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突厥。Turcs的中国名称是“T'ou-Kiue”。这个词的起源，由于蒙古语此词的复数为Turkut。参阅伯希和《突厥考》，《通报》，1915，687，又同书，1929，250。这可能是属于蒙古种的阿瓦尔人（Avar）或蠕蠕人（Jouan-Jouan）将这个蒙古形式传给中国人。
〔2〕“关于魏人，据《南齐书》里面所保存的魏的字表，似乎无宁将他们归属于突厥种”。（伯希和，《通报》，1921，328）“我已经说过，魏人不应该有如一般所常说的是东胡人，而是突厥人或蒙古人。魏的文字近似突厥，而咸真（Yam-Tchin）这一字更可以支持其有独特的突厥族属关系之说……”（伯希和，《通报》，1930，195）。（按：这里说“字表”，《南齐书》里面没有北魏字表，仅在该书的“魏虏传”里面有许多北魏词汇。）［翁按：在拓拔语言，谓乘驿传人为咸真。东方突厥语，谓驿马，驿金曰Yam，谓竖夫曰Yam dji。俄语谓驿村曰Yam，谓驿夫曰Yamčik。咸真的译音则为Ham-čin（粤语读咸为Ham）。而蒙古语谓驿站为Jam则是出于中国的站字，突厥语以Y代J，因此伯希和举出此字以为拓拔是源出突厥的佐证。可参阅日人白鸟库吉所著《东胡民族考》，页185。］［翁又按：元魏宣帝推寅由乌洛侯国南迁，乌洛侯即乌洛俟（侯字乃俟字之误），俄国在叶尼塞河上游有吐瓦（Tuva）部落与喀和喀（Khakassian）、乌洛俟（Oirots）和雅库特（Yakut）皆属突厥种，所以元魏拓拔氏为突厥人是有历史根据的。）
〔3〕在蠕蠕人之前，蒙古人种无疑曾以鲜卑（Sien-pi或Sien-pei）人出现在历史上。鲜卑人在公元三世纪曾一度称霸东蒙古，又于四世纪，其慕容家族征服中国东北的一部分。伯希和先生实际上是“趋向于承认鲜卑人为蒙古种。”（《通报》，1921，326）中文的译音鲜卑联系到一种原名，即“Sarbi”（同上引，331）。鲜卑的一个部落即吐谷浑（Tou-yu-houen），它在四世纪初年，从辽河移徙至青海，在那里一直存在至于663年，并且他们曾以“阿柴”（A-za）（A-ja）之名被吐蕃人所知道。“吐谷浑”这个中国译音，伯希和将它联系到一种原名“Tyoughoun, Touighoun”。（伯希和，“Note sur les T'ou-yu-houn”，《通报》，1921，322和1936，368）（按：吐谷浑应读如突欲魂，不应作俗音读，所以这里的译音为Tou-yu-houn等等。）吐谷浑人因此也是蒙古人。伯希和先生在事实上是从中国的译音t'ou-yu-houen找出蒙古词汇来。（《通报》，1921，323—330，和1929，250）此外，“这并非不可能，这个古老的名称‘鲜卑’在唐代室韦部落里面曾出现。”（伯希和，《通报》，1929，142）如果是这样，则汉代的鲜卑人将是室韦人的祖先，室韦人在唐代曾占据东蒙古的一部分，在他们里面，有蒙兀之名，人们认为这是蒙古这个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伯希和，《通报》，1921，326）（翁按：Sarbi恐是Saibi之误，史记匈奴传“胥纰”，汉书作“犀毗”或“犀比”，阮元谓：“胥纰、犀毗、鲜卑、犀比，声相近而文互异，其实一也。”唐韵“鲜”，相然切，古音犀，皆读如Sai（粤语今仍读犀如Sai）这里举出的Saibi这一名词即是犀比，乃见诸汉书，为最古老鲜卑的对译。）
