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到了晚年，开国功臣、平陈勋将们已经被他或杀或贬，所剩不多了。尽管他笃信佛教，教育臣民一心向善，但他自己并未放下屠刀，而是变得更加残暴嗜杀，其杀人的理由也非常奇怪。
杨坚当初在北周辅政时，曾经革除苛政，并删减旧律，以收买人心。他当上皇帝后，为了树立仁君形象，又下诏令高颎领衔，组织一些大臣制定新法律，对前朝旧律有所增减，并废除了砍头示众、车裂、鞭笞等酷刑。同时减轻了流放、服劳役的年限，用轻刑代替重刑，把一些应判死刑的条律改为流放服役，称之为“化死为生”。
杨坚每一季度都要亲自审阅案犯卷宗，经常在秋分之前审阅各州上报的囚犯罪状。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杨坚审阅刑部的奏章时，发现刑法条文高达1万多条，认为法律仍嫌严密繁杂，又命苏威、牛弘等人另行制定新律，废除死罪81条，流放罪154条，徒刑、杖刑等罪1000多条，法律条文只保留500多条。为了普及新法律，他还诏令各州副职官员全部要认真学习新法，并且择时召集这些官员进京进行法律考试。后来，杨坚又废除了罪犯家属连坐的刑法，以示宽大；同时命令各州判处死刑的囚犯，不得乘驿车下达批文匆忙处决，以示用刑慎重。
杨坚在隋王朝创建之初宽减刑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只是为了收买民心、稳定政权、树立仁君形象而采取的权宜措施。在政权稳固之后，他便开始随心所欲，狂屠滥杀，法律在他眼里，也变得无足轻重了。
杨坚猜忌多疑，且不爱钻研学问，夺取帝位后，便以精通法制自负，以明察秋毫自诩，对臣下非常苛刻。他经常命左右充当特务，侦察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谁若一有小过，便被处以重罪。
杨坚有打人的嗜好，经常在殿廷上打人，有时一天要打几个人。他有时亲自动手，有时则令左右代劳，但行刑的人若是挥动大杖不够用力，他就大发雷霆，下令将其砍头。高颎等人进谏，说殿廷不是责罚人的地方，杨坚不但不理，而且越闹劲头越大。不论是多大的官员，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要被武士按倒在朝堂，当着众臣的面挨打，轻则皮开肉绽，重则死亡。挨打的朝臣在肉体上遭受摧残的同时，人格上也受到了巨大的羞辱。这种血腥残暴的场面，却让他感到皇权的无比威力，在心理上得巨大的愉悦和满足。
宰相高颎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带领一帮大臣到朝堂集体辞官，杨坚便很不情愿地作出了让步，下令撤去殿内的大杖，如再有要处罚者，则交有关部门处理。
杨坚到了晚年时，变得更加暴戾，经常随心所欲地制定严酷的法律条文。早已废除的罪犯家属连坐的法律、不准乘驿车下达批文匆忙处决的法令，对他来说等于一纸空文。
杨坚认为，地方官吏经常相互宽容放纵犯罪者，并且钻法律的空子，使中央的政策难以贯彻执行，使犯罪者得不到及时而严厉的处罚，又于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下诏说，各级政府所属官吏，如有犯罪者，可以在法律规定之外酌情处以杖刑。结果各级官吏上下驱逼，对被审讯的人重复受刑，致使冤案日增。
尽管杨坚一再为法律增加苛刻的条例，一意推行严刑峻法，但全国的犯罪率仍居高不下。而京城的治安状况更糟，盗匪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市上公然抢劫，各地偷盗事件更是经常发生。杨坚为此颇感忧虑，便诏令凡举报盗贼者，没收被举报盗贼的家产，作为举报人的奖赏。
此诏令颁布之后，百姓积极举报盗贼，京城的治安状况果然迅速转好。但当京城内外没有真盗贼可以举报时，一些地痞无赖便在富家子弟将要走过的路上故意丢弃财物，然后在暗中等候。富家子弟一旦拾取，便将其扭送官府，诬其为盗，领取丰厚的奖赏，结果使许多人因遭诬陷而被抄家。
隋文帝杨坚为了彻底根除盗贼，又接连颁布了严酷的法令。这些新条例很有威慑力，许多人因此丢了性命，盗贼几乎绝迹，但也令举国百姓畏惧不安。行路的旅客都早睡晚起，生怕在夜晚走路被官府的衙役当作盗贼逮捕而被砍头。
杨坚推行严刑峻法，也使朝臣们没有好日子过。而那些北周朝的旧臣，更是备受猜忌，一不小心便丢了性命。
杨坚无视法律，凭自己的情绪和好恶决定群臣的生死，也被一些佞臣钻了空子。
杨素善于玩弄权术，经常在杨坚面前谗陷他人，公卿大臣们无不心怀畏惧。杨素与鸿胪少卿陈延有矛盾，有一天他经过陈延的官衙时，见庭院中有马粪，几个仆从正在地毡上赌博，觉得报复的机会来了，便立即向杨坚报告。杨坚大怒，即命将赌博之人拉到西市乱棒打杀，陈延遭到鞭笞，险些丧命。
大理寺官员杨远、刘子通，以办案严厉为能事，经常罗织罪名对囚犯加重判决，并且善于迎合杨坚的旨意，颇得杨坚赏识，凡是他诏令逮捕的案犯，都交给他们审理。这二人在办案之前，揣摩杨坚的旨意，凡是杨坚厌恶的人，他们便处以重罪，没有大罪而被处死者不计其数。杨远又巴结杨素，每当有人入狱，他便伺机把囚犯的姓名告诉杨素，按照杨素的心意决定罪名轻重。
隋文帝杨坚在位的最后几年，法网越来越密，上至功臣勋将，下至官吏小民，被冤杀者无数。杨坚的这些行为，最终导致了其死后无法挽回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