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拖雷在塔里寒城（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以北）附近与成吉思汗汇合，刚刚攻占了玉龙杰赤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也前来汇合。在摧毁塔里寒城后，成吉思汗穿过兴都库什山，去围攻范延（巴米安）。这次行动中，成吉思汗损失惨重，年轻的木阿秃干被杀，他是察合台的儿子，也是成吉思汗最为宠爱的孙子。一次宴会上，成吉思汗将这一噩耗亲自告诉察合台，并以札撒的名义禁止他悼念亡子。范延城被攻陷后，无一人幸免，无一物不被掠取，范延城也由此被称为“被诅咒的城市”。
与此同时，花剌子模末代苏丹摩诃末的儿子札兰丁·曼古伯惕突破了蒙古军在内萨（即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东）的防线，也因此避过了河中和呼罗珊所发生的灾难。他一路逃到了阿富汗山区腹地的加兹尼城避难。在那里，他组建了一支新军，后来在喀布尔以北的八鲁湾，即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地区打败了由失吉忽秃忽率领的一支蒙古军团。为了替副将一雪前耻，成吉思汗亲自前往加兹尼，札兰丁却在他到达前就已经逃走了。加兹尼城没有任何抵抗措施，成吉思汗则急于追赶札兰丁，而推迟了摧毁这座城市。据奈撒徽记载，在印度河岸，成吉思汗终于追上了这位花剌子模王子，并击溃了他的军队，这是在1221年11月24日。札兰丁本人则全副武装，骑着马冲入河中，冒着雨一般密集的箭逃走了。他十分幸运，抵达了彼岸，并于1221年12月赶往德里苏丹的宫廷避难。蒙古人并没有立刻追到印度境内。直到第二年，札剌儿部那颜八剌派出一支蒙古军分队，进行了一次远达木尔坦的清剿行动，然而天气酷热，短时间后只能撤退。札兰丁逃走后，他的家人落入了蒙古人手中，所有男性都被处死。
不过，之后蒙古人在八鲁湾遭遇了失败，这重新燃起了东伊朗残存的几座城市的斗志。成吉思汗首先拿加兹尼城开刀，除了少数工匠被送往蒙古外，所有城民都被处死。1221年11月，也里（赫拉特）也发起反叛，蒙古将军宴只吉围攻该城6个多月，最终于1222年6月14日攻占该城。接着，在城里开始了长达一星期的大屠杀，全城居民无一幸免。因那些返回莫夫的人们曾杀死了拖雷留在这座城里的波斯族长官，而拥戴札兰丁，失吉忽秃忽将他们全部杀死。大屠杀结束后，蒙古人假装离开，那些躲在城郊或地下室的人们以为他们真的走了，一个接着一个现身，蒙古军又再次折回，将他们全部消灭。
显而易见，比起在中国的战争，蒙古人攻占河中和东伊朗的设防城市时难度要小一些。因为在中国，居民们已经习惯了世世代代与他们为邻。另外，他们在河中和东伊朗更好地利用了当地居民。为了占领某一座城市，蒙古人将周围的农村和不设防城市的男性居民都聚集起来，开战时，将他们驱逐到护城河或城墙边，用他们的尸体将河渠填满，而他们做出反抗也能消耗城里的守军。至于这些平民百姓惨死在自己同胞手中，蒙古人是丝毫不在乎的。有时候，这些人伪装成蒙古军，每十个人举着一面蒙古旗帜，城里的守军远远看见草原上散布着的大批人马后，就深深感受到成吉思汗的震慑力。正是凭着这种阴谋诡计，一支蒙古小分队就能轻轻松松迫使敌人投降，事后，这些百姓失去了利用价值，都被处死。这种恐怖的阴谋在蒙古人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的影响下，不断发展而臻于完善，成了他们常用的战略战术。成吉思汗正是用不花剌抓来的俘虏攻打撒麻耳干，接着，又用撒麻耳干的俘虏来攻打玉龙杰赤；拖雷也正是利用了呼罗珊的村民夺取了莫夫城。恐惧与沮丧如同龙卷风一般席卷，以至于人们完全丧失了斗志。内萨城沦陷时，蒙古人将居民赶到了一片开阔的空地上，让他们互相将手捆绑在身后。内萨的穆罕默德如此记载道：“他们毫不抵抗，都投降了，如果他们四散逃开，逃亡附近的山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幸免。但他们互相将手捆在了身后，蒙古人将他们团团围住，用箭将他们射死，男女老少无一幸免。”
蒙古人对其占领地秩序的行政意识和军事意识一直很强烈。当他们撤退时，都会留下一个达鲁花赤来管理幸存下来的1/5的居民。达鲁花赤属于平民官衔，通常由回鹘人、波斯人担任，另外还配有书记员，负责整理用回鹘文或波斯文书写的名册。
