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一个秋天，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施工工地上，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唐代窖藏，其丰富和精美十分罕见。因此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何家村遗宝”。至今，何家村遗宝仍有无数未解之谜。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批遗宝是由唐代租庸使刘震在泾原兵变时埋藏的。但是，以刘震的身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如此贵重的财宝。那么，它们的主人又会是谁呢？
从何家村出土的大量的钱币，共有466枚。其中年代最早的是一枚被称为“即墨之法化”的刀币，“即墨”是春秋时的齐国城邑，“法化”就是法定的货币，单听名称就知道它来自春秋时的齐国。而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唐代的“开元通宝”，时间跨度达1000余年。
出土文物中不仅有西域的“高昌吉利”，还有前凉的“梁造新泉”，它们都是罕见的稀世珍宝。此外，还有日本的“和同开宝”、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外国古币，空间跨度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千米。
何家村还出土了专门为宫廷赏赐、娱乐而制造的金开元和银开元。421枚银开元，是出土最多的一次。30枚金开元则是考古史上重大的发现。唐代诗人张祜的诗句“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写的就是唐玄宗在皇宫的承天门楼上陈乐设宴，招待臣子时，向楼下抛洒金钱，百官争相捡拾的热闹喜庆场面。
从这些金开元、银开元的表面痕迹来看，它们从未使用过。这是否说明它们的拥有者不仅仅是喜好收藏钱币，而且还有权力、有条件铸造钱币？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成组成套的药具和大量药物出土，这些药物在唐代均为名贵药物，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药具中有贮藏药物的罐、盒、鼎，煎药的锅、铛、铫等，还有几件被称作“石榴罐”的纯银器皿，它们又是作何用的呢？
在炼丹的过程中，石榴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一种必需的用品。除此之外，还有大粒光明砂、钟乳石等，都是作为炼丹的药物来使用的。难道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一位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人吗？
遗宝中与道教关系密切的还有12条金走龙。有专家认为，走龙是道士为信徒举行重大仪式时，用来向东南西北及天地六方之神表达诚意，祈求长生不老的信物，摆放时龙头就朝着它要指向的那方神灵。走龙有金、银、铜、铁等不同的质地，金龙的级别最高，只有地位最为尊贵的信徒才可能使用。它是否暗示着这批遗宝的主人是一位精通道术的尊贵人物，而何家村遗宝出土的地方就是一处道观的遗址呢？
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上有大量的墨书题记，它们记录了包括存放物品的名称、重量、数量，物品的使用方法和来源，以及金银器自身的重量等，内容详尽。其中有件大粒光明砂银盒，它的盒盖里、外都有墨书题记，分别记录了7种物品的数量和重量，另有一些带墨书的器皿，明显属于一组，入库时统一称重并墨书标出，经核对丝毫不差。
如果是私人财物没有必要做如此翔实的记录。墨书题记应该是在收藏入库时登记称重留下的笔迹。这些器物出土时，墨书题记都非常清晰，说明它们自入库登记后再没有被使用过。同时还说明对这些器物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
何家村遗宝中共出土了10副玉带挎，除了一副来自西域骨咄国之外，其余大多来自同为西域的于阗国。于阗自古以盛产美玉著称，于阗玉深得唐代皇室贵族的喜爱。除了于阗国主动前来贡献外，唐代朝廷还会亲派使节前去求取。唐太宗曾派内官朱如玉一次就从于阗带回玉器数百件，其中仅玉带挎就达三百副。带挎是装饰在腰带上的佩饰，这种佩饰可以有玉、犀、金、银、铜、铁等多种材质，唐高宗时规定，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才能使用玉挎制作的腰带。因此玉带成为唐人服带的最高等级。
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究竟是谁？他等级很高，拥有只有宫廷手工作坊才能制作出的玉带挎；他尊崇道教，喜服丹药，拥有最尊贵的信徒才能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小金龙；他喜好收藏钱币，并且有权力和条件铸造钱币；他拥有的大批财宝上题有墨书，这是在登记入库时才可能留下的记录。种种迹象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皇室。
还有一件“大唐第一金碗”，它的正式名称是“刻花赤金碗”。它的外腹以十片莲瓣形分成30个部分，各部分均以鱼子纹为地，分别錾刻鸳鸯、鹦鹉、鸿雁、兔、獐、狐、鹿等珍禽异兽，以及忍冬草、如意云头。内腹底刻宝相花。碗身共錾刻21个珍禽异兽，细腻的刀法将禽兽身上的一眼一嘴、一羽一角都錾刻得清晰可见。内壁墨书“九两半”三字，这种以墨书文字标明金器的重量，是判断唐代金器的重要依据。这个碗是目前已知唐代金银器中最富丽华美的器物之一，代表盛唐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成就。
何家村遗宝中有一部分金银器皿虽然制作精美，但从纹饰上看尚未完工，其中有一个孔雀纹银方盒，正面对称的两只孔雀相比较，左边的腹部还未錾刻出羽毛，脚下踩着的莲蓬也没有孔眼；有几个镏金小银盒，盖面上仅仅刻画出起稿线，而且起稿线细如发丝，离纹饰加工的最终完成还有许多道工序。有些银饼、银铤、银板上面有明显的切削痕迹，似乎是作为原材料使用的。这是否表明，它们来自同一处金银作坊？
专家们认为，当时地方或民间不可能有如此高水平、大规模的金银作坊出现。
