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公元580—643年），字玄成，巨鹿（今属河北）人。隋朝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后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并随李密降唐。再后，魏征为窦建德所俘，窦建德兵败后，魏征被太子李建成引为东宫僚属。“玄武门兵变”以后，魏征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侍中、监察御史。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魏征被封为郑国公，死后赐谥号“文贞”。
唐太宗的朝堂之上可谓群星闪烁，人才济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秦叔宝……他们要么是李世民的创业班底，要么是李世民的长期合作伙伴，要么和李世民有姻亲关系。
魏氏原为北齐之名门望族，魏征的父亲曾任北齐屯留令。只是魏征时并命蹇，在距他出生还有三年时，北齐就被北周消灭了；在他刚满一周岁时，北周又被杨坚的隋朝给取代了。连续的改朝换代，连续的政治洗牌，生生把原来称得上望族的魏氏弄成了寒门。
魏征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改换了五次主人。
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今河北大名东北）郡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谕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即李世绩、李 ）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李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兵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魏征的胆识和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把他引入内廷，向他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唐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魏征被升任为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做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唐太宗要使自己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唐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唐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唐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唐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
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唐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却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招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唐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唐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唐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唐太宗怀中。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群臣都请求唐太宗去泰山封禅，借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爆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魏征代王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唐太宗上疏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唐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征奉命主持编写《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绪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唐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于家中。唐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200多条，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