成吉思汗对东伊朗造成的破坏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很多城市时至今日仍残留着蒙古人破坏的痕迹。15世纪时，在沙哈鲁、兀鲁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的统治下，这些地区发生了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也没能让它们完全恢复过来。虽然成吉思汗给阿拉伯—波斯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他本人并不敌视伊斯兰教。出于伊斯兰教义有与蒙古习俗相抵触的某些部分，他不得不颁布某些与伊斯兰教义相悖的禁令，但这并非出于恶意而为之。他在蒙古西南边境上制造了一个人为的草原地带，作为保护带，以防止蒙古帝国受到侵犯。由此可见，他身上具有某种双重性，他是统治者和游牧者双重身份的统一。作为草原的统治者，他反对宗教战争；而作为游牧者，他对定居生活并不了解，所以为了便于管理，他常常摧毁定居者建立的城市文明，把农耕地变为适合蒙古人生活方式的牧场。
战后，成吉思汗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阿富汗逗留了一段时间。1222年5月，全真教道士丘处机访问了他。早在1220年，他就向丘处机发出了邀请，丘处机经过回鹘地区、阿力麻里、怛逻斯河和撒麻耳干后才抵达。而成吉思汗的目的就是为从道教那里获得长生不死的神奇仙丹。
1222年秋天，成吉思汗再次渡过阿姆河，沿着不花剌一路前进。在不花剌，出于好奇，他询问了有关伊斯兰教的教义。除了去麦加朝圣一事外，他对其他的教义都表示赞同。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前往麦加朝圣，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归宿，也就是蒙古语中所指的“腾格里”或长生天。在撒麻耳干，他指出自己已经取代了苏丹摩诃末，因此下令穆斯林祈祷者以他的名义祈祷。他甚至免除了穆斯林教士伊玛目和民事法官卡迪的赋税，以此表明他对穆斯林世界犯下的种种暴行是出于战争目的，与宗教无关。1223年春天，在塔什干附近的奇尔奇克河河谷地区，成吉思汗举行了一次觐见礼。接着，他又与他的儿子们在亚历山大山，即今天的吉尔吉斯山以北的忽兰巴什草原上召开了一次库里勒台。同时，他的军队还开展了一次规模浩大的狩猎活动。在怛逻斯河和楚河草原上，他度过了这年夏天，第二年夏天则是在额尔齐斯河河畔度过的。1225年，成吉思汗班师回朝，回到蒙古。
七、哲别和速不台入侵波斯和俄罗斯
在讲述成吉思汗在中国的最后战争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他手下的两名大将—哲别和速不台巴阿秃儿远征里海的情景。
这两名蒙古军队中最为杰出的将领率领着2.5万人组成的骑兵团一路追逐着逃亡的苏丹摩诃末。摩诃末死后，他们继续向西进军，洗劫了剌夷城，这座有名的陶瓷之都，经过此次灾难后，彻底从历史上消失了。此后，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向他们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去毁掉死敌什叶派的中心城市库木，哲别和速不台当然乐意帮这个忙。但因为哈马丹已经投降，他们只索取了大量赎金，而没有屠城。之后，他们又摧毁了赞詹，并攻占可疾云，可疾云的居民也遭到屠杀。而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者老月即别—阿塞拜疆的最后一位突厥阿塔卑（即封建主）因为向蒙古人大量行贿，才使桃里寺城得以幸免。哲别和速不台继续前进，在隆冬时节穿过了木干草原，即今阿塞拜疆共和国阿拉斯河下游地区，入侵了谷儿只。这是一个基督教王国，当时在布里安特的统治之下，正值鼎盛时期。1221年2月，哲别和速不台在第比利斯击溃了谷儿只军，随后采用了一贯的战术，即强迫俘虏率先冲向城堡，如果有人退缩不前就将其杀掉，城市陷落后就开始了屠杀行动，然后假装撤走，藏起来的居民信以为真，后卫部队又如旋风般折回，将他们杀死。