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廪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上的丰富及满足，使市民有更多的物力和时间去追求精神享受。唐代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唐代市民的文艺活动丰富多彩。主要有观戏，戏种包括“大面”、“拨头”和“踏摇娘”等歌舞剧。它们以故事情节为主，有演员扮演人物，以歌唱科白和表情动作表演。流行的剧种还有参军戏和鹭市盛行的傀儡戏等。参军戏是以科白为主间有歌舞的话剧，由演员二人表演，一名参军，一名苍鹘，表演时一个机敏、一个愚鲁，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傀儡戏又称木偶戏。这些剧种在城市各地经常上演，深为广大人民喜爱。
戏剧外乐舞也是当时城市中一种重要的文娱形式。“唐舞分健舞、武舞、文舞之派别，舞至唐末已偏重于女性，武舞手执戚，衣短小，文舞手执翼，状如风”。当时比较受欢迎的舞种有狮子舞，据记载，“狮子，原龟兹部，有五常狮子，各衣五色，高丈余，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白居易写道：“西游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已能曲尽其舞容”。还有《霓裳羽衣舞歌》，白居易称“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从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衣居时云欲生”。还有一种就是“马舞”，据记载，“栊马人着绿衣执鞭，于床上舞碟邺，借应节奏也，此为人效马，玄宗时又尝畜舞马百匹，使塞外人教习，其曲谓之倾杯乐，奋手鼓尾，纵横应节”。唐代城市居民学习或自创的舞较多，而其设施也比较先进。今南北剧台多铺地毡，当时在室内者都用地毡。岑参诗中写道“高堂满地红毛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又李端胡腾写道“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可见当时唐代的舞蹈十分流行。
深受城市平民百姓喜爱的文艺形式还有“曲子”。曲子是流传于乡间的民歌或一些少数民族歌曲，经加工填入新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平民艺术歌曲。现见于敦煌的唐代曲子有近600首，内容广及城市平民阶层的各个方面。一些宫廷里的新曲也常为坊市少年歌唱，又迅速流行于平民中。如伶官吏李可及的音辞就是“京师屠估少年效之”。说唱音乐又称为“俗讲”“效文”，在唐代十分盛行，其内容除了宗教经文外，还有许多世俗民间故事，很受平民百姓的欢迎。长安城街坊间俗好赛乐舞，德宗元中“市人广较胜负，斗声乐”。在朱雀大街东西两侧各拱一座彩楼，进行赛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十二月，京兆府在给皇帝的上奏中提到“近日坊市聚会或动音乐”。在成都，每逢过节总要举行集体竞赛，人们手持竹枝或花枝，踏歌起舞。这些都是城市居民间的斗乐赛舞，通过这些歌舞乐曲竞争表现出唐代城市生活中热烈富有朝气和活力的一面。
唐代人的棋类活动有围棋、象棋、弹棋等，当时总称为“棋戏”，其中围棋最昌盛。唐前期围棋盘为17道289子，中唐以后改为19道361格，至今相沿不改。另外，唐代出现了一批有关围棋的理论著作，其中著名的有《围棋义例》、王积薪的《棋诀》、韦挺的《棋图》、皮日休的《原弈》等，对围棋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由于围棋棋路变化多端，高深莫测，极富竞技和趣味，是一种高雅而耐人琢磨的文体活动，故备受城市居民的青睐，尤其是京城长安到处可见“以子围而相杀”。象棋源于先秦时期，在唐代仍处于演变之中，不如围棋流行，但围棋、象棋均以比赛智力为主。
城市居民也喜爱自己弹拨乐器，长安东市有出卖胡琴者，崇仁坊有专制乐器，赵家产品尤为上乘。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有中亚曹国人曹保、孙纲，米国人米喜荣善歌，李龟年、李墓善笛。贞元中，成都出产一种琴，“其聚之精妙天下无比也，弹者亦纵呀”，表明乐器是有其市场的。
唐代城市居民除亲自参加下棋弹奏乐器等，还爱好观看杂技。唐代杂技总称百戏，按形式和技巧的不同分为拟兽技、驯兽技、绳技、竿技、呈力技、丸剑技、倒立技、幻术等。拟兽技以训练动物做舞为主，如舞马、舞象等。绳技“以绳击两柱，相去十丈，谴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激舞不厝，绳之直如弦，然后技女自绳端，摄足而下，往来倏忽，望若飞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着履而行，从容俯仰者……”竿技又分顶竿和爬竿两种，为传统项目，以表演力量、平衡和空中技巧为主。呈里技以展示力大为表演特色，有扛鼎、举重等。丸剑技以表演弄丸、跳剑为主，技高者可手接四剑，脚受五丸。倒立技为柔术和硬气功表演。幻术有吞刀、吐火、燕奴等。最著名有黄龙变，“其法有舍利先来，处于场内，须臾跳濯，激水满街，水人虫鱼，偏覆于地，又有大鲸鱼喷务习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从踊而出”。
从唐代开始，长安出现了第一个公共游览区——曲江池，它是皇帝贵臣经常光临的地方，但不完全是皇家的苑囿和私园，也是平常供城市居民游赏的地方。每逢中和、上巳、重阳三个重大节日，城中几乎半空，居民大多前去游览、娱乐，各种买卖行市也在此招揽生意，各种商品摊肆罗列曲江边，车马云集，一派热闹景色。这种公共性质的风景游览区除曲江池外，还有位于朱雀大街东靠近城南通善坊的杏园、升平坊，新昌坊一带的乐游原以及长安城郊西南的昆明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唐黄金时代的盛况。
唐朝盛行妓乐，无论是官府送往迎来、宴游典礼，还是官员们聚会游玩，都要以妓乐助兴，官吏宿娼狎妓之风更盛，朝廷法律对此并无禁令。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终日携妓游玩。由于朝廷的支持纵容，狎游之风十分兴盛。唐代官妓向自由职业娼妓逐步转化，尤以长安为盛。每年新科进士及第，便是妓女的忙碌之时。新科进士嫖妓照例更要比常人多赠资。据说平康里天水仙哥有点名气，贵公子刘覃邀她出来，前后所费百余金。南曲张住住将进成年，富人陈小凤出高价要“求其元”。狎妓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腐蚀了人的品格，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