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认为，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好大喜功、不懂得体恤民情，因此常把隋朝当作一面镜子。
李世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以民为本、以农为本的施政纲领，推动了唐初农业的大幅度发展，从而为其他经济行业带来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过去集市交易的传统是日中为市，贞观年间，由于交易的频繁，城市里出现了夜市，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经商之人遍布海内，民间有很多家财万贯的大商人，中等商人和小商贩则更多。
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但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一斗米仅值四五分钱。仅四年时间，唐王朝的社会财富骤增，秩序安定，无论人们出行多远都不需带干粮，酒馆旅店即使开在边远地区，也不愁没客源。
贞观时期人，有一大批文武精英聚集在李世民的周围。
唐太宗李世民善于笼络和使用人才。科举制度开创于隋朝，唐太宗继承并发展和健全了科举制度，使它成为贞观时期选拔人才的一个主要途径。
由于这个时代的科举考试是以延揽天下英才为第一要务，而一次考试往往无法完全考察出每个人的真实能力，故李世民允许考生进行考前自荐，也允许有名望的人向考官推荐。这样就使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有机会进入官场，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一制度健全后，不仅使民间有才之人无须凭借门第就可以进入官场，而且还可以有机会担任尚书、宰相之类的要职。科举制度网罗了大批有才之士进入政府机构，加强了政权，使他们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
李世民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是开创“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
他除了求贤若渴、善用人才以外，其从谏如流在史上也是有很好的口碑。李世民常说：“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他和魏征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段佳话，足为后世帝王垂范。
魏征是李建成的旧臣，魏征曾多次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李世民获胜后，人们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以泄愤，李世民却不但任命魏征为宰相，还和他结成了儿女亲家。魏征知恩图报，为了大唐帝国的强盛，殚尽竭虑，鞠躬尽瘁。
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时，李世民下令征兵。依照当时的唐律，年满21岁的人才能入选，但封德彝建议，凡是18岁以上、高大健壮者也可以入选。但魏征却连续四次驳回了诏令，不予签发。李世民怒责魏征，魏征却反驳道：“陛下不是说要以诚信治天下吗？唐律是国家根本，不能因个人喜好而朝令夕改，如果失信于民，以后怎么能够以诚信治天下呢？”
唐太宗转怒为喜，并不认为魏征驳了自己的面子，于是当即废除了这道谕令。
大臣马周在为官的十多年里，所上奏折大多是挑拣李世民为政的过失。他谆谆告诫李世民“天下者以人为本”，这句话被李世民视为治理天下的法宝。后来马周生病，李世民亲自为其调理汤药。
大臣王侍中晋见李世民，看到已故庐江王漂亮的妃子站在李世民身边，就故意问这女子是谁，李世民说：“这是庐江王的妃子，庐江王听说她颇有姿色，就杀死了她的丈夫，把她强占了，如此暴虐不仁，怎能不亡！”王侍中问：“那么，陛下认为庐江王是对是错呢？”李世民说：“杀人娶妻，还有什么是非可言！”王侍中反唇相讥道：“陛下既然知道庐江王做错了，为何又把他的姬妾据为己有，这不是重蹈庐江王的覆辙吗？”这不留情面的话竟使李世民大为感动：“如果不是你直言提醒，我险些为恶而不自知了。”于是李世民当即把该女子送出宫，并对王侍中给予嘉奖。
唐朝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即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通常一个政令的形成，必须先由宰相在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而唐太宗特别规定：在诏书发布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能成为国家的正式法令，然后再交由尚书省执行。唐太宗给自己设置的这一道门槛，有效地防止了决策的盲目性，减少了由于失误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帝王，也只有李世民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