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包容而开放，既保持了儒家传统的礼仪制度文化，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反映在婚姻礼俗中，唐代婚姻依然秉承汉族传统的“六礼”制度，但在具体操作中又深受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
据文献记载，唐代结婚程式首先是通婚书，相当于纳采和问名；其次是答婚书，相当于纳吉；再次是女家受函仪，相当于纳成。然后就是男方迎亲，女方铺房，同牢共饮，夜祭先灵，等等。这些都是沿袭了中原正统的婚姻礼俗。唐代婚姻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吸收主要表现在迎亲礼俗内容的丰富与改变上。
秦汉乃至秦汉以前，迎亲仪式比较简单，一般就是新郎官带婚车来到岳母家，请新娘上车。新娘家的成年女性分别对新娘说些勉励的话，教育她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媳妇。然后，新娘登车到夫家，与丈夫举行共牢合卺礼。但是到了唐代，迎亲过程变得丰富复杂了，据《封氏闻见记》载：“近代婚家，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庶民，莫不皆然。”其中的风俗既有由传统风俗中演变而发展来的，又有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吸收进来的。
下婿之俗出现于南北朝时。当时的少数民族结婚有“栏门”之俗，对新郎百般刁难，以确立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事实上，少数民族妇女的工作能力及家庭地位都较高。受此风俗影响，南北朝时的汉族上层社会亦盛行“女权主义”。为了保持这种性别“优势”，便流行起下婿的习俗。新郎到女家迎亲，一般会受到女方亲属的戏弄，包括口头调笑，甚至杖打，此风之行连皇帝都不能免俗。到了唐代，下婿之风愈演愈烈，以致闹出了人命。据《酉阳杂俎》记载，一新郎官迎亲，被女方亲属关于柜中，众人笑闹，一时忘记，结果憋死了新郎。新娘还未出门便当了寡妇，喜事变成丧事，亲家变成仇家。
新娘出嫁自然不舍娘家，借口梳妆未完而迟迟不出门，男方为了赶吉时，这时便要念催妆诗。催妆诗的内容新鲜而奇巧，或是赞美新娘美貌，或是祥和吉利，但主题不离催之义。唐时催妆诗非常流行，最有名的当属陆畅为顺宗的女儿云安公主出嫁所写的《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听到迎亲队伍念催妆诗，女方父母方以布幔蒙女儿之面，送女儿登车。
障车之俗亦起于南北朝。其流行本是不舍新娘离家之意，家人阻拦婚车不让离开。为赶吉时，男方就得掏银子了，这相当于后世的红包。唐代障车之俗极为流行，成为迎亲仪式中的一个高峰。但唐代中后期社会治安较差，障车成为城市恶少、乡里无赖勒索钱财的一个手段。每有结婚之家，这些无赖之人就赶去障车，婚家不给钱财则不许婚车起动。为息事宁人，不误吉时，婚家往往忍气吞声，任其敲诈。据说，有一年，一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娶某汉族士女为妻，当地刺史之子纠集恶少去障车，索要八百匹松绫，婚家一时拿不出，恶少便抢走新娘子。直到三天之后，婚家凑齐松绫送来，恶少方才放新娘回去。这一习俗由于被曲解，容易被坏人利用，后来被唐朝政府废止。
新娘进男方家大门时，脚不能着地，必须铺上毡或席。唐代的毡毯施以锦绣，色彩斑斓，毡毯交替而换，引导新娘来到拜堂的青庐前，以此仪祝新婚夫妻传宗接代、前程似锦，称为转席。白居易在《春深娶妇家》一诗中所描写的“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就是专门记叙这一习俗的。而且，屋前有一马鞍，要新娘从上跨过。这本是鲜卑族风俗，亦为中原汉族所学，意在祝愿新婚夫妇婚后生活平平安安。唐代时亦甚为流行。
之后便是青庐拜堂。青庐即帐篷，此俗亦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汉魏以后渐传至中原，北朝时极盛。《酉阳杂俎》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唐代结婚沿袭此俗，在住宅的西南角择一“吉地”，露天设一帐幕，新娘从毡席上踏入青庐，与新郎行交拜礼，即拜堂。拜堂之后，新婚夫妻入洞房，依次有撒帐、观花烛、合卺、却扇等仪式。撒帐是往新娘子身上扔各种果品，如枣、栗等物，祝愿其早生贵子。观花烛即在新房中点燃红烛；合卺是新婚夫妇共饮合食，表示结为一体。却扇是将挡在新娘子前的扇子撤走，让新娘子以面示人等。诸礼行完，众人告辞，撤去蜡烛，礼成。整个过程，来宾不分长幼，有的争拾钱果相戏，有的专给新娘子出难题，称为“弄妇”。
第二天，新婚夫妇拜见公婆，新娘要执竹器，内盛枣栗，比喻将尽早给夫家延续香火，然后又捧牛肉、羊肉给公婆，表示从此像孝敬父母一样孝顺公婆。此时，婚礼才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