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和亲公主的远嫁的确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对于和亲公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比如割腥啖膻、蒸母报嫂及殉葬，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公主身处文化水准与大唐文明有着天壤之别的环境下，她们婚后一直处在屈辱、动荡不安的家庭生活之中。她们最终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一是嫁祖孙三代。嫁祖孙三代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少数民族来讲，应该不算什么。但对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大唐公主来讲，这种事情可算作“乱伦”。至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武义成功可汗始遣使献方物，仍求结亲。德宗与群臣议，决定将公主嫁给他。命使册可汗为勇猛分相智惠长寿天亲可汗，册公主为孝顺端正智惠长寿可敦。天亲可汗死亡后，子忠贞可汗立。忠贞可汗死亡后，子奉诚可汗立。奉诚可汗卒，国人立其相，是为怀相可汗，皆从故法尚公主。在蕃21年去世，册赠燕国大长公主，赐谥“日襄穆”。“穆”者，“布德执义日穆，中情见貌日穆”。公主在蕃21年，忍受着有悖于汉人伦理的屈辱，最终完成和亲的使命，嫁了祖孙三代人。这是公主的无奈和悲情之处。
二是殉葬。《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俑者，古时制作用于殉葬的木偶，孔子觉得俑的面目与人非常相似，用以殉葬十分残忍，是对人的不尊重和漠视，故孔子大骂这种人“无后”。到了唐代“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曰：臣闻王公已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甲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孔子曰，明器者，备物而不可用，以刍灵者善，为俑者不仁。传曰，俑者，谓有面目机发，似于生人也。以此而葬，殆将于殉，故曰不仁。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诸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行”。同时代的回纥竟然还要用公主殉葬，这种事真让人发指。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回纥使者多彦阿波与黑衣大食酋阁之等俱朝，争长，有司异门并进。又使请婚，许之。帝以幼女宁国公主下嫁，即册磨延啜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然公主亦依回纥法，骛面大哭，竟以无子得归。秋八月，宁国公主自回纥还，诏百官于明风门外迎之。”杜甫作《即事》记录此事：“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胜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最后，公主因无子回归娘家，应该是不幸中的幸事了。若不然，还真的要在唐朝吟诵：“临其穴，惴惴其傈。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三是媵婚。新疆民歌有“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嫁妆，坐着马车来”，其实这是古代媵婚制的遗存。从唐代和亲公主的婚姻生活里，也看到了媵婚的痕迹。唐肃宗“以宁国公主降回纥，又以荣王女媵之；及宁国来归，荣王女为可敦，回纥号为小宁国公主，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及天亲可汗立，出居于外，生英武二子，为天亲可汗所杀。无几薨”。正史中就这寥寥几笔，如果拿宁国公主的媵婚，跟“唐宜城公主驸马裴巽有外宠一人，公主遣阉人执之，截其耳鼻，剥其阴皮漫驸马面上，并截其发，令上判事，集僚吏共观之”相比，宁国公主心中的酸楚及屈辱就可想而知了。宁国不知什么原因“来归”，荣王女又经历嫁二夫、子亡之悲痛后，无几薨。所以，无论是对“元妃”的公主，还是“媵”的小公主，她们的家庭都是不幸的。
四是被抢。大和九年，回鹘内乱，分作三支。黠戛斯趁机攻破回鹘城池，带走太和公主。黠戛斯自称是李陵之后，于是派达干等10人送公主返回中原，途中遭遇回鹘乌介部众，达干等人皆被杀，公主又被掳至乌介可汗。乌介可汗胁太和公主为人质，率部向唐朝边界进犯。对此《全唐文》记载有这样一段诏令：“昨闻太和公主为可汗兵众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国，使遣归还，有以见可汗秉礼义之心，重亲邻之好，朕深用感叹，至于涕零。公主寻为回鹘劫夺，久不归国，可汗所遣使臣，皆被诛戮，朕言念伤痛，至今不忘。昨见可汗表求访公主，使公主上天入地，必须觅得。”可见，贵为皇帝女儿的太和公主是被作为物件抢来抢去的，其中的不安、惊惶，又有几人能体会得到呢？难怪后来改名为“定安公主”。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唐军大败来犯的回鹘乌介部众，丰州刺史石雄在战斗中迎得太和公主回国。李频的《太和公主还官》记载了这件事：“天骄发使犯边尘，汉将推功遂夺亲。离乱应无初去貌，死生难有却回身。禁花半老曾攀树，宫女多非旧识人。重上风楼追故事，几多愁思向青春。”还有许浑的《破北虏太和公主归宫阙》上说：“毳幕承秋极断蓬，飘砜一剑黑山空。匈奴北走荒秦垒，贵主西还盛汉宫。定是庙谟倾种落，必知边寇畏骁雄。恩沾残类从归去，莫使华人杂犬戎。”
五是被杀。唐王朝和周边各民族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时好时坏。公主们虽能周旋于娘家与夫家的离合之间，但是这些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她们所能解决的，这才是她们不幸中的不幸。所以大难来临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则是那些和亲的公主。据《新唐书》记载：“（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奚、契丹杀公主以叛，禄山幸邀功，肆其侵，于是两蕃贰”。背井离乡的公主，不但要忍受思乡之苦，还要提心吊胆地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看来，和亲政策也算是封建统治者能为他们的子民所做的最大牺牲了，不过被送上祭坛的则是一些柔弱的女子。
“和亲”政策的最大和最直接的牺牲者是妇女。尽管降嫁域外的女子有时并非真正的皇帝嫡女，但也大多为金枝玉叶，即皇室宗女，并且毕竟冠以“公主”之号，其身份、地位远高于普通民家女子。然而，她们一旦被确定为和亲对象，则立即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既要远离故乡与亲人，又必须“从胡俗”，在前任统治者死后，再嫁后任统治者，多者易嫁三四次，即使嫁给先前的“孙子”，也无可奈何。在此，她们犹如商品一般可以被随时转卖，自己没有任何抗争的能力。至于其他妇女可以享受的“爱情”之类，则与她们基本无缘。简言之，她们只不过是男性统治者用以换取政治利益的“物”，而非“人”。男性统治者安坐朝堂，而将涉及国家安危的重任交给一名弱女子，迫她深入穷乡僻壤，遭受种种折磨，以牺牲其个人终生的幸福来换取外交和政治上的“成功”（其实在许多场合未必成功），这样的“和亲”并不值得赞颂。
总之，和亲公主除了要忍受饮食习惯的不同外，还要忍受生活的屈辱、动荡不安，在风雪腥膻中书写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出使传奇。但愿和亲的公主“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