此后，他们从谷儿只返回阿哲儿拜占，攻打蔑剌合，即今天的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此后，他们将目标瞄准巴格达，妄图推翻阿拔斯朝哈里发的统治。如果他们的计划得以实现，对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与此同时，十字军已经侵入了埃及，并占领了达米埃塔，聚集在达古格的少数阿拔斯军根本无力保全伊拉克阿拉比。但巴格达的哈里发很幸运，哲别和速不台最终改变计划，放弃了攻打巴格达，转而返回哈马丹，再次向他们索要赎金。这一次，哈马丹的居民进行了反抗，但很快该城就被蒙古军攻陷，全城居民都被屠杀，城池也被焚毁。之后这两位副将从哈马丹出发，返回了谷儿只。
当时的欧洲，谷儿只骑兵是最为彪悍的骑士之一，但速不台佯装败退，将他们诱入埋伏圈，哲别早就等在那里，将他们一举击溃。谷儿只人认为他们很幸运地保全了梯弗里斯城，尽管作为代价他们必须听命于蒙古人，将该国南方夷为平地。接着，蒙古军进攻失儿湾，他们洗劫了沙马哈。然后，他们经过打耳班，突袭了高加索北部草原，在那里，他们与当地民族同盟军发生了冲突，盟军包括古代萨尔马特人的后裔—阿兰人，他们也是东正教徒，以及列兹基人和契尔克斯人，这三支都属于高加索人种，此外还有钦察突厥人。哲别和速不台向突厥—蒙古种人的同胞求助，并将战利品分给各部落，在他们的策划下，钦察人背叛了同盟。他们各个击破，打败了同盟中的其他成员，最后迅速地追上并击败了钦察人，夺回了分给他们的战利品。
当时，钦察人求助于罗斯人，一位名为忽滩的钦察可汗将女儿嫁给了加利奇的罗斯王公“勇士密赤思腊”。在他的鼓动下，他的女婿和其他罗斯王公一同反对蒙古人。加利奇、乞瓦、切尔尼戈夫和斯摩棱斯克的王公们率领着一支由8万人组成的罗斯军队，沿着第聂伯河一路直下，聚集在了亚历山德罗夫邻地霍蒂萨附近。蒙古军为了消磨敌人的耐心选择退而不战，直到敌军变得不耐烦，并且各个军团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才开始进攻。1222年5月31日，双方在卡利米乌斯河附近展开激战，加利奇王和钦察人为了逞能，没有等待乞瓦军队到达，就投入了战斗，结果被蒙古军击溃，只能落荒而逃。只留下乞瓦王公固守营地三天后不战而降。没过多久，投降后的乞瓦王公和他麾下的全部士兵都被处死了。
这是罗斯人遭遇的第一次灾难，并未立即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弗拉基米尔的尤里大公没来得及率军来到迦勒迦河，他的军队得以完整保留。蒙古人满足于抢夺萨波罗什城里内热那亚人的店铺，并没有对罗斯人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后，哲别和速不台在察里津附近渡过了伏尔加河，打败了卡马河畔的保加尔人和乌拉尔山区的康里突厥人。这次声势浩大的大劫掠之后，他们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回到了锡尔河北部的草原，与成吉思汗的大军胜利会师。
八、成吉思汗的最后岁月
1225年春天，成吉思汗回到蒙古，在鄂尔浑河的支流土兀剌河畔的营帐中平静地度过了1225—1226年的两年时间。现在的他，足以使北京到伏尔加河的世界为之震颤。他派出了长子术赤负责统治咸海至里海之间的广阔草原，在术赤的统治末期，他执行着一种分裂政策，越来越难以驾驭，成吉思汗深感焦虑。然而，事实上这对父子的公开分裂可能在此之前就发生了，1227年2月，术赤去世，使得二人的矛盾未能公开激化。
成吉思汗还领导了另一次战争，反唐兀惕人在甘肃建立的西夏国。尽管此时西夏王已经成了蒙古人的属臣，但他们不履行职责，不愿派出军队参与攻打花剌子模的战争。当时蒙古人正式要求援助，而一位名叫阿沙甘不的唐兀惕显贵以其主人的名义对他极尽嘲讽之能事，回答道，如果成吉思汗手中没有足够的军队，那他就不配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此放肆的行为是不能被宽恕的。在处理完花剌子模的事务后，成吉思汗决定予以回击。正如弗拉基米尔佐夫所指出的那样，成吉思汗很清楚，为了完成对中国北部金朝的征服，蒙古人必须直接占领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于是，1226年秋，他开始征讨西夏，同年年底占领了灵州，1227年春天，开始围攻西夏的都城。就像之前对付阿富汗一样，成吉思汗又一次采取了恐怖手段。为了躲避蒙古人带来的噩梦，西夏人四处躲藏，但还是死伤惨重，尸骨遍野。围攻宁夏时，成吉思汗在今平凉西北的清水河畔和隆德地区安营扎寨。1227年8月18日，他在平凉以西地区去世，享年65岁。此后不久，蒙古军攻下宁夏，并按照成吉思汗最后下达的命令，屠杀了全城的居民。其中一部分唐兀惕人被分配给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妻子—皇后也速亦，在这次战争中，她始终陪伴在成吉思汗身旁。
