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确立的“五日一休沐”制度，一下就实行了800多年。曾在南朝陈代当过尚书令的江总，在陈亡后入仕于隋，写诗仍称：“休沐惟五日。”而到了唐代，便成为“九日驰驱一日闲”了，由“五日一休沐”变为“十日一休沐”，即是唐代的“旬休”制度。这种“旬休”制度，先前曾在南朝梁代一度出现过，但并未形成固定的制度。
汉代实行“五日一休沐”，是由于当时官吏大都住宿在衙署，平时不回家，因而每五天要有一天归家休息洗沐。自南北朝起，官吏们开始试行“轮值”，分组轮流住在官署，能够归家的时间多了。至唐朝，事务纷繁，因而推行起旬休制。“旬休”为每月的第十天、第二十天和最后一天放假，“以宽百僚休沐”，按上旬、中旬、下旬称为“上浣”、“中浣”、“下浣”。望文追义，可见自古以来令人放松的核心事项大约是两件，一是休假，二是洗沐。
按照“十日一休沐”计算，唐代全年的休沐日比起前朝似乎减了不少，但这只是常规的例假。唐代假日的构成，其实节假占了主要部分。中国传统的节令习俗发展至唐代趋于成熟和稳定，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兴盛的阶段，节令岁时体系也在隋唐时期基本定型。而将节日休假纳入官方制度，普遍以节日为法定假日，也始于唐代。
唐代的节令达20多个，据唐代《假宁令》统计，唐代的节假日有47天，其中元日（春节）和冬至都休假7天。除传统节假日外，唐代帝王为表示名位“正统”，追溯其李姓的先祖为老子，将老子的诞日称为降圣节，放假一天。武则天时，又崇信佛门，将佛诞日也列为节日，放假一日。唐武宗继位后，又采取抑佛措施，敕令佛诞之日，不再休假，只保留了降圣节休假。另外，自唐玄宗开始，自觉江山坐得风光无限，又将帝王的生日列为假日，先称为“千秋节”，又改为“天长节”，休假三日。此后，唐代帝王诞节的名称和假期，或有变化，但作为一项假日制度，一直延续到唐末。有人由此计算，唐代的节令假日最多时可达53天。此外，学生在四月有田假15天，在九月还有授衣假15天。唐代的休假，据《大唐六典》和唐文宗时期的《郑氏书仪》所载，旬假与节假加起来，最多时计有100多天，约占全年天数的1/3。
除了上述定期假日之外，唐代的官员还有一些不定期的休假规定。如父母住在3000里以外，每3年有30日定省假；父母住在五百里以外，每5年有15日定省假，这些定省假是不包括旅程的。另外，儿子行冠礼，给假3天；亲戚行冠礼，给假1天；儿女婚礼，给假9天，不包括旅程；近亲行婚礼，给假1至3日不等；父母去世，文职解官3年，武职100天；近亲去世，给假为30天、20天、15天、7天不等；远亲去世，给假1至5天；亲身授业之师去世，给假3天；亲人忌日，给假1天。由此看来，唐代的休假制度十分人性化，不仅体恤到人之亲情，而且为保证假期，还不计算休假路途中花费的时日，确实有大朝风范。因此，唐代的休假体制在中国古代的休假史中，可称为是最优越的制度安排。
由于唐朝十分重视岁时节令，因而也普遍地将传统节日规定为假日，这也大大促进了节日的兴盛发展。一些新的节日，如中和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也在唐代出现，有的一直延续至今，对中国的节日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夕是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唐人称为“岁除”、“除日”，这天受到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的重视，人们在既定的习俗框架下过着自己的节日生活。
作为一种驱除灾疫的仪式活动，驱傩早在先秦时期就非常盛行。到了唐代，驱傩依然盛行，它是主要由政府出面组织，以逐除疫鬼为目的的大型礼仪活动，多集中在除夕日举行。唐代的驱傩活动不仅在宫廷中举行，各州县也都有，宫中驱傩还有大内和东宫的区别。唐代的官职设置中有专门负责宫廷大傩礼的官员，主要有太常卿及太卜署、鼓吹署的官员和内寺伯等。另外，参与该仪式的官吏还有太祝、斋郎、祝史等。《南部新书》就记载了唐代的一次驱傩盛况：“岁除日，太常卿领官属乐吏并护僮侲子千人，晚入内，至夜，于寝殿前进傩。燃蜡炬，燎沉檀，荧煌如昼。上与亲王妃主以下观之。其夕赏赐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觅侲子之衣着而窃看宫中。”这段文字说明，在这次驱傩仪式中，参与人数高达千人。还有许多官宦家子弟为了观看宫中的驱傩仪式，竟然装扮成侲子模样，混入驱傩队伍。
从总体上看，唐代的除夕因驱傩仪式的举行而成为时人的狂欢节。那时每到这天，从都城到州县，人们“操缦杂弄；舞服惊春，歌声下凤。夜耿耿而将尽，鼓喧喧而竟送”。更有数百乃至千万人涌上街头观看驱傩盛况，连文人亦不能免俗。
守岁是唐代除夕之夜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这从时人为数众多的以“守岁”为名的诗作中也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许多唐人都守岁，但守岁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许多人会在歌舞饮酒欢宴中守岁，唐代人张说的《岳州守岁》写道：“除夜清樽满，寒庭燎火多。舞衣连臂拂，醉坐合声歌。”就反映了这一情形。有时候，皇帝也会赐宴，与王公贵戚们共度佳节。唐太宗李世民就曾经在太原诏侍臣赐宴守岁，杜审言也留下了《守岁侍宴应制》的诗篇：“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薰天。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这首诗向我们传达了宫廷守岁的基本状况，在光耀如昼的殿廷之上，优美的丝竹声中，皇帝摆开筵席，大家说着祝福的话，饮着象征长寿的酒，兼有好玩的游戏，真是一幅君臣同乐的祥和守夜图。但歌舞欢宴并非守岁的唯一方式，权德舆的一个除夕之夜是在与道人一起阅读仙经中度过的。日僧圆仁则和扬州开元寺的僧人一起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大约目睹也参与了下面的活动：这夜僧人不仅礼佛，还要听库司典座僧讲述寺内的用度开支，并于灯前吃粥，应该也是个不眠之夜。
