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的发展，唐代出现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城市居民的构成要比广大农村复杂得多。一般说来，城市居民包括了官吏、地主、军人、学者、贫民、浮客、艺人、妓女及工商业者。住宅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随着历史的演进，它不是简单的土木排列组合，逐渐形成了深邃的文化内涵，即通过住宅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人们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等。唐代的住宅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甲第森严。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各种等级制度依然严格，对于人们安身之处的住宅亦有严格的规定。“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天子之宫殿，皆施重拱藻井。王公诸臣三品以上九架，五品以上七架，并厅厦两头，六品以下九架。其门舍三品以下五架二间，五品以上三间两屋，六品以下及庶人一间两厦，五品以上得制乌头门。”“诸营造舍宅。车服器具及坟苗、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虽会赦，皆令改之，坟则不改。”
律令的限制并非一纸空文，唐代皇帝不遗余力地维护等级制度，决不允许任何人亵渎。唐玄宗时，大将军程伯献因“宅第与马厩拟过纵而被治罪”。对逾制者除治罪外，其宅还需要被毁或没收。因而，不少达官视营造高宅大第为畏途。高宗时宰相李义瑛“宅无正寝”，其弟为他购买并送来建造正堂的材料，然而他却慨然回答：“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令无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惧获罪也。”唐玄宗时，宰相张嘉贞虽贵但不立田园，有劝之者，答曰：“吾尝相国倚，未死，且有饥寒忧？若以遣去，虽富有田产，犹不能有呀。”从他们的话中流露出一些无奈，虽然想享受丽宅甲第，又担心在宦海中因此沉船。当时也有不少大官，虽位居权位，却终生安居于陋宅，如卢怀慎“贵为卿相，所居不隐蔽风雨”，作为城市居民最上层的诸侯官吏都会受到限制，何况处于中下层的城市居民。
当时的城市居民没有个人行动自由，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城市内的所有坊门必须定时启闭，早晨五更随鼓声开启，日落后又随鼓声而关闭。坊门关闭后禁止出入。“犯夜”的庶人或是官吏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若坊中居民因公或家有吉凶疾病等急事，需夜出坊门者，必须持有府县或本坊的“文牍”，经查验后才能开坊门放行。各坊设有坊正，坊正是里坊的直接管理者。他们虽无官品，但责任十分重大，若有非时开闭坊门等任何失责行为，均会受到处罚。
可是到了唐代中叶，旧的坊制在逐渐崩化。德宗于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下令用两税钱雇工匠修筑已被破坏的坊墙，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大中三年（公元861年）又两次下令。可是坊门虽存，却很难准时启闭，“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而未闭”。从这句话和政府的颁布令表明，已经出现了突破坊墙、侵街造屋的情况，朝廷才会如此三令五申加以禁止。兴元三年（公元784年），扬州由于工商业者活动集中，人口增加，侨居市民及工商业者多侵街造屋，竟使道路拥塞不通。唐文宗曾于太和四年（公元831年）下令封闭向街的门，想用强制手段维持旧秩序，实际成果甚微。
二是唐代城市居民的住宅文化与宗法、佛道相关联。宗法在封建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孝悌，反映在住宅上则是崇尚父子兄弟同居及不允许卖掉祖上所传家宅。
如何同居则很有讲究，上层是用回廊连接而成的四合院。这些具有明显中轴线及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较为普遍。一般长者尊者居住在位于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内，晚辈则住在两侧较小的屋内。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到了唐代已出现鼎盛时期。李唐皇室又尊老子为其祖，对道教大加提倡，佛道二教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就住宅而言，主要是佛道二教对住宅社会性的影响，即人们在笃信佛道的前提下舍宅置寺观。如王缙佞佛，在其妻死后，“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高力士“舍杏宁坊宅置华封观”，“舍易善坊宅为保寿寺”。
三是唐代城市居民住于各坊里之中，里坊的区划和排列也十分规则。长安城居民分布在廊城的108坊内，诸侯坊除靠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每坊只开东西两门，只设东西向的横街外，其余各坊内都设十字街，即东、西、南、北向的街道各一条，街宽15米左右，两端开坊门，共四门。此十字街分称东西南北街。横街或十字街通到坊处和城外大街相户连接，里坊大小不一，大坊成倍于小坊，坊四周夯土墙，墙基宽25米左右。除十字街外，坊内还有巷，天宝以后称为曲。洛阳城的居民区里坊的设计与长安差不多，只是洛阳的坊多是正方形，长安则为长方形。据资料表明，唐代州城大多是根据坊内十字街和方正的坊里形制来布置的，如南方的宣州、扬州、常州，北方的宋州、幽州等大小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