蒙古人将成吉思汗安葬在斡难河和克鲁伦河源头的肯特山上。1229年，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以蒙古人的方式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按照习俗，他们不仅为成吉思汗的灵魂供应三日饭菜，还从那颜和将军家族中挑选了四十名美女，并让她们身着华服，连同骏马，一起为成吉思汗殉葬了。
九、成吉思汗的性格与成就
成吉思汗是12世纪草原牧民入侵定居文明的典型。的确，在他的先辈中从没有人留下如此让人恐惧的名声。他将恐怖演变为一种政体，让屠杀成为一种蓄意而有条不紊的制度。然而，我们应该记住，他的残暴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他周围复杂而危险的环境造就的。成吉思汗这位蒙古征服者推行集体处死的政策，构成了战争体系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游牧民手中的一种武器，用以对付那些没有及时投降的定居民族，尤其是那些投降后又反叛的人。更糟糕的是，这位游牧人对农业和都市经济一无所知，在征服了东伊朗和中国北方后，他夷平了城市，破坏了农田，使这些地区成了草原，在他看来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1219年，在李志常的提议下，成吉思汗修建了道教碑。碑文以富有哲理的道教语言精辟地概括了这位游牧皇帝的生活方式及丰功伟绩：“天厌中原骄华大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佑，获承至尊。”1229年，此碑落成。
根据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周边环境和种族结构推测，他应该是一个有着健全常识、勤于思考、从善如流且善于权衡利弊、把握时机的人。他忠于友谊，对那些坚定不移地追随他的人十分慷慨，而且满怀深情。他具有游牧民统治者的素质，却对定居经济概念模糊。在这一限度内，他展现出了在秩序和统治方面的天赋。在他身上，粗野的蛮族感情与崇高的思想融合在一起，虽然他为穆斯林作家们所诅咒，但正是靠着这种思想他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他对叛逆者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对于卖主求荣、做人没有原则的小人，他都下令处死；对于那些忠贞不贰之人，即使是来自敌方阵营，他也会予以奖励，并努力吸纳他们为己所用。《蒙古史集》和《蒙古秘史》都记载了他诸如此类的诸多品质，他不仅能在困境中全身而退，而且他的统治也有着健全的道德基础。他坚定不移地保护着弱者，并因此获得人们的尊重。汪古部首领阿剌忽失的斤与他一同对抗乃蛮人而被谋杀，成吉思汗后来不仅恢复了该家族的首领地位，还将其子纳为部属，并嫁女儿给他为妻，确保其家族财产不受侵害。回鹘人和契丹人都是过往战争中的失败者，但他发现这些人值得信赖，而将其纳入受保护的同盟者行列。辽东地区，契丹王耶律留哥一开始就是成吉思汗的属臣，在与花剌子模作战期间他去世了。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最后一次战争时，耶律留哥的遗孀前来拜访他。成吉思汗仁厚地欢迎了她，并如慈父般关怀她和她的两个儿子。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和极端的谦恭，他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贵族。他虽然贵为皇帝，却始终保持着谦恭的态度，从没有因为位高权重而趾高气扬。
