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禄山之死，据多部正史记载：安禄山当上皇帝以后，眼睛患疽，性情暴躁，经常打人，亲信严庄和宦官李猪儿挨打最多。安禄山很喜欢段氏及她生的安庆恩，常想以安庆恩代长子安庆绪为太子。安庆绪害怕自己被废，严庄怕宫中事变对自己不利，李猪儿不满受辱。于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初一夜，严庄和安庆绪在帐外站岗放哨，李猪儿操刀入室，刺杀了安禄山。
这个重大事件，在诸多正史、野史、杂记、小说、戏剧中的情节如出一辙，刺杀安禄山是李猪儿下的手，严庄与安庆绪在帐外放哨，这似乎就是历史的真相。然而，从《旧唐书》的蛛丝马迹中发现，安禄山之死仍然存在一些历史之谜。
《旧唐书》对这一事件记载：“立（安）庆绪于户外，（严）庄持刀领竖李猪儿同入（安）禄山帐内，（李）猪儿以大刀斫其腹”。这说明，这一夜，在外放哨的只有安禄山的大儿子安庆绪，进入安禄山寝室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持刀带队的严庄，另一个是李猪儿。这与《新唐书》等史书中“是夜，（严）庄、（安）庆绪持兵扈门，（李）猪儿入帐下”的记载有较大出入。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成书均晚于《旧唐书》，这两部书都没有以《旧唐书》为历史依据，而对刺杀安禄山时的放哨人另有安排，这种改编是有原因的。实际上，最早记载帐外放哨之人是安庆绪和严庄的是唐朝人刘汝能的《安禄山事迹》，其中记载：“严庄、（安）庆绪执兵立于帐外，（李）猪儿执大刀直入帐下，以刀斩其腹，左右惧不敢动”。
刘汝能生活在唐朝，其生平距“安史之乱”很近，曾任华阴县尉。华阴地处京畿道，近潼关，是遭受安史兵灾最严重的地方，他听到了很多有关“安史之乱”的传闻轶事，于是写了《安禄山事迹》。不过，从对刘汝能的记载来看，他官小位低，对安禄山被杀一事，不可能直接接触现场人，其消息来源显然是道听途说。
那么，到底是谁刺杀了安禄山呢？
安禄山临死时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可以说明问题。《旧唐书》记载：“是我家贼！”《资治通鉴》则是：“必家贼也！”《新唐书》记载：“是家贼！”最早的《安禄山事迹》说得很明白：“贼由严庄！”这几部史料所说的家贼包括李猪儿和严庄。安禄山的最后一句话，后来的史书均未采用刘汝能的“严庄说”。显然，后来的史官们觉得刘汝能的“贼由严庄”之说与前面所说的“严庄、庆绪执兵立于帐外”相矛盾，所以就避开了。其实，刘汝能这个看似矛盾的记载却让人想起，严庄更像真正的刺杀者。
《旧唐书》成书于大唐灭亡30多年后，其原始素材多来自实录，严庄行刺安禄山还是有可能的：其一，严庄是刺杀安禄山计划的总策划人，能否杀死安禄山关系到他的政治命运和性命，严庄刺杀安禄山是完全有可能的。其二，“庄持刀领竖李猪儿同入禄山帐内”这句话暗含了严庄有行刺的嫌疑，因为严庄是行动带队人，并且他是带着刀的，他不杀人何必要带刀呢？其三，刺杀行动宜速战速决，而入室时严庄持刀，却没说李猪儿拿刀，如果刺杀时严庄把刀给李猪儿，则不如自己直接下手省事。
史书众口一词地说李猪儿行刺，其中暗藏着安庆绪和严庄的难言之隐。在当时，安庆绪弑父、严庄杀主，都是遗臭万年的事情，唯有李猪儿是个太监，地位最贱，承担刺杀的名声最合适。事发后，安、严二人对外界说安禄山是得病而死，暗地里有可能放风是李猪儿所为，从而粉饰自己的清白。
刘汝能道听途说后记于《安禄山事迹》，后来史学家从李猪儿的身世和地位推断他是刺杀安禄山的最有可能的人选。
据《旧唐书》记载，李猪儿是契丹人，十多岁时开始侍候安禄山。安禄山亲自操刀阉割了他。安禄山的肚子很大，每次穿衣服时要有三四人举着他的肚子，李猪儿用头顶着才能系上衣带。李猪儿的去根之仇、生存之苦、鞭挞之恨让很多史学家相信，李猪儿刺杀安禄山是以牙还牙，最符合情理，而帐外站岗放哨的理所当然是安庆绪和严庄。可怜的李猪儿代人顶替了谋杀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