〔4〕关于哒人，参看Albert Herrmann, Asia Major, II，1925，572。至于蠕蠕人或阿瓦尔人，伯希和的意见认为，他们在本质上是原始的蒙古人（Prato-Mongol）（伯希和，《通报》，1921，328）。G.B.博士以为蠕蠕可能是鄂尔浑碑文上面的Apar（汤姆生，《鄂尔浑碑文》，页98），由此拜占廷学者们称他们为Abares。艾伯特·赫尔曼先生以为阿瓦尔人就是哒人（《中国地图》，第31张）。马迦特（Marquart）欲从他们的梵文名称哒或白匈奴（Cvêta Hoûna）而推求他们的蒙古名称：Tchaghan Qoun。伯希和对此保留意见，《库蛮考》，《亚洲学报》，1929，I，141。
〔5〕契丹（Khitaï或Qitaï）已经见于八世纪初年的鄂尔浑突厥碑文（例如汤姆生，《鄂尔浑碑文》页98，在这里面，“Qytaï”见于Otouz Tatar或三十姓塔塔儿字样的旁边）。
G.B.博士说，“在蒙古语里面还可以遇见（Khitaï或Qitaï）这一种形式（单数的形式），例如在近代语言里面：用中文的意义作tchitai（en Chironghol）。但是在蒙古的文件里面，只保留复数的形式：Kitat（乞答惕）（《秘史》，53，132，247，248，250，251，263，266，271，272各节）。
中国的史料称这个民族为契丹（K'i-tan, Kidan）。关于他们的语言具有蒙古的特点这一点，根据遗留下来到我们的很少材料，似乎这种语言是蒙古的方言而带有强烈的颚音，因为和通古斯人接触的缘故。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1.146—147，和同书，1922，22；以及G.B.博士的《Writing and language of the K'i-tan》（《契丹的文字和语言》）（in Salmony, Sino-Siberan art. Loo, éditeur, 1939）。关于契丹语言，还可以看Shirokogoroff，《北方东胡人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上海，1933（该书页85说：“达呼尔（Dahurs）人自以为是契丹人的直系子孙。然而这不是说契丹人而是东胡人”。）此外还有Rolf Stein的《辽史》，见通报XXXV，1—3，1939，页25。——著名的耶律楚材（参阅本书第三章 第21节）好像是认识契丹文字的最后一人（王国维之说，见伯希和，《通报》,1929，160—161）。
〔6〕在这里用“突厥”（T'ou-Kiue）突厥人这个名称，因为这是由于这种重复语，人们习惯于称呼他们。我要弥补我在《草原帝国》里面页135的一个遗漏，关于一个从620—630年君临东突厥的可汗，他于624年威胁中国的国都长安或西安府。据中国的对音，这个可汗名叫颉利（Hie-li）。伯希和先生指出，这个对音应该包括突厥的头衔“el”在内。“颉利是一个可汗（El-qaghan），是一个伊儿汗（Ilkhan）”（伯希和，《通报》，1929，210）。
〔7〕有许多头銜，主要的如可汗（Qaghan）、汗（Khan）、特勤或的斤（Tégin）、答剌罕（Tarqan）似乎都是当公元四世纪时候，突厥（T'ou-Kiue）人从他们的先驱者蠕蠕人那里转贩而来的，而蠕蠕人，上面说过，应该是属于蒙古种。因此这些头衔都是“蒙古的”（＝原始蒙古的）头衔。由此可见，原始蒙古人（Proto-mongols）将他们文化里面几个主要的词汇传给历史上最初的突厥人，无论如何，曾传给他们一部分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词汇。（参阅伯希和，《通报》，1915，687；1927，151；1929，250）
〔8〕附注所说林木中人，有一个古老的证明关于原始蒙古人本质上是森林人。有如唐代的室韦人，《辽史》供给这种证明：“室韦人制牛车如突厥人，但不居毡帐，平时结树枝为庐舍”。（《辽史》，Rolf Stein译，《通报》，1939，XXXV，1—3，页19）
