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是唐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玄宗的交出政权，肃宗的接受政权，在这一交接过程中，至今留有许多谜团还没有被解开。这其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唐玄宗真的是有意传位吗？
唐肃宗李亨是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李亨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入主东宫。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安禄山来朝，李亨觉得他有谋反的迹象，于是请求玄宗诛杀安禄山，但是玄宗没有听他的话。后来，安禄山果然叛变，大兵压向京师，玄宗等仓皇向蜀郡出逃。
“马嵬坡兵变”之后，老百姓们希望皇帝不要离开宫胭陵寝所在之地。玄宗最终还是西行了，命太子李亨留在后面宣慰父老。过了一会儿，人越聚越多，竟达数千人。百姓拉住太子骑的马，太子无法前行。太子的两个儿子及李辅国劝太子留下来，以便东讨逆贼。玄宗走出了一段路，见太子不来，心中有所疑虑，无奈之下，拨给他两千人马，命他收复长安。
有学者认为，太子“不得行”是故意制造的假象。长期以来，太子李亨与父皇玄宗有较深的裂缝。玄宗曾在同日赐死三个皇子，太子李亨看在眼里，心里十分恐惧。如果继续跟随父皇到蜀郡，今后太子地位能否保住，是难以预料的。他采纳了李辅国等人的意见，让老百姓出面拦道请留，以求得发展个人势力。玄宗已经预感到太子要走自己的路了，就与太子分道扬镳了。
太子李亨率众人从奉天一路北上，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七月到达灵武。仅过三天，他就在城南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颁布诏书，大赦天下。
史书记载，太子李亨能在灵武顺利即位，其父亲玄宗的“让位”之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从《唐大诏令集》收进的《肃宗即位敕》和《肃宗即位册文》这两份官方文书来看，玄宗似乎在“马嵬坡兵变”和“安史之乱”之前就已经有厌烦每天处理朝政的情绪，并且有要传位给太子李亨的念头，“马嵬坡兵变”则让他如愿以偿。然而，只要再仔细探究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着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
从常理而言，没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封建帝王会心甘情愿地让出宝座。自汉代以来的太上皇，最后的结局大都比较凄惨。更何况唐玄宗并非碌碌无能之辈，作为一个曾经带领国家开创了令全世界叹为观止的开元盛世的皇帝，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将皇位拱手相让呢？
玄宗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在兴庆宫接受了大臣送给他的“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的徽号，并为此颁发了全国大赦文，从中看不到他一丝一毫想禅位的迹象。
事实上，李隆基、李亨父子于马嵬坡分道扬镳之后，李隆基并没有听任李亨一个人去平定叛乱，自己在成都静待佳音。相反，他在入蜀途中从容布置平叛，从未忘记自己的帝王身份。玄宗到成都后的第十四天，肃宗从灵武派出使者赴蜀，向玄宗报告即位的事情。四天后，李隆基颁布了《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太子早已即位，此诏已无任何作用，只不过是为自己被迫让位留点面子。诏中，玄宗说自己尽管已是太上皇，但是肃宗在处理军国事务后必须向他奏报。此外，他还为自己保留了以“浩旨”形式处理事务的权力，并用诏令的形式使之固定化和法律化。李隆基所做的这一切的结果，使唐朝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一个由太上皇和皇帝同为政治中心的特殊的中央政治格局。
颁诏后两天，玄宗命左相韦见素、宰相房琯等带着传国宝玉及册书到灵武，举行“传位”仪式。同一天，他命贾至写了一篇《皇帝即位册文》，让韦见素带到灵武，内中称赞肃宗有忠孝之诚，其实不过是官样文书罢了。
这一年的九月底，肃宗在顺化（今甘肃庆阳）见到了韦见素等人。韦见素等献上传国宝及册书，但肃宗不肯受，群臣固请，肃宗还是不许，就将皇权象征物传国宝和册书置于别殿，说就如孝子朝夕待奉父亲一样，每天昏定而晨省。至此，“传位”也就结束了。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在蜀郡流浪了一年多的玄宗在肃宗的迎接下回到了长安。不久，李辅国在肃宗授意下将玄宗幽禁于西内，直至最终幽愤而死。
许多人认为，尽管史书记述了众多玄宗情愿传位的资料，但从种种疑点推断玄宗禅位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他之所以会在得知肃宗灵武即位之后马上作出反应，颁布《令肃宗即位诏》和《肃宗即位册文》，其实是一种政治手段。因为此时李亨已得到朔方的支持，打出平叛旗号，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的事实，况且，这样一来，他也能名正言顺地在肃宗即位后的国家政治中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还认为，《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所提到的“内禅”“传位”之事，其实指的是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二月，玄宗意欲亲征叛军而命太子监国一事，与传位于太子并没有关系。
然而，这一切也只是推测，要真正揭开玄宗“传位”的真相，还有待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提出更多有力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