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濮王李泰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死后葬于湖北郧县。李泰家族墓共有李泰、长子李欣、次子李徽、李泰妻阎婉四座墓葬。1973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李泰和李泰长子李欣之墓，1985年又发掘了李泰次子李徽和李泰之妻阎婉之墓。
墓葬出土的珍贵稀有文物有：金狮子1个、金镯9只、金块11枚、金钗18支、金条19条和许多金片，玉璧2只、玉戒面3只，银盒1个、银簪18支，以及银凤冠、银托子、铜镜、挖耳勺、陶罐、钵、盆、瓶、甑、杯、盂、瓷砚、铁釜、铁锁、石盒、铜钱，还有侍立唐三彩俑14个、牵骆驼俑1件、仪仗骑马俑20个、马上乐队俑9个、壁画16幅等百余件。其中的金狮子、银凤冠、唐三彩、龙首杯、三彩龙形角杯、三彩盂、瓶等，不仅色彩绚丽，造型瑰美，做工精细，而且都经精雕细琢，曲尽其妙。四墓皆绘有壁画，人物花卉栩栩如生，顶部绘有星象图。
李泰家族墓违反常规，不葬于唐帝陵附近而迁葬到李泰贬谪之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完全是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斗的悲剧性结果。
李泰是唐太宗嫡出之子。太宗的长孙皇后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次子李泰、三子李治，当初曾分别封为太子、魏王和晋王。三嫡子中，最得宠于太宗的，首推李泰。在贞观十七年以前，太宗乃至“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
唐太宗对李泰的偏爱，实属事出有因。就李泰方面来说，他自幼天性聪慧，长成后“文辞美丽”、“好士爱文学”，故而深得太宗欢心。从唐太宗方面来说，“私爱”其实是很难与“公义”截然分开的。李泰的聪颖有为，以及当时皇太子李承乾的“好声色漫游”、“过恶寝闻”，都一再使唐太宗滋生出改立李泰为太子之心。特别是贞观十七年，当李承乾企图谋反而被废黜后，太宗甚至一度当面允诺将立李泰为太子。
然而，太宗的欲立李泰为储君之意，却先后遭到魏征、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股肱重臣的激烈反对。以嫡次子继位的唐太宗一度主张“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但魏征等再三抬出了“立嫡以长”的古制，一力抗争，终使太宗让步。当李承乾已废，争立储君的斗争日趋激化时，为了求得各方安宁，太宗终于决定弃用横行无道的原太子李承乾及最有希望依次递补并长期觊觎太子之位的李泰，而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改由晋王李治入主东宫。
作为李治最终接任太子的结果之一，魏王李泰已不可能在京都安身。于是，太宗为了社稷江山，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并把他徙居郧县。这就是李泰墓发现于郧县的历史起因。
自从李泰被黜，谪居郧县，李泰本人及其家族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当初李泰虽然也曾屡经徙封，但李泰“并不之官”。此时已远非昔日可比，不仅李泰被径直发放郧县，即使太宗暮年时思子心切，也未曾召回一见。这还是次要的，更加逾乎常情的是，在太宗辞世时竟然明令不准李泰为生父归京奔丧。这个诏令究竟从何而出，史载不详，但察唐太宗对李泰的感情可谓始终未减，加之太宗因服丹药而致暴卒，不可能事先留下如此绝情的遗诏。而新即位的高宗李治生性懦弱，为人宽厚，所以若说此诏出于他的本意，亦与情理不合。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这个不准李泰归京奔丧的极端措施，只能是出自太宗临终托孤的当朝辅政权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之手。他们历来与李泰对立，又是造成李泰被黜的主要因素，即便为着防范，也会出此决绝之策。
一代风流帝子李泰，作为当朝权贵的眼中钉，只有任人摆布，心灰忧疾，终于在永徽三年（公元653年），即太宗故去后仅三年客死他乡，就地葬入马檀山，年仅33岁。由于命途多舛而客死他乡的唐帝子女并非李泰一家，但事后绝大多数都获准迁回帝陵。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例如生前劣迹多端、后因谋反被废的原太子李承乾，在玄宗时，因其后人的请求得以迁到昭陵阙中。然而李泰不仅在生前被独独剥夺了为生父奔丧的权利，死后又单单被摈弃于异乡，这自然是残酷的权力斗争所致。对死者的赦免，实际是对生人的安抚。李泰既然死而不赦，他的家人和后人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郧县唐王家族墓的形制、随葬品和壁画，以保存较为完整的李徽墓为代表。
