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匍匐在乐山大佛脚下虔诚地顶礼膜拜的香客：“你知道乐山大佛的名号吗？”香客大多会瞪着诧异的眼睛说：“乐山大佛就是乐山大佛呗，还能有别的名号？”其实，乐山大佛还真有名号。
佛教的诸佛诸圣与普通人一样，都是各有名号的，而且都记载在佛教的典籍里。可是，“乐山大佛”这个称呼，在佛教的典籍里却是找不到的，是20世纪中叶才开始大量使用的。那么，“乐山大佛”这个称呼使用之前，人们怎样称呼它呢？
历代对乐山大佛的称呼，概括起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某像”称呼它，另一类是以“某某佛”称呼它。
我们先说“某某像”这类称呼。
唐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树立于凌云山的“禁采捕碑”把乐山大佛称作“灵山大像”。这是乐山大佛最早的称呼。这里的灵山指的就是凌云山。
此后四年，即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乐山大佛凿造成功，最后主持凿造工程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撰写碑文时把乐山大佛称作“大弥勒石像”。“大”和“石”都含有修饰意义：“大”是说它的体量，“石”是说它的材质，而“弥勒像”三字才是最重要的。
北宋末年，任“提点成都路刑狱”（官署驻嘉州）的邵伯温在乐山大佛龛窟的右首崖壁上题刻了“弥勒大像”四字，与韦皋的称呼基本一致。此后，南宋人王象之撰写的《舆地纪胜》，南宋人祝穆在写的《方舆胜览》，明代人曹学佺撰写的《蜀中名胜记》，清乾嘉年间在川做官的陈登龙撰写的《青衣水考》，清同治时重修的《嘉定府志》等书籍，都把乐山大佛称作“弥勒大像”。但清乾隆进士朱云焕的《凌云山九峰咏》，清嘉庆举人邵銞的《大佛崖》中，只以“弥勒”称呼它，省去了“大像”二字。反之，也有人只以“大像”称呼它，而省去“弥勒”二字。如明代人任伦的《题大像》诗，明代人陈于陛的《凌云寺》诗。但也有人在“大像”前另加限制词的，如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摄知嘉州事”的诗人陆游及王象之都曾以“凌云大像”称呼它。
明代人尹东郊在他撰写的《重新凌云寺记》中，把乐山大佛称作“梵王巨像”。明代人范醇敬编纂的《嘉定州志》中称之为“牟尼像”，而在《凌云寺志略》中又称之为“大牟尼像”。清雍正四年（1728年）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也以“大牟尼像”称之。
从上述可知，从唐代到清代，历代都有人以“大弥勒石像”和“弥勒大像”称呼乐山大佛，只有明代有人以“牟尼像”之类的名号称呼它。
再说“某某佛”这类称呼。
最早把“佛”字用在乐山大佛身上的是苏洵、苏轼父子，他们以“古佛”称呼它：苏洵的《游凌云寺》诗中有“古佛 水山之隈”句，苏轼的《送吕昌朝知嘉州》诗中有“卧看古佛凌云阁”句。继之以“古佛”称呼乐山大佛的，有南宋淳熙初年任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他在《凌云九顶》诗中有“古佛临江都坐断”句（他在这首诗的小序中又以“大石佛”称呼它）；还有清代顺治进士王士祯在《晚渡平羌江步上凌云绝顶》诗中也有“泉从古佛髻中流”之句。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嘉定州知州魏瀚主持重镌的韦皋碑文及明清两代刊刻的古籍所载的韦皋碑文，也都用“古佛”二字替代了韦皋原碑文中的“弥勒”二字。
用“大佛”或“大佛像”称呼乐山大佛的频率较高。至迟在明天顺年间，朝廷就称乐山大佛为“九顶山凌云大佛”。魏瀚重镌的韦皋碑文的标题上则使用了“大佛像”这个称呼。继后，明修《嘉定州志》、明代人孙征兰所撰对联、明崇祯进士陈起龙所撰《重修凌云寺记》、清初人王渔洋的《蜀道驿程记》、清康熙进士方象瑛的《使蜀日记》、清雍正进士彭端淑的《大佛崖》、清乾隆四川布政使杨揆的《舟过大佛滩望凌云山作》、清乾隆进士沈清任的《游凌云即事赋四律》、清乾隆进士顾光旭的《凌云山海师洞记》、清乾隆进士衷以埙的《陪游凌云山和沈澹园观察原韵》、清嘉庆举人）的《大佛崖》、清嘉庆进士陶澎的《蜀 日记》等，都使用了“大佛”或“大佛像”这个称呼。当然，有的在“大佛”之前也冠以“凌云”二字。
从20世纪30年代起，又有人在“大佛”前冠以“嘉定”二字。直到1956年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在公布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还把乐山大佛称作“嘉定大佛”。而“乐山大佛”这个称呼的使用则又要稍迟一些，但现在普遍使用这一称呼。
在上述众多称呼中，由四川省文史馆馆员伍中一于1990年才在韦皋原碑的照片上识读出来的“大弥勒石像”应当受到重视。因为其中既包含了“弥勒”这个佛的名号，又具体地表述了它是“大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