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城市居民的食物与商品市场密切相关，凡是食用必需品就可以在市场上的市肆或店铺中购买。长安、洛阳、扬州、益州、苏州、范阳等城市的市中就有米行、汕行、肉行、麸行、鱼行、果行等。根据自然条件及食性嗜好不同，南北方市场上所出售食物又有所不同。比如江南各州，以鱼为食；河北各地，以肉为食。可见北方城市市场的肉类居多，南北尤其是江南则以鱼为主。唐代市民的食物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追求吃的品位。除食用必需品外，城市中还有各式食店。如长安豪家食“古楼子”，一般的有西市百肆中的粥店、煎饼团子铺，而许多饮食店为招徕更多的食客而推出了富有特色的美味佳肴来显示本店的特点，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唐代长安的著名食品就有萧家馄饨、庾家粽子。在居民住宅区里坊中，胡食十分流行，而胡食中最为流行的是胡饼。据史书记载：“时豪家食饮，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须，入炉迫之，候羊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
京师长安盛行胡饼，市场之中到处有定点供应的“胡麻饼”店，而且价钱便宜。“开元中长安物价大减，两市卖二仪饼，一钱数对”。当时，长安辅兴坊的胡饼最负盛名，而传为一时美谈的就是白居易亲制胡麻饼送与当时万州刺史杨敬之，以百家所制与之相比，并作七言绝句一首：“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香得似辅兴无？”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胡饼的模样味道特色，还能看出这确实是一种为市人所喜爱的胡食。
如果要宴请亲朋好友，市中就有专门的承办礼席人。有些饭店可以容纳几百人的规模。中唐以后，很多繁华的商业都市上夜间饮食也广泛出现，如汴州夜市是：“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而南方地区的夜市更为突出，如扬州饮食昼夜不停的盛况频见于文人笔下。金陵市十分热闹，夫子庙地区，秦淮河畔的酒馆林立，最别具风情的要数苏州夜市船宴。清代的顾禄的《桐桥倚棹录》曰：“宴游之风开创于吴，至唐兴盛。游船多停泊于丘野芳浜及普济桥上下岸。郡人宴会与请客之在吴贸易者，辄赁沙飞船会饮。于是船制甚宽，艄舱有灶，酒名肴馔任客所指。”入夜，大小画舫穿梭往来于河道上，船头灯笼高挂，舱内凫壶劝客，行令猜拳，热闹非凡，直到半夜。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牛着厌饮久未下，鸾刀镂切空纷”这首诗描写的就是饮食之精，味穷水陆和饮食的暴敛。当然这只是上层社会的腐朽堕落生活现象，底层的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
二是饮酒讲究意境。酒是城市居民生活中一样重要的饮品。长安除了富水若下等名酒外，还流行喝西域酒，有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浆、龙膏酒等。酒的名称形形色色，尤以“春”取名者为最。据李肇《国史补》载，唐代以春取名的美酒有乌程之薯下春、剑南之烧春、杭州之梨花春、云安之米春等。不以春命名的酒亦有名噪一时的。那是因产地不同，或酿造方法有异，而加以特定的名字，如山西杏花村的汾酒，四川郫县的竹筒酒等。因为天下太平，京师人家多聚饮，酒肆在城市中各处可寻，长安常乐坊所出美酒在京都很有名。
谈到酒，不能不提一下“胡姬酒肆”这一具时代特色的饮食景观。唐代市人对饮食的意境美有强烈的追求和感受，良辰美景，可人乐事均可增加饮食情趣，而胡姬酒肆借助歌舞与胡姬的经营手段就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风流意境，更使文人墨客雅兴勃发，陶醉于美酒美境中。“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处”与“君今不醉将安归”就是对这些文人的写照。
三是品茗饮茶成风。茶成为唐人须臾不可离之物。自开元初年，饮茶之俗风靡全国。“唐人饮茶穷日尽夜，殆成风俗”。茶成为人人的必需品，它已从嗜好之物，上升到了无异于米盐的地位。各地城市中茶肆林立，煎茶、售茶、茶道大行。北方“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特别是到唐代中期陆羽的《茶经》问世，这部书对饮茶的起源、茶的产地、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饮茶的方法、所用的器具等都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把饮茶总结提高为一门新的学问和文化。同时也促进了饮茶业的发展。“田闾之间，嗜好尤切”，劳动人民也离不开茶，这从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城市居民的饮茶之风。《茶经》所引“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之间，以为比层之饮”，就是当时饮茶之风的真实写照。
市民除了一日三餐之外，还有其他更多享受的需要。他们走出家门到市场上去满足自己的各种食欲。如夏季酷暑时节，市场上有专门出卖冰块者。不堪酷热者即可买而享用。再如，长安有专长于特色食品的美食家张平美，每一节专卖一种食品，如上元节的油画明珠，上巳节的千里行厨，寒食节的东凌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