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认为：“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为此，他明确要求不要上下雷同。对于那些只知“顺从”“顺旨”之人，他严加斥责：“你这个人从来都唯唯诺诺，没有独立见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统治的最鲜明特点就是三教并行，信仰自由，没有禁区。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始终未达独尊。三教并行，自由竞争，终唐一代。三教并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种较普遍的自由宽松空气。所以李白才敢写诗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高适也才能公然在诗中说：“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杜甫诗中也有“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这样写：“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非儒薄孔、非圣薄尊，在唐代人眼中习以为常，并不被视为大逆不道。
唐代，有些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谈论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评武后弄了太多的“内宠”，说你有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两个“男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却太多了。南宋的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他罗列一长串例证后，很是感慨地结以一句“今之诗人不敢尔”。
唐代的人们对时政的抨击也无顾忌。唐人对时政的讥讽、揭露，间或有碍作者仕途，却从没有人被指为“污蔑、攻击”而遭到贬杀。白居易的《长恨歌》涉及唐玄宗荒淫误国，《琵琶行》倾诉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还作诗纪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