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敦煌莫高窟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地方，虽然这里有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们开凿的佛祖像，但是每天也只有几个念经文的喇嘛在陪伴着他们的佛祖。
奇怪的是，在这片昔日的佛教圣地，却经常有一个人出出进进，他是一位道士，名字叫王圆箓。这个信奉道教的王圆箓看着日渐破败的佛教洞窟颇为心痛，雇人对这些洞窟进行了整修。
1900年6月22日在清理第16窟时，一位被雇来的农民在清理洞内的浮沙时，感到很疲惫，就靠在洞窟的墙壁上点上烟想休息一下。点完烟后，他习惯性地把点烟的芨芨草随手插入身边的洞缝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次却与往常不同，这么长的一根草竟插不到底。他赶忙用拳头敲了几下墙壁，发出了“咚、咚、咚”的回音。这么大的回音，说明墙壁是空的，分明是窟中还有套间，这是他们在整修别的洞窟中从没见过的事。这个农民赶快把情况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也很诧异，料想其中必藏有宝物。人们开了这个套间后，再在外面画上壁画，伪装得像一般的石窟一样。王道士是一个贪心很重的人，他怕消息传出去后会招来更多的人抢宝，便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了。王道士耐着性子等到晚上，悄悄地去打开了这个伪装的窟壁，找到了用泥封着的洞口。打开洞口后，出现在他眼前的东西让他吃惊不已：这个套间里堆满了纸质的卷轴和绢画，还有各种佛教的法器等。在王道士看来，这些都是古董，而古董是可以卖大价钱的。于是，他拣了一些首尾完整的写经和绢画，送给了当地的官绅。在官绅的眼中，这些当然也是不可多得的古董。于是，敦煌有古物的消息不胫而走。
敦煌遗书
敦煌是中国汉唐时期中原与中亚、南亚以及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会合点。一批批的宗教信徒，一批批的宗教经典，随着商路的开通，纷纷云集在敦煌，那里曾是一个繁荣的宗教圣地。从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达，曾经十分辉煌的敦煌逐渐被人忘却。王道士发现的这些所谓古董就是“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其内容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文献，有儒学经典，有官私文书，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其中有些现已成为“死文字”的多种文字写本，是敦煌公元5至11世纪繁荣的历史见证。
如此丰富的文书是何时被封上的？又是因何原因而被封的？这些问题从藏经洞被发现至今，一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谜题。
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被敦煌各寺院集中在一起的废弃物，即所谓“废弃说”；还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因为避免战乱而有目的地藏起来的，即所谓“避难说”。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来掠取这批宝物的外国人。斯坦因是英籍匈牙利人，当时在英属印度的殖民政府供职。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在未发现藏经洞之前，曾三次到中亚探险。当他得知敦煌发现古董时，便于1907年来到了敦煌，几经周折，终于买通了王道士。当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时，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喜不已，那密密麻麻的手抄本堆得有3米高，信手抽阅几本，更让他叹为观止。因为这些古老的卷轴毫无残缺的迹象，完整如新，不见破裂，甚至连一页也没有松脱。在沙漠边缘的断崖下，900多年来雨雪不侵，窟内极为干燥，正是最好的藏书之处。这些卷轴堆中更有精美绝伦的绢帛和绘上各种佛像的华丽横幅，颜色鲜艳，就像刚刚画上去的一样。斯坦因从中挑选了许多好的写本、绢画等，装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经过长途跋涉，于1909年运到了英国伦敦，入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斯坦因对这批写本和绢画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当时敦煌各寺院中的废弃物，因为这些写本和绢画及佛教法器等，都是宗教用品，具有神圣性，是不可随意毁弃的，于是宗教人士就把这些不用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保存了起来。同时，斯坦因根据所见到的写本和绢画上的所题写的时间最晚是11世纪初，因此断定这个藏经洞封闭于11世纪初。
日本学者藤枝晃也主张“废弃说”，但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图书馆的重新布置导致了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时间是在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以后不久。
主张“避难说”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汉学家，不仅精通汉语，而且还精通中亚的几种文字，当时供职于设在越南的法国远东学院，负责为该院收集有关中国的书籍、艺术品等。他也是20世纪初中亚探险的重要参与者。
1906年在中亚探险时，伯希和无意中得知敦煌莫高窟有古代写本，并且也看到了一些散出的写本。他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价值，于是改变行程直奔莫高窟。
1908年，他到莫高窟后，一面对洞窟进行探测、编号，一面与王道士进行交涉，终于获准进洞观看。当进入洞内时，他大吃一惊，虽然洞内的宝物已被斯坦因洗劫了一部分，但剩下的东西也足以让这位法国的汉学家大饱眼福。他决心把全部藏品翻看一遍，再挑选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伯希和是汉学家，比较内行，所以他掠取的文物虽然数量上没有斯坦因多，但质量远远高出斯坦因所洗劫的文物。敦煌文书又一次遭到了被掠夺的命运。
伯希和根据他所掠取的文书，认为这些文物是为了避免当时的战乱而被封起来的。唐代发生“安史之乱”以后，驻扎在敦煌的军队被调入内地平定叛乱，吐蕃人乘机占领了敦煌。唐宣宗时，敦煌一带的人民起义，建立归义军，摆脱了吐蕃的控制。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党项人攻占了敦煌，虽然很快被沙州回鹘赶走，但还是在几十年后，被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占领了。藏经洞中的藏品中没有党项文书，而且藏品的堆放也没有一定的顺序和分类，所以伯希和认为在第一次党项人攻打敦煌时，为了避免兵灾，当时僧人匆忙将这些东西堆入洞中，封了起来。
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避难说”，但他们认为经卷的收藏是受到了黑汗王朝的威胁。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7年），黑韩王朝向北宋提出攻打西夏的请求，得到了北宋王朝的回应。但黑韩王朝信奉伊斯兰教，与当地所信仰的佛教格格不入。当地僧人得知此消息后，主动采取了保护措施，将经典汇集一处藏入洞中，并在外面画上壁画，进行了精心的伪装。
藏经洞被打开之时，正是腐败的清王朝走向末日之时，从政府到地方官员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保护这些国宝。更为可悲的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又是一个贪图钱财、缺乏民族责任感的人，这就使藏经洞的命运更是悲上加悲。
敦煌藏经洞中一共出土文物5万余件。目前，国内所藏藏经洞的文书仅有9100多件，大量的珍贵文物却身在异乡，我们期盼着它们的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