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耀史册的“贞观之治”历时仅仅23年就过早地谢幕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这样早早地落幕了呢？其原因主要有四个。
一是唐太宗及其臣下不能善始善终。
在唐太宗执政之初，基于对隋亡教训的吸取和对人民“载舟覆舟”力量的畏惧，为了帝位永存和“长治久安”，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事，对独断专行等“人治”的消极行为有所节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意识到大功告成之时，他便意骄志满起来。以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去世为界，贞观君臣关系和政治风气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贞观之治”的上升期，后期是“贞观之治”的下降期。正是在后期，唐太宗李世民把虚怀若谷的纳谏之风渐渐抛弃了，很少听信正确的意见，不再注意发挥群体的力量，只相信他个人的权威和极少数心腹的话，以孤家寡人的独断代替兼听众议。于是，群体的合力遭到破坏，治世的生机被扼制，中断了富有活力的政策，君臣间的合作与信任遭到了严重破坏。随着活力的丧失和惰性的增长，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就不可避免地呈衰颓之势。
二是贞观朝后期，官员的素质蜕化，群体统治功能下降。
贞观后期，整个智囊群体开始染上了一种随和的、顺从的、与世无争的色彩，这与贞观前期智囊群体那种勤奋、进取、直言敢谏的风气已截然不同。朝中大臣大都恪守中庸之道，为保全禄位而不敢多言。还有一部分高级官员随着官职升迁，权势增大，意志却逐渐衰退，贪图安逸，追求享乐。有人迎合唐太宗所好，大献殷勤，进贡奢侈品，全然不顾朝政的衰落。有人则托病不朝，安度晚年，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大臣中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行为经常发生。贞观后期臣僚们群体素质的蜕化，是唐太宗“渐不克终”的投影。臣僚素质的蜕化反过来也加速了唐太宗政治的衰败。
三是唐太宗丧失了忧患意识，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忽视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政权危机。
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却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发而不可收。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也不例外，随着国家情况的迅速好转，他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开始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创天下的艰难，走入了淫奢之途。他驱使兵丁，大征徭役，到处兴建宫殿、别馆，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豪华。由于大兴土木，徭役不断加大，人民不堪役使，以至于砍掉自己的肢体以图逃避。唐太宗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无法真正坚持善始善终，一世英名晚年不保，盛世基业不克善终。
四是连年战争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使国力大为削弱。
贞观前期由于成功地推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曾被边疆各族尊为“天可汗”。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的偏执、猜疑等扭曲心态也反映到对待周边民族的关系之中。晚年的他希望生前消除已出现的边地事端和存在于各民族中的隐患，同时受好大喜功的怂恿，连续进行了多次与边疆各族的战争。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东北、西北、西南同时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内耗，加速了“贞观之治”由盛而衰的转化。特别是对高句丽的战争，国力损耗最大，把一个富庶、安宁、和平的盛世推向了乱世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