李徽墓位于郧县砖瓦厂东南方向的土包上。墓向南偏西10度，由墓室、甬道、墓道三部分组成。墓室略呈方形，四壁内弧，北壁长3.7米，南壁长3.84米，西壁长4.2米，东壁长4.06米，残高4.2米，盝顶。棺床位于墓室西部，与西壁相接，由三层平砖垒砌而成，长3.8米、宽1.66米、高0.16米。上有朽木痕迹，并散落大量棺钉。甬道接墓室南壁，略偏东，长2.96米、宽1.34米、高1.64米。甬道底部大多铺砖，仅在与墓室相接处一段宽0.6米的地段上无砖。恰于此段甬道两壁高1.35米处发现东西对称的两个直径为15厘米的土洞，疑为门轴。此处出土了一把镏金铁锁，并有倒塌于墓室的一堆朽木痕迹，应为墓门所在。甬道南端东西两侧各置一龛，平面略呈长方形，龛门为砖砌，龛内为土洞，上涂1～2厘米厚的白灰。东龛前宽58厘米、后宽66厘米、深62厘米、高90厘米，西龛前宽44厘米、后宽60厘米、深56厘米、高90厘米。两龛门均以红彩勾勒边线。甬道南端以砖封门，共三层，皆为平砌。墓道在甬道以南，残长7米，从地表测宽度1.75米，底部北端宽1.96米，南端宽1.8米，坡度为22度。墓道两壁均涂厚约1.5～2厘米的白灰层，其上原绘有图案，现因灰层剥落而无法辨清。
墓室四壁错缝平砌，至1.62米高处四壁向内凸约6厘米，向上再砌五层，然后起券。在墓室各壁的正中，都砌有一个砖制的仿木斗拱。斗拱上有彩绘，四拱各不相同。墓室四壁绘壁画，但多已剥落。墓顶砖与四壁砌法相同。墓室地砖北部为对缝平铺，近甬道处三排砖为竖砌。由于多种原因，现墓室四壁都不同程度地向内倾斜，个别部位倒塌。
墓中共出土随葬品82件，主要为生活用具及少量装饰品。以陶瓷器为主，其次为铜、铁器，个别为银、骨、金、蚌壳制品。主要分布于棺床北部及墓室东侧。
出土的陶瓷器有：罐28件（系耳罐14件、圆唇罐2件、双唇罐11件、带流罐1件）、钵2件、盆3件、盏2件、唐三彩盂1件、唐三彩龙首杯1件、唐三彩瓶1件、唐三彩角杯1件、甑1件及砚1件。
出土的铜器有：把手1对、伞状器1件、盒角1件、饰件5件、钱6枚。
另外还出土了金饰片5件、银饰件2件、勺2把、铁碟1件、铁球1件、帽钉42枚、铁釜1件、镏金铁锁1把、石盒1件、玻璃珠3个、骨器残底1件、骨片6块、蚌壳1个以及墓志1座。
李徽墓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壁及墓室顶部均绘有壁画，都是在白灰底上直接绘制而成的。
保存较完好的为墓室东壁，画面以壁中部的斗拱为中心分为对称的两个部分，原绘四个人物，每部分二人。靠近墓门的两人为一男侍和一女侍。男侍戴幞头，穿红色圆领长袍，腰系带，双手拱于胸前，端正肃立。女侍穿红衣，下着绿花黄裙，腰系带，头梳螺形髻，黑眉朱唇，在面颊近眼处有一红点，左手执扇，右手下垂。另两人中一人画面已脱落，一人为女侍，发髻垂直于两鬓，上穿红衣，下着绿花黄裙，腰系带，双手捧物。三人皆面向墓门。东壁斗拱上绘缠枝花草，红蔓上间以绿叶点缀，色彩绚丽。
北壁的壁画亦以斗拱为中心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绘一男侍手执缰绳，站在一高头大马旁。人、马均着红彩，周廓及眉眼等处以黑彩勾勒，人、马比例悬殊，特别突出了马的高大剽悍。斗拱西部画面四周画一红框，又以两条红色竖线将画面分为三部分，形似屏风。大部分壁画内容相同，均为大笔写意的花卉图案，白底红彩，间或有些绿彩相衬。斗拱上绘有圆叶状花纹。
西壁的北部壁画与北壁的西部相同，也在一红框内以两条粗红竖线将画面分成三部分，均绘花卉。斗拱的南部亦绘花卉，与北部不同的是，没有画出屏风格式。斗拱上绘桃形花纹，一一相连，上下排列。
南壁因大部分倒塌，壁画几乎荡然无存，仅甬道门的两侧还可见一些残存的红彩痕迹，并隐约可见一人穿的下半截红袍。估计原画应为两男侍于门的两侧相向而立。
墓室顶部原绘有星象图，但已剥落，现仅可看到散布于墓顶各部位的数十颗红点星宿，直径为2～4厘米。墓顶东部还依稀可辨一直径约40厘米的大红斑，左右分置四足，形态近似蟾蜍。棺床的东南两边各有一道红彩廓边。甬道的券门上同样有红彩，由于剥落严重，只能看出花蔓枝条缠绕于券门的周围。
从墓葬材料看，隋唐时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存在着很大差异，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传统。
就墓葬形制而言，中原地区以土洞墓、土洞砖室墓为主。南方墓葬结构则一般很简单，有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砖室墓不见斜坡墓道、天井等设施。
关于随葬品，在陶瓷器方面，北方随葬罐类较为突出。隋代以两碗相扣式罐为特点，唐代则以塔式罐及四系小口罐为典型。南方隋墓中罐类极少出现，唐墓中出土的罐则以双唇罐和大口瓜棱罐最为突出。另外，南方地区无论隋墓或唐墓，都出有盘口壶。北方的塔式罐和小口四系罐在南方基本不见，而南方的双唇罐和盘口壶在北方也罕见。
郧县李徽墓形制是纯粹的中原风格，而随葬品中却出土了大量的具有南方特色的双唇罐，可谓南北文化的融合。由于墓主是皇室成员，墓葬必然具有中原贵族墓葬的特征；而郧县地处陕鄂交界，又受南方的葬俗影响，表现为南北交融的文化面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