最后，虽然成吉思汗坚定不移地执行着他的政策，但他对文明并非完全抗拒。他的许多辅臣成了他的良师益友：回鹘人塔塔统阿成了他的大臣，并在末代乃蛮王宫中担任要职，他还教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学习回鹘文。穆斯林牙剌瓦赤成了他在河中地区的代理人，是当地的第一位蒙古长官。已经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成功地引导成吉思汗接触了一些中国文化，并在战争过程中成功斡旋，避免了一些大屠杀的发生。除此之外，耶律楚材的传记中还记载，他费尽心力地从蒙古人劫掠和烧毁的城镇中收集医书，并负责寻找药材，以此来预防因为大屠杀引发的流行病。尽管他对蒙古政府和成吉思汗家族忠心耿耿，但在为某些被认为有罪的城市或地区乞求宽恕时，他时常难以掩饰自己的感情。窝阔台总是问他：“你还要为那些人而伤心？”雷慕沙记载道：“耶律楚材身上流淌着鞑靼人的血，又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天生的调停者。”他竭尽所能地向统治者宣扬施行仁政的好处，这一点他十分明智。
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最后一战时，一位蒙古将军提出，他刚刚征服的汉人无力参战，最好将他们全都处死，这样就可以将这片土地作为骑兵的牧场，而这些被征服的汉人多达一千余万。成吉思汗很欣赏这一提议，却遭到耶律楚材的反对，他向蒙古人解释说，从农田或者其他劳作中也可以获利，这一点是蒙古人不知道的。他提出，可以对土地和各种商业行为征税，他们每年可以从中获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最终，他成功说服成吉思汗拟定了各种税收制度。
在耶律楚材和回鹘辅臣们的推动下，蒙古行政机构的雏形逐渐形成，尽管它仍伴随着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当然，这与成吉思汗的文化倾向也不无关系。他格外亲近契丹人和回鹘人，因为二者是突厥—蒙古社会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两支。契丹人耶律楚材让蒙古帝国在保持其独特民族性的前提下，接触了中国文化；而回鹘人和蒙古人分享了鄂尔泽和吐鲁番的古代突厥文明，分享了叙利亚的、摩尼教—聂思托里安教和佛教传统的全部遗产。诚然，成吉思汗和他的直接继承者正是从回鹘人那里学到了如何使用民政管理机构，就像回鹘人教授他们语言和文字一样。后来，蒙古人又根据回鹘文创造了蒙古字母，二者大同小异。
大屠杀渐渐被人们所遗忘，而成吉思汗的札撒和回鹘人行政体系的混合体构成的蒙古行政机构仍在继续成长着。虽然它仍不尽完善，但终将有利于文明。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成吉思汗同一时代的人对他做了很高的评价。马可·波罗说：“他的去世是一大遗憾，因为他是一个正义、明智的人。”约因维尔说：“他使人民保持了和平。”表面上看来，这些结论如此荒谬，实则不无道理。正是因为将所有的突厥—蒙古民族统一在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之中，正是因为在从中国到里海的范围内强制推行铁血纪律，成吉思汗才平息了无休止的内战，为商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环境。阿布哈齐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从伊朗到图兰[ 突厥人的地区。]之间的一切地区内是如此平静，以致一个头顶大金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暴力。”在整个蒙古和突厥斯坦地区，铁血札撒建立起了一块“成吉思汗和平碑”。在他所处的时代，札撒无疑是可怕的，但是在他的继承者们的统治时代，札撒渐渐变得温和了一些，并为14世纪的旅行家们的成就提供了可能性。毋庸置疑，成吉思汗堪称是野蛮人中的亚历山大，他开辟了一条通往文明的新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