声名万古新”（第二十回）。作者的这类描述是同他的思想局限密切相关的。书中自称“作者既然操觚著书，便负有激浊扬清，褒善贬恶之责”（第三十回）。抽象地说，这话并不错。问题是作者用以衡量清浊善恶的标准不对，因而不仅沿袭了旧史籍的说法，还大都引用后人的诗词加以烘托，以为只有这样才“不至埋没诸公的忠孝大节”（第十七回）。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作者对明末农民战争，特别是除李自成以外的各支起义军领袖多所指斥。如把张献忠说成“每日起来专门放纵了手下的兵将到处剽掠，不是杀人，便是放火”（第十回 ）。又述自成颁布军令三十六条以后纪律严明，“比起那张献忠的杀人放火、任意胡来，这自成的人马简直就成了堂堂天兵”（第十四回）。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李自成、张献忠可谓各有千秋，作者扬李抑张显然是不恰当的。王嘉胤是这次大起义的早期重要领袖人物之一，崇祯四年六月被官军所派间谍勾结内奸刺杀。史料中并没有记载他的个人品质有多大缺陷，可是作者却毫无必要地先把王嘉胤描写成《水浒传》中白衣秀士王伦一类人物，妒贤嫉能，见李自成英勇善战、颇得人心就图谋暗中谋害（第二回）。后面在叙述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时忽然又把这位牺牲了五年的起义首领拉了出来，笔下穷极形象，说孙传庭下令刀斧手将王嘉胤推出砍了，王嘉胤竟“哭得泪人一般，死跪在那里不肯动身，禁不住那些刽子手，连拖带滚，将他架出帐外。嘉胤放声大哭，把脖项缩着一团，蹲在地上，高呼‘大人饶命’！闹得那些刽子手莫得法子，只好出来一个人把他的头发抓住用力扯展了颈项，方才将脑袋砍了下来，进帐缴令”（第十二回）。如果说作者对张献忠缺乏实事求是的叙述主要是受了封建史籍的影响，那么对王嘉胤这种无中生有的编派完全是出自作者的创造。张献忠、王嘉胤都是陕北人氏，同李自成一样是陕人之光荣，难道能够因为他们不是米脂县人就可以任情地鞭挞吗？
作者为了创作《李自成演义》查阅了不少史籍，列在书尾的考证书目就有50多种。但是，它毕竟是一部小说，也必然包含大量为适应创作需要的虚构。作者为了增添小说的曲折性，不仅改变了许多事件、人物的经历，还凭空创造了许多人物与情节。比如为了突出李自成，把本来同李自成平行的其他各支义军首领写成他的部将，以至部将的部将（第十一回 叙李双喜“便传令叫大将蝎子块率兵上前”之类）；把牛金星、顾君恩的投身起义提前了许多年，以便他们早日登台演出（见第四、五、六回）；把从未参加李自成起义军的马维兴（又名马惟兴）、老神仙也移花接木地拨入自成部下，多次让他们大显身手。至于大顺军的许多重要将领的牺牲都和历史真实相距甚远，如说党守素、刘希尧在崇祯十七年进攻宁武时被周遇吉所杀；田虎在山海关战役中阵亡；左光先死于定州；田见秀在太原遇难；辛思宗战殁于潼关；李自成在潼关战役后主动放弃西安，作者大概是出于陕人保卫陕土的意图，故意安排了一场大顺军保卫西安之战，为了形容战况激烈空前，把贺锦、李友、刘芳亮、顾君恩、吴汝义、路应标都列入西安死难的名单。此外，作者遇到两军交战时，经常随手虚构一两员将校拍马出阵，交战若干回合即被斩于马下。我们应当体谅作者创作过程中缺乏细节素材的困难，但也应该指出书中许多一闪而过的流星式人物大抵是不见史传的。没有虚构，也就没有小说。作者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了部分人物和情节，本在情理之中。如果有人误将书中情节当成信史，作者是不能代为负责的。
最后，顺便谈一下《伪顺遗闻》。本书《自序》中说“又于某缙绅家得《伪顺遗闻》抄本二册，纪事尤详”，曾经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切。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这部书的情况。不过，从长达四十回的《李自成演义》来看，并没有什么不见于其他书籍的可信史实。究竟是作者所见《伪顺遗闻》并无重要史料价值，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只好暂且存疑了。
（原载于李宝忠：《李自成演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
在湖北省李自成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湖北大学和张国光教授邀请我来参加李自成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我很高兴！通山县委和县政府早已几次要我来做实地考察，直到现在才能如愿以偿。谨利用这个机会向湖北省、咸宁地区和通山县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感谢！并祝贺这次大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李自成研究会的成立，必将促进我们对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大顺军创建的历史丰功的研究。而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原则。近几十年里，对李自成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例如李自成1645年殉难于湖北通山九宫山的事实，已经成为国内外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同认识。因为这一论点有坚实的史料基础，是推不倒的，也不能搞什么“两说并存”。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一种常见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真理愈辩愈明，对于不同意见，不仅应当允许争论，也应当表示欢迎，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的意见中是否有合理因素，他们的质询也可能推动我们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历史是很复杂的，尽管正确地肯定“通山说”已经有40多年了，我们还是不能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尽善尽美。通过学术界的争论，有助于深化我们的研究，使“通山说”的立论做得更加扎实，更加颠扑不破，更加深入人心。至于个别人的弄虚作假，强加于人，那只有据理反驳。所以，我认为李自成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对李自成和他领导的事业的研究在更高的起点上沿着正确方向的新的开始，这是值得特别祝贺的。现在李自成研究会成立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又在十天前正式筹备开拍40—50集的电视连续剧《李自成》，我和王春瑜同志参加了这部连续剧的论证会议。当然，我们在会上再三强调了李自成的结局必须如实地采取殉难于湖北通山说，而绝不能说李自成最后当了什么和尚。相信通过有关领导、学术界、文艺界的共同努力，300多年前李自成和他部下的将士为推翻腐朽的明王朝、抗击清军，用鲜血谱写的壮丽篇章，必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份重要教材。
我由北京来开会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同志，委托我向大会表达他热情的祝贺，并且要我转达他的两点建议：一、研究会的重点是否可以放在研究李自成和大顺军全部在湖北、湖南境内的活动上。二、借中央电视台开拍大型电视连续剧《李自成》的东风，发展旅游事业，吸引更多的各界人士来瞻仰李自成殉难地点和李自成墓，以扩大影响。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原载于张国光等：《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抗清殉难史实论证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