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碑林的石刻艺术室里，“昭陵六骏”静静地站在那里。“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陵前摆放的六匹战马石雕，是以唐太宗生前征战时的六匹坐骑为样本雕刻而成的。然而，与其他帝陵的陵寝化石兽极为不同，“昭陵六骏”是曾经跟随唐太宗征战的战马，甚至连马身上所中的箭也一同刻了上去，这在中国古代帝王陵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六匹马在建立大唐王朝的过程中为唐太宗立下了不朽之功。在修建昭陵时，太宗皇帝特意下诏命人雕刻了六匹战马的写真石雕，以便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可以让心爱的坐骑陪伴左右。
可是，昭陵博物馆和碑林博物馆在对“昭陵六骏”的命名和摆放上竟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世人瞩目的国宝背后竟然还暗藏着悬而未决的疑惑。
在“昭陵六骏”中，什伐赤和青骓这两匹马同在东边一列，马头都朝向同一侧，又都是四蹄飞奔，它们的形态极其相似。然而，1000多年的风雨剥蚀也让两匹马的细部特征因为严重的损坏而难以分辨，所以单凭石雕已经很难对两匹马的命名和排列作出准确判断。
1918年的一天深夜，西安市的一个警察所里，几个警察正百无聊赖地下着棋。突然，门被猛地推开了。一个神情慌张的人带来一个真假难辨的消息：有人偷运了一批极其珍贵的文物，而且很快就会通过这里。
两天后，崎岖的山路上一辆破旧的马车缓缓驶过，刺耳的响声在山谷中回荡着。赶车人似乎被毒辣的阳光烤得有些招架不住，无精打采地晃动着手中的皮鞭。路边地头上几个农民正在乘凉，然而当马车驶近，他们却立刻警觉起来，几个人迅速向马车围拢过去。掀开车上的稻草，藏在下面的精美雕花石块立刻显露出来，看来，这就是消息里提到的那批珍贵文物。然而通过审问得知，这些人只是受人雇用的赶车人，对盗卖文物一事毫不知情。
这些雕刻着精美花纹的石块被拉回了警察局，官方请来当地颇有名望的老者，请他帮助鉴定这些石块究竟是何物。结果令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些雕刻着精美花纹的石块竟然是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如果说金银珠宝价值连城的话，那么“昭陵六骏”就是无价之宝。虽然已经被砸成碎块，但总算没被运走，这似乎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可是欣喜并没能持续多久，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眼前的“昭陵六骏”只有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而飒露紫、拳毛 却不见踪迹。后来，在对当地村民的调查中才得知，“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 早在几年前就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这两块石刻，被卖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正是由于几度遭到盗卖，“昭陵六骏”被迫离开了最初的摆放地——九嵕山，也使得它们的命名和排序在今天变成了令人无从破解的谜团。
1950年，六骏中被截获的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移入了当时的西北历史博物馆收藏，也就是今天的碑林。在这里，历尽磨难的“昭陵四骏”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延续往日的辉煌。
1961年，为了重现“昭陵六骏”的历史风采，碑林博物馆根据照片复制了飒露紫和拳毛 ，并把它们和另四幅石雕放在一起进行陈列。而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碑林会因为这几匹石雕战马陷入一场激烈的争论。
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20世纪30年代编写了《长安史迹考》。在这本书中，足立喜六详细记录了他曾踏访昭陵，亲眼所见六骏安放在昭陵玄武门的情况，并刊出了一组照片，如今碑林博物馆的陈列就是以这些照片为排序依据的。
然而，昭陵博物馆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依据。在《礼泉县志》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同治初，花门变起，昭陵殿庑尽毁。东西两壁六骏皆断泐，露立风雨中。”他们认为：足立喜六的照片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要远远晚于同治时期，如果六骏真的毁于同治初年，那么足立喜六拍到的又怎么会是原始状态呢？
