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五代十国”的54年间，北方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战争频繁，政权更迭迅速。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的情况则比较好。唐朝末年，杨行密割据淮南，阻止北方战乱波及长江流域，南方诸国得以稳定内部、发展经济，比起北方来，显得较为安定，各个政权维持的时间也远比五代长。
不少中原人为了逃避北方战乱，迁徙到南方，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南方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再加上某些南方国家的君主还注意水利事业，南方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超过北方，南方的繁荣富庶与北方的萧条贫困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进一步地转移到整个南方。
经济是教育的基础，北方战争频繁，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五代在学校教育方面成果不多。各朝偶尔开设学校，但成效甚微。五代沿唐制设国子监，后唐明宗时期重视教育，天成三年（公元928年），朝廷以宰相崔协兼国子监祭酒，定国子监生二百员为额，又令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诸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学校制度逐渐完备，史称“举职”。但监生只是挂名国子监以应科举考试，并不认真读书。因此，五代的文化大大不如唐朝。
五代时，五朝元老、著名政治家冯道提议以雕版印“九经”，颁行全国。由是书籍用印刷方法渐渐通行，使后人读书较前方便，对文化的普及和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南方诸国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较为发达，加上统治阶级比较注重文化建设，因此办学效果比北方好，如南唐昇元二年（公元938年）设立太学，南汉乾亨四年（公元920年）设立学校，后蜀设立华阳县学。南唐的庐山国学、后蜀的成都学馆、闽的四门义学在历史上都有一定影响。
五代十国时，私人设立学校之风较盛，自初学文化至研读学问的学馆、书院皆有。
五代十国时期选士的制度，被称为贡举制度，也有称科举制度的。但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这一制度称为贡举。直到元朝以后，科举才被用为正式名称。由于科举考试已成为当时选拔人才的主要而有效的方式，受到各政权的高度重视，因而在多数情况下采用科举来网罗人才。教育是科举的基础，由于教育不同，北方与南方的科举状况也大有不同。
五代开科取士开始于后梁太祖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在五十多年中，科举几乎年年进行，所取以明经为多，进士只有盛唐的一半。明经考帖经、墨义比较容易，在这时成为主要进取途径。科举制度大体仍沿袭唐旧制，创建的地方很少。进士科基本属于常设不废的科目，其他诸科则或置或废，前后增减变化颇多，情况比较复杂。在实施方面，以后唐与后周较为认真。
南方科举考试制度也得以为继，和其学校教育的发展趋势相类似。南唐科举进行的次数较多，史称“先后凡十七榜”。前蜀、后蜀均有科举考试的记载，少数国家如楚国等史料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