新年的第一天，唐人多称为“元日”，亦有称“正旦”、“元朔”的。作为新年的第一天，元日也备受重视，人们同样在既定的习俗框架下过着自己的节日生活。
在元日这一天，人们往往设家宴庆祝新年到来。同时，亲朋好友也往往设置宴会，共度佳节。这种宴会在唐都长安要持续很长时间。
宴会上饮酒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一定是年少者先饮，年老者后饮。因为元日饮酒讲究触及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生命短暂、时光易逝的思考，所以多愁善感的诗人们往往多将元日饮酒的情景写入诗篇，借以表达那无法遣去的向死而生的悲哀。大概唐朝人是很遵守这一年龄从小到大先后饮酒的习俗，同年出生的刘禹锡与白居易就遇到了点小麻烦，白居易在《新岁赠梦得》中曾经发出了“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的疑问。
在唐代，元日已经有了特定的饮食习惯。在饮品方面，屠苏酒是非常普遍的。在食品方面，各地并非一致，但多求新奇，从而形成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食品。比如洛阳人家有造丝鸡、葛燕、粉荔枝等食品。关中一带，大概馄饨是较为普遍的。苏州则时兴春盘和胶牙饧，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在苏州阖家团圆的家宴上，不仅喝了蓝尾酒，还享用了这两种食品。扬州的新年夜晚的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想必元日的食品亦应花样繁多吧。
每到新年来临，唐人还有拜年贺寿的习俗。薛逢《元日田家》有诗云：“相逢但祝新正寿，对举那愁暮景催。”元稹有诗《酬复言长庆四年元日郡斋感怀见寄》云：“去日渐加余日少，贺人虽闹故人稀。”从中均可见此俗之一斑。也许正因为拜年行为十分普遍，所以刘禹锡才有“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的“元日感怀”吧。
元日朝会是皇帝、皇太子、皇后、太后等接受大臣、命妇贺寿的场合，但同时更是颁布新政的时机，这就使元日朝会不仅在仪式上与民间的拜年颇不相同，其内涵和意义也有极大差别。关于朝会的礼仪，《大唐开元礼》将其内容做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其中包括皇帝受皇太子朝贺、皇后受皇太子朝贺、皇帝受皇太子妃朝贺等。朝会大典举行前一天，要陈设好大典所需。朝会大典上，还要奏乐舞蹈，朝会人员还要向皇帝敬酒，并共进餐饭。宫廷内的元日朝会固然场面宏大，宫廷外文武大臣去参加朝会的场面也毫不逊色，“欲曙九衢人更多，千条香烛照星河。今朝始见金吾贵，车马纵横避玉珂”，灵澈的这首《元日观郭将军早朝》，以短短的28个字精妙地写出了这一场面的辉煌壮观。
唐代官吏们在假日期间，不仅可以休沐娱乐，还时常可以得到官方的游宴安排和拿些“过节费”。元稹有诗云：“朝士还旬休，豪家得春赐。”唐玄宗时，曾命“侍臣百僚每旬暇日寻胜地宴乐，仍赐钱，令所司供帐造食”。唐德宗时，每逢节假日，“自宰相至各省奏事官员，各得赐钱五百贯文至一百贯文不等，朝廷委派度支于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式”。这是不是最早的“过节费”尚不可知，但无论如何，过节添彩，官员们一定都有好心情。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朝廷开始明确鼓励假日不要加班。唐德宗时，更鼓励文武百官在节假日出去旅游。因而每至假日，各级衙门的工作人员均出去休假，很少有办公事的。官吏或探访亲友，或饮宴交游，或寻欢览胜，或吟诗作赋，比较开心。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称“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即是描绘了这一景象。韦应物也在诗中写道：“是时当暮春，休沐集友生。抗志青云表，俱践高世名。樽酒且欢乐，文翰亦纵横。”徐铉亦有诗云：“今朝旬假犹无事，更好登临泛一杯。”大家闲适自遣，各得其乐。如果过惯了逢节有假的生活，遇节假而未休，有时还会引出麻烦。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于长安大筑仙台，每日动用三千人，加紧赶工。时逢寒食节，本应放假七天，但为了皇上的享乐工程，朝廷仍命这些人节假日上工，不允许请假。这些人大恼，闹起工潮。如此事态惊动了皇帝，“每人赐绢三匹，放三日假”，才算了事，可见当时人们对节假日的重视程度。
在中国休假制度的发展史中，唐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前朝的基础上，唐代首次建立了一个十分丰富和人性化的休假体系，不仅促进了节假日活动的活跃和兴盛，也极大孕育了整个社会休闲娱乐的时尚和风习。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诸多的假日，但并未影响唐代经济和社会的蓬勃发展，人们在欢愉和闲暇中牵动了文娱和游乐等的需求，唐代也以其兴盛的气象，彰显于中国的历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