有人进行了这样的假设：很多年后，终于有人着手维修“昭陵六骏”，九嵕山险嵕的地势给工程带来了很大的难度，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工程一定持续了很久，参加维修的人也换了一拨又一拨。或许就在这期间，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六骏中某些马的位置被倒置了，这其中就包括青骓和什伐赤。
若干年后，日本人足立喜六登上九嵕山，维修后的六骏依然耸立，遮蔽六骏的房屋却在风雨中再次衰败了。足立喜六记录下了他所看到的景象：什伐赤，东庑北端；青骓，东庑中央。这样的命名，马名的排列顺序没有变，但是青骓与什伐赤的位置已经颠倒了。
如果这种假设是成立的，那么足立喜六在《长安史迹考》中刊出的六骏照片也就不足以作为排序的依据。难道碑林博物馆坚持了半个世纪的排序将就此遭到颠覆？
昭陵博物馆的另一个证据是馆内收藏的一块《昭陵六骏》碑，这块碑是北宋的陕西转运使游师雄于元祐四年（1089年）重修太宗庙时命人立的。
《昭陵六骏》碑的内容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游师雄踏察昭陵的题记，详细地记录了他在昭陵的所见所闻。碑的下部则将六骏的形象用线刻画的形式分两栏对称刻在碑上，非常生动。每匹马的旁边还注明了名字、顺序、毛色、中箭之状以及参加的战役和唐太宗对马的赞誉之词。
然而，《昭陵六骏》碑上所描述的青骓，两条后腿上下分开，双耳间的鬃毛向后直立，这些特征与碑林博物馆命名为什伐赤的马相一致：碑记所描述的什伐赤，两条后腿并拢，双耳间鬃毛自然垂下，这些特征又与碑林命名为青骓的马相一致。而在其余四匹马的刻画上，昭陵博物馆与碑林并无差别。《昭陵六骏》碑上对青骓和什伐赤的描述恰恰与碑林博物馆对青骓和什伐赤的命名相反。那么，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呢？相比拍摄于20世纪初的老照片，宋代的《昭陵六骏》碑似乎更为可信。
游师雄在《昭陵六骏》碑上对排列在左边一列的第二匹马作了这样的描述：青骓，东第二，苍白杂色，前中五箭，平窦建德时乘。而对第三匹马的说明文字则是：什伐赤，东第三，纯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
《昭陵六骏》碑上说“青骓，前中五箭”，那么，石刻室里身中五箭，并且箭尾方向都朝前的马应该是青骓，也就是排在左边第二位的马，这匹马头顶的鬃毛从双耳间自然垂下。但在《昭陵六骏》碑上，“前中五箭”的马，头上的鬃毛却是向上直立冲后的。由此我们可以猜测，或许是碑上的线刻画将青骓的特征画错了。
在六骏石刻中，“前中五箭”的马，后腿部分虽然严重残损，但仍能依稀看出两条腿基本是交叉的。但在线刻画上，“前中五箭”的马，两条后腿却是分开的，很显然，这一特征与石刻本身是矛盾的。
可见，游师雄在《昭陵六骏》碑上的描述并不完全可信。足立喜六的老照片和游师雄的六骏碑似乎都存在破绽，青骓和什伐赤的定名还是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那么，解开排序之谜的钥匙究竟在哪儿呢？
在中国古代，建筑礼制有坐北朝南的讲究，因此，皇宫建筑一般都会由北向南延展式建造。皇帝王侯自古以来讲究“事死如事生”，为了满足自己千秋万世的统治欲望，他们在修建自己的陵墓时，也会按地上的宫殿布局和讲究来进行规划。
但是，特立独行的唐太宗并没有依照常例把六骏放在陵墓南侧，而是摆在了陵北，也就是自己的身后。这样有悖常规的安排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这样的安排跟“昭陵六骏”的排列之间会不会有什么隐含的联系呢？
昭陵主陵位于九嵕山的主峰。嵕，就是山梁的意思。九嵕山，也就是九道山梁交汇在一处而形成的山峰。在诸多山梁中，北麓的山势相对南麓要平缓许多，把六骏搬运到这里，似乎更能节省人力，降低工程的难度。但是，这或许并非主要原因。
在六骏中，飒露紫是唯一刻有人像的战马。当初摆放时，飒露紫被安排在西边三匹马之首的位置。如果以皇帝坐北朝南的传统来定位，那么西边正好是右侧，这似乎正符合中国古代以右为上的礼制，也正好能够印证史书上对邱行恭的记载。或许，这就是六骏排序中隐含的规律之一。
六骏在昭陵上是分东西两列相向摆放的，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开来。其中，特勒骠和飒露紫分别位于东西两列的最南端，中间是青骓和拳毛 ，两列最北端是什伐赤和白蹄乌。这也符合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中的对称原则。青骓和什伐赤又同在东边一列。至此，一场有关国宝“昭陵六骏”的争论终于平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