何家村遗宝中为什么会出现未完成品，至今没有更明确的答案，但专家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这些精美的金银器大多数应是由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供皇室使用的。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金制器皿，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金盏和金杯是至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器皿。它们是采用范铸工艺制成的。范铸源于青铜铸造技术，青铜古老而成熟的工艺对金银器的加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银器制造使用范铸法的缺点是很难造出薄胎器物，胎体厚重浪费材料。但唐代早期金银器多为皇族贵戚使用，制造时追求宏大华美，不计成本，因此用范铸法制造的金银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何家村出土的大多数金银器，在制作工艺上已呈现出许多让今人都十分惊奇的新创造。
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锤揲和錾刻技术的成熟应用。锤揲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的特点，将金银片放在模具上反复锤打成型，然后进行錾刻。錾刻是通过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錾子，用小锤击打，在器物表面形成各种花纹图案，达到装饰效果。用锤揲和錾刻技术制造的金银器皿器型轻巧，花纹精美细致。
在《荀子•劝学篇》里有一句名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就是指镂雕，它采用透雕的办法把金属片镂空，使里边的香料通过镂空结构散发出来，造成香烟袅袅升起的效果，从设计到工艺，都达到了最高水平。
除了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的这些金银器之外，何家村出土的器物中是否还有其他来源呢？遗宝中有一只底部刻有“进”字的银碗。在唐代，特别是后期，地方进奉财物渐成风气。每年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的生日，地方官都争相进奉财物以示孝忠，这些器物上往往要刻上一个“进”字。
考古学家在对何家村遗宝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这批遗宝中有些是由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而兽首玛瑙杯、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等艺术珍品，则是由外国使节和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带到长安，进献给朝廷的贡品。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唐代的壁画《客使图》，有专家认为，这幅壁画上的客人分别来自日本、罗马和波斯。而何家村出土的外国钱币也恰好来自这三个国家，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唐代的都城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已经非常繁荣。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生动地描绘了长安城曾经有过的辉煌盛况。大批被称为“胡人”的西方客人云集长安，他们带来了多彩多姿的异域文化，各民族的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
在唐代的皇室贵族中，“胡化之风”十分盛行，一切外来新鲜的事物，都成为他们喜好的对象，何家村遗宝中大量外来器物和外来器物仿制品正是这种社会时尚的反映。
何家村遗宝中，有唐代中央官府手工作坊为皇室制作的金银器和玉器，有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贡品，有外国使节和商人进献给朝廷的宝物。这些不同来源的珍宝，不仅代表了唐代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丝绸之路”畅通时的热闹，见证了开放的唐代对外交往的频繁和国势的强盛。
专家们在对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进行成分测定后，发现这些金器的含金量最高达到了94.36％，其余成分是银、铜、铁等。而银器的含银量最高达99％以上。这表明唐代工匠完全可以根据金银器皿的不同性能和要求，选择金银含量的不同比例。
唐代工匠们不仅对合金比例的掌握已经非常成熟，而且从一些银碗、金杯、银盒来看，它们的器型也都相当规整，扣合十分紧密。其中有几只素面小银罐，上下以子母口相扣合，使空气完全无法进入，以至时过1000余年，它们白色的内壁仍然光亮如新。即使在今天，我们用手工制作金银器皿也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
有一件如小手指般大小的金梳背，套上梳齿后就成了一把发梳，它是贵族妇女插在发髻上的装饰品。在唐代，女子的头上往往要插上数把这样的发梳。这个金梳背是用两片薄如纸的金箔做成的，上面有用细如发线的金丝盘编的花纹和直径半毫米的小金珠镶嵌，它的焊缝非常结实，至今牢固如初，没有丝毫的裂缝和脱落。它使用的什么焊料，用什么方法焊接，一直是未解之谜。
其中有件兽首玛瑙杯的产地目前还无法确定，有人说它来自希腊，也有人认为它来自波斯。它的制作年代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公元前2世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它与何家村遗宝一同埋入地下以前，已经是一件传世近千年的古物了。
自从何家村遗宝被发现以来，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始终不懈地对它进行研究和探索，何家村遗宝的秘密也许早已随着那次埋藏而被尘封起来，因此我们今天的种种猜测与疑惑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答案。我们只能透过历史烟尘，努力寻找真实、接近真实。或许这就是考古学最迷人的光彩。它挑动着人们不倦的好奇心，吸引着我们不断去寻觅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